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东西与新时期以来的黑色幽默小说
第一节 黑色幽默小说概说
一、黑色幽默小说产生的原因
“黑色幽默”一词的使用起源于法国。 它是一种对超现实主义运动做出回应的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手法，由布勒东与其他先锋派艺术家阿拉贡、艾吕等人提出。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兼评论家安德列·布勒东（Andre Breton）于 1937 年提出“黑色幽默”的原始概念，布勒东、艾吕雅合编了一本小说集《黑色幽默选》，并合写了《论黑色幽默》一文，阐述了黑色幽默特殊的心理特征。不久之后，黑色幽默理论传到了美国，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应。 直到二战结束，黑色幽默小说才开始在美国流行起来。
二战后，美国的时代土壤和社会土壤为黑色幽默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黑色幽默小说在美国得以盛行一时。随着先进科技的发展，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此同时，先进的科学技术也绑架了人们选择自由的权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关系在这个时期被打破。机械化、物化、非人格化是人这一时期被科技异化的典型特征；第二，战争和社会动荡所带来的肉体上的伤痛和精神上的惶恐使美国民众认清了统治者的真面目，现实中大肆宣扬的正义与爱国主义不过是统治者谋取利益的托辞。人们的个性受到压制，无处展示，淤积于胸，精神倍感压抑。年轻一代失去激情与热血，对前途感到迷茫，缺乏安全感。西方文化主宰的人道主义、理性信念与对宗教的信仰在文艺复兴之后受到沉重打击，人们对生活失去自信，感到怀疑。此外，“科技万能”的神话在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残酷的细菌战和核战争中变得粉碎，理性主义、科学信仰随之解体，乐观不在，精神危机出现。20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工业进入工业化或资本主义晚期。作为后工业文明产物的黑色幽默文学具有矛盾和悖论的美学特征。它以存在主义的哲学为基础，指涉人的存在本身。
美国作家福里德曼于 1963 年编辑了一本黑色幽默小说集，该小说集收录了一些作家的作品片段，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在福里德曼看来就是黑色幽默，“黑色幽默”被用来命名该集子。不久之后，《致命一蛰的幽默》发表了，该文作家康拉德—尼克伯格把这种新幽默称之为“黑色幽默”。随后各种品论纷至沓来，不断从理论层面丰富着这一新兴的文学潮流。这一潮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美国作家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在这部作品中，世界的荒诞集中体现在社会存在与个体存在的矛盾之中。该小说以美国空军上尉约瑟连在二战中可怕可笑可怜的经历揭示出社会为官僚作风、军事手段和垄断经济所控制，带来个人生活没有出路，个体孤立无援又滑稽可笑的尴尬处境。这是对海勒对官僚机构中的个人关系的深刻揭露。其他代表作家及作品还有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冯内古特《五号屠场》、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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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东西与黑色幽默小说的关系
一、中国新时期黑色幽默小说的文化语境
黑色幽默在中国有着传统的文化土壤根基，传入后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发展壮大也是有一定依据的。中国古代就有类似于“绞刑架下的幽默”作品的出现，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庄子的“鼓盆而歌”，庄子不对死去的妻子痛苦哀悼反而拿着盆边敲边舞边歌，这是一种豁达坦然的生死观，庄子认为妻子不是死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所以他歌的是妻子终于从肉体的桎梏中解脱而觅得永恒的自由，达到逍遥的境界，这正是庄子追求的。“司马迁的《史记》用《滑稽列传》来记录俳优之士如何用诙谐的故事或语言来劝谏君王的……‘丑角’作为传统戏曲中的搞笑担当和相声中抖出的‘包袱’，都具有不少幽默的元素。”14现代文坛上，“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振玉译）、张天翼的《包氏父子》、老舍早期的作品《离婚》、《二马》、《赵子曰》、《老张的哲学》、《猫城记》，钱钟书的《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围城》，鲁迅的《理水》、《采薇》、《肥皂》、《阿 Q 正传》等。这些小说中的幽默讽刺方式，已经初具黑色幽默的一些特质。”
黑色幽默小说在六、七十年的美国大放异彩，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传入中国。中国文坛在经历“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封闭之后，对西方文学求之若渴，而此时正是 20 世纪中国又一次西方文学译介大潮。据资料表明，这股译介之风在 1979 年达到高潮。仅 1978—1992 年间，先后有 80 余篇论文发表，从宏观的整体评价到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评论再到“作家访谈记”、“创作谈”、“作家小传”不一而足，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势。译介高潮的出现于 80 年代的文化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刚刚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的窒息文人墨客的文化高压政策解体，“文化解冻”大大刺激这国人对西方文学的热情，同时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荒诞岁月中后，人们对反抗、荒诞有了一定程度的认同感。最重要的是，人们需要在一段长时间的精神压抑后进行宣泄。所以，黑色幽默小说译介的繁荣可以说是与时代心理“共谋”的产物。16二是传播媒介，出版社与高等学校的教学对黑色幽默这股文学思潮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据李署豪《解构与颠覆的喜剧》一书所述，“1979—1982 年，全国共有 10 家出版社出版各类外国文学丛书 16 种，6 家出版社出版科幻小说译丛 6 种。”17“其中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印刷数目最多，最受欢迎……”18其中教材有 1980 年 1 月出版陆凡译介的伊哈布·哈桑的《当代美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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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东西小说中黑色幽默的表现
第一节 “反英雄”人物设置
在黑色幽默小说中往往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人物，他们有通常不属于英雄人物的不良的特征，比如面目可憎，行动笨拙，智力愚钝，处境值得怜悯、行为偏离常规等。他们在某些基本方面有缺陷或是失败的。 我们称这样的人物为“反英雄”角色。 与英雄不同，反英雄可以拥有崇高的理想和英雄般强大的力量。 他们也可以在理想和能力方面接近普通人，甚至不如普通人，但必须完成非凡的行动。在约瑟夫·海勒著的《第二十二条军规》26中的主人公尤索林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参加卫国战争中，他不是表现出英雄人物的慷慨激昂，正义凛然，为国捐躯，相反，他选择的是逃避和逃跑。为什要逃跑？因为他看透了掌权者利用他们的性命大发国难财，升官进爵的丑态。这样的阴谋全仰仗“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是一条悖论军规，无论怎么选择，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没有选择。东西在他的三部长篇小说里分别塑造了几位这样的“反英雄”人物。《耳光响亮中》牛青松和宁门牙，《后悔录》中的曾广贤，《篡改的命》中的汪长尺，每个人物都展现出鲜活的“反英雄”人物的特征。
一、“遗传”下的“反英雄”
《耳光响亮》27讲的是一个在毛泽东去世后牛家父亲随之失踪，在“失父”的现实中牛家姐弟的成长故事；金大印做为继父的身份出现，几番改变了牛家的命运。牛红梅、牛青松、牛翠柏是牛家的三个孩子。这三个名字都具有特定时代的精神内涵，其父希望他们成长为品性高洁的有用之人。殊不知，在现实的熔炉里，“失父”的这一代已经成长为无信仰、无情的、堕落的一代。
牛青松为了报复金大印抢走母亲代替父亲之位之仇，不惜伙同地痞流氓宁门牙殴打金大印，还对金大印实施“文革”时期的惩罚，戴高帽批斗，剃阴阳头，对他的伤口撒尿；因为害怕宁门牙对自己的姐姐下毒手，剪下姐姐的辫子送给宁门牙，为宁门牙准备家里的钥匙和姐姐房间的钥匙，帮助宁门牙强奸牛红梅；在少管所刑满释放回家发现父亲留下的存折以及从日记上寻找到父亲对最爱的儿子的馈赠的信息后，他无声的带着钱离开了牛家，远走寻父，最后尸陈红水河。牛青松的系列行为在我们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将迫害推向自己亲人的行动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确是少见多怪的。宁门牙，一个街头无所事事的混混流氓，专干偷鸡摸狗的勾当，欺负良家妇女，强暴花季少女，最后命丧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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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反讽
东西小说给人的另一个最大的感受是反讽，通过对现实结果与目的的悖反；语言表层含义与深层含义的对立；主题与内容不协调达到以形式对抗现实的目的。反讽最早的意思是“佯装”或与事实不符。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文论拓展了反讽的概念，
F·施莱格尔认为，“反讽是对于世界在本质上即为矛盾，唯有爱恨交织的态度方可把握其矛盾整体的事实的认可。”⑦卢卡契在文学类型史的研究上，“将小说视为反讽本身的等价物”。反讽是包含同时并存的两个对立物的结构。在文学上，反讽既指语言修辞技巧，也指隐含在人物、情节或主题中的正面描述意义相悖的暗示或对照技巧、组织结构方法。表面含义与内在含义的冲突是对反讽的一种基本理解，用米克的话来说就是“事实与表象的对照”。
一、目的与结果的悖反
在《不要问我》中，卫国对女学生红歌的非礼后被学校警卫抓到保安室审问。卫国经过保安们的一番折磨之后呕吐清醒过来，保安们此时不是对卫国审问为何非礼学生，而是转向了卫国的呕吐物，他们打着手电筒查看卫国的呕吐物的成分，看到了尚未被完全消化的肉、青菜、花生等物，保卫室充满了卫国呕吐后的酒气与脏物的气味，保安们在如此环境下还在嘀咕卫国的生活不错。这个情节的描写显然是与现实生活背反的，作者安排保安目的的转移来引起一种反讽的效果，保安的职责不是审问而是对卫国生活的侦查，看他过的什么好日子。而保安借助呕吐物去“破案”，从事物中找出卫国非礼女学生的证据一行为看似有理实则滑稽。因为卫国是在喝醉之后做出来的失去理智的行为或者说是借酒壮胆做出的压抑内心的真实想法的行为，保安寻问的应该是为国为什么要对冯尘非礼，卫国作为一位教授，为人师表，怎么能够对学生做这样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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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东西小说的审“丑”书写 ................................ 31
一、失序中的冷漠无情 ........................ 31
二、病态心理 ............................ 34
三、怪诞书写 ............................ 36
四、死亡的深意 ............................. 38
第三章 东西小说中黑色幽默的美学书写对象与意义
第一节 东西小说的审“丑”书写
作为美学范畴的戏剧形式，黑色幽默是用含泪的笑讲述悲剧性的故事，在笑与悲拉扯中产生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就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说的悲剧给人带来的“崇高”感，是一种震撼读者的力量，从这种张力中我们去体会、感悟文本带来的一种反身自省。东西小说善于对“丑”的事物进行描绘，在审“丑”中让读者感悟“丑”的美。人们不难发现，在艺术创作中，丑成了一个重要的描写对象。病态的、畸形的、贫弱的、不和谐的、丑陋的、卑劣的等都进入到作家的艺术视野中，成为他们书写的对象。
一、失序中的冷漠无情
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遗传”，它有两个解释，一个是指“通过细胞染色体由祖先向后代传递的品质”；另一个是“先人所流传下来的”。这两个含义都可以在东西的小说中找到例证。《耳光响亮》讲的是在毛泽东逝世后牛家姐弟在失序状态下的成长故事。东西自己说这是一部写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的心灵成长史，其中有自己的影子，更多的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心灵创伤史。1976 年 9月 9 日，毛泽东逝世，牛家父亲牛正国也悄然消失。对于一群在精神上依赖国家领袖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悲痛的日子；对于一个以牛正国为核心的家庭来说，这更是一个双重打击。精神上的依靠倒了，现实的支撑也消失了，牛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境遇之中。最先出事的是牛红梅，她和恋人冯奇才发生关系的事被一个叫金大印的门卫抓了个正着，金大印维持着毛泽东时代的处理方式，给牛红梅带上“高帽”，挂上破鞋，拉着游街样的带回家，还要牛红梅当众说出发生关系的具体经过。这在当时也许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因为这是有历史传统的。“文革十年”对于欲望的禁锢前所未有，人们在一套“仁义礼智信”的规则下过着一种自以为是的“清高、脱俗、不屑红尘中”的生活，却不知这是一场高明的“传销”活动。创造神话的人并不遵循这些规则，相反他们利用已经获得的英雄崇拜效应进行着邪恶的活动。《一个不劳动的下午》、《雨天的粮食》中的队长和收粮社长都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为所欲为，群氓的狂欢正是群体给予的权利。王小波在小说中就进行过这样场面的描写，一个女孩被人污蔑与“我”有私情，于是“我们”被拉上台批斗，女孩颈上挂着破鞋，我们唯唯诺诺、逆来顺受的接受了群众的批斗，还写下了发生性行为的笔录，只为满足那些好奇者和窥视癖者。这也就是为什么金大印对牛红梅的性生活如此感兴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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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