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地域书写概况
（一） 西藏书写
新时期的西藏书写由诗歌开始，西藏的神秘牵连着诗歌的幻象。诗歌作为文学的先锋队，率先唱响了西藏。人们意图将“人类原初状态”的西藏化为一种诗性存在，以建构的、想象的角度，对真实的西藏进行一种“个人化”，书写一个高度理想化的西藏。因此，关于西藏的创作就指向了一种非物质存在的维度。作家们对于西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书写形成了独特的诗性存在，西藏也就自然成为作家逃避世俗、书写真我的理想之地。以藏区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也采用富有诗意的叙事方法，使小说拥有诗性品格，也使西藏始终具有“乌托邦”式的诗性特征。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开始将西藏作为客体进行书写，开创了以现代主义表现西藏的先河。扎西达娃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进行了一次成功移植，马原创造了随心所欲的叙事圈套，这些成果皆为启发中国小说的思路，引进现代性思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
很快，西藏书写就形成了更加多元化的格局：诗歌方面，阿来及其他藏族诗人主要表达对故乡家园的情感，其中一些诗歌表现出了强烈的生命意识；散文方面，马丽华的西藏纪实文章陆续面世，于 1994 年以“走过西藏”为总题出版并一炮而红，畅销中国达 20 万册，在努力复原西藏历史面貌的同时探寻藏文化的魅力，至今仍是深入了解西藏的必选书籍。
西藏逐渐开始被人们“发现”，诗歌和散文也渐渐不能满足藏文化本身的发展要求和读者对于西藏的期待。从这个意义来讲，小说显然最能够接下重任：一方面，边疆题材的写作不仅是对民族风情的描绘，更是对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层透视。小说这一文体的虚实交融的特性带来了更广阔的发挥空间，能承载更多作家对西藏的情绪与思考；另一方面，新世纪文学的狂欢化倾向使对西藏的书写更偏向于文化消费的层面，大众更青睐于故事性更强的文本。当然这种书写倾向也是对市场需求的一种功利性迎合。至此，小说这一文体顺理成章地接管了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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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阿来文本与西藏书写
阿来出生地行政上属于四川省的马尔康县。这里从民族构成上来说属于藏区边缘，但在地缘上又接近汉族聚居地，与汉地接壤。阿来出生在两种文化的过渡地带，接受双重的语言、文化、习俗、价值的洗礼。他的西藏书写从诗歌开始，过渡到以小说来表达西藏，现在则以散文文体来描写“真正的西藏”。从个人情感过渡到故事，然后回到真实中来。阿来创作方向正与之前提到的只关注西藏的“特异性”，寻求“神秘”和“神性”的空洞兴趣相反。
阿来在《文学观念与文学写作的问题》①中指出，西藏本土作家的藏区书写是存在巨大的困难的。首先，藏区书写“受特别强大的意识形态影响”：①受“显性的、官方的意识形态”影响；②受“隐形的达赖喇嘛意识形态”影响，“藏区的现实事实上就是两个意识形态之间的博弈”，作家需要建立起基于个人生活经历的，“对社会的反应方式。”其次，开拓边疆的时期已经过去，文学作品描写开疆拓土的过程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对西藏的兴趣逐渐转向消费层面，这会诱导作家对西藏进行有意的，奇观化和神秘化的描写，将西藏作为一个“东方主义”的样本来进行描写。
阿来在《西藏是一个形容词》中就谈到，“西藏在许许多多的人那里，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应该有着实实在在内容的名词”②，假如只将西藏作为“神秘”来看待，以一种强势文化的立场对西藏进行描画和摹写，西藏是不会对观察者敞开大门，展现真实的。因此，阿来在《地域或地域性讨论要杜绝东方主义》中说，“当我们从文学的立场出发，讨论地域或地域性这样的问题时，首先得祛除东方主义的魅惑，这既包括西方对东方的东方主义，也包括东方内部此一地域对彼一地域、此一文化对彼一文化的东方主义，地域才能首先还原成真实的的地理，并在此基础上，而有基于同样标准的关于地域性的认真探求与追索。只有这样，不同的地域与文化间才能进行真正的关注与交流。”③“也只有回到没有文化或意识形态偏见的立场上，讨论地域与地域性才有真正的可能。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表达才会有被真正当成文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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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域文化景观的流变
（一）罂粟与梅毒的潜入
《围城》中方鸿渐做过一次荒唐的演讲，题为“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其中说道，中国只有两件洋东西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鸦片和梅毒可以说是中西文明接触之后，西方向中国输入的最坏最坏的两种东西，而这具有深刻的殖民和侵略色彩的两种东西在《尘埃落定》中作为汉人向藏民输入的东西陆续出现，反映了阿来对藏区现代化进程其实质是文化入侵的过程的认知。
“罂粟”作为意象来说象征着多重意义。总体而言，罂粟有着美丽、慰籍、繁殖、平静、安息、生命永恒的象征意义。而罂粟血红的颜色则代表着死亡。在许多西方国家中，罂粟象征着对逝者的纪念，尤其是对战争中去世的人的纪念。一战期间加拿大军医约翰·麦克雷的诗作《佛兰德斯战场》描写了士兵战死在开满罂粟的佛兰德斯的景象，于是罂粟就成为了西方国殇纪念的佩花。墓碑上有时候会刻有罂粟的图案，代表永恒的安息和“重生”的含义。此外，罂粟经过加工可以制成鸦片，而鸦片在我国近代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发生在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就是为了叩开清王朝紧闭的国门，倾销鸦片，最终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使得罂粟在汉语语境中含有侵略和殖民意义。
《尘埃落定》的英译名就被翻译成“红罂粟”。首先罂粟这种植物在文本中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故事中除了第一场战争是因为麦其家的领地中有人投奔了汪波土司以外，往后的战争都与罂粟有着密切的联系。罂粟是麦其家族的传奇崛起和最终灭亡的直接原因。此外，《尘埃落定》的叙述人是亡灵以死后回忆自己一生的口吻来讲述，切合了罂粟的死亡和再生意义，“尘埃落定”一词有着微妙的一切结束的定论含义也被“红罂粟”的安息意义很好的展示出来。《尘埃落定》讲述的是一种制度的消逝，其本质是古老而脆弱的民族传统不能抵御经济上的现代化进程和意识形态方面变革浪潮的侵袭，罂粟的侵略和殖民意义在作品的主题中得到体现。麦其土司在罂粟花旁看到了美丽的女人央宗，并对她产生了上瘾性的、无法停止的情欲，赋予了罂粟“灵与肉”的内涵，而罂粟作为毒品有致幻的作用，也体现了文明消逝的虚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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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粮食危机
中国传统上是农耕社会，汉族有种植的传统，自古讲究“民以食为天”。土司所管辖的藏族聚居地和机村所在的嘉绒藏区虽然在民族构成上以藏族为主，但土司制度本身是由汉族政府所制定的，机村的日常生活受汉族影响很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尘埃落定》和《空山》的文本中都有关于耕作和种植的内容。
《尘埃落定》中，麦其官寨每年春天都弥漫着一种甘甜，这甘甜正是粮食在仓库腐烂的味道。黄特派员对麦其土司说，种太多粮食，收获了也是放在仓库中慢慢腐烂，不如种上罂粟换取白银，随后将罂粟种子交给麦其土司，到了春天，麦其的领地全部播种了罂粟。通过这样的种植策略，麦其家族积累了大量的白银。其他的土司在目睹麦其土司种植罂粟得到的巨额利润后，纷纷开始种植罂粟，甚至不惜引起战争。数年后，罂粟供过于求，价格大跌，土司们的辖地因为粮食种植规模不足闹起了饥荒。但此时麦其家族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从汉人地方换回了粮食。得知其他土司还在继续多种罂粟，决定将麦其辖地全部种上粮食。当其余土司领地上的饥荒终于来临时，麦其家族从容不迫，将余粮卖给了其他土司，以粮食的交易带动了其他商品的交易，在麦其边境建立了开放的自由市场，崛起成了“土司的土司”。我们可以看到，罂粟的暴利使麦其家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但最终让麦其走向辉煌的，还是粮食。
粮食危机同样出现在《空山》的文本中。《荒芜》的主人公“驼子”林登全是一个在长征途中因伤病而流浪到机村的老红军。他加入革命的动机是为了得到土地。驼子说，假如他知道世界上有机村这样一个拥有这么多土地的地方，他就自己找来，不必遭打仗的大罪了。驼子不怕死，只怕没有土地。在机村人们见面互相作“告诉”的时候，驼子的“告诉”内容永远是牲口和土地。阿来通过驼子这个形象展示了人类对粮食和土地的依赖。驼子不仅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在土地上为粮食劳作，还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开垦更多的土地。《空山》中有一个极形象的比喻，驼子开荒地在解放时“差一点把自己开成了地主”。“大跃进”时，机村盲目堆肥积肥，烧死了庄稼；砍伐树木带来了泥石流，毁掉了许多土地，驼子面对这种场景心痛不已，甚至在山冈上情不自禁地吃起了土。土地包产到户之后，机村条件渐渐好转，大家都忙着赚钱，没时间收割粮食。驼子说农民不收庄稼，“你们疯了。”驼子老了，他的脑代已经跟不上市场经济的时代发展了。粮食是驼子的精神支柱，他不懂为什么大家要糟蹋粮食。最后，驼子抱着暖洋洋的麦子，死在了柔软而温暖的土地上。他为粮食生，为粮食死。驼子原本是一个汉族的流浪者。机村接纳了他。从某种意义上说，驼子融入机村的过程也可以算是汉族农耕传统与藏族文化的融合过程，是阿来作品所着力表现的藏族文化逐渐消逝的另一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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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来地域书写的叙事策略………………17
（一）历史观的深化………………………17（二）多维视角叙事…………………20
（三）民间想象的嵌入…………………24
四、阿来地域书写的价值意义……………………26
（一）阿来对地域文化的人文关怀…………………26
（二）阿来地域书写的现实意义……………………29
四、阿来地域书写的价值意义
（一） 阿来对地域文化的人文关怀
阿来文学之路的起点是诗歌创作。他的文学激情最初以诗歌的形式喷薄而出。阿来首先表现了一个诗性的西藏。他以自己极具灵性的文字表达心中对故土的深沉情意，以敬爱和崇拜的情感作为语言的基础，向故乡的高山和草场诉说心中无限的诗意。这种诗意构成了阿来创作的情绪基础，并延续到他日后的创作中。后来，阿来的诗作越来越长，并且越来越偏向于具象的刻画而非抽象的情感抒发，他就从诗歌的写作逐渐转向小说体裁的创作。阿来对地方史和民族史相当感兴趣，有丰厚的民族史积累，且他的民族正面临严峻的地域文化逐渐消磨的考验，于是，阿来成为民族代言人的意愿开始成长，这增强了他的创作动机。阿来需要表现他的民族，需要表达他的思考，因此：
“在那个 5 月的某一天，我打开了电脑。而且，多年以来在对地方史的关注中积累起来的点点滴滴，忽然在那一刻呈现出一种隐约而又生机勃勃、含义丰富的面貌。于是《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便落在屏幕上了。小说所以从冬天开始，应当是我想起历史时，心里定有的一种萧疏肃杀之感，但是因为那丰沛的激情与预感中的很多可能性，所以，便先来一场丰润的大雪。”
这就是《尘埃落定》的肇始。但《尘埃落定》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对藏民族文化的表达，而在于阿来以个人化的视角表现出的他对西藏的思考。于是阿来笔下的西藏就在具象的刻画之中抽象出了对藏民族、藏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尘埃落定》和之后的《空山》两部作品中对西藏风俗和习惯的文化表达，其实都在以藏民族的历史文化作为背景，表达阿来自身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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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