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知青叙事内容的演变
第一节 北大荒题材的书写
张抗抗对北大荒的描绘意欲回顾知青岁月的难忘经历，以此引发灵魂的觉醒与忏悔。同时也为读者展现出北大荒的神奇与魅力。北大荒时期的知青叙事内容包括描绘北大荒自然风貌与风俗描绘、知青的劳作生活和北大荒知青的爱情演绎三方面。北大荒的自然风貌描摹主要聚焦于大荒地四季分明、神秘莫测的特征进行描写。北大荒原指中国黑龙江省北部的三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以及嫩江流域等广大荒芜地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大规模开垦和经营农场后，获得了“北大仓”的美誉。由于北大荒是东北地区的原始荒原，一望无际的田野堪称广袤无垠，特殊地域条件使四季分明的北大荒令人神往，但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和波谲云诡的神秘景象又让人望而生畏。在北大荒劳作过的知青们模仿学习着祖辈坚守在这里的鄂伦春人和赫哲人的人类文明，也形成了适应艰苦环境的生存方式，产生了相应的生活习性。作家以创作小说的方式将东北民间艺术和饮食、狩猎民俗等北大荒民间风俗表现出来，彰显出独特的北大荒人文特色。北大荒知青劳作情景的描绘主要复现知青在“文革”时期黑土地上开荒垦地、砍树伐林、狩猎捕鱼、采撷放牧、春耕夏耘、秋敛冬藏的诸多劳作生活图景。同时，张抗抗身为女性作家，其作品避免不了情爱话题。张抗抗通过回忆和现实交叉的方式将北大荒知青们的爱情故事演绎出来。
一、北大荒自然风貌与民间风俗
作家描绘北大荒的自然风貌与民间风俗能够真实地再现北大荒原始图景，与如今开发后的北大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为北大荒民间风俗的展现与传播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北大荒位于东经123°40′到134°40′，横跨11个经度，从北纬44°10′到50°20′纵贯10个纬度，总面积达到了5.35万平方公里，可谓“广袤无垠”，也是北大荒中“大”的由来。“北大荒原来这么大呀，我知道什么叫广阔天地了！……原野那么宽那么长，肆无忌惮地往远方伸展，根本没有尽头。你无论往四周哪一边看，除了土地还是土地，除了绿色还是绿色。我从省城的‘大地方’来，可这里才是真正的‘大地方’，大得你的眼光都量不到土地的边界。站在北大荒的原野上，人忽然就渺小了、萎缩了，小得找不着自己了。”①北大荒的广袤无垠是自然界伟大的象征，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北大荒四季分明，形成了特征显著的四季风貌--春涝、夏雨、秋风、冬雪。“春涝”成为北大荒人闻风丧胆的灾害现象。三月气温逐渐回暖，热量条件使农田积雪融化、土壤解冻。由于回温与春雨等原因使得大部分土地处于偏涝状态，恶劣的环境条件延误粮种的播撒，增加知青们的工作难度与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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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城市题材的书写
城市生活书写主要包含返城后知青的现实生活描绘和返城知青们对真挚爱情的寻觅两部分。“文革”结束后出现了大批知青返城的现象，张抗抗的创作题材也随之不再偏重于北大荒生活的书写，而是纳入了知青返城后的生活素材，这种北大荒知青叙事题材到城市知青叙事题材的变化使得作品内容更加充实丰盈。北大荒知青形象与返城知青形象在作家笔下并驾齐驱，曾经北大荒知青的故事通过返城知青的回忆进行再现，但叙事重点还是偏重于返城后知青生活的描绘。返城前所描绘的战天斗地与傲雪欺霜的北大荒知青已然被城市现代生活气息所浸染，他们异化了的“北大荒”精神在城市生活的洪流中销声匿迹。返城知青群体在蜕变的过程中分化出三类城市知青的生活方式和面对现实生活的态度，一类表露出难融于城市生活而产生漂泊迷惘的精神状态，另一类表现出被城市生活接纳而“安于现状”的生活态度，最后一类表现出返城知青在“青春无悔”的赞歌中虚伪地过活。三类形象都生动地在《北极光》、《淡淡的晨雾》、《塔》、《夏》、《悠远的钟声》、《去远方》、《空白》、《沙暴》、《去维多利亚》等诸多作品中演绎出知青返城初期的生活状态。同时，张抗抗通过回忆、假设等手法将返城后知青们的爱情故事编排于作品之中，这种爱情的叙写主要侧重于“自由主义”式爱情的描绘。张抗抗将返城知青对“自由主义”式爱情的寻觅表现在他们返城后的现实生活之中。
一、返城知青的生活写照
返城知青梦想回归曾经的生活，但现实的情景却将大部分知青的梦打得支离破碎。“知识青年”对于他们来说仅是自欺欺人罢了。仅有的中学文化也在“接受再教育”中消弭殆尽。曾引以为傲的学识被“文革”时期的教条主义取而代之，所有的文化知识都在“阶级斗争”和“路线问题”的推崇下无影无踪，“上山下乡”时所接触的“样板戏唱词”和“大批判文章”在返城后的生活中毫无用处，大部分知青对崭新的城市生活不知所措，脑海里全是空白。所以，知青们是“营养不良”的一代，返城知青更能暴露他们的“严重贫血”。张抗抗在描绘他们时，临摹出“漂泊迷惘”、“安于现状”、“青春无悔”的三类返城知青典型的生活状态，具有教化意义和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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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知青叙事精神内涵的嬗变
第一节 讴歌与颂扬
讴歌与颂扬是“文革”时期作家创作的必备技能，不仅要符合主流政治话语，而且还要具有宣扬教化的目的。这类精神内涵主要体现在张抗抗前期作品对政治的讴歌和后期作品对人性的颂扬。由于“文革”时期受主流政治话语的影响，作家的精神内涵也被主流意识形态干预，不可避免地遭到政治导向的作用，创作指向基本围绕歌功颂德、响应号召的基调之中。这时期作品暴露出创作模式化，思想呆板化，风格单一化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良好开展，张抗抗的思想意识也逐渐得到解放，作品表达的精神内涵从讴歌政治运动沉降到人性的善和女性身上，逐步在潜移默化之中开始自觉地弘扬女性主义意识，这种变化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
一、北大荒精神
“文革”期间，政治思想宣传成为文学精神的主流意识向导，充斥在文坛的各个角落。此时期的文学创作必须严格遵守革命文艺理论的指导，反之难以在文坛立足。《分界线》是典型的革命文艺理论指导下的产物。尽管张抗抗在后期评价它“与真正的文学作品是背道而驰的，它们在立意上是趋时的。”①但为了从文坛边缘到入流的艰难过程，她必须“紧扣时代的脉搏”，以取得在文坛上的“成功”。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她的小说创作紧随时代话语，表现出对北大荒顽强精神的歌颂，具有为宣传政治、颂扬“神化”般英雄人物的特点。
《分界线》的创作基本遵循了“文革”时期强调的“三突出”创作原则，突出路线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浓墨重彩地讴歌北大荒精神。“现代北大荒精神”主要象征人的美好品德，其中“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等精神也始终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步调一致。但《分界线》中过分地通过人物与事件极力夸张地表现“北大荒精神”便暴露出虚假的问题。这种“北大荒精神”与“现代北大荒精神”是不同的，它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然出现读者不能信服的结果。张抗抗神领意造地设计耿常炯如神一般的英雄人物形象，伏蛟河农场出现的所有问题在他手里都能迎刃而解他身上散发着毫无缺点的“神性”光芒。他是毛主席路线下农场革命青年的代表，在其身上体现着“吃苦耐劳”、“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面对东大洼的弃留问题，他毅然决然地主张保留东大洼，身先士卒地修建水渠，甚至挑战生理极限，日不休夜不眠地投入劳动中。为了更好地建设新农村，他放弃了留在上海的机会，甘愿投入条件艰苦、环境恶劣的北大荒。不仅如此，还主动将弟弟带回农场，一起建设开拓北大荒。面对坏分子尤发的阴谋诡计，耿常炯顾全大局，没有即刻揭露他的罪行，而是将计就计，战胜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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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反思与忏悔
张抗抗的反思与忏悔精神是知青一代人的特征。“文革”中的知青既是受害者又是历史的帮凶，知青祸稔恶积的行径难以启齿，批斗、抢砸、抄家的景象历历在目，而众多知青却将责任推卸给历史，以“受蒙蔽”的借口开脱自己，打着“青春无悔”的旗号宽慰自己。曾加入大串联队伍的张抗抗面对自我麻痹的知青们，满是愤懑与羞愧之感。她以批判自己为例反思己过，开启了知青反思与忏悔的先河。反思与忏悔，“乃是一种以负向型方式体现的道德真诚，它最终唤起麻木良知的觉醒，迷失人性的复苏，见证了道德律令的真切认同，并在这一意义上使人的尊严得以捍卫。作为一种自审，如果能够成为习惯，那么其内蕴的激励机制还可以促进个体道德品格的境界不断提升。”①张抗抗在文学创作中，冷静客观地审视历史，枝源派本地拷问人性甚至冷漠无情地进行自我鞭挞，从中孕育出深刻的哲学道理，以此不懈努力地捍卫知青尊严和人类的威严。从历史层面分析，张抗抗反思的是极左思潮；回落生命个体层面，反思与忏悔的是人性之恶；上升哲学层面，张抗抗以敏锐的洞察力睹微知著地感悟出知青应该对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进行忏悔，散发出生态哲学的独特韵味。
一、极左政治思潮
张抗抗在《大荒冰河》和《张抗抗自述人生》中反思自己曾在“文革”期间愚昧无知的思想和麻木的行为。她曾在极左思潮中度过，以“红卫兵”“知青”的身份共同与犯过错的人经历了那段不堪回首的黑暗岁月。虽然并未犯下实质性的罪行，但作者仍为自己的蠢钝进行检讨，这种个体行为的反思与忏悔极具象征意义和引导作用。张抗抗希望能够激起共同经历过那段岁月的知青们反思和忏悔意识，而不是“青春无悔”的痴言傻语。作家以还原历史真相表露出对极左思潮的反思精神，通过复现“文革”时期非人化、极端化的现象喊出忏悔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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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二元对立叙事模式................................. 30
一、城乡文化的碰撞模式............................. 30
二、人物塑造的对立模式.................................... 32
第三章 知青叙事的策略
第一节 二元对立叙事模式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文革”历史的渐行渐远，文坛上像余华、苏童、莫言等都努力向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模式靠拢，“个体心理意识的重视，‘意识流’叙事，荒诞，变形，寓言的现代技法，是‘影响’的可被辨识的若干元素。”②诸多作家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意识流、荒诞、蒙太奇、魔幻现实主义等为创作手法的文学作品。知青作家张抗抗也不例外，她在以往的创作经验基础上拓宽了艺术视野，但由于西方现代思想刚刚涌入不久，其学习与模仿尚处于浅表性阶段，所以技法的运用方面仍存在僵硬呆板的问题。她以关注“人性”的视角为切入点进行文学作品创作，所以在“人性”的表现方面显得如鱼得水。但作家的创作模式始终没有摆脱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她在《峨眉山启示录》中说到“自幼就根深蒂固了‘好人’和‘坏人’的概念，这成为她作品的致命威胁。”③其知青作品的二元对立叙事模式基本表现在文化、人物的对立关系上，作品结尾往往给人以突出的对立模式在最后结局中消解的感觉，主要体现于城乡文化的碰撞和人物塑造的对立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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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