1 抗战时期“流浪儿童”文学出现的历史文化背景
1.1 时代镜像：文学与乱世的互为呼应
翻阅抗战时期“流浪儿童”文学作品，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以“流浪儿童”为写作对象以及‘流浪+革命’题材的作品，作者大部分都是左联作家，例如沙汀、茅盾、张天翼等。究其原因，是因为 1928 年普罗文学的兴起和之后革命文学的倡导都促使和影响了左联的成立和发展。而左翼文学运动中对于现实主义的倡导和对主观主义、浪漫主义的批判和摒弃，更加强调人民的阶级性、革命性，重新审视人与社会的关系 。特别是周扬 1933 年在《现代》杂志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其中提出的真实性原则、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观点都极大的影响了左翼文学的创作。因此，可以看出左翼文学创作特点包含了现实性和典型性，而这种创作特点也成为了抗战时期“流浪儿童”文学萌芽的基础。
作为左联一份子的沙汀的《码头上》则秉持了真实性、典型性书写原则的作品。小说真实地描绘了战争时期“码头”这一典型环境中流浪儿童形象及其性格特征。茅盾在《大鼻子的故事》中则细致地描绘了大鼻子所住之“家”的典型环境以此突显环境的恶劣和大鼻子在此环境中所形成的优“劣”品格。其次“左翼文学所追求的‘时代性’是一种现代性的自觉意识，这种现代性的自觉意识表现为“强烈的对社会公正的吁求和参与改造社会的实践性活动。”①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正经历着巨大的民族危机和国家动荡，残酷的战争将儿童、妇女变成牺牲品，战事的发展更导致了大量儿童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或呵护备至的亲人，被迫离家出走开始流浪，以及流浪儿童数量不断增加逐渐由个别演变为社会群体现象。面对以上种种情况，左翼作家强烈的社会改造感和实践性使得其将自身对于底层弱者的同情、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以及对社会改造的强烈热情理所应当地通过笔墨抒发出来。作家们通过作品，一方面真实呈现了流浪儿童的悲惨遭遇，对这些战争下的孩童表达了最真挚的人道主义同情以及对黑暗社会的犀利批判；另一方面，作家们也借“儿童”寄予各自情怀，或以儿童为国之未来，遂坚持启蒙心智以挽救祖国的理念；或将爱国情怀、抗战精神置于“童心”之中，儿童流浪的归宿即是国家民族之生存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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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学浸染
1.2.1 国内“流浪儿童”文学的沿革
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虽没有出现“流浪儿童”代表性文学作品，但是晚清时期国外“流浪儿童”文学的译介不少，这也对国内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至五四时期出现儿童流浪题材作品，如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作品对“流浪儿童”的流浪体验和反抗精神多有展示，这一特点延续到了抗战时期的“流浪儿童”。《少年漂泊者》小说主人公汪中出身于佃户家庭，需要交纳课租给地主。然而由于受灾交不起租金，父亲前去地主刘老爷家说情遭受毒打。第二天刘老爷还派来伙计打砸家当，父亲当场被气死，母亲也自刎于父亲床前。父母双亡的汪中就此开始了自己的漂泊之旅，途中遭遇试图猥亵他的先生、欺侮责骂他的掌柜老板、压榨他的东家和伙计等。“在汪中身上集合了当时各个受压迫阶层的特质，这种特殊的身份定位使汪中成为被压迫者的广谱的象征符号。”②遭受各种压迫的汪中展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他在失去双亲时呐喊道：“万恶的社会给与我的痛苦愈多，更把我的反抗性愈养成得坚硬了——我到现在还是一个漂泊的少年，一个至死不屈服于黑暗的少年。”③为反抗不公的命运，汪中打算入伙当土匪，帮扶穷人，后来不畏收留自己的老板的压力，巧用传书人同其女儿以诗传情；在玉梅被婚约压迫时，更大胆将自己感情和请求说与老板，坚定捍卫自己的爱情。知晓老板雇凶杀害宣扬抵制日货学生的计划时，义无反顾地通风报信。在生存和大义的抉择面前，汪中毅然选择了大义与良知。汪中一路的流浪与漂泊，也是一次次反抗坚持的过程。汪中是“最先出现的是具有革命倾向的个人奋斗的英雄”。这种少年漂泊者的反抗精神也一直延续到了抗战时期，并且由于民族危难的加深，其反抗精神远甚于五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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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抗战时期“流浪儿童”命运轨迹的文化解读
2.1 流浪起点：生存与追寻
抗战时期“流浪儿童”文学中儿童流浪的动因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因为战乱失去家园，无法生存而被迫流浪。因为儿童在面对战争暴虐、日军杀戮是毫无能力与之对抗的，唯一能够生存下去的方式就是流浪漂泊。贺宜在《满桂子》中通过满桂子的悲惨遭遇就揭示了战争对儿童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戕害。满桂子的家乡被日军占领，曾经熟悉的树梢挂满了陌生的太阳旗，村民一夜之间身首异处。满桂子更是亲眼目睹年轻女性被奸杀，母亲、妹妹被杀害的惨状。家园崩毁，家人罹难，年幼的满桂子被迅速抛离出熟悉的家园，沦为流浪的小乞丐，第一次直面生存与死亡的考验。而父亲的突然消失更加速了满桂子精神世界的崩塌，最终命丧车轮之下。沙汀《码头上》中的阿遂等人是一群在码头上讨生活的流浪儿童。他们在被人问及家在何处时，其闪回的回忆告诉读者流浪真相:“饥饿和地主把农夫们从四面漏风的茅屋里赶出来”，“是驱逐，袭击??”①由于战争和灾害的侵袭，他们失去家园和亲人，独自在码头过着漂泊的日子。流浪儿童这种漂泊无依，力量弱小的形象不正是民族身陷危难，面对外来入侵，试图反击却因实力悬殊而不得不被迫让出土地的困难处境的象征吗？国家民族灾难的宏大叙事借由流浪儿童群体的受难而得到书写与传递。
第二种流浪则是主动的选择。主动性流浪可具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找寻自我存在价值而自发选择的流浪。在这些儿童身上，虽然也有着对于无法冲出困境的困惑和烦躁，但却有着对自我价值的追寻以及为之奋斗的决心。《新木偶奇遇记》中匹诺曹试图通过书本来挽救和建立国家，既实现自己自身存在价值，也成为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有用的人而选择了离家在外刻苦学习。《虾球传》中的虾球最初靠卖面包生活。为避免销售滞销而选择让人赊账，因此受到了母亲严厉的责骂，虾球在巨大的压力下选择了离家出走，去社会中找寻自己真正的人生价值。虾球并不想一辈子只是单纯卖面包，所以在流浪之初给自己打气道：“我难道找不到一样工作可以活命么？难道要永远做小贩受尽英国鬼子的气？香港几百万人都活下来了，我总不相信就会饿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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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流浪：成长、失心与歧途
儿童因身心均处于成长阶段，正是性格与精神品格形塑的重要时期。“流浪”的生活方式将儿童提前放置于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加之战争所带来的巨大身心冲击，成长或堕落，就成为流浪儿童面临的重大考验与选择。意志坚定则能在逆境中突破自我，找到人生价值之所在，有所成长。但若意志脆弱，流浪儿童则可能难抵精神压力而造成精神失常或者受人蛊惑而迷失自我，最终踏上“失心”结局或走上歧途。抗战时期的“流浪儿童”文学中更多是呈现，流浪儿童历经险阻，抵御外侵，身心均得到成长的过程。而流浪儿童的成长同时也与国家、民族命运相交织，“向善”的力量与朴素的生命意识相激荡，童心与爱国心相交融。流浪儿童也逐渐由挣扎于生存困境中的流浪儿蜕变为保家卫国的小战士。流浪儿童从底层弱者到强者的转变更是寄予了知识分子的对民族危难境况的希冀，因为“儿童弱者的身份与近代中国的弱者记忆是相互关联的。这种‘弱者’的地位使众多知识分子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他们将目标聚焦于中国走出弱者处境以及中国强大起来的目标上。”①因此作家们“借助儿童的这种弱者身份，成人作家将国家‘种性’和‘族性’的提升寄望于儿童弱者身份的现代变革。”
2.2.1 流浪中的双重成长
成长，首先表现为个体人性的完善与提升，这其中人性“向善”的力量在战火中尤显珍贵。流浪儿童因其自身生存的艰难性、个体力量的弱小性很难生存下来，因此特别需要个体之间的分工合作和彼此保护，只有凝聚起同伴们的力量才能使生存相对得到保障，所以大部分流浪儿童之间都是一种互帮互助的关系。《乐园进行曲》中抗战儿童工作团成员之一陈全因惊吓过度而发疯时，船只需要改为物资船。儿童团不得不徒步进行宣传救亡，但他们却并未丢弃伙伴，而是彼此扶持不离不弃，听从命令，团结一致最终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战争毁灭人，但同时也可能是人性的试金石与净化器。在死亡、个人利益受损时，趋善、坚守住美好人性，对于流浪中的儿童而言不吝是最好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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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小说、童话.................................. 30
3.2 儿童剧.................................. 37
3.3 连环画........................ 41
4 抗战时期“流浪儿童”文学之批评.................................... 46
4.1 抗战时期“流浪儿童”文学的意义............................... 46
4.2 局限性....................................................... 47
4 抗战时期“流浪儿童”文学之批评
4.1 抗战时期“流浪儿童”文学的意义
首先抗战时期“流浪儿童”文学是对民族危亡、寻找出路过程的真实再现，并通过儿童这一特殊视角对战争进行了重新的审视。抗战时期“流浪儿童”文学无论是现实主义批判性还是浪漫主义冒险性其作品呈现的都是现实化的，通过这种现实化来强调现实的严峻和残酷，促进儿童成长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抗战”是整个时期的文学基调和主题。通过儿童视角来反映社会现状，突出儿童主体位置，采用儿童语言和逻辑思维，流浪儿童的成长也象征着民族存亡。用儿童单纯天真的目光审视惨绝人寰的战争，从最原始、幼稚的内心感受来反衬出战争的残暴和愚昧以此来反思战争和成人世界的荒谬。“借助儿童视角来建构中国形象，将儿童这一主体与现代国家的设想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一种‘经验世界’的情感和想象空间的精神化呈现，其性质是对现代中国的一种价值重建与意义重构。”
由于是儿童文学的书写，作家普遍祛除了复杂的写作技巧，解构了深奥难解的主题意蕴，用儿童文学书写的简单来突显战争的复杂，用儿童纯真感知来呈现最真实的战争全貌，深刻地鞭笞反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呼吁世界和平。“儿童，在战时中国被当时的知识分子视为国家、家庭及学校的连接点，是对中国普通民众与家庭妇女进行抗战宣传的一个有效中介。”②文学也具有一定的宣传性，所以虽然抗战时期“流浪儿童”文学体现出了受到国外儿童文学的浸染，人道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影响的特点，但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伦理性的强大使得“流浪儿童”文学没有办法做到纯粹的浪漫、唯美，而是将伦理和政治融入其中，而战争带来的危机更是加重了文学政治教育的功能。作品通过对抗战时期流浪儿童形象的塑造，描绘其流浪到革命的经历，从流浪者到革命者（小英雄）的成长变化，较好的展现出了苦难型儿童到革命英雄型儿童的身份转变，从其不幸但坚强不屈的事迹中提炼出有价值的教育和指导意义，以此来渲染一种爱国、集体、英雄主义精神环境，完成国家意志对青少年宣传教化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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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