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底层叙事的话语空间
第一节 底层叙事的社会语境
20 世纪 20 年代末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至 1930 年代左翼文学进入高潮，作家们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展现被压迫被忽略的底层大众，文学作品因此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同传统的审美形态相比，左翼文学在艺术上显得幼稚、粗陋、简单，但在语言和叙述立场上无疑是鲜活的、生动的、朴素的，是直接从底层和人性内部迸发出来的”。②如安敏成所说：“1930 年代小说真正的戏剧性恰恰在这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主动摆脱自我的冷漠，不断尝试突破，去遭遇——去创造——大众，这个崭新的实体。”③左翼文学从一开始就把文学作为大众的传声筒，这一时期的创作中，作家对社会现实的认识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尝试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生活，整体上提升了作品的思想性。
鲁迅作为文学革命的先行者，在 20 年代就将底层民众作为文学主要的观照对象，同时高举“为人生”的文学旗帜，要求文学作品一定要真诚而深刻地看取人生，写出人生的血和肉，从而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直面现实人生的写作传统。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继承并发展了“五四”时期“平民文学”、“人的文学”的思想理念，把视角放在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况上，以饱含血和泪的感情诉说底层社会的悲凉，以唤取社会的公平正义。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也都是从底层写作的视角来拷问中国民众的灵魂，以揭露病态社会，他所塑造出的典型底层形象直指国民劣根性，与其说这是一种揭露不如说是一种民族自省。鲁迅对底层的文学观照真实而深刻，在底层写作上做到了开始即巅峰的状态，在鲁迅乡土小说的影响下，陆续出现更多的作家开始关注乡村的民俗风情，关注农村这块广袤土地上的中国儿女，刻画出更多的农民形象。受鲁迅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作家如叶紫、茅盾、萧红、吴组缃等，都为乡土小说做出了突出贡献。1930 年代的左翼文学继承了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中关注底层民生的一面，并把关注底层从农民扩展至工人群体，体现出一种心怀民生、情系天下的写作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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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底层叙事之于蒋牧良
鲁迅曾说：“真正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③而蒋牧良就是这样一位猛士，他用一杆笔蘸着动乱时代的血和泪，写下荡气回肠的篇章，他的小说，是作家在平民立场上对现实生活的忠实可靠的记录。每位作家都有自己驾轻就熟的写作范围，这种相对稳定的写作范围也构成了作家写作的艺术特色，就作家蒋牧良来说，他写作范围比较广泛，写作对象包括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商人、官员、职员、国民党高级将领、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等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写作空间从穷乡僻壤到十里洋场，从矿区到部队……但究其根本，蒋牧良主要的关注点在于社会底层，他的生活和斗争道路决定了其作为旧中国底层民众代言人的身份，关注和书写底层是蒋牧良一直扛在肩上的重任。
一、深厚的生活经历
蒋牧良的底层写作经验大部分来自于其底层生活经历，他出生于贫苦农村湖南省湘乡县杨家滩，在蒋家冲这个山村长大，幼年丧父，过早的尝受了人间冷暖，17 岁之前一直生活在这个小山村，对湖南湘中农村的人文地理、风俗民情了解的十分透彻，所以其早期的很多作品取材于湖南农村，生活气息浓郁，人物塑造朴实，字里行间都充斥着烟火气和泥土味儿。如《古记》中保存死者衣物的习惯，《干塘》中枸杞大塘每年干塘捞鱼的情形，《旱》中农民兴师动众在大旱之际拜神求雨的场景……这些都是湖南湘中地区的特有的风俗习惯。另外蒋牧良农村题材作品叙述语言经常使用大量的湘方言，让小说更具乡土气息，蒋牧良如同一位乡音未改的说书先生讲述着家乡的故事，“这个作家是把自己的文学生命，与湘中那块有旱、有涝、有矿产、有弹痕、有辛酸、有抗争的土地的生命连结在一起的。”
1918 年蒋牧良离开家乡到湖南新化锡矿山当小职员，此次经历让他对矿工生活有了深入的了解，以至于后来写出反映锑矿工人生活的作品《锑砂》。1925 年，蒋牧良进入湘西军阀部队当准尉司书，1929 年由于被该部队蒋介石收编而逃离，之后居无定所，在安徽、江浙、广东一带辗转。五年之久的行军生活让蒋牧良洞察了旧军队内部的黑暗和腐朽，《强行军》《肉》《俘虏》《伙食尾子》等作品都反映出旧军队中敌对的上下级关系。1930 年考入南京训练总监部当司书，意外结识了同乡张天翼，张天翼发现他的创作才能，带他进入文坛。1933 年辞去司书一职开始职业写作，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作品。1930 年代初，蒋牧良以一个“诚朴的农民作家”的身份崭露头角于左翼文坛，他把笔触伸向最底层的劳动者，如实地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农民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下，一步步走向穷途末路的遭遇。诸如一系列农民题材小说《高定祥》《旱》《南山村》《懒捐》《三七租》《集成四公》《荒》等。抗战期间，做过国民党战地服务团的秘书，在长沙的北平民国学院、汉中子弟学院教过书，1939 年被调往汉中子弟学校教书，教书的生活经历为他此后创作《余外婆》和《渡口》提供了重要素材，后回湖南湘乡农村养病三年期间写作《从端午到中秋》，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新华社特派随军记者，参加过湘西剿匪战斗，被称作为“战斗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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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蒋牧良小说的底层关注与底层表达
第一节 底层关注
蒋牧良作为忠于生活的作家，将自己目之所及的底层社会自觉地移植到文学创作之中，他的小说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们民族所特有的苦难和抗争，把关注的目光辐射到社会的角角落落，形成了自己的全景视角，他把阶级斗争和民族救亡等政治意识鲜明的大事件放在底层世界的小人物身上来表现，让宏大的革命话语淹没在作者的人文情怀之中，感同身受地用悲悯之心去书写农民、工人、士兵等所有被摧残、受压迫的底层群体。蒋牧良小说的底层关注主要体现在底层苦难和底层人性两个方面，小说中一览无遗的是底层群体悲惨的生活现实，在多灾多难的生存之路上尽显变异与复杂的人性。
一、底层苦难世相的记录
“底层”仿佛永远和“苦难”是分不开的，也正是因为苦难，底层才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同样蒋牧良笔下的底层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血泪交织的世界，是上世纪旧中国反抗民族压迫的抗争的见证。社会动乱、民族危亡时刻人民自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旱涝灾害的来袭、苛捐杂税的剥夺、资本家的压榨、地主乡绅的剥削、军队内部的暴力压迫与反抗、苦难遍布农村、城镇、军队等各个区域，底层民众在生死线上徘徊，人们抱着求生的原始欲望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一）灾荒饥馑下的呐喊
蒋牧良在展现农民所承受的苦难时还是游刃有余，他的小说不像当时的社会剖析类小说旨在揭示社会经济环境变动的现象，而是真切地去描绘农村衰败破产的现实，去表现农民作为生命个体在与多灾多难生活之间的抗争，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也同样表露在蒋牧良其他题材的底层作品之中。蒋牧良用细致的笔触去描写旧中国农民身上所承受的天灾人祸，小生产者自身的局限性让他们无法看清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一心靠自己的蛮力与生活中应接不暇的灾难对抗，最后在走投无路时发出心底“农民要怎么才能活下去”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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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底层表达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悲悯传统对作家们影响深远，蒋牧良立足于民族语境，深藏对小人物的同情和悲悯意识，分别以农民、士兵、工人、小市民等下层人物构建自己的人物画廊，但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下层人物“哀其不幸”的层面，而是努力加强作品的广度、力度和深度。蒋牧良的小说从不采用议论和抒情的方法去表现作家对他笔下人物的爱憎褒贬，但读他的小说又总能体味出作家感情的强烈，这种感情就包含在他的冷静的叙述和细腻的描写中，他总能在细微之处表露着对反面人物的高度憎恶以及对正面人物的深入关切，看似平淡的叙述中不止是对底层生发出的怜悯和同情，更将同情化为感同身受的悲悯，并上升到民族意识层面的家国关怀，民族危难时刻的忧患意识以及为家国抗争中不屈的民族精神，这种心系天下、悲天悯人的情怀在小说中处处可寻。
一、底层悲悯意识
蒋牧良是用平视的视角书写底层，对底层民众所经受的生活苦难是感同身受的，他理解小人物在生活层层围困下的无助感，也清醒地认识到阶级压迫的罪恶性，所以在创作中无意识地表现出对底层民众的深深关切。这种强烈的感情首先便是体现对底层农民的关怀，蒋牧良笔下的农民形象大都是取材于湖南湘中农村，蒋牧良本身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湘中故土爱得深沉，对一辈子在故乡这片土地上摸索的农民有着血肉之情，所以蒋牧良的底层叙事有别于其他作家的重要一点就是满怀一颗热忱的心，他不是在冷眼旁观这个世界，也不是目睹社会黑暗之后一味抨击批判来发泄不满。不管是对愚昧的老式农民、觉悟半觉悟新式农民、或者是积极投身革命的新生力量，蒋牧良始终都对这些人物报有理解、同情、关切并且心怀希望。
蒋牧良在塑造这群在土地上卖命的老中华儿女时都会侧面表现他们身上的美好德行，如勤快睿智的申么胖、种田行家老秀才、虔诚执着的金阿哥、正义果敢的高定祥、持家有道的藜灼五嫂、忠厚老实的吴大头子、有胆识的仁山嫂、踏实肯干的春大汉……带有优良民族性格的农民在承受着重重压迫和灾难，在与生活搏斗中不免暴露出小生产者的软弱性和局限性，所以蒋牧良农村题材中一大部分是阶级压迫压倒了的农民，或者是起身反抗也徒劳无功的农民。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坏境下，个体的反抗不足以改变历史洪流，时代局限和小生产者自身局限下农民的悲和惨更容易引发人们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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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蒋牧良小说底层叙事的意义 ...................................... 29
一、理性批判精神的介入 .......................... 29
二、地域民俗民风的彰显 .................................. 32
第三章 蒋牧良小说底层叙事的意义
第一节 底层叙事的艺术追求
蒋牧良的小说创作成就突出不仅在于其深厚的生活经验，作者在艺术上也是锲而不舍、精益求精，严谨的创作态度使其在素材的选择上下足功夫，从而塑造出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典型环境，在语言上千锤百炼，形成简洁凝练又富有生活气息的民间语言；在人物塑造上注重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对比和反讽的运用让讽刺人物栩栩如生；作者的同情宽容的情感并没有可以消解小说的悲剧色彩，而是以一种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贯穿其中。同时作者又十分注重文学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将湘中地区鲜明的民俗民风展现的淋漓尽致。
一、理性批判精神的介入
蒋牧良的底层叙事在对底层苦难同情怜悯的同时又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担当。以往作家对底层的书写也能够再现物质生活的贫困、精神的麻木空虚以及没有生存保障的苦难，但往往只能到达同情的层面，模式化的阶级压迫与阶级反抗，一蹴而就的革命性话语。在蒋牧良的小说中能够看到一种理性批判精神，这种理性批判精神是客观看待底层的悲和苦，跳出一般的同情怜悯的局限，从生活表象入手深入分析造成社会错综复杂乱象的原因，审视底层人物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蒋牧良在对小人物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又在拷问灵魂和再造灵魂，从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双层视角加强作品的历史文化内涵。
物欲横流的时代，殖民文化的侵入，让原本深陷动乱时代中的国民在思想的漩涡中迷失了自我，对金钱权势的崇拜，人心自私、虚伪、冷酷、残忍的一面完全暴露，人性的泯灭、精神的沦落，促使底层生活陷入悲惨的境地。蒋牧良继承了鲁迅“追问国民劣根性”的写作原则，对社会进行剖析，同时对不良风气和黑暗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在物质资源贫乏的时代，满足物欲成为最高的价值标准，亲情、友情和爱情在金钱面前都变得不堪一击，变得面目全非：《吃寿酒》中撕开家庭中温情脉脉的面纱，展现亲情在金钱和权势面前不堪一击，穷酸女儿和官太太富贵女儿一同给母亲祝寿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富贵女儿是座上客，大家都阿谀奉迎她，连孩子也被视为掌中宝；穷酸女儿被撵下饭桌去厨房干活，连孩子还被嫌弃为贱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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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