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优秀范文一：论徐訏小说的文学价值
第一章 内涵：精神世界的探求
第一节 对爱的追问
爱，是人类一个永恒的话题。在徐訏的小说中也是如此，虽然他的小说以爱情为主线的居多，可也不乏亲情与友情之爱。他奋力的在笔下追问爱，试图在他的故事中以发现真正的爱，那种宽大的爱。
爱情，是贯穿徐訏小说的一个主题，他在小说中是如何表现的呢？孔范今曾说过“徐訏热心于描写光怪陆离的爱情，致力于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问题的艺术探索，表现高深莫测的生命世界”他的爱情并没有止步于爱情的表层，而是从其中挖掘出与人性相关的问题。从早期《鬼恋》、《风萧萧》到香港时期的《彼岸》、《江湖行》等等一系列的作品中，徐訏总是以浪漫的爱情来呈现他对于人生的思考。在任何的空间里，也许是行走江湖的路途中，也许是别墅中的音乐室里，也许是在一个乌托邦的小岛上，也许是在买烟的商店里都有可能发生偶然的爱情。主人公对于不期而遇的爱情也随遇而安，他们可能是在古堡中一不小心爱上了那里美丽的仆人，又或许在某次旅途中被爱神射中，他们欣然的接受爱，却也不停的追问爱，爱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需要爱？得到的也许不只是关于爱的答案还有关于人生的，就是为了这么一个完满的答案。
徐訏的小说《阿剌伯海的女神》描述的是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爱情故事，情节简单，写的是主人公在阿剌伯海的船上偶然的遇到了“海神”和她的母亲“巫女”，而“我”与“海神”却意料之外的相爱了，“海神”与“我”有一种灵魂的感应，我们忘了现实世界的一切，为了爱而投身于大海。小说通过梦境来编织故事，运用奇思妙想的宗教传说与爱情故事来将作者的主观情感形象化，以奇遇记的形式来表现唯美的爱情并道出美好的人性。“我”在被爱中找到了生存的价值，却也在爱中明白了进退与取舍，这就是作者向我们所展现的爱。而后，作者创作的《鬼恋》延续了《阿剌伯海的女神》的凄美而神秘的格调，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与“女鬼”之间偶然的相遇并且相爱。女鬼很美也很可怕，但在相处之后“我”发现了她身上可爱与可敬之处，深深地被她吸引，爱上了她，她身上的仙气让“我”为之倾倒，而“女鬼”在与“我”的交往中也对“我”产生了感情，于是她身上的“鬼”性慢慢消失，人性渐渐显露出来。但是这却让她开始压抑自己的人性，不断地强调自己是“鬼”，要永远做“鬼”，开始逃避“我们”之间的感情。躲不过“我”的纠缠她开始说出做鬼的原因，她曾经是一个间谍，杀人逃亡而她的爱人也惨遭不测。她经历了人生，尝遍了人心的冷暖，最终走向了鬼的路途。残酷世界毁坏了她的理想，她看破红尘冷眼对待这个世界，最后她的悄然离去给故事留下了没有结局的结局。这份精神的爱情与不可莫测的人生紧密相连，使人在感受残酷无情的人生同时也品味着这难得的人性美。“女鬼”的离开是希望“我”能寄托于未来，她的爱是成全，因为爱而成全使“我”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当然，徐訏小说中的爱并没有停止在爱情的层面上，那些不可或缺的亲情与友情也有所体现。《仇恨》这篇小说讲述的就是亲人的爱。故事发生在主人公史云峰 14 岁的那一年，由于父亲生病，欠下了他们公司一大笔钱债务，在老板的要求下，姐姐被送去当了姨太太。父亲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让“我”为他和姐姐报仇。于是十一年后“我”回到了香港准备报仇，可是当“我”看见姐姐过得很好时，却选择放下了仇恨。“我”的心中埋下仇恨是因为“我”爱“我”的亲人，可最后选择放弃也是因为“我”爱他们，因为爱而选择了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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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美的追求
美，是每个人都向往的。徐訏的作品不乏对美的追求，他追求美的同时把他所期望的都寄托在对美的认知之上。徐訏在他的小说中将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物一一为我们呈现。
每个人对于美的定义有所不同，徐訏是如何展示的呢？徐訏曾说：“我是一个企慕于美，企慕于真，企慕于善的人。”他认为“美”并不是单纯的美还涵括了“真”与“善”。马斯洛曾为“美”下过定义，他认为“美的完满定义是：真、善、完美、生动、单纯等”这与徐訏对“美”的定义不谋而合。徐訏把对“美”的诠释渗透到了他的作品里，从早期的《风萧萧》、《吉普赛的诱惑》到后期的《江湖行》、《时与光》等小说，包含着真与善的美在其中都从不同侧面得到体现，可能是一个人美丽的外貌，一个光洁的心灵，又或许是一件事，一道风景。美对于徐訏来说不是单单的美，更是他对于人生上，艺术上的追求。
徐訏对美的追求表现在他的作品中。《风萧萧》中三个女人有着不同风格的美，白苹如百合花初放的美，大大的眼睛，浓长的睫毛，发着异样天真的光芒。小说主人公形容白苹是银色的，令人想起淡淡的哀愁的潜在凄凉，白苹虽是舞女可她还是间谍，这样的双重身份造就了她的不同，“白苹的性格与趣味，像是山谷里的溪泉，寂寞孤独，涓涓自流，见水藻而涟漪，遇险湍而曲折，缝石岩而激湍，临悬崖而挂冲，她永远引人入胜，使你忘去生命的目的，跟她迈进。”⑦她的美美在外，美在内，有美丽的面孔，也有真与善的心灵。主人公把白苹喻作百合花，也认为梅瀛子不仅是鲜红的玫瑰，而且也是洁白的水莲，她的美震慑人心，她具有东方人与西方人所有的美丽。梅瀛子也是一个间谍，她懂得如何使用她的美貌，她聪明机智，果敢过人。她如变幻的波涛忽上忽下，也如平直的河流，没有意外的曲折，自由自在的存在。她把她的生命奉献给了事业。小说中还有一个与白苹和梅瀛子都不同的女子海伦，海伦是灯光，单纯而干净，在她的周围有一个美丽的世界，有一种自然，单纯，没有撞击，没有波浪的空气，清澈而美丽。作者对她们美的形容没有停留在容貌上，而是用情感的感知来引起共鸣，将独特的心理描写出来表现美。《吉普赛的诱惑》中的吉普赛人拥有自由的灵魂，她们的美是毫无拘束的，她们的美是属于大自然的，不迷恋，不物质，不虚荣，她们用最真的心来征服别人，在寻觅中触碰美。罗拉就是属于自然的美，对世事没有执迷，不勉强求知，不慕荣利，永远活在自然和谐的美的世界里。与罗拉不同，潘蕊是“仙子”，她的美是一种尊贵高洁与光明，这份美的印象让“我”知道宇宙的残缺与混乱，在这世上没有一件东西可以取而代之，她虽拥有名利可当她现有的一切与她所追求的美发生冲突时，她放弃了一切为了她的爱与美！她们都有一颗难以企及的灵魂，她们美的透彻，善良而又美丽，知人容人，这都是作者想要追求的美。不同人物身上所塑造的美也都有所不同，美的定义太为宽泛，他把对美的理解洒在作品之中，从不同的角度让读者去慢慢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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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形象：神、鬼、人的交织
第一节 神与鬼——异度空间的生命样式
“神”与“鬼”这两个特别的形象在现实世界用肉眼是无法欣赏到的，这是存在于人们心里的想象。徐訏在他的创作中多处用到这两个形象，并将他们实体化，把他们真实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异于常人的形象，抒发的是作者对于生命的理解。
“神”：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或主宰者。“鬼”：人死后的灵魂，是人们想象中似人非人的怪物。前者存在于天之上，后者潜于地之下，但却有一个共同点，是一个虚拟的存在。徐訏由于才情怪谲，资质出众被大家称为“鬼才”，除了一时走红的《鬼恋》外，《彼岸》、《阿剌伯海的女神》、《花神》等等一系列的作品中对于两个不同的形象均有阐释。
《花神》中阿福是一个爱花胜过生命之人。他说花神是属于精神的，可以说是花的灵魂，可是“娇妻爱女”有它独特的灵魂，不光光是一种变种，更是有阿福一部分的灵魂。花慢慢的长大，它会发出幽香，给人一种奇怪的温暖的感觉，竟让人感觉到它是一种有灵性的动物，像是被它迷惑了，这个想法让人感到害怕。其实，这不过就是艺术家的创作精神，每一个艺术家的创作，作品里都有精神的成分，这成分就是艺术家把自己的灵魂赋予作品的地方。每一个艺术作品里都有作者自己在里面或者说有作者的生命在里面，所以阿福一直以来都把它当作了有生命的花。《花神》中的神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但徐訏却也把它真实的描绘出来，用情感的传递让读者去感受。作者被大自然的神奇所折服，这也是对万物生命的尊敬。而《阿剌伯海的女神》中，作者具体的将“神”勾勒出来。主人公我在船上碰见了一个女巫，她告诉我她曾碰到过海神，这个海神的美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一种沉静而活泼的动作，流云一样的风度，在半信半疑之中我碰到了一个极美的女子，“那前额，那眉毛，那眼睛，是启示我这副整个面孔的美是无限的，无穷的，是神的”，我真的遇到了海神。作者在塑造这个形象的过程中对她的美的描写永远都是从别人眼里看到的，体现了作者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作者将神性都赋予了她，在她与主人公交往的过程中，她的灵魂的纯白让主人公为之动情，而感情将她人性化了，当她走进凡间，便永无回头之路。作者正是凭借这点来阐释生命中有些美好的东西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也是作者得不到生命中所企慕的美而深感无奈。正如《江湖行》中，紫裳成了“活观音”，这是人为塑造出来的“神”。周也壮用这个简单的符号来催眠紫裳，观音这个形象是紫裳从小就熟识的一个观念，让她从内心深处就把自己当作神。而活观音这个简单的暗示竟也催眠了全城，紫裳因此走红江湖。徐訏借大众捧红紫裳这个活观音，来反衬大众对于神的向往，神是在传说中出现的，而活观音的现世让人们不得不对其膜拜，这是心灵上的寄托。徐訏对于“神”这个形象的塑造都是将其放在女性身上，将女性的美与神融合在一起，通过对“神”的塑造来感受美，来阐发人们心灵的寄托和人生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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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精神者——异样的生命状态
徐訏笔下有两类“精神者”，一类是看世界的角度与常人不同；另一类则是医学上所说的精神病，行为举动异于常人。徐訏塑造这个形象更多的是倡导人们关注生命，同时也是表达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存在差距的无奈。
第一类的“精神者”他们的行为举止都与常人相同，只是他们拥有了与常人不同的能力，导致他们看世界的角度不同，对生命的理解不同。而另一类精神病指具有严重的心理障碍的人；动作行为难以被一般人理解；在病态心理的支配下，有自杀或攻击、伤害他人的动作行为。笔者认为徐訏笔下这两类“精神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看待问题，理解生命。
小说《鸟语》就塑造了第一类的“精神者”，属于一个异类的形象。“我”到乡下来修养，每天早上起来都能在园子里看见一个女孩，她站在篱笆前，发出一种很好听的声音，与鸟对语，那些鸟儿似乎都很喜欢她。而她就是被大家称为“白痴”的芸芊，“我”相信她绝不是白痴，她有她的特殊所在，只是大家所尚未探得的，“我”始终认为她不是属于人间的。在旁人眼里，她笨拙学不会任何东西，但实际上她有超乎常人的悟性与非常灵敏的直觉，而且纯洁与善良。她眼里的世界与常人看到的不同，她向往大自然，主人公尝试着把她带进世俗的生活，可却像将鸟儿关进了笼子，失去了生活的动力。于是将她带到了尼姑庵，神奇的光亮又回到了她的眼中，她爱上了这里，皈依佛门是她的选择，她远离世间的污浊的空气，不沾染属于人的自私与贪欲，找到自己的理想之地。这也正是作者对于理想世界的渴望，当世俗世界与理想世界发生碰撞，可世间的无奈总让理想世界擦身而过。《花神》中的阿福，在他人眼中也是异类，他认为有花神的存在，他尊敬它们，他对花那种执着的态度让人感到害怕。当他培植出“娇妻爱女”时，让“我们”觉得他是有点神经病的，因为当沉浸在花香的味道中时，脑中竟浮现了奇怪的景象。在银香毁了他的花后，他把对花神的爱放在了银香身上，他娶了银香的母亲，银香成了他的女儿。当他的信仰被破坏后，他一下子就从他的理想世界进入了世俗世界，过着和平凡人一样的生活。“精神者”在自身的环境中时，别人是难以理解并且排斥的，徐訏对他们的塑造其实是将他自身的理想投放到他们身上，他渴望有宁静的世界，却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那种无奈之感。最终或许有宗教所依靠要么只能回归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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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艺术：多维手段的嵌入 ........... 22
第一节 多角度的叙述艺术 .......... 22
第二节 多层次的环境描写 ......... 25
第三节 多彩的语言描摹 ................... 27
第三章 艺术：多维手段的嵌入
第一节 多角度的叙述艺术
小说的审美价值并不是由激烈的韵律与和谐的语调决定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应归于叙述。一部完整的小说的开始、过程的发生、结局乃至整个故事的结构，主要都是通过叙述演示出来的。徐訏小说中连贯的叙述把作品中的各个部分完美的结合起来，使读者跟着故事的导航，顺利的找到情节发展的路线，整个小说奇幻而又独特。他小说中所运用的独特的叙述人称、叙述时间、叙述结构将整个故事紧凑而又连贯的向读者展示出来，体现出他完美的构造故事的能力给予读者美好的享受。“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没有小说,这是所有小说都具有的最高要素。”③徐訏在多种不同背景之下的故事之中融入他独有的设定，使小说的“奇幻”色彩得以充分体现，使读者在陌生感中找到共鸣，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这一点在以往的论著中多有体现，在这里不做详解，本文主要从以下几点来论述其作品独特的艺术手段。
徐訏的小说运用了多重的叙述人称，以“你”“我”“他”来进行叙述，多角度的将读者带入小说中。“叙述人称是指作者在叙述中的身份和位置。确定了叙述的人称，就确定了叙述者所扮演的角色和立足点。”④从叙述人称来确定叙述者，并进入到故事发展的整个轨道。
首先是第一人称“我”，徐訏小说中将叙述人称定为“我”的占大多数，无论是作者以“我”自称还是某个人物自称为“我”，这个“我”是作品中的一个角色，不管是主要人物还是旁观者都是这个故事中的观察者，即是所谓的叙述者。故事情节的发展都是从“我”经历而得出，作为小说中的人物，有自己的行为个性和心理活动，所有的都是经过“我”才能得以完成。《风萧萧》中开篇就是以“我”读到一个信件开始叙述整个故事，“我”在与三个不同性格的女人交往中开始了间谍生涯。以“我”的眼光来观察整个世界，用其口吻来叙述，像是自述亲身经历般，使当时无法加入战争的读者们内心澎湃，像是身临其境，这种直接的见闻与感受更加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江湖行》开端将读者定义为“你”而出现，并与作为叙述者的“我”对话，小说仍然是从“我”的人生经历开始，但它的特别之处是先将读者定义为“你”，像是面对面说话的两个人在探讨人生的故事，而从第二章开始直接切换成“我”，给读者留下的并不是亲身的感受，而是向读者讲述“我”的故事。用叙述的人称来体现这忽远忽近的距离感，也是这部小说的特别之处。徐訏的一些小说运用了双重第一叙述人称，如《父仇》中叙述人称始终都是“我”，但是先后出现的这个“我”并不是同一个人，前一个“我”去监狱中访问囚犯陶锵申拉开了整个故事的序幕，引出的第二个“我”的叙述，是陶锵申对他的整个犯罪过程的叙述，是整个小说的主体内容，前者的叙述为后者叙述找到一个表达的途径。如果不是第一个“我”去采访他，他是断然没有叙述整个故事的机会的。小说《舞女》也是如此，开篇扉页中的“我”与正文中的“我”并不是一个人，而是第一个“我”在牛奶公司喝茶时碰到了老于，引出了老于与舞女在澳门发生的事情的经过，而这个事情才是整个故事的主体，第一个“我”也是为后者叙述铺路而已。双重第一叙述人称不仅承载着单项第一叙述人称的真实性，而且也弥补了某些缺陷，在故事发生的时间与空间上以及人物的情感表达上都有相互补充的作用，使整个小说情节更加完整，人物更加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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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将徐訏写进文学史中是非常必要的。根据以上分析，徐訏及其创作都有其自身价值，虽然徐訏小说在当时文学史上并不受到重视，但他的创作本身具有一定的意义并且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他的创作趋向让我们认识到四十年代小说呈现多样化的面貌，更让大众了解到通俗文学与浪漫文学这类小说的创作特点、艺术构成，并且他的成功经验为后来的创作带来一种新的途径，这就是其价值所在。因此，笔者认为徐訏不仅应该写进文学史，还应该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
徐訏的作品演绎了丰富历史社会的变迁，包含了对生命的体验，可是一些界内人士对徐訏评价依然存在偏颇，刘以鬯曾提到：“读徐訏的小说，即使是惊诧于色彩的艳丽，也会产生雾里看花的感觉。雾里的花，模模糊糊，失去应有的真实感，令人难以肯定是真花抑或纸花。”14徐訏自己就曾表明态度，他创作绝不是为了追求美学上的有所建树，他无非只是想从作品中追寻生命，体验生命的整个过程而已。而他所追求的就是他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学价值。
从以上对徐訏小说的综合论述中，笔者认为，徐訏小说的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两个方面。首先是精神价值，徐訏作品对人生的追问与追求。徐訏不断的探索人生，将其对人生的理解融入小说中，试图从中获取对人生新的认识，他将最高的精神世界放在对宗教的阐释中，希望在其中得到真正的答案。他一生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最后还是皈依宗教，他尝试着为自己的灵魂找个去处，这些在他的作品中都能体现出来，同时他也想告诫读者，人一生的追求重在精神，要读懂自己就先要了解自己的精神追求。再来就是艺术价值，徐訏小说中不管是结构的多变、运用独到而新颖的语言还是深层内涵的再现，都是他独特的艺术价值所在。他在小说中加入了许多基础的创作技术，也注入了新的手法与表现形式，在那个年代的小说中绝对是独特的存在。这在《风萧萧》“人手一纸”上就有明确的结论，如果不是他的特别，也不会在当时风靡一时。所以，徐訏的艺术价值也是应该得到肯定的。综合来说，徐訏小说的文学价值达到了较高程度，是值得重视的。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优秀范文二：传播视角下的安妮宝贝作品研究
一、讯息——文本的传播价值
（一）创作理念的虔诚坚守——与首批网络作家生存现状之对比
安妮宝贝作为首批成名的网络作家之一，曾与痞子蔡、宁财神、李寻欢、邢育森并称网络写手的“五匹黑马”。因为创作心态、版权所属、创作瓶颈、受众疲劳等原因，首批网络写手或一开始就只把写作当作“玩票”式的消遣，或在受挫后迅速另谋职业，而安妮宝贝则始终坚守着虔诚的创作理念，坚持把写作看成作者内心的独白，当作社会良心的映照，秉持远离世俗喧嚣的从容创作态度，从不追随时尚、盲目跟风，在写手频出、读者喜好更新换代如此迅疾的今天开拓并捍卫了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地。
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虽然所述主题是老生常谈、男才女貌的爱情，故事内容和叙述方式也没有太多的创新，但却因为故事发生的场景是当时刚刚兴起、尚未被大众完全知悉的网络而被一再转载传播，拉开了网络文学在中国为大众所正视的帷幕。痞子蔡的成功，激起众多写手对网络写作的兴趣，宁财神、李寻欢、邢育森、安妮宝贝等人的作品经过网络读者的检验脱颖而出。
宁财神的《无数次亲密接触》、《假装纯情》等作品以嬉笑调侃的语言风格在枯燥烦闷的现实生活中调剂了读者的心情，收获了读者的关注，但随着相似风格网络写手的不断涌现，类似这样单凭轻松诙谐的气氛吸引读者，但没有深刻而有寓意的主题、不能引起更多思考的作品已经不能刺激读者的神经。宁财神敏感地发现大势所趋，选择另谋出路，成为“榕树下”网站的运营总监，后又作为《健康快车》、《都市男女》、《武林外传》等红极一时的情景喜剧的编剧被更多观众知晓。李寻欢、邢育森也分别在文化经理人、影视编剧等领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掀起网络文学热潮的痞子蔡现在是的台湾成功大学水利工程的助理教授，专心从事科研工作，只在业余时间把写作当作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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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个时期的文本风格转换
从 2000 年发表作品至今，安妮宝贝的写作一直在蜕变中不断成熟，主题从开始的无望、绝望到中期的不懈探索，再到后期的降卑与顺服，其作品变得“更通透，更善良，更洁净，更有力”。一些研究者探索过安妮宝贝作品的转型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不同的划分依据，但始终没有定论。作为某种程度上的回应，也出于对自己写作之路的回首和总结，安妮宝贝在 2011 年出版的《安妮宝贝·十年修订典藏文集》的序言中，将自己的作品分为三个阶段。
1、初期——决绝尖锐
和许多作家一样，写作初期的安妮宝贝技巧尚不成熟，作品中的很多细节未经打磨，经不起推敲。安妮宝贝若干年后回忆自己最初的写作状态，承认“文章常在一夜之间迅速写完，也无修改，直接让读者阅读，因此作品有某种写作训练和文字游戏的态度”。她在评价自己作品时表示，当时频繁地对摧毁、暴力和破坏的表露，是对独有的写作方式的试探和摸索，带有些许的彷徨与冲撞。这个时期，安妮宝贝笔下的主人公也确实是通过不断的破坏和伤害来体认自身的存在，抵抗生命的空虚。他们不适应现实生活，或没有固定的居住地和工作，或在与周遭人的交往中倍感压力，只能通过各种极端、决绝的方式来转移和释放心灵的孤寂，例如摒弃周遭一切人和事物的极端自恋、随意混乱的性交、吸毒、自残、自虐甚至自杀。《下坠》中为了报复而接近对方、与对方做爱，但因暴露了复仇的目标，最终被对方杀死的乔；《疼》中因旧日女友在美国嫁人而自残自虐的“他”；《杀》中宁可被对方屡屡施虐也不想分开，最终因害怕孤独的扭曲依赖心理而杀死对方的“她”，每个形象都鲜明异常，以令人震惊的决绝姿态存在着。他们看似潇洒不羁，其实内心充满痛苦与矛盾。这些看似在普通人生活中不会发生的事，却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社会压力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越发冷漠的都市折射出人们的生存现状，给人们以心灵释放的出口。读者与安妮宝贝一起体味着这些都市边缘人的落寞与无奈，在安妮宝贝颓废苍凉的文字中熨帖自己的伤口。
2、中期——游离探索
2001 年，安妮宝贝离开了被她无数次描摹、当作故事发生背景的大都市——上海，开始到北京居住。父亲的去世，越南的远行都对安妮宝贝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她开始重新思考人生，其作品也有了新的格局。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安妮宝贝沉淀自己的心境、雕琢自己的文字，保留了前期作品的主题与气氛，适当清减文字，并尝试于文本中表达自己的独特观点与见解。这个时期正是安妮宝贝的创作思考沉淀的重要过渡期。
安妮宝贝非常重视长篇小说，将其看作对作家写作品格的最好检验，她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彼岸花》和《二三事》的写作。《彼岸花》多视角的明暗双线索叙事在写作技巧上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安妮宝贝凭借极强的文字功力完成了一次次蒙太奇式的文字镜头剪切，细腻自然而没有让读者产生不适感。如果说《彼岸花》的主人公塑造仍残留着前期写作的痕迹，安妮宝贝在写作上寻求突破的努力到《二三事》已经开始明晰。《二三事》中的莲安仍是安妮宝贝式落拓不羁的女主角，而良生的出现以及最后回归现世的结局，则给了读者另一条不同以往的出路。莲安和良生双宿双生，互为镜像，彼此间超越友情的理解与陪伴也让众多读者心向往之。安妮宝贝的作品已经不再沉溺于漆黑中的独自逡巡，而是在昏暗中让读者看到了些许出口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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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播媒介——与时俱进,因势借力
（一） 网络出发——科技时代的契机馈赠
安妮宝贝从 1998 年开始在“暗地病孩子”、“榕树下”等文学网站发表的文章，是她引起读者注意的开始。虽然当时的网络还未普及到当今的程度，但若没有网络，安妮宝贝颓废荒凉的文字怕是很难通过当时严格的出版制度的层层审核与读者见面。即使后来专注于传统的实体书出版，安妮宝贝的写作仍然与网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网络文学的首批发迹者之一
网络文学作为新生的文学形式，因其平民化的作家主体、网络化的创作传播、多元化的接受欣赏、共享化的作品资源、网络化的语言风格等区别于传统文学的特征，将众多普通的文学爱好者纳入网络文学创作的队伍。因为电脑设备资源的特殊性，大学校园中的理科生比文科生更早接触网络，因此成为了早期的网络文学创作主体，但他们的作品因为玩票性参与的心态、文学功底的有限等原因一直有所局限。出现之初的网络文学常因庸俗煽情的表达方式、烂俗贫乏的故事情节、肤浅无营养的创作主题被指责为“垃圾文学”。随着网络的逐渐普及，安妮宝贝等优秀的网络写手参与其中，网络文学开始逐步进入正轨，但作品质量仍呈现两极化倾向。
安妮宝贝的早期出版作品常在醒目位置（如封面、扉页等）印有“互联网上风头最健的新生代作家”等标榜作家身份的字样。网络文学成就了安妮宝贝，而安妮宝贝也在很大限度上提升了网络文学的质量。
2、安妮作品对网络资源的适用
网络给了文学一个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发展空间，给文学带来了不一样的精神内涵，给了安妮宝贝等写作者一个全新的开放的自我展示和传播平台。安妮宝贝的作品与网络资源有许多契合点。
（1）自由
网络文学把关审核的无障碍性提供了发表的自由，写作的匿名性提供了身份的自由，网民之间交流的多元性提供了沟通的自由，“心想手书”的同步性放飞了创作精神的自由。网络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文学的规范化和秩序化，让文学的真正价值得到了释放和实现。这是安妮宝贝一直在寻找的宽容的性灵空间，让她可以自由书写、自由发表当时不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文字，在充分享有孤独的文字需要的孤独创作环境的同时，又可以在虚拟而广阔的界域和有相同心理经验的人彼此安慰，网络使她发掘了更多相似的灵魂，确认了自己的价值和为他们而书写的意念。
（2）平等
网络文学世界没有所谓“批评家”式的权威论调，每个人都可以以平等的身份发表自己的见解、阐述自己的理由，网络的资源共享性让作者和读者之间跨越了传播与被传播的身份藩篱。这样平等的对谈让安妮宝贝与读者之间，安妮宝贝的读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参与式的精神与身份的交流和认同，是其吸引和加固读者群的一大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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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台分享——小众形式针对性传播
电台传播由于对使用者设备和所处声波环境有所要求、难以满足受众的视觉需求等原因在当今世界并不算是强势媒体，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学作品的某些属性（如需要足够想象空间等）相符合，若辅以正确的使用方式，不失为文学作品传播的良好渠道。安妮宝贝作品的特殊性，暗合了电台传播的某些特质，午夜电台和网络电台的传播让更多人知晓了安妮宝贝的作品。
1、午夜电台
白天的繁忙与压力剥夺了人们的思考时间，压榨了人们的思考精力，加上都市人普遍的精神压力大导致失眠等原因，培养了午夜电台的大批受众。这些受众往往有很大的工作压力、较高的文化水平，对广播内容有较高的要求。安妮宝贝的作品因优美的文字，深邃的意蕴，对都市人生活和心灵世界的深入展示与挖掘，常能引起听众的共鸣，成为午夜电台广播内容的极佳选择。
上海广播电台曾几次播放了安妮宝贝的作品，著名播音主持人陆悦农在午夜广播节目《今夜不太晚》中多次以清幽的音乐为背景，播读了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七月与安生》、《最后期约》、《暖暖》等文章，引起听众的强烈反响。
2、网络电台
网络电台的无限性、迅捷性、互动性等特征，让它与传统电台相比有着更多的优势。而且安妮宝贝的读者最先产生于网络，并有大批读者始终活跃在网络之中，这给安妮宝贝的作品在网络电台的受众群的形成和稳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百度安妮宝贝贴吧中有吧友自己制作的网络电台节目，在每期主题的介绍中辅以唯美的图片，有节目相关负责人员的详细列表，每次节目播放后，制作人都会与听众在留言中交流，听取听众的意见，并挑选一些吧友的留言在下次节目中播出，充分调动了听众的参与性。从吧友的留言来看，许多人一直有收听该节目的习惯。另外，FM80℃等网络电台也常常播放安妮宝贝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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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传者——读者的忠实与衍变…………………24
（一）读者定位及人员构成……………24
（二）读者群得以巩固并扩大的原因…………………25
（三）读者的衍变趋势…………………26
四、传播效果——时代成就的典范……………………28
（一）对读者群的影响………………………28
（二）对其他作者的影响 ……………………29
（三）对文化市场的影响 …………………30
四、传播效果——时代成就的典范
传播效果是检验传播主体所使用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法是否适当合理的试金石，达成良好的传播效果是整个传播活动的最终目的。在笔者看来，文学作品的传播效果主要应该从该作品的传播对读者群、对其他作者、对文化市场的影响三个方面来判断。
（一）对读者群的影响
读者作为文学传播活动的接受者，其对某个文学作品的接受度是衡量该文学作品传播效果的重要标准。同一个作者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可能会吸引或离散部分读者，长期阅读某个作家的作品甚至会对读者的价值观产生一定影响。安妮宝贝对此有明确的认识，她十分看重与读者的沟通，也极为重视作品对读者产生的影响。
1、对读者的吸引与离散
安妮宝贝倡导作家与读者之间的真切平等的沟通，谦逊诚恳的创作姿态对成就安妮宝贝为读者所认可的作品有很大推动作用。安妮宝贝的作品中日记式的独白短小凝练，不会给读者造成太大的阅读负担，又会激发读者的思考与想象；流畅华丽的语言风格符合当下流行的“美文”标准；逐渐演变的内容主题又与大多数人的期待视野相吻合——安妮宝贝的创作从阅读习惯、审美倾向、情感需要等各个方面满足了读者的需求，对读者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作者的写作风格和读者的阅读偏好都在发生变化，安妮宝贝对这样的状况有着深切的感知。她了解自己的文本的特色和随着时间发生的不自觉的文风改变，也坦然接受读者的流入与流出，知晓自己每个阶段的作品所吸引的读者的身份与年龄的变化。对读者流向如此清晰冷静的判断，让安妮宝贝处变不惊，在保留个人风格的前提下自然书写心态的变化，这样的作品也许格局不算宏大，主题不算深刻，但是足够真诚，因而保持了读者群的整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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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论文将文学作品传播过程中的传播者、讯息、传播媒介、受传者、传播效果五个要素与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过程的五个基本要素（即 5W 传播模式）：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一一对应进行了分析。 有传播价值的文本是传播活动的首要前提，直接影响传播活动的效果和传播热度的持久性。安妮宝贝虔诚的创作理念决定了文本质量的卓越纯粹，始终如一的文本特色让安妮宝贝的作品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可辨识度，在和读者一起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淡然成熟的创作风格不断加固已有的读者群，这些因素的交汇实现了安妮宝贝文本创作的良性循环。在科技不断发展、经济愈加繁荣、人性全面解放、文学焦点从意识形态转移到内心世界、孤独书写能引起广泛共鸣并被广泛接受的时代大环境中，安妮宝贝的创作从网络发迹，经过电台的针对性小众传播、实体书的出版发行、BBS 里读者的互相推介、个人博客和微博的互动宣传、漫画和话剧的改编再创作、主题摄影展的举办、广播剧的不设版权随书发行、文艺杂志的辅助推广等多种传播方式的联合应用，成功打出了传播媒体的组合拳，达成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安妮宝贝作品的预设读者与实际读者基本吻合，在早期多为脆弱敏感、孤独不安的“小资”和学生。随着创作风格的转变，安妮宝贝不同时期的作品吸引了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读者，读者大趋势向年纪稍长者和普通大众靠拢。同时，也有一些读者因不能接受其作品风格的转变等原因而流失。但不可否认的是，安妮宝贝一直凭借自己的作品对读者、对其他作者，甚至对文化市场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诚然，安妮宝贝的创作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倘若她不重视这些问题、不对自己的写作方式和写作状态做出相应的调整，很可能影响自己接下来的创作，甚至导致读者的进一步流失。但安妮宝贝作品的传播仍然因多种传播方式的有效融合和对自己写作风格的坚持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给当代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一条可借鉴的新路径。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优秀范文三：温暖中流逝的美——论迟子建小说的人性主题
一、迟子建小说人性主题本源的追溯
（一）东北地域文化的滋养
不管是精神生产活动还是物质生产活动都会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文学的地域性很早就被人们所关注，地域环境不仅包含自然地理环境同时还含有风土习俗、文化渊源等方面，而人们不仅生存在自然地理环境中，文化习俗同样影响着人们，不可避免的承载着此地的文化气息。在某些方面上，可以说文学的成长仰赖于丰硕多样的区域文明。每一位优秀的作家都会秉承某种地域文化的熏陶与滋养，创作中便会自然流露出某种地域文化的品格。
古今中外，众多学者都认为文学与地域环境有关，而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产生出不同的文学样式。但是如果仅仅看到自然地理环境，而忽略复杂的人文环境就有失偏颇，实际上，人文环境要比自然因素对文学的影响更为深刻。地域文化，在今天这种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仍然消除不掉它对文学的影响。在地域文化中，有多重因素共同起作用，历史、政治、文化、民俗、宗教等都渐进式的影响着我们。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选择等方面深深打上了地域文化的印记，而地域文化同样制约着该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地域文化对人对文学都有意义深远的影响。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受到的社会历史文化、思想观念的规约，耳濡目染的对风俗民情、传统文化等人文环境产生自己的认知。习俗对一个区域民族的感化不但体现在外在的物质层面上，更要紧的是表现在深层的民族心理方面，文学是一种贴切的表达方式，犹如一个三棱镜折射出地域的文化特色。语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幅员辽阔的大地上并存着多姿多彩的地方语言，这样所形成的文学风格便有所差异。方言合理的运用到文学作品中可以丰富作品的文化内涵，而且可以增加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许多优秀的作家都不约而同的汲取这一文化素材丰富进自己的作品，富有艺术表现力的语言同样可以吸引不同的读者。我国是一个具有 56 个民族的大家庭，幅员辽阔，于是构成了拥有差别样式的地域文明，有东北文明，中原文明、齐鲁文明、楚湘文明、巴蜀文明等，它们分布在不同的区域中，如繁星般闪动在我国文明的上空，共同构筑起多姿多彩的中华文明。区域对文学的教化是长远的，它不单制约着作者的艺术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等方面，同时还孕育出许多让人耳熟能详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如山西的山药蛋派，河北白洋淀的荷花淀派，萧红萧军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等。不同的地域文化滋养出不同作家的文学风格，可以说地域文化对作家写作风格的形成有巨大价值。我们所熟识的众多作家均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出含有地方特色的作品，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老舍的京韵文化，赵树理的山西农村，师陀的果园城，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叶兆言的秦淮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这些作家笔下的文学世界不仅仅是因为其主体凝练、题材新颖等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铸就出与众不同的地域文化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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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亲情的感召与抚慰
在当代文坛，父亲的形象影响着作者的创作，这是不可否定的。迟子建的父亲在迟子建的生活、情感、个性等方面都产生独特而意义深远的影响，父亲的伟岸形象是她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与动力，也是她文学观、世界观、家庭观、女性观等形成的重要基石。父亲特有的生活经历与性格对迟子建有浅移默化的影响。
迟子建的父亲迟泽风，出生在山东海阳，幼年时赶上闯关东，随父母移居黑龙江帽儿山，放牛、砍柴等苦活累活均压在父亲幼小的肩膀上，还要时常遭到祖父的鞭打。祖母因惧怕日本的枪炮而一病不起，祖母逝世后，祖父就把他送到哈尔滨的亲戚四叔那寄养，父亲读完小学、中学，由于热爱音乐，筹算着毕业后报考音乐学院，可是四叔家境并不富裕。倔强独立的父亲毅然决然的报名参加了大兴安岭的开发，穿着一双四奶奶用七毛钱买来的球鞋，独自踏上异乡的征程，后来在漠河乡与妈妈结婚。再后来，父亲在这片黑土地上创业，成为校长，一生致力于学生工作。文革时期，父亲热爱教育热爱学生，以致于被下放干粗活仍然坚信学生要学习才是出路，这种倔强、执着、正义的人格精神也影响着童年时代的迟子建。小说《花瓣饭》中的描写，脱胎于父亲真实的生活经历，无论是故事原型还是生活经历均在作者心目中留下强烈的记忆。这篇小说比历史回忆录更生动、形象、具体并富有深意。小说中的黑印度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被毒害的烙印，小孩子不懂是非分明，幼稚的行为展示出人性的本真一面。归根结底，这是父亲赋予作者的生活感受力，具有高度的历史感。我们详细阅读迟子建的文章能够察觉，父亲对她的教化不单在于天性方面，更加为她的写作供应了充足的创作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她创作的美学品质。童年时期的迟子建不愿意随父亲去山里劳动，每天希望在家混日子，而正是父亲的“逼迫”才使迟子建从小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现在想来，我十分感激父亲，他让我在少年时期能与大自然有那么亲密的接触，让冬季的那种迷茫和壮丽注入了我弱小的心坎，润泽着我。每次我从山里归来，听着柴火在火炉中 “劈啪劈啪”地焚烧，都会被莫名的打动。我觉得柴火焚烧的声响便是歌声，火炉它会唱歌。火炉在漫长的冬日中便是一个有着金嗓子的歌后，它天天歌唱，不知疲倦。火炉的歌使我知道了生活的艰辛，知道了劳动的快乐，知道了如何去获取温暖。因此，在我回忆往昔快乐的时光中，总是会与火炉不期而遇。虽然与火炉相随的日子已经远离，可是我不曾忘却它美妙的嗓音，它那温柔亲切的歌声将永存我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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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宽容与善良：隐忍的人性
（一）对人性善的宣扬与赞美
人性怎样定义，从古至今，历来众说纷纭。从《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到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再到告子：“生之谓性。”“食色，性也。”“性无善无不善也。”各家对人性的理解可谓众说纷纭。在迟子建的笔下，人性幻化成辛七杂对辛开溜死后的认可，幻化成安雪儿在法庭上对辛欣来的不怪罪，幻化成唐眉用一生去照顾被自己害惨的陈媛，也幻化成陈金谷的晚节不保与辛欣来被判处死刑后的不相信，大千世界的人性在迟子建的小说中尽情显现。迟子建始终执着地在她所构筑的文学城堡中展现着人性温暖与爱意的一面，让一种浓浓的人性之光闪烁其中，而这种普视一切的人性之光给困境中的人们指明了航向。
在她早期的作品中，有这样一群闪烁着人性善光辉的淳朴乡民。他们的纯朴、善良是与自然融合在一起的。浓郁的人情味在他们中间显现，《亲亲土豆》是一篇读来感人至深的小说，夫妻间的真情挚爱蕴育在平凡的生活中，而病魔却折磨着他们，让人心酸。故事中以土豆为纽带，展现出秦山与李爱杰这对朴实的夫妻两个世界的生死之爱。土豆的种植是其一家的经济来源，也是秦山的希望与寄托，土豆连着亲情，得知自己病入膏肓的秦山一心要把钱留给妻子和孩子，不愿花医药费，悄悄地回家收土豆，但是死亡摧毁了他们的爱情，读来不禁让人落泪，尤其是故事结尾，李爱杰对一直滚落脚边的土豆，温声细语的那句：你还跟着我呀！表现出夫妻间至真至纯的爱。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雾月牛栏》讲述的是人间最普通的故事，小说选材新颖，不落俗套，却又凸显出人间的至真至善，年少无知的宝坠偶然看见父母床弟之事，第二天不明事理的盘问继父，继父恼怒之下，推打宝坠致使其丧失部分记忆，智力水平永远无法与正常孩子相比。继父的悔恨一直持续到病逝，正是这种无法言说的情景与无法改过的举动，促发了人性中最纯粹的一面。《日落碗窑》中的主人公吴云华因腿有残疾，身体不健全，到了适婚年龄，教书匠王张罗宁娶一个身体健全而神志不清的女人为妻，也没娶吴云华，王张罗娶回家的傻妻子没少让王张罗出丑，待到快分娩时，还到处乱跑，此时，吴云华不顾自己行动不便，热心的帮助王张罗的傻妻子生产。《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妮浩萨满，在上一任萨满离去后，便担负起保护族人的使命，而萨满救人亦是一命抵一命，在拯救别人的过程中，妮浩陆续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而其中的一个女孩因害怕母亲救人致使自己丧命而离家出走。萨满的伟大，就在于舍己救人。因伐木工人的一个烟头而引发的大兴安岭森林那场旷世空前的火灾，妮浩舍命求雨，当一场大雨淋漓尽致的覆盖在大兴安岭上空时，妮浩结束了她传奇的一生。《疯人院的小磨盘》中的王铁，又叫小磨盘，因家庭的缘故从小与周围的环境相处不那么融洽，第三次去上学时，已经十二岁，他渴望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但是班级的同学总找他麻烦，李亮曾把小磨盘的铅笔偷走，又把铅笔盒扔进厕所，而小磨盘感到自尊心受挫，把李亮推进厕所导致其意外溺亡。小磨盘的母亲面对本已贫困不堪的家境，不得不把所有积蓄全部悉数拿出，以求得李亮的家人饶过小磨盘，万万没想到的是，李亮的父母竟然无条件的原谅了胆小受怕的小磨盘母子俩。《清水洗尘》中天灶的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因着不想让人与人之间产生那么深的陌生与隔膜，宁愿妻子打翻醋坛子也帮蛇寡妇打扫烟筒、修澡盆。《白银那》中的村长，在村民产生纠纷时，宁可委屈自己，也要化解村民间的隔膜。《青草如歌的正午》中的镇长在陈生上访将要遭到处罚时，挺身而出，陪着笑脸与调查员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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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人性恶的理解与宽容
人无完人，迟子建从不回避人性的不完美，人性中，本含有真善美与假恶丑，即便是假丑恶，在迟子建笔下也不是不可原谅，正视恶的一面，才教会人追寻善的一面。迟子建曾阐述：所以我特别喜欢恶人的灵魂被发现，他总有好的一面会在不经意间出土。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记叙了乌塘这个以煤炭资源丰富而引发许多权力与金钱的丑恶行为。在权力的逼迫下，乌塘的领导为了自保，少报矿难人数而求安稳，蒋百因此不能入土为安，蒋百嫂内心受到巨大冲击做出一些常人难以理解的行为，蒋三整日在屋顶张望“失踪”的父亲，却不知道父亲就坐在家中的冰柜里。在金钱的诱使下，乌塘出现了许多“嫁死”的行为，在矿难频发的地方，外地女人来到乌塘嫁给矿工是因为，如果丈夫发生矿难，遇难者家属便可以得到一笔数额不菲的赔偿金，于是就有了刘井发偷着砸开妻子的箱子，发现里面有好几张为自己买的保险单，妻子知道后，毫无愧疚之感，矿难本是人间惨剧，骨肉分离，亲人难见，许多人却把其当成升官发财的途径。将自己对金钱权力的欲望建构在牺牲他人生命的基础上，人性中贪婪、自私、冷漠的行径令人深恶痛绝。面对人性恶的方面，作家虽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可以揭示并阐述问题，以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也是迟子建一直坚持的立场。
在她的作品中，《秧歌》里面的拉车老汉因受人报复，莫名其妙的被剃光了头发，心里承受不住这种打击，因痛恨那些剃光他头发的人，便毅然决然的选择自杀，而迟子建通过老汉妻子的话语叙述，流露出否定的态度。《麦穗》中的图画老师与学生发生性关系后，内心受到重创，在他勇于承担罪责并悔过自新后，迟子建依然用她人性的笔触进行了宽恕，但是有些作品中，迟子建还是给予了强烈的谴责，如《晨钟响彻黄昏》里的李其才，体现在他身上的是一种兽性，利用医生的职权去奸污精神病人，作者在描述这个人物时，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厌恶与憎恨，这样的人因此被判处死刑。还有《草地上的云朵》与《野炊图》中对于政府部门的腐败行为给予批判，上层领导利用职权的便利乘着公车，带家属去吃喝享乐，假公济私，而领导间的勾心斗角实则更让人作呕。更有甚者，为了一己私欲而导致他人自杀，更为人所不齿。在《腊月宰猪》中，出现了区别于《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嫁死”的“骗婚”行为，怀有身孕的外乡女人欺骗了丧妻后要续弦的齐大嘴，顺利生下孩子后，又悄悄离开，寄信表示歉意，希望以每年给齐大嘴作鞋补偿这个人情。这样的一种人性应该是普遍存在的，外乡女人虽是个骗子，但并不是十恶不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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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想与现实：多变的人性 .............. 13
（一）理想人性的执着守护 .................. 13
（二）现实世界的人性救赎 ...................... 21
四、迟子建小说人性主题价值意义 ............ 21
（一）面对当代文坛多重语境下的自我独特坚守 ........ 21
（二）对传统诗性精神的继承与现代文明的审视 ................ 23
四、迟子建小说人性主题价值意义
（一）面对当代文坛多重语境下的自我独特坚守
从五四新文学起，作家创作文学便有着自己对人性的独特感悟。鲁迅先生的人性书写是希望民族强大，他笔下的基调是雄壮豪迈如匕首般锋利。三十年代的沈从文极力书写着家乡的人性美，湘西的山水在沈从文笔下得以沉淀，而他对家乡人性的赞美正是其文学信仰的坚守。四十年代一直到十七年文学时期，由于政治的干预，迫使很多作家放弃原有的写作信仰，对人性的书写一度遭到破坏，文艺为政治服务成为主题，后来的八十年代文学，给予文艺界更广泛的创作空间，不再被政治强烈束缚。迟子建就是在这时步入她向往已久的文坛，迟子建的创作几经周折，内容题材、人物语言、艺术手法等方面总是在不断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常常使文学史家头疼，不知该把迟子建并入哪一流派。可以说迟子建一直以一种独特的书写方式独立在文学史的边缘，在寻根文学开始时期，迟子建多描写东北土地的风土人情，但是却没有寻根文学那样深入挖掘民族文化之根，先锋文学掀起时，迟子建还是没有搭上这趟列车，而身为女性的迟子建也没有进入女性作家那一独有的女性书写行列，她没有拿女性这一身份进行书写，她笔下流落出更多的是一种和谐之美，讲求男女平等的观念。而同一时期的其他文学派别，迟子建也没有被包含在内。
与迟子建同时期的作家，每个人的创作方式均不相同。余华的小说创作，前期以暴力血腥著称，里面所包含的内容让人不寒而粟，之后逐渐转变其风格，在作品中渐渐熔铸进温情，是一种能够让人读来流泪的元素。王安忆以自身写作的内容，被各种文学流派所包含。而迟子建既没赶上文学流派的快车，同时也没有搭上末班车。她好比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在另一个空间自由驰骋，看风起云涌，看花开花落。迟子建对自己没有归属于任何流派没有烦恼反而更自由洒脱的进行着写作，这样可以不根据市场需求，专注于自己本身的人格精神与创作情怀，不追赶各种文学潮流，执着于思考文学本身的问题，这或许是迟子建一直想要的东西。苏童曾阐述：“我想比较完美的写作是不预设姿态的写作。”迟子建的创作与大部分女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她的作品中含有大气与包容，朴素的文字中传达出一种深厚的情感与大自然的灵性，她笔下的生命时而忧伤时而绚烂，始终给人以温暖和爱意。迟子建在当今市场化的文学环境中，仍然坚守自己理想的文学形式与内容，语言中透露出温暖的诗意，可以说是一道难得的靓丽风景。在创作《群山之巅》后，迟子建仍感觉自己的写作素材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她的笔端将伸向更辽阔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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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迟子建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儿时生长于黑龙江省北部的一个小村落，从小喜爱与大自然打交道，熟稔并热爱着家乡的一切，儿时的记忆遂成为其早期作品的素材，东北黑土地上的文化与民俗跃然纸上，无论是多次出现的鄂伦春游牧民族还是占人口最多的汉族，迟子建均投以质朴、亲密的情愫。在迟子建笔下，人性这一主题得到了很好的诠释，无论是生活在大山里的山民、土匪，还是生活在城市中的贫民、贵族，都在深深的展现着人性的光辉。虽然有时阴暗的一面盖过光明的地方，在结尾的时候，迟子建总是以美好的结局幻化出美丽的故事。
读当代作家的小说，仿佛在读一部中国当代史，那林间的美妙，城市生活的舒适与堕落，权钱交易，所有纯洁与龌龊统统融入进作家的笔底，幻化成一幅多彩的画卷。迟子建是在用文学这支笔去理解外界与内在、城市与乡间、物质与精神、现代与传统的同与异。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优秀范文四：张爱玲小说艺术语言创造的图式化外观
第一章 艺术语言创造内视可观的都市
第一节 都市时空风景图
张爱玲写都市风景，写得十分全面又别有一番情趣。无论是都市自然景物，抑或是都市社会环境，都被她的小说呈现得一览无遗。张爱玲用她独特的艺术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有声、有色、有味、有情的都市时空风景图。
远近皆可观的都市。细读张爱玲的小说，不难发现，繁华的旧上海是由狭窄而细长的弄堂，住着好几户人家的拥挤的旧式楼房，有钱人家的西式洋房组成的。张爱玲对上海这些常见景物的的描写，既有对远景的捕捉，也有对近景的细致呈现，进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远近皆可观的都市。《半生缘》中的近景描写尤为细致，曼桢去叔惠家里，叔惠带她上楼，叔惠家的环境就很细致的呈现在读者眼前了：“楼梯上有别的房客在墙上钉的晾衣服绳子，晾了一方一方的尿布，一根绳子斜斜地一路牵到楼上去。楼梯口又是煤球炉子，又是空肥皂箱，洋油桶；上海人家一幢房子里住上几家人家，常常就成为这样一个立体化的大杂院。”张爱玲细致的描写了叔惠家的的居住环境：晾衣服绳子、尿布、煤球炉子，肥皂箱、洋油桶……这些具体的实物极具真实生活的气息，有很强的画面感，让读者对叔惠家的生活环境一目了然，也映射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上海市民的生活环境：拥挤，像北京的四合院。《金锁记》中七巧和姜季泽闹翻之后，“季泽正在弄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这个是七巧从楼上看到的远处的场景，接着张爱玲把笔触转到近处的七巧，她在楼上的窗口前望着季泽独自流泪，然后又转换为远景：“小孩把袍子掖在裤腰里，一路踢着球，奔出玻璃的边缘。绿色的邮差骑着自行车，复印在巡警身上，一溜烟掠过。”这种两个场景：远景和近景切换调节，成功的将一个场景切换到另一个场景，了无痕迹。也真实反映了七巧内心的痛苦与挣扎。《留情》里通篇的描写都极具图式化特征：小火盆、结婚证书、下雨天的上海街道、双人黄包车、棕黑的小洋房……从中，读者看到了一对住在高档洋房里的夫妇的日常。
有声有色的都市。张爱玲在《天才梦》中说过：“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张爱玲从小对音乐和绘画有着极大的兴趣，也许如果她没有选择写作，那么她一定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音乐家或者画家。后来她成为了作家，把色彩与音符一起融进了自己的小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有声有色的都市世界。从张爱玲的小说中可以看出，她喜欢把多样的色彩与复杂的声音融汇在一起，进而衬托故事人物或故事情节。《倾城之恋》中有这样一段有声有色的描写：“黑夜里，她看不见那红色，然而她直觉地知道它是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窝在参天大树上，毕利剥落燃烧着，把那紫蓝的天也熏红了。叶子像凤尾草，一阵风过，那轻纤的黑色剪影零零落落颤动着，耳边恍惚听见一串小小的音符，不成腔，像檐前铁马的叮当。”走投无路的白流苏第一次到香港之后夜不能寐，张爱玲用这段话准确的描写了她焦灼不安的心境，她和范柳原之间更多的不是爱情，而是互相算计，一个想调情，一个想结婚。流苏正是怀着一种不安的情绪，所以即使香港的夜景再美丽，她也感受不到。张爱玲此段声色俱全的描写刚好与白流苏的心境相契合，更突出她焦虑不安的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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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都市家居日常图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张爱玲的小说观与消费化的都市是不相融的。李欧梵在他的著作《上海摩登》中，提到了许多物质性的事物：外滩的高楼大厦、人来人往的商厦、咖啡店、跳舞厅、跑马场、交易所、时尚杂志和画报、广告中珠光宝气的人物、电影院和电影……繁华都市的外部形象必须要有大量商品化事物来填充，这些由珠光宝气、色彩斑斓、应接不暇甚至光怪陆离的摩登表象组成的消费形态构成了物质主义的表象，并将都市塑造成了一个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现代空间。可张爱玲却没有被这些所吸引，她依旧执着于反映三四十年代上海弄堂中市民生活追求与价值理念。吃穿用度是最单调的主题，因为它摆脱不掉“日常”行为习惯的重复，可在张爱玲笔下，它们却代表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文明的节拍”，充满了五颜六色的刺激，这就是她所熟悉的上海。
张爱玲之所以能在上海文坛掀起不小的高潮，原因在于她娓娓道来的给人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故事。上海与北京是两个不同的大都市，就像茅盾笔下的上海和老舍作品中的北京，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张爱玲是有一种“上海情节”的，她的作品一直都是以上海和香港为写作背景，而上海，这座交融着现代的青春活力和历史的苍老的都市，是张爱玲所关怀最多的地方，她把这座城市视为自己的知己，在长年累月的都市生活中细细挖掘深深体会，不断的探索与耕耘，使她笔下的上海绽放无尽的美感与情感。张爱玲用她纯熟微妙的笔法，写了都市平凡市民的生活场景。
《倾城之恋》中：“门掩上了，堂屋里暗着，门的上端的玻璃格子里透进两方黄色的灯光，落在青砖地上。朦胧中可以看见堂屋里顺着墙高高下下堆着一排书箱，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识。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蓝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这一段写白公馆内陈设，通过细腻的描写，昏暗的堂屋、黄色的灯光、青砖的地面、坏了的机括……在画面感之外，又代表着流苏茫然的心态，带给读者独特的、立体的审美感受。房间陈设本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常的一个情景。但在以日常叙事见长的小说中，这些平常的器物、话语、细节、场景都如镶嵌在房门上的“锁眼”，让我们窥视到人物日常生活的深处。《半生缘》中描写家居场景的部分特别多，从叔惠家到世钧家，从曼桢家到曼璐家，甚至是翠芝家，张爱玲都给读者一一做了介绍。尤其是曼桢一家人的居住环境，写得尤为仔细：“曼桢急急地走上楼去，楼上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她母亲坐在房间里，四面围绕着网篮，包袱，铺盖卷，她母亲一面整理东西，一面和祖母叙着别后的情形。”“数说了一会，忽然想起来向曼桢的祖母说：“妈不是一直想吃家乡的东西么？这回我除了茶叶，还带了些烘糕来，还有麻饼，还有炒米粉。”曼桢、曼桢母亲、曼桢祖母祖辈三代的对话，叙说的不过是日常琐事，但却影射了整个大上海都市中类似家庭的生活图景，令人为之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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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艺术语言创造的感性外观意象
第一节 凄艳的色彩感
在诸多感官描写中，张爱玲对颜色的描写让读者享受了一场视觉的盛宴。她自幼对色彩极为敏感，她在《天才梦》中曾写过：“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跳舞。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张爱玲的作品之所以吸引读者的眼球，与她喜爱在小说中运用强烈的视觉对比有很大关系。而将这种强烈的视觉对比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就是对她色彩的描写。与张爱玲同时代的上海女作家苏青对她的小说语言赞赏有加，苏青说张爱玲的小说有着鲜明的色彩，好比一幅色彩艳丽的画，甚至最好的画都赶不上她对颜色的描写，也许人间本无此颜色。可见张爱玲在这种色彩语言上颇有研究。
张爱玲作品中的色彩语言独具特色，绝不是仅仅停留在描摹的层面，不仅仅是对事物表层的复制以及对人物情感的捕捉，更突出的是饱含着色外之“色”的审美感受。因此，她的小说有着非常丰富的颜色描写。雕塑家用雕塑塑造世界，画家用图画描摹世界，张爱玲用独特的的语言文字来描写世界，他们都离不开颜色，颜色是艺术创造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张爱玲凭借自身对色彩的情有独钟，采用一系列色彩描写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展开，诠释人物的心理矛盾，塑造深刻的人物形象，烘托周围的气氛，用浓烈、艳丽的色彩来塑造一个冷漠凄清的世界。张爱玲所营造的一系列色彩意象，既有对经典作品中意象的袭旧和继承，又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创新之处，这些意象使许多看不到摸不着的事物，如人物的心情、感受、体验等，具体而生动的呈现在读者面前。
运用杂色突出不和谐图景。中篇小说《倾城之恋》中，张爱玲有一段描写香港的话：“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油画一样浓厚的色彩描画出不同于上海的香港风景图：五颜六色、光怪陆离，纸醉金迷，充满了现代商业文明的刺激。可是，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即将在这样的香港中展开，不难想象，他们的爱情怎么能有温馨、宁静的幸福感？事实上是，白流苏和范柳原彼此的内心世界恰如这浓重不和谐的色彩，时刻在较量。
运用色彩对比突出反常对抗。自古以来“葱绿配桃红”都是中国绘画中最忌讳的搭配，张爱玲深谙绘画之道，从小便喜爱画画，但她却故意在小说中采用这种葱绿配桃红的颜色，例如《金锁记》中：“天是森冷的蟹壳青，天底下黑的只有些矮楼房，因此一望望得很远。地平线上的晓色，一层绿，一层黄，一层红，如同切开的西瓜。”可见张爱玲另有深意。不难看出，她的目的就是想用这种刺眼，格外夸张的颜色，制造出不和谐的场景，更深刻地揭穿男女主人公心灵的冲击、惶恐与惴惴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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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苍凉的雕塑感
纷扰市井中装扮出的生命像。张爱玲擅长写都市中最贴近生活形式的市井生活，这是她小说的基调和底色。这种原生态的生活叙事是都市市民所喜爱的，用俗世文化展现市民的生活状态，展开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进而剖析人物内心。这就使张爱玲的小说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很多都是生活在市井中的男女老少，原型也大多是她身边的人，她对他们极尽讽刺的同时，更有一种怜悯之情，大概这就是她所说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爱玲以独有的人生经验塑造了一系列纷扰市井中的生命像，通过描写他们在俗世生活中的日常，从清纯到堕落的种种人生遭遇，向读者铺开了一幅沉重而凄美的人生画卷。
《金锁记》结尾部分写七巧年老以后，能够将翠玉镯子一直推到腋下。接着笔峰一转，又回到七巧十八九岁时候的样子：滚圆的胳膊，雪白的手腕……这样一个简单的细节描写，年老的七巧和年轻的七巧如塑像一般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身临其境的感受到一种荒凉的无奈，苍凉的雕塑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再如其中描写长安的一段话：“每逢她单叉着裤子，揸开了两腿坐着，两只手按在胯间露出的凳子上，歪着头，下巴搁在心口上凄凄惨惨瞅住了对面的人说道：‘一家有一家的苦处呀，表嫂——一家有一家的苦处！’——谁都说她是活脱的一个七巧。她打了一根辫子，眉眼的紧俏有似当年的七巧，可是她的小小的嘴过于瘪进去，仿佛显老一点。她再年青些也不过是一棵较嫩的雪里红——盐腌过的。”这种雕塑感极强的画面给人一种回味悠长之感，具有一种启示作用。另外，苍凉的雕塑感这一特点在长篇小说《半生缘》中也体现得尤为清晰，这篇小说里的每个人物和场景都饱含着苍凉之感，在苍凉的同时又有一种雕塑美。如世钧、曼桢和叔惠三人照相，曼璐穿着紫色丝绒旗袍、倚在栏杆上和豫瑾相见等场景。通过对七巧、长安、曼桢、曼璐、世钧、叔惠等人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张爱玲还原了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和深刻内涵。她以市民的眼光来描写和表现都市市民的日常生活，虽然平庸琐碎，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张爱玲的把笔触集中在上海市井人民身上，通过对市井民俗的精细描绘，展现出了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市井风情画卷。
迷乱都市气氛掩不住的奢华像。沦陷中的孤岛，无处不在的生活焦虑以及社会的大变动，给都市市民阶层带来了无尽的精神恐慌。但依旧有人在这迷乱的都市中过着奢华的生活，他们凭借祖上的遗产或投机倒把得来的钱财挥霍无度、醉生梦死。《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和白流苏在香港到处游玩，电影院、戏院、咖啡馆、赌场、饭店、酒店、绸缎庄……晚上又要散步到深夜。张爱玲一边描写着香港的奢华和范柳原的财大气粗，一边又不忘塑造这一对乱世男女不断调情、各怀心事、勾心斗角的一面。当范柳原独自去英国，留下流苏一人，流苏摇摇晃晃的走在她费尽心机得来的一间又一间的空房里，她确实累了……取悦范柳原最后得到的只是一个情妇的身份，张爱玲用许多空房子来衬托流苏内心的空虚：房子是空的，心也是空的。美丽而苍白的流苏和许多空房子，是《倾城之恋》中呈现给读者最震撼人心的塑像。最后小说结束在一篇咿咿呀呀的胡琴声中，有着说不尽的苍凉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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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艺术语言创造可转换的文艺图式..................22
第一节符号化的图像再现.................22
第二节 直觉性的物性言说................23
第三节 视觉化的审美价值...................27
第三章 艺术语言创造可转换的文艺图式
第一节 符号化的图像再现
读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很容易发觉，只要将某些细节描写结合在一起，便可以再现当时上海都市的日常生活空间。比如她的作品中常见的一些场景器物：镂空的实木家具、祖辈传下来的金银首饰、出嫁时置办的鞋子和洋服……故事背景的描写无微不至，展现给读者一些具体的实物。
她小说中的男女老少通常生活在这两种建筑中：随处可见的上海弄堂里石库门中的旧式房子，或者西式的小洋楼和公寓。长篇小说《半生缘》中，女主人公曼桢住在旧式弄堂里，而姐姐曼璐嫁给祝鸿才后，搬进了一幢西式楼房。《倾城之恋》中范柳原为流苏置办的房子是西式洋房：楼上品字式的三间屋，楼下品字式的三间屋。《金锁记》里七巧嫁入的姜家，在上海住的是早期最新式的洋房，堆花红砖大柱支着巍峨的拱门，楼上阳台却是木板铺的地。张爱玲把作品中的人物都置于这两种空间中，使读者能够清晰的感受到旧上海的风貌。而人物出行的交通工具通常都是黄包车和电车，也有小汽车，这些都是 20 世纪初上海都市中随处可见的交通工具，张爱玲以过人的智慧以及超群的洞察力，将黄包车、电车和小汽车这些都市中的交通工具无比自然地转换成她小说中的意象，利用旧上海甚至至今仍真实存在的车辆器具来塑造自己小说的背景，以此获得一个令读者感同身受的文学想象空间，使城市生活的符号，与城市的气氛、人物的心境结合，转化为一种图像呈现出来。
抓取外在可视物件折射人物瞬间心绪。服饰、器具、身体等，都能将人物固定在某一典型瞬间。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描写流苏的外表：“她的脸，从前是白得像瓷，现在由瓷变为玉——半透明的青青的玉。下颌起初是圆的，近年来渐渐尖了，越显得那小小的脸，小得可爱。脸庞原是相当的窄，可是眉心很宽。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①张爱玲的这段对白流苏外貌的描写，深深印在了读者心中，与范柳原有着倾国倾城爱情的女主人公是什么模样？它充分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此在，小说中有四处描写了与范柳原相交甚好的萨黑荑妮公主，描写她的身材、外貌与服饰，每次描写都是用白流苏的视角，既生动形象地塑造了萨黑荑妮公主的尊贵身份，又别出心裁的凭借对她衣着的描写，暗示了流苏内心深处对她的嫉妒与提防：因为范柳原对萨黑荑妮的态度，让流苏觉得她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是她嫁给范柳原的一个反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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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自从 1920 年张爱玲出生，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陆续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等文学佳作，从煊赫门第里的大小姐，到众人皆知、红遍大上海的传奇女作家，再加上其与花花公子胡兰成谈了一场不了了之但过程轰轰烈烈、刻骨铭心的恋爱，最后离开故土远去美国旧金山，并嫁给了美国剧作家赖亚，最后的最后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公寓里寂寞的溘然长逝。张爱玲的一举一动都不能不令人瞩目，有人用旷世才情、风华绝代来赞美她，是言之凿凿一点都没有夸大的。她的传奇人生从一出生就开始了，并不曾中断，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从 1943 年 5 月到 1944 年 4 月期间，仔细算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万象》、《紫罗兰》等文学刊物上就发表了张爱玲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心经》、《沉香屑：第一炉香》、《金锁记》、《琉璃瓦》、《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等，这些后来被称为文坛上最美的收获以及受到评论家热捧的小说作品，使张爱玲顿时声名大噪，成为当时上海红极一时的才女。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张爱玲的家还是一幢装修考究的豪宅。谁也不曾想到这样一个人最后会孤独的在异国他乡与世长辞。今年的 9 月 8 日，就将是张爱玲女士离我们远去的第二十年了；而 9 月 30 日，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九十五年。在上海出生，在上海恋爱，文学生涯也在上海开始起步并逐渐大放光彩，张爱玲在上海经历了她人生中最快乐和最痛苦的阶段。这位在人世中度过了七十五年的女作家，及其广为流传的佳作，是 20 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道极为独特的风景。从她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大上海走红，到 50——70 年代被文坛埋没，到 80 年代重新被发现，再到 90 年代的“张爱玲热”，已然说明张爱玲的作品历久弥新，有被后世研究的价值。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的都市小说，别具一格，她独特的小说观，以其具有感性特征的语言，而散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她描绘了出的上海都市，以其浓烈的世俗化倾向与商业化色彩，不断吸引新媒体对小说文本进行改编，这是张爱玲都市小说带来的重要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小说中的这种商业化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消费文化，而是在对都市的描写中更倾向于关注现代文明社会中对物质的追求与崇拜，以及在这种追求和崇拜基础之上的人受到的现代物质文明的影响，这是一种更易于被大众所接受的写作特征。在写作技巧上，张爱玲深受西方现代文学中重视表现人物心理的技法影响，用生动的内心活动来揭示现代都市情绪。同时，她对传播效果的预期是有充分考究的，针对欣赏人群的口味，她会结合欣赏者的心理需求，将文字的潜力通过多种技巧聚合起来，让表态的形象转化为动态可视的图式，这种转变对今天文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启示和探索。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优秀范文五：论杨红樱校园小说
第一章 与儿童展开心灵对话
第一节 以儿童为本位的创作理念
杨红樱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始终坚持以儿童为本位的创作理念，这与杨红樱早期成长经历和职业经历等因素息息相关。杨红樱的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十分自由。杨红樱曾经说过：“马天笑这个人物的生活原型应该是我的爸爸，他有童心，有生活情趣，喜欢玩，可以玩得花样翻新。我小时候是一个并不出色的孩子，他对我没有太高的期望值，我是在一种宽松自然的教育下长大的，所以我的童年快乐、自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父母的自由教育方法对于杨红樱后来形成的个性化教育理念的养成起到了奠定基础的作用。除此之外，杨红樱的职业经历对于创作理念的形成也不容忽视。杨红樱曾经的 6 年的教师职业生涯使得她对于儿童生活十分熟悉。童书编辑是杨红樱继教师职业后从事的另一职业。童书编辑要求对于孩子的心理发展、阅读特点有更深入的了解，杨红樱真正放下姿态，以孩子的角度从事编辑工作，从中她感受到了孩子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掌握了不同年龄阶段孩子的认知方式。另外，母亲的角色对于杨红樱的创作影响同样深刻。更重要的是，杨红樱还是一位时刻热心关注教育事业的人，她大量阅读教育方面的书籍，像卢梭、埃里克森、华生、斯金纳、皮亚杰等人发表的教育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专著她都有所涉猎，并仔细做读书笔记。总之，杨红樱的童年经历、职业经历、母亲角色以及专业知识都对她所坚持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创作理念有很大影响。
杨红樱多次表示自己喜欢被称为“童书作家”，她的主动“降格”意味着她更多考虑到了童书作家的责任、能力，以及童书作家究竟应该怎样化复杂为简单，更好的以孩子能够理解的方式所接受。杨红樱在创作过程中坚持站在孩子角度思考问题，同时尊重儿童的个体差异，她不仅给孩子安排了好看的故事内容，更借富有意味的教育故事培养了孩子美好的品性，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所谓“以儿童为本位”，就是充分尊重与理解儿童，发掘每位儿童的存在价值，关注儿童的精神世界，使得儿童的天性得到自由健康的发挥。值得注意的是“以儿童为本位”并不是放纵孩子，作为成人同样要对于孩子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杨红樱明确自己作为童书作家的任务，就是站在孩子的角度，为孩子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帮助孩子养成优秀的个人品格。杨红樱深刻意识到儿童文学相较于成人文学的独特之处，她的成功以及孩子对她校园小说作品的喜爱也就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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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持有童心的创作态度
杨红樱一生的愿望就是“破解童心”。很多小读者在阅读完她的校园小说之后，都惊叹杨红樱对于当下儿童生活的真实刻画。杨红樱始终认为，作为儿童文学作家，写出好作品的前提就是要保持一颗童心。持有童心的创作态度在杨红樱的校园小说中一方面表现了她对于童心的崇拜，呼吁成人们也应该保持童心，在当下竞争激烈的社会时代中，持有童心是一件既宝贵又可以化解许多烦恼的事情；另一方面，还表现了杨红樱呼对于儿童美好童心的呵护。童年因为童心才能变得美好，没有童心的童年只是缩小了的成人，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望，繁重的课业与升学压力等等都给儿童带来了许多负担，使得他们的童心一点点的被销蚀。所以，在她的校园小说中，她始终坚持童心的创作态度，目的在于帮助成人们找到童年的美好回忆，更是让童心回归孩子。而持有童心的创作态度在杨红樱的校园小说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另一方面体现在杨红樱对于不同年龄段孩子细腻心理的准确把握上。杨红樱认为一年级的学生主要是靠观察、体验获得感性认识，二年级的学生慢慢适应了小学生活，三、四年级的学生是最自由快乐的时期，而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伴随着生理和心理的发展会导致情绪波动比较大，可见杨红樱对于各个阶段的孩子心理十分了解。
首先，杨红樱在持有童心的创作态度下，在她的校园小说中塑造了许多童心未泯的成人以及天真烂漫的孩子形象。这其中就包括许多“大孩子”：《女生日记》中冉冬阳的父亲虽然人到中年，可是具有一颗不老的心，六一儿童节俨然已成为了这位“大朋友”的节日，这一在现实生活中不容易发生的场景很好的诠释了杨红樱持有童心的创作态度；《淘气包马小跳》中的马天笑是一个事业成功的人士，知名玩具厂厂长，同时也是一个不修边幅的老顽童，他喜爱看蜡笔小新，还和儿子看美女警察，互换身份，甚至帮助儿子写作业，很明显，马天笑不仅是马小跳的父亲，更是马小跳的童年玩伴；《漂亮老师和坏小子》中的米兰老师时髦漂亮，类似于动画片等这些新鲜的事物米兰同样喜爱，米兰是一位打破传统意义上“严师”的童心老师……杨红樱之所以塑造这些童心未泯的成人形象，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对于她父亲的忆念。杨红樱的父亲就是《淘气包马小跳》中马天笑的原型，她的父亲始终坚持着自由平等的教育理念，对于杨红樱从来没有过高的期盼与要求，而是希望女儿做一个快乐、善于观察并体会生活美好的孩子，这对于杨红樱未来的创作理念产生很大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杨红樱对理想家长的期待，她期望家长们应该做到有童心、有耐心，并且与孩子做朋友，平等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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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对儿童健康成长的由衷期待
第一节 塑造快乐品质
杨红樱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如何让孩子拥有美好幸福的童年，经过多年摸索，她终于得到答案：让孩子塑造快乐的品质。人活着就是为了获得快乐，快乐不仅是一种生活状态，更是一种生存能力。这种能力一部分来自先天获得，更大一部分则是后天的教育与环境的熏染。因此，当下教育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培养孩子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塑造快乐品质也成为了校园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每个人都是在经历中长大的，我要表现成长所要经历的内容，要教会孩子生活的观念——快乐。我想，快乐一种品质，是一种成功——并不是生活没有曲折，但是你的心态要快乐，要展示给别人快乐。” 杨红樱把传递快乐作为写作的义务与责任。杨红樱希望通过校园小说告诉孩子快乐是一种品质，同时也是做好任何事情的前提，只有具备了快乐的性格，才能轻松淡然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挫折。 为了更好的表达塑造快乐品质的主题，杨红樱设置了幽默好玩的故事情节以及鲜活生动人物形象来表现。在轻松幽默的叙事中，使得小说的娱乐性达到最大化，牢牢吸引住孩子的阅读兴趣，这样孩子才会在阅读过后进行反思感悟，热闹过后领略作者的良苦用心，达到寓教于乐。
杨红樱校园小说中的顽童形象成为表现这一主题的中坚力量。顽童，就是活泼淘气的孩子。顽童形象在我国的诸多影视、动漫作品中出现较为频繁，比如三毛、张嘎、大头儿子等，而具体的文学形象并不突出。杨红樱笔下的顽童形象很好的填补了这一空白。杨红樱笔下的顽童形象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他们不漂亮、不聪明，甚至还是让家长老师头疼的“活跃分子”，但是他们都拥有一颗美好完整的童心。他们健康向上、诚实勇敢、积极乐观，快乐是他们最大的特点。杨红樱围绕这些顽童，记叙了他们身边发生的种种快乐，包括游戏的快乐、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快乐等。这些顽童形象才真正代表了正常孩子的成长轨迹，在错误中不断改正，慢慢成长。杨红樱认为只有快乐的人生才是成功的人生，人生的最终目的就应该是获得快乐，不快乐的人生就是虚度光阴。具备快乐的能力对于孩子意义重大，只有像马小跳、安琪儿、肥猫等乐观积极的孩子身上才会衍生出丰富的想象力，想象力是成才的必要因素，譬如《淘气包马小跳》中马天笑这样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他们的身上也少不了想象力、创造力等必要条件。杨红樱通过这些顽童形象，向孩子传递快乐的能量，教育孩子成为一个乐观向上、具有快乐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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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培养真、善、美精神
除了主张培养快乐品质，杨红樱在校园小说中还对孩子进行了真、善、美的引导，引导孩子做一个爱自己，也爱别人的公民。儿童文学方面所强调的真、善、美，与文学理论中的意义有所不同，儿童文学中的“真”指的是真实不做作，张扬孩子自然的天性；“善”指的是对于人或事物的态度以及感受；“美”指的是欣赏美的能力以及相关的道德品质。许多儿童文学作家都把传递真、善、美作为创作的重要目标，这一创作趋势从 90 年代至今越来越明显，杨红樱也是如此。她认为处在发展中的儿童思想具有较高的可塑性，你传递给他什么东西，他就会慢慢吸收，因此必须隔离人性险恶的一面，让孩子最先接触到人性的真、善、美，耳濡目染，最终成为其个人品质的一部分。
杨红樱校园小说中的“真”，主要指的是孩子美好、自然的天性，即真实不做作。她在校园小说中大力赞扬孩子纯真的天性，呼吁儿童争做有情有义的真孩子。为了表达这一主题，杨红樱在校园小说中设置了“真”孩子形象和小大人形象，通过这两类对立的人物形象，彰显了杨红樱注重对称性的写作特点。“真”孩子大都童心完好、纯真善良，没有成人的功利心。比如《淘气包马小跳》中的马小跳和安琪儿：马小跳不仅“顽”，更为“真”，他思考问题直来直去。比如在《轰隆隆老师》的《都是马小跳惹的祸》中，秦老师公开课前的反复演练，竟被马小跳公之于众，马小跳不是报复老师，他只是实话实说；在《小大人丁文涛》中，面对割包皮这一正常现象，马小跳大大方方，还积极关心同学的健康，给丁文涛提出了许多建议，却遭到了丁文涛的嫌弃与埋怨，马小跳不是嘲笑同学，而是真心关心。马小跳一系列“好心没好报”的行为背后都是一颗真诚的心。他的好朋友安琪儿也是一个天真的孩子。在安琪儿的身上发生许多“笑话”，比如为了长高给自己浇冷水，准备去找达芬奇讨论油画等等。尽管马小跳和安琪儿看起来有点木讷，但是他们执着、善良，深受读者喜爱。杨红樱很欣赏像他们一样的“真”孩子。与此相反，出现的小大人形象，杨红樱就有些无奈。比如《淘气包马小跳》中的丁文涛和路曼曼最有代表性。他们发展速度超前，儿童的身体内存在一颗成人的心，他们少年老成、功利心强烈，可悲的是有些家长老师还引以为傲，加速了这些孩子的畸形发展。比如丁文涛，满口之乎者也的“小博士”，为了个人利益建立起“积善银行”，却扰乱了班级的正常秩序。杨红樱在否定这些孩子心计过重的同时，也否定了“生产”他们的教育者，以及这些教育者过于功利化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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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教育的凝重思考 ............................... 15
（一）学校教育要多元自由 ........................ 15
（二）家庭教育要温馨和谐 ....................... 20
四、不懈的艺术追求....................... 24
（一）幽默简洁的语言描写 ...................... 24
（二）生动形象的细节刻画 ...................... 25
（三）时尚元素的融入 .................... 27
（四）独特精巧的行文结构 ..................... 28
第四章 不懈的艺术追求
第一节 幽默简洁的语言描写
儿童文学作品语言的幽默风趣，是吸引孩子阅读兴趣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和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又能达到教育孩子的最终目的。杨红樱校园小说的语言就做到了幽默风趣，并主要体现在描写人物方面：一方面是在刻画人物外貌过程中，杨红樱运用夸张、比喻的修辞手法进行生动描写；另一方面是在表现人物性格方面，杨红樱没有静止的陈述，而是在人物风趣的语言以及滑稽的动作中来展现，通过叙事展开，使得其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她的这种描写方法得益于传统小说人物的刻画方式。例如《五三班的坏小子》中，杨红樱刻画看门大爷外貌时，给他起个外号“老鱼头”，因为这位大爷的眼睛很大很鼓，而且总是瞪着，看起来很严肃，嘴一张一合的时候像极了鱼的嘴巴，杨红樱运用比喻、夸张的修辞手法不仅将这位大爷的外貌形象的刻画出来，同时也牢牢吸引住了儿童的阅读兴趣。在表现人物性格方面，杨红樱主要通过幽默的叙事来展现。例如《小男生杜歌飞》《小女生金贝贝》中，杨红樱设置了两个孩子一起看蚂蚁搬家的情节，两个孩子插上想象的翅膀，想象蚂蚁家里有爸爸、妈妈和孩子，对话充满了童趣，不难看出两个孩子喜爱想象的特点。《淘气包马小跳》安琪儿“傻”得可爱，她为了长高，让马小跳像给树浇水一样给自己浇水，最后得了感冒；办理了银行卡之后，不小心将自己和马小跳的密码都说了出去，弄得马小跳哭笑不得；没经受住马小跳等人的连哄带骗，安琪儿将爸爸珍藏已久的签名皮球偷了出来还弄丢了，爸爸心疼不已。杨红樱通过这些情节表现了安琪儿的天真无邪。《五三班的坏小子》中肥猫不仅贪吃还十分淘气。他上课吃一种看似钢珠的糖果，故弄玄虚，炫耀自己牙齿坚固，可惜还是被揭穿了；米兰老师要对肥猫家访，肥猫的父母认为肯定是孩子又在学校犯了错误，因此心情低落。肥猫为了保护自己不挨打，竟然古灵精怪的在屁股上画了一张大大的鬼脸，把爸爸吓得够呛；米兰老师家访时，肥猫爸爸觉得羞愧，就称肥猫为“犬子”，肥猫不懂其中的含义，便对爸爸说如果他是“狗的儿子”，那么爸爸岂不是“狗爸爸”了？……杨红樱通过幽默风趣的叙事，使得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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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杨红樱是一位富有实力、负责任的儿童文学家，她总是让人充满期待，同时又不断给人带来艺术惊喜。杨红樱的成功是其多年努力的成果，她善于观察、总结，为人谦虚，善于与读者以及同行沟通交流，不断攀登艺术的高峰。杨红樱在儿童文学写作上的成功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首先作为一名儿童文学工作者，不仅要喜欢孩子，更要懂得孩子的内心世界，坚持儿童本位，并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方法走进孩子的心灵，杨红樱就经常开展与小读者的见面会，同时还与小读者积极进行书信往来，不断了解当下孩子的精神需求；其次，儿童文学创作一定要立足本土，结合当下中国儿童的实际生活进行艺术构思，使得儿童文学作品具有“中国特色”，杨红樱的校园小说就反映了当下中国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思想以及当代孩子沉重的学习压力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同时，儿童文学创作还要放眼国际，加强与国内外各地优秀童书作家的沟通交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杨红樱早年十分推崇安徒生的作品，后来又对于郭沫若的戏剧产生强烈兴趣，为她的儿童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除此之外，杨红樱还经常与郑渊洁、曹文轩、张之路等国内优秀儿童文学家交流儿童文学创作，并多次参与国际儿童文学学术交流会，通过接力出版社和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将儿童文学作品传入世界各地；另外，儿童文学工作者既要具备扎实的写作功底，善于观察，同时也要了解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的相关知识，满足不同阶段孩子的阅读需求；最后，儿童文学工作者的心态一定要温和淡然、超脱功利欲望，要明确儿童文学工作者的最终目标，即为孩子创作出影响一生的“精神食粮”，并为之不懈努力。
杨红樱认为有孩子的地方就有美丽的故事发生，因此她十分喜欢有孩子的地方。她用文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儿童生活画卷，建立起了一座成人与孩子沟通的“精神桥梁”。杨红樱在儿童文学创作上的诸多成功经验，注定会为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人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带动人们对孩子缤纷世界的关注。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优秀范文六：传播视角下的《小说月报》 百花奖作品研究
一、《小说月报》百花奖作品的传播方式
（一） 多种媒介下的小说文本传播
小说文本传播，顾名思义，指作家创作的作品内容本身，传播主要靠纸质媒介传播，如各种报刊、书籍等。随着电子科技和网络的发展普及，阅读方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阅读，各种科技支持下的电子阅读也日渐兴盛。小说文本也以电子档、电子书的形式存在和传播，虽然电子书是新兴科技产物，本质上也是为读者进行阅读活动服务的，其传播的主要为小说文本。
1、 传统媒介下的小说文本传播
《小说月报》自 1980 年创刊一直以纸媒期刊做为首要传播媒介，每月发行。2001 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将以往每一届百花奖获奖作品收录成集，整理出版了十五部作品集。2003 年又出版“百花奖原创作品集”。期刊、作品集成为小说文本传播的原初媒介和主要媒介。
（1）期刊传播 《小说月报》为月刊，每期刊载中篇小说三到四部、短篇小说六到八篇，从《当代》、《收获》、《十月》、《人民文学》等全国各大文学原创刊物选载优秀作品，是对地方刊物和原创刊物中的优秀作品的二次传播。200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又推出《小说月报原创版》双月刊，专门刊登中长篇原创小说，每期登载五部作品。月刊发行量一直位居全国前列，每期印数都在 40 万册以上，客观上提升了百花奖作品的传阅率。《小说月报》期刊与百花奖作品之间的传播是双向的、互动的，这体现在一方面有的读者通过期刊阅读并喜爱某篇小说，参与百花奖作品选投票活动；另一方面读者通过百花奖作品评选对某篇小说或某个作家产生兴趣，转而购买或借阅期刊进行阅读。期刊传播是百花奖作品产生的前提，小说是由期刊进入读者的视野，获得了成为百花奖作品的潜在可能。当小说被读者评选为百花奖作品后，会吸引一些潜在的读者购买或借阅期刊将小说一睹为快，这就促进了《小说月报》期刊的传播。
（2）作品集传播 从 1984 年起至今，《小说月报》共评选过十五届百花奖作品。2001 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将以往每一届获奖作品收录成集、整理出版，迄今共十五部；《小说月报原创版》自 2003 年也参与百花奖评选，目前也有近十部中长篇小说获奖，获奖作品整理成“百花奖原创作品集”， 与前面十五部作品集共同组成“百花奖作品集”的大家族，且这一家族处于动态过程，将不断融入此后两年一次评选出的新获奖作品。“百花奖作品集”是对所有百花奖作品的一次集中展示、传播，以小说文本为主，配以作家照片、小传及作家关于创作的随感，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作品集是百花奖作品文本的集中传播，便于读者或研究者整体上阅读、了解和研究小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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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电子、数字媒介下的影视作品传播
《小说月报》备受影视导演、制片人的青睐，几乎每一届《小说月报》百花奖都有作品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第五届百花奖六篇中篇小说作品就有四篇被改编，还有的被影视双重改编。其中不少作品在改编后获得极大的声誉，被更多的读者观众所知晓。
（1）电影改编 鉴于中篇小说适中的篇幅、情结的容纳与电影相当，被改编电影的基本上是中篇小说作品。其中陈源斌的《万家诉讼》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秋菊打官司》，成为张艺谋导演的经典之作。刘醒龙的《凤凰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引发了社会对教育的热切关注。赵本夫的《天下无贼》（第八届）被冯小刚于 2004 年搬上大荧幕，引起一片喧哗。方方的《埋伏》、《万箭穿心》与《琴断口》都被导演选中拍成电影，有的上映后引起很大的反响。被改编为电影的还有韩静霆的《凯旋在子夜》（第二届）、刘恒的《伏羲伏羲》（第三届）、裴蓓的《我们都是天上人》（十三届）等作品。
（2）电视剧改编 第三届百花奖作品中池莉的《烦恼人生》、谌荣的《懒得离婚》，第四届中权延赤的《狼毒花》、苏童的《妻妾成群》，第五届中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第八届中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池莉的《来来往往》，第九届中铁凝的《永远有多远》、毕飞宇的《青衣》，第十届中叶兆言的《马文的战争》、《烦恼人生》，第十一届中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等作品都被改编为电视剧，有的保留原小说名，有的更改为易被观众接纳的通俗片名，其中一些电视剧一度家喻户晓，成为百姓热议的话题。
（3）影视双重改编 池莉的获奖作品多半被改编为影视剧，《生活秀》被改编为电影后赢得高票房并荣获国际电影大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后乘着电影的东风又被改编为电视剧、话剧。第十二届百花奖作品中李唯的《跟我的前妻谈恋爱》也被电影、电视剧双重改编，一方面是小说内容确实受观众的认可，另一方面是电影与电视剧之间的相互推动。
小说通过影视获得了新的生命形态，很多观众因为看到电影或电视剧了解了作品，转而购买书籍阅读小说文本。这种影视与小说互补现象数见不鲜，很多小说借影视改编的机会走向了读者大众。影视作品或凭借小说精彩的内容、或凭借作家的名气取得一定的成功，收获的不仅是成功的作品、可观的经济收益，还有观众的肯定、名气、社会反响等无形收益。这些由影视作品传播过程带来的无形资产，将对小说文本的传播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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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说月报》百花奖作品的传播效果
（一）小说文本的传播效果
《小说月报》作为当代文坛一本重要的纯文学期刊，作为当代纯文学场中一个重要的“存在”，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很明显的效果，这一点从发行量上就可以看出。百花奖作品作为优秀小说的集合，其文本蕴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有对社会现实的把握，在传播过程中对作家创作、小说潮流的发展以及作家队伍的构建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1、引导作家创作倾向 《小说月报》对作家的创作起着鼓励、引导和调节的作用。作家杨少衡就坦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是个年轻的业余作者，刚起步，所发一个短篇被《小说月报》选载，那成了我走上写作之路的一个最关键的动力。”作家池莉也特别看重“百花奖”这一奖项，“当文学热潮在中国大地春潮般席卷的时期，投票的读者非常踊跃，我连续许多届获奖，有时候会有中篇短篇同时获得最高奖。我以为这个奖有特别意义，在于我知道我为谁写作，我知道谁在认可我的写作”。池莉自《烦恼人生》之后的创作基本停留在平庸、日常、琐碎的叙事风格上，像《太阳出世》刊载以后就收到过读者的批评“琐琐碎碎、拉拉杂杂，流与自然主义的描写，有些描写还很脏，不能给人什么启示”。《小说月报》以读者来信刊登的方式将这种批评意见传达给作者。针对这类批评，池莉也渐渐开始尝试调整、转型，随后写出了《你是一条河》（第五届）这篇被称为“新历史小说”的作品，《小说月报》积极转载并重点推介，还刊登读者来信称赞这一篇小说超越了池莉以往惯有的“写实”风格，是她小说创作的一大进步。《小说月报》曾在 1991 年发起主办关于池莉、方方的作品研讨会，对池莉寄以“不断突破浅俗平庸”的期望。由此可以看出，在池莉创作由“新写实”向别的方向尝试探索中，《小说月报》等选刊通过转载、评论、读者反馈、研讨会等方式起了鼓励和引导作用。
2、引导小说创作潮流
《小说月报》以刊选贴近现实、格调高昂、能反映一时文学潮流的作品为宗旨，在八九十年代确实很好的践行了这一宗旨。八九十年代的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叙事等小说潮流就与《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文学刊物的推动有很大关系。第三届百花奖作品选入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新兵连》、刘恒的《伏羲伏羲》，第四届选入池莉的《太阳出世》，第五届选入刘震云的《一地鸡毛》，这些作品都被视为新写实小说发轫之作，“新写实小说作为一股创作潮流的形成，除批评家的关注、引导外，文学期刊也给予了很大帮助。”《小说月报》等文学选刊同样发掘和引导了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创作潮流，1995 年起《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最先发现这些反应社会改革进程中的国企下岗职工、底层民众生活的文学作品，集中予以转载、推介，转载后在读者中引起较大的反响，读者纷纷认可赞赏它们，认为这些小说“写出了真正的民众生活，写出了大众疾苦”。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作家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起初并不受关注，是《小说月报》从《上海文学》将它发掘出来，才为社会所熟知的。第七届百花奖作品集中收入谈歌《大厂》、何申的《信访办主任》、李肇正的《女工》、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几位都是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作家，由此可见《小说月报》对当时小说创作潮流的把握及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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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视作品的传播效果
电影、电视传媒因其可视听、娱乐性强等特点有着较广的受众面，《小说月报》百花奖小说借影视改编走向更多的读者和观众，获得了新的生命形态。在大众传播的文化语境下，影视作品的传播使作品受众发生了变化，对作品、作家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受众大众化
《小说月报》百花奖作品中有近半被改编为影视剧，其中许多作品在社会上轰动一时。如赵本夫的《天下无贼》（第八届）本是 1999 年的作品，在 2004 年被导演冯小刚拍成电影并取得巨大成功，票房突破 1.3 亿、位居当年电影前三甲。这部小说借影视改编被大众所熟知，许多读者因为看到电影转而去看小说文本。池莉的《生活秀》于 2002 年被导演霍建起搬上大银幕，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电视剧版、话剧版也在电影的热潮下随之出现，这无疑赢得了更广泛的观众。这其中又有许多观众因看影视作品对原小说小产生阅读兴趣，并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文本一睹为快，这客观上促进了小说《生活秀》的传播。同样一部小说，拥有数十万读者已经可以算得上理想状态了，但改编为影视作品后票房动辄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上亿，影视作品的观众数量从来都远超小说的读者数量。这是由影视文化的特点所决定的。影视文化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因其形象性、娱乐性、及时性等特点指向大众，受众范围较广，文学借影视改编实现多种形态，可以赢得更多观众和读者。百花奖作品本身有着较高的艺术魅力，由其改编的影视作品在获得巨大收效的同时，也将原小说作品推到更多读者的面前。纯文学小说属于精英文化，对读者文化水平、审美爱好、感悟能力等要求较高，受众多为文艺界圈内人士、白领阶层及学院学生。小说经影视改编以后，走向了大众，观众遍及士农工商各阶层，这就带动更多的人了解原著作品，客观上促进了作品受众的大众化。
2、文学通俗化
伴随着受众大众化而来的是文学的通俗化。作家李唯的作品《 跟我的前妻谈恋爱》（第十二届）分别于 2009、2010 年被改编为电视剧、电影，成为当时流行的都市爱情喜剧。李唯在创作谈中就提到“小说改编影视剧是对小说的倒退，就是把小说浅薄化……客观原因一个是被迫向电视受众的低层次审美进行趋同化的大踏步后退，另一个影视剧的审查……”。文学即使包含着幽默、诙谐，意蕴也往往是严肃的、激发人思考的。而影视尤其是幽默搞笑的喜剧，留给观众的往往只是一笑而过。《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被简单处理成一部轻喜剧，小说主人公张大民身上最重要的那种幽默、乐观的精神并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幽默背后蕴含的生活哲理更无从彰显。方方作品《埋伏》（第七届）在1997 年被导演杨亚洲拍成一部喜剧电影，电影中虽有田科长肝癌晚期仍坚持工作的动人场景，冯巩等知名喜剧演员确实为电影增添不少笑点，小说的意蕴也在这些笑点中淡化了。池莉《来来往往》描述社会转型变革过程中人的情感世界的变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价值观的冲突。小说结局主人公康伟业半夜独自在江边回忆起许多过往的事情，“不知不觉中江水亮起来了，东方也亮起来了，几只早起的江鸥愉快地尖叫着划破了康伟业的思想。康伟业只能起来，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驾上他的车，回到了他的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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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说月报》百花奖作品的传播价值…………………15
（一）传播过程中的文学价值 …………………16
（二）传播过程中的经济价值 ……………2
（三）传播过程中的文化价值 ……………………23
三、《小说月报》百花奖作品的传播价值
（一） 传播过程中的文学价值
文学之所以为文学，不同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在于它有着自身独特的思想艺术魅力，在于它对人的存在和生存意义的关注。建国后文学有过被政治化的命运，80 年代后才渐渐回归文学本身。在以经济发展为主的当今社会文学已经被边缘化，在大众传播的文化语境下，纯文学面临商业化危机。《小说月报》四十多年来致力于纯文学小说的传播，为当代纯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百花奖作品作为《小说月报》中佳作的代表，体现着当代纯文学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彰显纯文学的魅力。
1、描绘着文学的多样性——“真”
文学的真实性固然不同于政治学、地理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学科，它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属性，但文学可以融入政治、地理、民俗、历史等因素，呈现多种多样的形态。《小说月报》百花奖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在这里笔者大致梳理出文学现实主义特色、地域特色和女性特色，这些特色体现着当代纯文学对现实生活真实性、丰富性和多样性的记录。
（1）文学的现实主义特色“中国的政治现状决定了以现实主义为正宗的地位，使现实主义成为一种明显的、主要的文学意识形态，也造成了现实主义为当代文学主潮的事实。”当代文学以现实主义为主潮，作为当代文坛一本重要的文学期刊，《小说月报》选刊主张贴近现实，体现着现实主义精神、迎合现实主义的文学潮流，同时也参与构建着现实主义文学主潮。百花奖作品就体现着浓重的现实主义特色。
首先，作品反映时代和社会。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分别获第一、第二届百花奖，这两部作品写知识分子的苦难经历，带有很强的“自叙传”色彩，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刻画了“章永璘”这一饱受苦难的知识分子形象。作品中既有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也有对国家政治问题的思考。80年代初期，正值思想空前大解放，蕴含民族发泄情绪的伤痕文学刚刚落下帷幕，反思文学应运而生。思想界树立起“实事求是”的真理标准，文学界也呼吁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回归。可以说，张贤亮的这两部小说既是对知识分子苦难史的思考总结，也是社会反思思潮的某种体现。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向市场经济过渡。人们关注革命和理想的激情也渐渐冷却，转而关注实际生活、物质水平的改善等。新写实小说渐渐兴起，主张还原生活、展示生活的原貌。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一地鸡毛》都反映了大多数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状态。小说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的主旋律，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给人们带来的外在和心灵的变化。“新写实主义出现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它反映出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文学创作在信仰、理想等精神价值方面的缺失，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作家面对物质化的平庸生活时内心的无奈和妥协。”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塑造了一个持乐观向上生活态度的平民形象，批判当时社会上整日喊生不如死、面对死亡却喊逃命的一批人。例子不胜枚举，许多百花奖作品都有其现实针对性，反映时代变化或揭露批判某一个社会现象，真实地描绘出了时代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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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当今中国社会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滋生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如打工族、蚁族、农村城镇化、“草根文化”、娱乐选秀等。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复杂、社会阶层的分化导致各种文化观念、不同价值观流行的社会现状，一方面是大众传媒对各种文化现象、文化观念、不同价值观的传播。文学来源于生活，当代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决定了当代文学的多样化。著名评论家雷达认为当代文学传播三分天下，纯文学期刊、市场化运作及网络文学。当今文学早已不再是精英文学，越来越带有平民化、通俗化、娱乐化的大众文化特点。文学走向平民化才有旺盛的生命力；但是文学过于追求通俗化、娱乐化，必然降低文学的品质。属于纯文学期刊的《小说月报》一端维系的是纯文学的精神与品质，另一端面向文学市场，在商业化、娱乐化的文化环境中，如何平衡纯文学与市场，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学的功能和价值，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小说月报》是我国发行量最大的纯文学期刊，拥有广大读者和较大的影响力，对《小说月报》的批评声音历来不断。黄发有就指出《小说月报》“过于强调贴近现实，使办刊风格缺少开放的、复调的、多元共存与互动的气候，显得单调、封闭与中庸……”，还指出《小说月报》名家作品集中化的弊病。罗执廷也提出“选刊文学性的弱化及审美的单一”，这些批评某种程度上是合理而中肯的。《小说月报》为贴近读者、追求可读性，并且把“可读性”放在选刊标准的第一位，过于迎合读者必然会忽略文学的品质。此外，当下文学的整体状况也决定了《小说月报》这些问题和弊病的出现。90 年代就有学者指出新现实主义小说放弃了精神追求，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庸俗、丑恶现象采取某种认同程度的认同，缺少向善向美之心以及人文关怀，不能支撑起真正的历史理性精神。进入新世纪以后，历史理性及人文关怀的缺失更有愈演愈烈之势。“当代文学从只重视社会价值尤其是政治教化功能的束缚中释放出来，本该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实际却进入了另一个狭窄的天地，从只关注外部的大世界转向只关注个人的小世界，鸡毛蒜皮的日常生活小事被无限放大，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及他人的痛苦和欢乐都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甚或无动于衷、不露声色、不着痕迹。在有些写作者的笔下，这个世界似乎只剩下他自己，一切崇高、一切真诚、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抛弃……”。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优秀范文七：寻找灵魂的诗意栖居之地——论原甸的文学创作
一、感性情绪下的理性之光
诗固然是诗人心灵感觉的表达，但诗人的写作一定奠基于自己深刻坚实的生存体验，这种体验来自于现实社会与时代的磨砺。原甸以诗人身份登上新马文坛，他的大半生都处在漂泊之中，而他的真正的完整的诗人的生命也是从漂泊开始的。辗转漂泊，诗人先前为信仰为“主义”而赴汤蹈火精神高蹈，后来则穷困潦倒必须赢求物质以谋生养家，期间巨大的心灵落差可想而知。原甸既亲眼目睹了新马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也亲身感受到文革前夕大陆的极左氛围，更见识和体尝了香港十里洋场的各阶层生活。他一贯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诗风，用诗歌描绘人生，记录社会万象。
（一）怀着激情与敌人争战
受共产主义思想、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影响，原甸作品中自然而然的带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倾向，同时他也向往社会主义的中国。满怀一颗向往之心，带着对殖民主义者殖民统治的愤恨，他犹如一个战士一样，一面参加反抗斗争，一面以笔为戎，怀着一腔激情与敌人争战。
1、对民族命运的关注
原甸热爱自己生活的那片土地，所以他饱含激情，热情洋溢的唱出一首首赞歌。《我的家乡是座万宝山》里，诗人盛赞马来西亚富饶的水稻田，被辛勤的农人犁出了金色的“稻仓”；潮湿的海风吹起一片翠绿的波浪，属于人民的橡林胶山被称为“世界的胶园”；奔腾的吡叻河之滨，有着令人羡慕、闻名世界的锡矿……虽然“我的家乡是座万宝山！千年万载采不完/但我们还没有开采的蓝图/那蓝图还握在别人手上”。地处要冲、港口优良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新加坡成为外国侵略者垂涎和争霸的地方。中世纪时，暹罗和爪哇就发动过几次对新加坡的战争；一百多年前，英国为了对外进行经济掠夺、政治扩张和军事进攻，把新加坡沦为自己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占领新加坡；战后，新加坡再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美苏争霸，新加坡依旧难逃被控制的厄运。可以说，新加坡的历史，就是外国侵略者、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对新加坡人民进行侵略、统治和掠夺的历史，也是新加坡各族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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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怀着憎恨与生活拼搏
从新加坡到中国大陆，再从大陆辗转漂泊到澳门、香港，二十载的漂泊生活，原甸经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冰火两重天。在与生活的打拼中，他体会到了现实的无奈与凄凉，面对生活的无情打磨，他满怀一腔悲愤与憎恨，用手中之笔，控诉着自己的遭际。此时原甸诗歌书写更加惆怅,惆怅是因为他远离故土亲人，只能饱尝思念之苦。因此心系家乡，思念父母亲人成为原甸此时诗歌的一大主题。但是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以及自己对不同社会现状的观察和剖析，我们发现，原甸此时的诗歌惆怅中更显冷静，使感性的诗人身上闪耀着冷静的理性之光。
1、剪不断的思乡情
诗人爱着生他养他的父母，爱着家乡那块土地，所以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家和亲人也永远走不出他的心房：恋歌里：“我不能不想起，/那一块生长我的地方，/因为母亲产我的时候，/在那里流下鲜血一滩”；那一滩鲜血昭示了自己和家乡和亲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剪不断的感情因为诗人漂泊他乡而愈发浓厚，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的：“乡愁像水蛭/在一个夜晚/把我的脸啃成了/一副贴着橡皮胶的骷髅”（《葬须词》），身在其中浑然不觉，一旦离开，表面上跳动正常的心就像有一个窟窿一样被思念的泪滴盛满。思念着家乡的亲人，同时也思念着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家乡的月最甜，因为它照着家的庭院”，而“异乡的月这般咸，因为它泡着思乡人的泪涟涟”（《月的甜和咸》），自然无味的月亮被诗人品出了甜、咸等各种滋味，独在异乡心灵深处的酸涩只有借月亮来宣泄和纾解。如此深挚的感情却在父母相继病逝时漂泊在外，两次踏上奔丧之路都没有成行，诗人回不去家乡，见不到朝思暮想的父母亲人，于是把这种郁积在心头的思念全部都揉碎在诗里，让精神世界的自己只身前往，聊以慰藉返乡情怀：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诗人的大情怀还在于他往往能从自身的情感出发，推己及人。他看到“菲籍女佣”的思乡之苦，女佣们离开家乡，不能照顾自己的老人和孩子，也不能料理自己的家务，只能让孩子在乡野抓着粪便哭泣，任思念凿陷父母的双眼，任家里狼藉满地，一年又一年为了一纸合同孤身在外。“家乡只能装进枕头里/夜里把脸悄悄的贴着/最怕晨鸡把它太早的衔走”（《菲籍女佣》），父母亲人只能出现在虚无飘渺的梦里，饱尝着思念的苦楚，只有星期天跟老乡聚集在一起才能像雀跃的麻雀一样，互诉着一些心酸事或一些趣事，互相传阅着一帧照片或者是一封远方寄来的家信，借以纾解自己的思乡病，这不光是菲籍女佣的心酸，也是包括诗人在内的所有离开家乡、漂泊在外之人的心灵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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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性沉淀下的不懈探索
（一）个人为时代献祭
1、漂泊的人生，破碎的梦
《活祭》是以诗人“他”辗转新加坡——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为纬，书写了自己漂泊的流浪生涯。青年时代，作为热血青年的他积极参加反抗英国殖民者的学运，出版第一部诗集《青春的哭泣》，作为一个“革命诗人”，“他”与“英”共同奋战，结社、聚会、罢课、朗诵诗歌、写标语，继承着父亲死后留下的“一笔巨大的遗产”——面对显赫时高傲，面对富贵时藐视，在穷困里顶立，在打击中顽强，在任何命运的打击中都不屈服，在殖民军撤走、社会生活如死水般的令人感到窒息的时候，他没有妥协，想呼吸到沁人心脾的空气，于是离开了岛国，开始了浪子的生活。
《活祭》里，两次出现大圆桌这个意象，第一次是在他乘“大宝石”北上中国大陆的时候：
他却也亲眼看到，有一张供十人合用的圆饭桌如同一张飞碟般地被烈风卷走，一直抛到船尾之后的大海中。
第二次是他乘飞机重返新加坡之际：
他禁不住怀念起了那一张圆桌面了……他胡思乱想，但许多事他也不明白地想，譬如：他不明白一立方厘米的木料泡在大海中经过十八年后会有什么物理变化或化学变化？当年的那一张圆桌面，具体的体积有多大，他无法测知，但是如果它至今还泡在这处海床之中，这桌面今日呈现什么样的形态啊？
诗人在这里颇有借这个海中的大圆桌自况的意味。烈风将圆桌卷入大海中，就像自己无情的被卷入时代的洪流之中一样，桌子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物理变化或是化学变化，其实际上是他在为自己所走过的漫长道路感怀，在时代的大洪流中颠沛流离，他不知道这十几年的飘零生活究竟带来的是什么，所以他继续追问，他想，若是谁能够把那张大圆桌面捞起来，他一定会像重逢一个久别的友人那样，俯下身子去亲吻它，互诉载浮载沉的处境。
回望漂泊的生命历程，他不断地审视自己所走过的路，他对离开岛国的那一天有这样的体悟：“如果这一天慢些来，如果时间的流程如同公路上的车子，每一日是一辆车，或说每辆车代表一日，那么代表着这一日的车子可以在公路上抛了锚，如是，那么，他的生命也能绕道而行。在若干若干年后，他也许祈望着改变他一生的那一日真的可以像一辆车子一般的抛锚，让一个时间搁浅在时间流程的公路旁。这样他可以重新检视他面前的路，他的方向。因为在若干若干年后，他曾为这样的一天和在这样的一天里所作下的决定越过不下十个令他惊悸的梦。”然而，时间永远都不会重来，过了就无法再重新返回去选择，命运中总是充斥着诸如此类的种种偶然性，小说中的他就是在这种偶然性中不断地选择，逃离岛国，奔向大时代的中心——中国大陆，然而当诗人以全部的天真拥抱北京拥抱中国的时候，“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蒂克幻想”的诗人又一次失望了，他所信赖憧憬的国家，对他这个进步青年并不信赖，甚至认为他是可疑的，他所渴望的重新学习、干一番事业的自由被剥夺，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革命理想，失望的他又一次选择了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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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奉献烛照生命的光华
作为弥补《活祭》创作力度涣散的《奉献》反映生活的深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活祭》创作的局限。作者在这里把创作视角集中在新加坡，集中反应了新加坡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生活，在《活祭》反映时代的若干贫血部分做了补充，二者起着互补作用。因此原甸在《奉献》原版卷首语中说到可以把这两部长篇看成是姐妹篇。
1、冷静的时代叙述
《活祭》里，作者关于时代的叙述体现在对新加坡、香港以及中国大陆的书写上，《奉献》中这种时代书写更加冷静，更加全面。《奉献》从诗人和英的重逢写起，插叙了少年时代、中学时代的历历往事。诗人亲眼目睹了贫民窟里，人们像老鼠一样窝在近百年的旧楼上，窄小的生存空间逼得人们连床铺也不要了，一家七八口只能晚上打地铺。更有甚者，
在芽笼区的深处，那里头用亚答树叶盖顶的木屋，就像是纸糊的一般了。这些木屋堆堆簇簇，零乱错杂，连门牌号码都没有，哪儿有一小片安得下两张桌子的空间，不旋踵便被人霸下搭上几片木板又是一间居所了。有些这类的地，连地主都没有，流氓恶霸组成团伙，圈地把土，俨然地也是他们的了。你想插足进来找个栖身之处，便得老老实实地凑够一些“咖啡钱”，公公开开地塞过去，爷们便“恩准”你盖房了。
当年的“过番客”在这条赤道线上就这么苟延残喘的活着，曾经在向南航行的船上那些五彩斑斓的梦都在这片土地上消失殆尽。《奉献》里，诗人一家在大陆抗日战争的年代里，也像一般的“过番客”一样，漂洋过海，在这里，辗转波折，最终父亲谋得了一份给一户英国殖民地军官做家厨的职位，一家人所幸能居住在低矮的砖屋里。
在那个年代里，英国人和日本人为了争夺管理这片土地的权利，战火不断，劳动者苦不堪言，求得一份职业如求乞一般，侥幸获得了一份职业，所得到的报酬，却不能够维持一个月的基本生活所需。极端贫穷和受压制的生活激起了民众的反抗，福利巴士车的工友闹罢工，“黑压压的人群，满天飞舞的歌声，求救命般呼喊着的镇爆车和救护车，几条水龙的喷射，力道像大锤子”，噼里啪啦的爆裂声令人心悸，暴乱的场景惨不忍睹，恐惧和不安牢牢的掳攫着人们的心。工人罢工，学生游行，城市戒严，父亲不得不来学校找他，企图说服他老实的读书，避免再走哥哥的老路——加入当地共产党，然而在学校里的他加入学生闹学潮的队伍中，作为“钢板一把手”，学生会的文稿或是声明，都从他的手里流出来，他们团结起来抗议学生联合会被封，抗议学生被抓，并且反对英国殖民地政府征兵，揭穿他们征兵用来对付南洋当地的共产党的真正目的。然而，激进的他还是被抓进了 C 营，受到种种追问盘查，但是此时的他，仍然关心革命，此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工厂停工，“群众天天上街游行，擎着风帆般的大标语在街道上游走着，火车厢挤得胀鼓鼓的，许多串联的‘红卫兵’上半身都被挤出车窗外，险象环生，虽然如此，仍然高举着拳头呼号着前进”的壮观场面让他感觉到激动人心。自己受难，女友却嫁入了豪门望族，时间和经历不断消磨着一个革命者的激情和意志，从 C 营出来回到社会以后，新加坡独立，社会上各种声音让他学会了沉默，学会了祝福，他用沉默和祝福来对付世界的噪音，为了谋生，他做起了补习老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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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感性、理性交织下的终极追求 ................ 23
（一）直面社会现实，如实造像写真 ............ 23
（二）思考人心所向，用信仰救赎灵魂 ............. 25
三、感性、理性交织下的终极追求
（一）直面社会现实，如实造像写真
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是社会性的动物，原甸也不例外。可贵的是他用自己的笔，记录了特定时代下自己特定的生活经历，在书写个人经历的同时也为时代做了诠释，既保存了个人的记忆，同时也保存了整个时代的印记。
“生活原是一个广阔的禾场，诗人的生命原是在于为收割诗而奔忙”，在收割诗的同时，也收割了自己对自己生活的记忆。他不断地用自己的诗篇，记录自己生活中的点滴：《恋歌》记录了自己对出生的那片土地和对母亲的深切眷恋与感激。《月的甜和咸》、《昨夜我回来》、《麋鹿回家了》等一系列表达愁困乡土的诗篇记录了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对故土家乡的深切眷恋。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母亲病逝，一九七七年十二月父亲病逝，诗人两次踏上奔丧之路，《奔丧之路》正记录了诗人奔丧回家之路的坎坷、崎岖……
何止是诗，小说《探索三部曲》，更是将原甸由大陆到新加坡，由新加坡回到大陆，再辗转到香港，最后重返新加坡的经历以一个诗人“他”为主人公贯穿，“他”是作者的化身，原甸巧妙的把自己的经历借书中的主人公书写出来，因此小说同时也是原甸书写个人经历的一部大书。
在书写个人经历的同时，原甸的文学创作还自觉不自觉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收割了关于时代的集体记忆，他带着时代烙印的人生经历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说：“人们都很健忘。一个人失去记忆只是一个人的事，一个时代失去记忆却是一整个时代的事。今天没有一个地方的时代记忆不在退化之中，一方面是人们不愿意保存记忆，一方面是人们害怕记忆会被保存。”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原甸肩负着一个作家的使命，将“个人记忆”揉进他的作品中，以呈现更有代表性的“集体记忆”。正如原甸在《马困人未倦——我的半生拼图》一书中有感言：“自己半个世纪的经历，横掠过了一些历史的时空，我的稚嫩的羽毛上沾染了几滴时代的，或说社会的雨露霜冰”他将这种时代的雨露冰霜化为文字，让我们从中透视他所经历的时代，品味他所生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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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原甸的心里有一个美好的希冀：生活在大时代下的芸芸众生，都能在这飞速前进的时代中寻找到自己那一方精神的圣洁天地，无论外界是如何的喧嚣与复杂，一颗良善的种子永远在人的心灵深处埋下，生根、发芽、破土直至开枝散叶。“半个世纪的生涯,使他从左翼文学的跳板弹回了生命本源的航道,开始思索生命终极的深层次意义,探索人性的归向,在思想认知上他走出了形而上的唯物和贫血的无神论因袭思维桎梏,突进了对创造主的降伏。这一个全然的蜕变,在他所生活的特殊环境中必然引来了空前的冲击,以权势为依据的主流文化自不待言,以不消化的意识形态画地为牢的一方又视之为离经叛道,与此同时,他所恪守的信仰同道又因人文认知的贫乏放弃了与他在这一课题上的配合,使他常处在上下求索之中打他“当打的仗”,跑他“当跑的路”,守他‘当守的道’。”他身体力行地用笔写下充满诗意的语言，彰显着自己清洁的信仰情怀，同时写下自己对人类新理想的憧憬和追求。他的作家真本色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人类的大爱，使他的声音充满着力量和智慧。这都注定了其在港澳文坛、东南亚华文文坛上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巨大存在。
俄国抽象艺术大师康定斯基曾说：“任何人，只要他把整个身心投入自己的内在艺术宝库，都是通向天堂的金字塔的值得羡慕的建设者。”纵观原甸的创作历程，我想他不光是被羡慕的，也是值得被尊敬的。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优秀范文八：石评梅笔下的现代性抒写
一、石评梅的现代视阈溯源
（一）五四觉醒者的现代意识影响
中国在经历了辛亥革命之后，依然是军阀黑暗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布满阴霾的天空中，响起了一声春雷，爆发了一场猛烈地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受到了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1917 年，每期的发行量已达到一万六千多份。读者称《新青年》为青年界之“良师益友”，他们说：“青年得此，如清夜闻钟，如当头一棒”。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得到大力提倡，陈独秀表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与此同时，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下，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不但文体自由，形式上也是自由的。推翻晦涩且难懂的旧文学，建设新鲜、通俗而易懂的新文学。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第一部白话文小说，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描写一个患有被迫害妄想症的精神病人的心理活动。作者把自己对黑暗腐朽的社会生活的清醒认识和狂人的内心感受杂糅在一起，深刻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发出“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呐喊。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得到了一次民主与科学的洗礼，人们的思想解放，创作新文学的热情高涨，出现了一批关注社会生活，人间疾苦，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的作品。打破传统陈旧的封建意识，剖析国民性，批判守旧理论，以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意识呼唤人民大众的觉醒，建立新的思想意识，社会结构。这种文学写作上的变化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根源的。从社会角度上看，军阀的黑暗统治，国内阶级矛盾不断加深，人民苦不堪言，渴望新生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人民的思想解放，科学和民主思想得到大力发扬。从个人角度上看，作家自身认识到时代的变化并敏锐捕捉到这种新的气息，结合经验和对未来人生、社会的思考创作出有深度有内涵的作品。
现代意识在中国近现代作家身上有着显明的体现，他们通过自身经验或间接学习，逐步摸索和书写出辉煌篇章。封建闭塞的生产方式、特殊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纷纷走出大家庭，走上社会，呼吁革新。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推动了新文学的创作，对未来文学现代性的要求做出了表率。作品中闪烁着现代意识的光芒，给人以感召的力量。“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是他深受时代青年喜爱的主要原因。《野草》具有象征性，采用隐喻、暗示等现代手法谱写了一首散文诗，给文坛带来了现代气息。《阿 Q 正传》塑造了一个内心寻求强大、自我崇拜但实际上却卑微、怯懦的小人物阿 Q 的形象。深刻的批判了国民性，反映了人世间的冷漠、淡泊，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隔阂。鲁迅推动了对没落文明的颠覆，荒诞背后是悲剧的泪水。人生悲剧、爱情悲剧、命运悲剧都包含现代意识的内容，悲剧更有沁人心脾的艺术魅力。在作家陆续开始以自我剖析的精神来进行现代意识的探索和展现时，一批出身世家、官宦的女青年走上了创作之路，形成了五四女作家群，中国女性文学第一次觉醒，具有奠基意义。她们受过高等教育，既有古典文学的气质又受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冲出封建家庭的樊篱，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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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受西方文化者的忧患意识
当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如洪水猛兽般涌入中国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取其精华，积极学习、借鉴；另一方面也深深陷入了无尽的集体焦虑与忧患之中。人的生存状态处于忧患之中，这是无法逃脱回避的，它是人的意识的一种常态。既有个人对现实的困惑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将世界、社会、国家、人民的前途萦系于心。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承载着深厚的民族精神。因此，千百年来它始终强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它认识到“祸兮福之倚，福兮祸之所伏”，强调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倡导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探索生存的现状，体验命运的无偿，思考存在的价值，这些焦虑源于对自我价值的估量和对民族命运的担心，于是在忧患中许多作家或直指某些陋习顽疾，探视社会情状或直抒胸臆，表达个人情绪，呈现时代精神。他们直面真实的存在，用务实的姿态和具有穿透力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诉求和希望。
五四时期的作家即是启蒙者也是被启蒙者。他们普及新的知识、新的思想，力图使人摆脱愚昧和落后的状态。但同时作为接受启蒙者，他们时常沉浸在深深的忧患中，思索着如何用整个生命去揭示隐藏在生活背后的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在无限的焦虑中体验着孤独，抒写着思想的矛盾。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他曾经翻译过许多境外的文学作品，例如果戈里的《死魂灵》，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等等，通过这些有关外族人民的悲惨故事希望可以唤起中国人的民族忧患意识。他还创作了《呐喊》和《彷徨》两部小说集，直指国民劣根性，批判封建旧秩序，但在散文诗集《野草》中可以读出他在前行路上的孤单、虚妄、选择的挣扎矛盾。这是时代的精神特征。郁达夫东渡日本求学，渴望学业有成报效祖国。然而作为弱国子民的他备受欺凌、侮辱，过着低人一等的生活。他虽然痛苦、抑郁、愤怒，但仍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在“沉沦”中呼喊着祖国母亲，渴望祖国变强大。郭沫若的《女神》是白话诗歌的先驱，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激情，抒发对祖国人民的爱。当人处于一种绝望的境地时会莫名产生一种力量和勇气，为了生存会纵身一跃，最后一搏。当五四大潮退却后，许多青年都陷入到烦闷之中，曾经的热血呐喊、狂飙突进都被现实的残酷所代替，这种关注现实与追求理想的矛盾造成了许多作家内心的煎熬，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出口，将个人的经验上升转化为对世人、社会的贡献，在抒情、叙事中将抽象情感具体化，启迪千万民众，具有教育意义。于是石评梅将自己投身到动荡的社会风云里，以追求自由、光明、真理为主题，创作了大量作品，并创编报刊发表文章，得到了鲁迅的关怀和支持。在哀婉的情感中依然保持不屈的动力，面对未来的忧患、疑虑，以一种自我解剖的态度，将内心的希冀表达出来，相信只要勇敢的站出来，走出去对自己负责，命运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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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转人生的现代精神感悟
（一）荆棘黑暗中民主意识的启蒙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代表着由人民统治，即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二十世纪初“民主”一词传入中国，当时作为救国图存的利器，有识之士纷纷举起这一武器来拯救危难中的中国。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通过革命战争的方式，将民主意识播撒到中国大地上；陈独秀形象地称民主为德先生，通过宣传将民主意识深入到群众内心。这一时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以民主为大旗，抨击黑暗的军阀统治，反对阶级压迫，争取建立人人独立平等，尊重个人的价值体系。身处于民主呼嚎的时代浪潮中，石评梅也在不断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一反中国现代女作家小家碧玉的闺怨气质，转而站在独立女性的立场，选取宏大的政治、历史事件为背景，声讨政府的暴行，反抗社会的不公，控诉战争的罪恶，成为一名为民请命、追求理想的女革命者，这样的形象转变反映了知识女性的逐渐成熟，彰显了民主意识的启蒙力量。
早期石评梅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小我世界中，感受着亲情的温暖，友情的真诚，体味着爱情的苦涩。过多地抒发个人的烦闷心绪，流露出浓重悲苦情结。然而再与高君宇相识之后，她的视野开阔了，开始关切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渴求民主的信念也越来越强烈了。在君宇死后，虽然文章的悲情色彩依旧，但却有民主的回声，成为了特定时代下的领路者。她曾经表示要用笔“大胆在荆棘黑暗的途中燃着这星星光焰去觅东方的白采，黎明的曙辉。”一九二五年三月，高君宇在北京因为积劳成疾去世。四月，石评梅在《京报·妇女周刊》上以心珠为署名，发表了《痛哭英雄》这首诗。寄托了她对高君宇的思念之情，同时也歌颂了英雄高贵的灵魂。英雄已经逝去，埋在黄土下，只空留一付薄棺。肉身已灰飞烟灭， 但灵魂却永留心间。追寻着英雄的梦和他未尽的事业，爱着他永久的英魂。悲伤 的情感基调下蕴藏着向往民主化进程的勇气和力量。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石评梅愤怒地写下《痛哭和珍》这篇文章，悼念好友刘和珍的牺牲，并以此控诉政府的残暴。面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竟然使用如此凶残的手段镇压，悲愤之情跃然纸上。她将反动政府比作豺狼哀叹生存的不幸，反映了在黑暗现实感召下“从个人的悲海里跳出，扩大为悲悯一切众生的同情。”②她的落脚点不再是自己而是饱经忧患的普罗大众。鲁迅先生的名篇《纪念刘和珍君》也是因此事而作，但可惜因北平革命形势严峻，鲁迅先生不得已离京南下。得知此事，石评梅到前门车站送行，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三时至车站，晶清，石评梅来送”。这体现的不仅是师生之间的恩情，更是民主启蒙思想的传承。面对断头台没有屈服，没有退缩，英雄的精神烧不尽，斩不断。一九二七年，李大钊等二十名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被奉军处以绞刑，秘密杀害于西郊民巷，石评梅难抑悲痛之情，写下《断头台畔》、《祭献之词》等。她以崇高、壮丽的词语，曲折地表达了人民对英雄的热爱和敬仰情怀。因多次揭露政府恶行的文章而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但石评梅并没有停止或动摇，而坚定信念，继续为民请命。生命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使她身心俱疲，血与泪已填满心中，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却不曾消失，面对只剩黄沙的世界，依然昂首阔步，为了理想前进。揭露政府暴行，反抗社会不公，争取独立，平等的话语权是民主意识启蒙的一种表现，言论自由是现代民主不可缺少的，它有利于发现真理，提升自主性，发扬容忍精神，是适应时代的要求符合先进思想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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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追寻奉献中自由意识的讴歌
太多的羁绊、烦恼、牵挂占据着石评梅的心，她渴求内心的情感突围。作为一位知识女性，在大浪淘沙的时代激流中，洗涤着自己的情感世界。亲情、友情、爱情是人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石评梅是幸运的，她有无私爱着她的母亲，有真诚陪伴她的朋友，更有一生的挚爱。但她又是不幸的，远离父母，流浪外地；朋友分离，书信寄情；挚爱离世，孤独一人。她是情感世界里的流浪儿。亲情给予自由温暖。中秋之夜，石评梅同友人游园，想到千里之外的母亲，不禁感叹月圆人难圆。对母亲的思念之情宛如这倾泻下的月光，缓缓流淌，萦绕心房。每逢佳节倍思亲，身处异地，孤独寂寞，而有母亲在的地方就是家，就是儿女的归宿。好似天空中的风筝，自由翱翔，但始终被亲情的线牵着，只要母亲轻轻一拉，即便飞的再高再远也会回来。家是避风港，港湾里有慈爱的母亲，温暖的怀抱，“妈用轻柔的手抚我睡眠，有时梦见怕梦，便投到妈怀里抱着颈痛哭，她不能说什么，只伴我流泪……”求学、工作常年在外，身体和心灵有时也会疲惫，亲情的温暖就是最好的慰藉，它抚平身体和心灵上的痛。我们稍作停留之后，继续追求自由的天地。友情给予自由真诚。石评梅的散文写得率真，写得充沛，自由的挥洒着属于她的情感。写女伴、朋友总是在互诉衷肠，流露出善良、深沉、幽怨，多情思。朋友之间的信任与祝福，让人心之间少了隔阂；真诚相待，使人与人之间的表达更加畅达自由。《寄海滨故人》中，石评梅用文中的“露莎”称呼庐隐，自然亲切。两人许久未见，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彼此的关心与思念。回忆过去的生活和梦想是多么美好，但现实却不随人愿，消磨了最初的梦想。石评梅欣赏庐隐的才华，替她现在的悲苦生活感到惋惜，劝她北上，离开伤心之地。所谓朋友，不只是锦上添花的赞美夸耀，更应该是雪中送炭的真情帮助。朋友了解你并且支持你，在你自由飞翔追求理想的时候，默默的做你最坚实的后盾。友情在拥有的时候最珍贵，祝福更加真诚，交流更加自由。爱情给予自由尊重。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曾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歌《自由与爱情》，歌颂自由的伟大，它胜过爱情，赢过生命。石评梅与高君宇的爱情故事就是一首自由的赞歌。石评梅因为过去的情感创伤不再相信爱情，决定孤独终老。高君宇虽然爱的炙热，但他尊重评梅，绝不强迫，尊重女性的意愿，默默的等候，陪伴在身边。寄红叶表达相思之情。象牙戒指虽然惨白枯冷，但纯洁白色象征这段感情的圣神。两人都为理想事业放弃太多的个人意愿“我也愿用象牙的洁白和坚定，来纪念我们自己静寂像枯骨似的生命。”二者的生死之恋是刻骨铭心的，他们对彼此的爱与关怀体现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上，为了对方愿意奉献一切，这是爱的最高境界。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爱情带给人的是幸福与尊重，这才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爱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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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意栖居的现代叙述艺术 .................... 20
（一）叙述文体的现代特色 .................... 20
（二）叙述维度的现代思考 ........................ 22
（三）叙述策略的现代手法 ................ 24
四、石评梅的现代意识的影响 .............. 27
（一）“人”的发现和女性身份的认同 .............. 27
（二）出走的纠结和归来的无奈 ................. 29
（三）苦闷的言说和真诚的忏悔 ................ 31
四、石评梅的现代意识的影响
（一）“人”的发现与女性身份的认同
当历史走进五四时期，文化观念、思想政治、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枷锁被自由和民主打破，在时代的感召和西方思想影响下，人们的首要诉求就是人格的独立。树立新的价值观改变以往落后愚昧的思想观念，实现人的进一步解放。封建社会没有“个人”的概念，人只能从属于家庭、党派、阶级，为封建君主或集团利益服务。人的自由意志被忽视、剥夺。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精英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人振臂高呼、勇于献身率先破除封建思想的禁锢，启迪民众，推动了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变革。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激励青年人要抗争进取，思想进步；胡适提倡白话文写作，《尝试集》是新文学的先导；鲁迅深刻认识到人的价值，通过“呐喊”唤醒沉睡的中国人；蔡元培开创大学新校风，为培养人才做出贡献。正是在这种新旧思想文化交织的时候，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女性开始登上文学的舞台，陈哲衡、苏雪林、冰心、凌叔华、冯沅君等她们用自身的情感体验创作出属于女性的文学。从人的发现到女性身份的认同汇集了许多人的智慧，这是激烈抗争的结果，也是颠覆封建秩序的产物。可以说五四时期女性身份得到认同，女性的社会地位开始得到确立。
中国社会漫长的封建历史，让“人”掩埋在滚滚尘土之下。封建社会里男人和女人被牢牢的宗法制度控制，所有人都丧失了人性。男人是强权政治的牺牲品，是争夺的劳动力；女人则是没有自由、没有思想的玩物。直到 20 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人的发现”成为精神核心，个性解放、女人、儿童的发现才得以浮出地表，成为时代的最强烈口号。摆脱麻木的封建思想，追求人格独立，人权平等，是这一时期的夙愿。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不断加强，性别意识也逐渐显现。五四以前，汉语中的“他”字，没有男女性别之分。后来刘半农在《教我如何不想她》中首创“她”字，代指女性，得到了好评和广泛认可。这仅仅是字形的变化，若要触动根深蒂固的思想则还需要进一步的认识。波伏瓦曾在《第二性》中指出，“男人拥有的经济特权，他们的社会价值、婚姻的威望，得到一个男人支持的益处，这一切鼓励女人热烈地要取悦男人，她们整体还处于附庸地位。因此，女人并非为其所是，而是作为男人所确定的那样认识自己和做出选择。”这正是中国妇女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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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石评梅用细腻的文字，真挚的情感，抒写自我体验，创作了属于自己的，带有鲜明个人特征的作品。“从某个场合来说，她好像是一股从地狱里喷出来的火焰，但是这火焰在未烧毁那些旧世界的囚枷之前，却首先烧毁了自己。”但光亮未灭，余热尚存，希望还在。因为这些作品也是同属于时代的，它们反映了人们渴望独立、平等、变革的要求。是对精神困惑和艰难现实的思考，特别是关注女性的生命状态。
通过对石评梅作品中现代性的探寻和挖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五四时期的社会现实，表现人们对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理解，特别是这一时期女性身份和地位的确认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
现代意识开阔了石评梅的创作视野，丰富了创作内容，展现了创作才华，提升了作品的内涵。从个人家庭琐屑、校园生活到情感经历的讲述，再到社会责任、生命体验等人文主题的呼吁，体现了一个发展、升华的过程，反映了石评梅对现代意识的接受是一个徐徐渐进的过程。将个人的爱情追求与理想事业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谱写了一首动人的“墓畔哀歌”。这样的变化与年龄的增长，生活阅历的增多不无关系，但最重要的是在现代意识的影响下思想的变化，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将石平梅放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长河里，宏观上对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进行评价；微观上对其作品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通过对石评梅本人以及作品中现代性的分析和阐释，进一步体会现代意识的能动作用，彰显现代叙述艺术的风采，指导个人的创作实践活动，为社会多做贡献。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优秀范文九：世纪末的昙花一现——论新历史小说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一、 新历史小说的后现代主义精神内涵
（一） 狂欢式的文化颠覆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的入侵和对多种文学艺术形式的影响是一个慢热性过程，那么它对文化的颠覆则完全进入了“狂欢”。后现代文化消解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中心模式，使文化进入多元时代，各派理论学家致力于研究这种反常的文化现象，并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如哈桑在确定后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为不确定的内在性时，曾用表格来表示后现代与现代之间的差异，共列举了33 种特征。这种理论成果充分表明了后现代文化对本质主义的反叛性和自身独特的异质性，集中表现为消费文化的震撼兴起。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一系列作家学者在“寻根”文学潮流的呼唤下对历史文化表现出空前的兴趣，这种关注掀起了一股“文化热”的浪潮。虽然如何利用西方文化这一论题已进入百家争鸣的状态，可是无论是保守派的“捍卫传统”、中间派的“西体中用”、“中西结合”还是激进派的“彻底重建”都没有被新历史小说家作为绝对权威所尊奉。因为作家们对后现代文化的引用从来没有特定规则，更没有所谓程度的限制，而是根据时代的需要，或者是经验形成的某种直觉。文化与商品之间逐渐模糊了界限，文学与影视的相互转化便是商品文化物化的结果。这种狂欢式的文化冲击借助科技手段不断蔓延，“反罗格斯的本能冲动”被新历史小说家们疯狂的汲取并摄入作品中，实现了对历史深层文化资源的创新与发掘。
因此，本节内容从传统文化与消费文化两个方面来阐述后现代文化在新历史小说中的渗透和体现，力求在文本中找寻融于新历史小说中的本国文化的独特性。
1.对传统文化的质疑
后现代文化内核的置入无疑对根深蒂固的中国历史文化造成强烈的冲击。战国时期，《史记》的问世宣布了中国文学与史学的融合，文学家自此将历史置于神一般不容侵犯的位置。他们不厌其烦地对历史顶礼膜拜，严格遵循历史留下的创作规律并遵照创作原则循规蹈矩，无论列强打开国门的方式如何野蛮，控制国民灵魂的手段如何强硬，都无法动摇人民捍卫传统的决心，这一点无疑成就了中国文学作品缔造世界性“奇迹”的伟大创举。但在“文革”后，重生的中国人忽然对多年来赖以尊奉的传统和历史产生了怀疑：“听了太多神圣的谎言。眼看着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寻找杀人的神圣理由，你真的对人自身会产生绝望……”有识之士在祖国的主权遭到侵略，领土遭到破坏，经济受到掠夺，文化被无情践踏的境况下，不惜用生命捍卫真理。然而，当灾难过后换来的却是真理的解构，国人又一次陷入极度空虚的状态，文化失范下的作家们也唯有通过作品为人民点燃通向出路的精神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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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个性化的历史消解
西方后现代理论在完成“颠覆文化”的同时，仍没有遗忘对历史的解构与重建。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拥有自身的时间概况、界限范围，存在的人物以及人物之间发生过的事实，这些以史实的形式被记录在册，供后人研究发掘，其借鉴价值在于自身不容置疑的法律性和权威性。然而自从现代主义遭遇困境后，历史的地位在后现代统御的年发表生惊天逆转：历史发展的同一性规则破裂，历史存在的权威性瓦解。在西方，这种作家主体有意消逝历史感的现象必然离不开战争和工业社会致使人们精神虚空的事实，而同时期的中国也遭遇同样的困境，表现为新历史小说家对单一的一元叙述模式的质疑。
格非与苏童分别致力于民国 20 年代和 40 年代左右的创作，叶兆言顺应时间走向，笔触直指民国之后，余华也不再描写眼下的现实生活，读者在阅读作品时甚至对时间难以分辨……虽然作家们的创作形式千奇百怪，可读者却仍在阅读中察觉到一些隐秘的共性，即借用历史的名义对历史进行戏仿和改写，以求还原他们眼中的“真实”。杰姆逊在其《文化转向》一书中指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旋律就是历史感的消失，……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有两个特征，一是现实转换成图像，一是时间破碎成一连串的无限期的现在。因此本节从消解历史的客观存在与挣断历史线性链条两方面来阐述新历史小说对历史的重构，进而探寻其中所蕴含的后现代主义精神内核。
1.消解历史的客观存在
在 20 世纪的西方社会中，福柯和德里达等人标榜的历史论因其自身具有想象性变得不再可靠，美国学者詹姆逊在其《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文中指出：“历史永远是记忆中的事物，而记忆永远带有记忆主体的感受和体验，现代主义艺术因追求深度而沉迷于历史意识，而后现代主义艺术中，历史仅仅意味着怀旧。”这种做法被后现代作家们称为“新角度”。
在中国，“历史主导论”似乎也逐渐失去阅读市场。虽然大众的审美趣味日趋世俗化，但对历史题材的改编较其他题材而言却具有相当大的弹性，新历史小说家们对这种观点深信不疑，因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对历史题材的创作思路达到空前一致。但与之前的传统历史小说不同的是，他们不再遵从历史的权威，而是试图去撼动历史的存在。“‘历史’的概念受到了从未经历过的严厉的打击，他们不是反思或质疑某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而是干脆把历史本身当成质疑的对象。历史真实被视为是不存在的。……他们首先强调的是恢复文学的虚构性质。将它从历史的压抑和禁闭中解放出来，或者干脆以文学的名义去反抗或质疑历史的合理性。”作家们充分吸收后现代解构历史这一技巧，使历史失去本身的时间坐标，成为悬置于空气中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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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历史小说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特征
（一） 独特的叙事策略
叙事学也被称为“叙述学”，是在解构主义的影响下包括视角、理念和方式等理论的一门学科。有关这门学科的理论著作，福柯在《小说面面观》中早有阐述：“叙事/述学是关于叙事/述的理论和系统研究”，当然，这只是叙事学初步发展阶段。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托多洛夫创作《十日谈语法》中对“叙事学”的首次使用标志着它在文学领域的成熟。20 世纪 80 年代末，叙事学在解构主义的引导下终于走入后现代主义的艺术范畴并得到多元化发展。此后，作家的个人意愿受到极大关注。他们通过伪造身份的方式，借助小说中的人物话语来阐述自己的观念。同时，在享受带有解构主义叙事视角的伪装乐趣时，依然不忘虚无主义和寓言化的引入，使读者在话语权方面享有更大自由。
与此同时，随着理论的日益成熟，新历史作家们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逐渐融入自己的个性，从叙事倾向的转变到叙事视角的泛化，无不在文本中反射着后现代主义光芒。中国读者习惯了多年来传统文学平铺直叙的叙述方式，和单一第三人称视角的讲述，对于这种转变的接受显得尤为主动，这无疑为新历史小说在中国八九十年代的崛起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综上，本节将从“寓言化的叙事倾向”和“多种人称的叙事视角”两方面，论述对西方叙事理论的选择性借鉴如何使中国叙事学体系在新历史小说创作的运用中逐步完整。
1.寓言化的叙事倾向
八九十年代的寓言虽然摆脱了心灵鸡汤的审美效果，但“用一个看上去不太真实、不太可信的叙事，去说明一个真实可信的道理”的叙事模式依然决定了故事情节的生动性和写作手法的夸张性，这一创作特性与之后兴起的寓言化小说不谋而合。但实际上，寓言小说的创作要比寓言更为深刻。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寓言逐渐演变为长篇小说的文学形式，进而发展为一种艺术技巧，即寓言化叙事。相比于传统叙事而言，寓言化叙事超越了原始创作的可能，采用多种艺术策略，作家们围绕人性、社会、历史与文化等主题，阐释对于“生存”和“真实”的理解，完成了对生命的叩问。寓言化成为重要的叙事方式并与传统小说创作的“哲理性”划清界限。“我不想预言小说未来的道路，对此我一无所知；我只是想说：如果小说真的要消失，那不是因为它自己用尽自己的力量，而是因为它处在一个不再是它自己的世界中。”由此可见，人们对哲理日趋减弱的需求性与寓言化小说的产生在时机上达到了完美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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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多变的写作技巧
一部作品的生命力离不开灵活性的写作技巧，它不仅决定了作品呈现于读者眼前的外在形式，更揭示了作家的创作初衷与主题意蕴。同时，写作技巧又关联着多方面因素。首先，它与作家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它是作者长期积累下形成的创作经验，作者在文本创作中通过写作技巧表达着自己对世界情感的爱憎，折射着独特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最终与语言、叙事等多方面艺术技巧相结合，为作品创造出深刻的审美价值；其次，它与时代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特定的时代必然造成特定写作技巧的普遍性应用，文学发展和艺术发展的规律性都表明写作技巧也要顺应时代共性。在后现代占据主导的文学时代，公然挑战统治阶级的简单直白的写作技巧必然会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因此对于技巧的选择必然要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与多变性，这时“象征”与“反讽”的出现无疑解决了作家和读者的燃眉之急，更契合当下大众的审美品位。
综上，本章将通过新历史小说中“无处不在的象征”和“独树一帜的反讽”两种写作技巧来阐释新历史小说家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写作技巧的改变与运用。
1.无处不在的象征
“象征”一次起源于古希腊，起初被定义为用表象性质暗示隐性性质事物，即“甲事物暗示了乙事物，但甲事物本身作为一种表现方法，也要求给予充分的注意。”这种手法被文学界利用后，逐渐演变为传递某种深层思想观念的符号然而，“象征”在文坛名声大噪还要追溯到“象征主义”在欧洲的两次兴起。
法国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危机，知识分子碍于统治阶级的监控无法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此时，象征的出现正可以暗讽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因此，他们开始借助这一方式在文本中对统治者进行肆意嘲讽，使象征主义风靡于世。“一战”后，经战争重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图造就现实世界之外的“彼岸”世界，这样象征主义便又一次担负着时代的使命重返文坛。后来随着艺术手法的不断提炼，作家便将“象征”作为一种独特的写作手法来表现文本主题内涵和作者的主体化倾向，摒弃小说“临摹现实”的境况，还原作品的“创造力”。如玫瑰代表爱情，猛兽代表凶残。这种将特定物件赋予特定意义的方式在 19 世纪上半叶家喻户晓，它不仅可以使文本内容扑朔迷离，更可以在表现作者难以言说的情感情绪方面事半功倍。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婉转表意有时会显得晦涩难懂，单一对应的象征组合也使读者陷入久违的阅读困惑，这种文学手法样式终于在上个世纪中期淡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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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后现代语境下新历史小说的变异...................31
（一） 拒绝中的选择..............32
1.主体意识的建构....................32
2.社会现实的反思..................34
三、 后现代语境下新历史小说的变异
（一） 拒绝中的选择
对于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形式的接受，都要有自己的主观见解，集中表现为对一种文化思想的取舍，即考虑究竟一种文化中的哪些因素是值得借鉴和引用的，哪些因素又是不适应国情发展的。如果只是机械性的全盘接受，必然会导致先锋文学等极端文学形式的产生，终究会由于不适应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消失殆尽。而先锋文学的许多作家却转而进行了历史题材的创作。他们又一次成为西方理论的“受益者”，而却与之前表露出不同的创作态度：文化带来的截然相反的精神理念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因此他们对西方后现代文学在拒绝中表现出自己独到的选择。
“中国当代迄今还没有出现纯粹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如果说其中一些作品主题和形式上已经很接近西方的后现代文学，但是其中体现的后现代主义因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相联结，所以中国当代的一些文学作品从本质上讲仍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不同。”后现代为了表达他们对深处于科技高速发展的后工业时代的反思，在作品中会力图达到对理性的绝对颠覆和不确定性的绝对表达，但是这种理念的执着在中国并没有被完全接受。中国新历史小说家们在选择的过程中过滤了“极端”的思想，在主体意识的重新建构中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
1.主体意识的建构
后现代主义从产生开始就力图达到对理性主义本质的绝对颠覆，这种现状具有深厚的内部渊源。自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主义从来就被奉为神一般的存在，它在发展中逐渐普及到为整个西方世界顶礼膜拜。但是随着科技革命的到来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严守高处不胜寒的理性主义跌下历史舞台，人们对其置之不理且肆意攻击，因此西方作家在后现代的外衣下对其消解的绝对性可想而知。相比于中国，从“五四”时期启蒙运动开始就在不断引进西方思想的状态下度过，中国所倡导的理性主义并不是从本土衍生，颠覆时也不必到连根拔起的地步。因此，他们在创作时对于“糟粕”的舍弃表现出一定的坚决。综上可见，作家们有关“理性”的运用中表现出拒绝中的选择，即拒绝了“理性”的“绝对化”，选择了对理性的“消解”，并在消解中对主体意识进行了渗入。那么在这种看似矛盾的主体意识中，又是怎么体现出中国新历史作家创作思维的独特性呢？下面笔者将着意分析作家们所接受与拒绝的“理性”究竟有几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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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历史虽然作为过去式存在，但后人对它的理解与诠释却预示着一个民族的未来和一个时代的走向。致力于新历史小说创作的作家们虽着手笔下，却放眼世界，用自己独到的眼光和富有新意的创作手法重新书写他们心中的历史烟云，用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阐释根植于民族深处的苦难，演绎着百姓生活中别样的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虽然在时间的洗涤中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至今仍有学者和作家在进行这一题材的评论研究与创作，但是无论是从研究成果还是影响上看，都已大不如前。如果现在去总结它之前消弭的原因，想必一定会有一种说法是“文学寿命”将尽。不错，任何一种文学思潮和文学形式都存在一定的寿命，但是值得深思的是，如果把它走向没落的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它们自身有限的生命周期，抑或是大众达到一种审美疲劳，并用这样的结论去概括古今中外或是东西方所有的文学艺术形式的消逝，便无法帮助任何一种形式的作品保持永恒的生命力。因此关于大众审美的角度并非不值得思考，只是不应该作为考虑的唯一因素，笔者认为真正应该去探讨的还是流派自身的原因，即究竟什么内部因素致使新历史小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昙花一现。
通过上文对于后现代主义与具有后现代性质的新历史小说的精神特质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关照与比较而得知，新历史小说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与西方思潮产生相应的化学反应，这种反应无疑为文学生命走向消弭的内部因素的探讨提供有利支撑。如果说新历史小说高潮已逝是因为后现代主义已在中国耗尽了氧气，并且用这一说法印证当初它在出现时就替代了奄奄一息的启蒙主义与现代主义，那么历史上的封建主义纵横中国几千余年，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仍经久不衰早已驳斥了这一结论。文学与政治息息相关，甚至水乳交融，无论是在动荡时期还是和平年代，二者都互为对方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政治格局的改变必然影响文学存在形式，而文学的存在形式又反作用于政治的巩固，因此，尽可能延续一种文学形式生命的方法便是使其适应本国土壤和本国国情。一种文学形式的兴起如果借鉴了西方的文学思潮或文学样式，必然会经历盲目性模仿、选择性吸取、综合性借鉴以及全方位思考，才能在反拨中实现共存，达到完美的融合。而完成融合与反拨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把西方思想中国化的过程。新历史小说家在八九十年代引入后现代思潮时，注重在拒绝中选择、在认同中改造，取舍之后自然适应八九十年代的国家境遇。然而随着新千年的到来，全球化加速对中国的文化语境有了新的要求，十年前改造成功的文学形式已不适应现代性发展，作家们并没有致力于更新才导致原有的文学形式走向萧条。笔者并没有否定文学在发展中的规律性，小说在创作中对于政治和外来文化做出暂时性妥协也是情理之中，但应该始终认清的是，对于后现代为代表的西方文学理论的借鉴，首先需要做的便是保持文学的本土性，克服外来文化在中国的狭隘性。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优秀范文十：“幸福”如何可能——论海子诗歌创作
一、海子的写作发生：幸福主题的成因
来自贫苦农家的海子从来都没有抱怨过自己的出身，也许这样的身世是一种不幸，但海子却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的出身，反而对幸福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深知自己的贫苦现状，通过学习，汲取东西方的文化精髓，对个体存在的本质有着独特的理解。他把对幸福的热情毫不掩饰地写在自己的诗歌里，海子为何如此关注幸福这一关乎个体存在体验的主题，我们可以通过对海子写作原因的分析，继而得出幸福主题的成因。
（一）物质贫乏与精神渴求
海子出生和成长的时期，正处于建国以来中国社会较为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人们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文学领域，不论是小说的写作者，还是诗歌的写作者，都试图通过写作这一途径来憧憬向往的生活，抑或达到对眼下生活的一种暂时性超越。诗人王家新说：“一个荒凉的，从漫漫长夜中醒来的年代，是一个富有诗的冲动和精神诉求的年代，是一个在‘文革’废墟上重新为生存寻找根基的年代。”海子正是从这样一个新时代前夜的起点上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在他的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处处都打印着这一特殊时期给予诗歌的特殊烙印。
海子自诩是最后一位乡村诗人。在组诗《诗人叶赛宁》中这样写到：“我是中国诗人/稻谷的儿子/茶花的女儿”。这一点海子的生前好友西川在《怀念》一文中曾有详细描述：“海子在乡村一共生活了 15 年，于是他曾自认为，关于乡村，他至少可以写作 15 年。”故乡虽然清苦，但海子依然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写作起点，从这里不断挖掘诗歌资源。在大量描写乡村景色的诗歌中，海子抒写了像河流、土地、麦地、村庄、云朵这样令人感觉美好的意象，这些意象共同构建起海子诗歌中乌托邦乡村景象。但在抒写乡村美好的同时，海子也写到了乡村的落后与贫穷，这是不能被忽略的。如在《新娘》中写到：“故乡的小木屋、筷子、一缸清水/和以后许许多多日子/许许多多告别/被你照耀”，房子及其简陋，里面只有一些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却是许许多多日子里的全部。即便过着如此清苦的日子，但联想到就要迎娶的“新娘”，而且还想象到甜蜜的婚后生活：“过完了这个月，我们打开门/一些花开在高高的树上/一些果实结在深深的地下”，可见，即便守着清苦的日子，但能过上平稳舒心的生活，诗人依然能够从中获得幸福的体验。处在贫困状态的人们似乎对幸福生活的期待就更为强烈，海子暂时能做的就是用幸福的诗歌慰藉贫苦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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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性启示与生命哲学
海子在大量的阅读过程中，引发其诗歌写作的重要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西方宗教神学，另一个是西方近代哲学。宗教和哲学关乎到人类的思维与活动，因其特有的奥秘与科学，不断地吸引海子。据说海子的好友骆一禾可以背出《圣经》中的许多段落，可见那一时期，《圣经》这本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圣书，对当时的大学生的影响有多大。海子也对《圣经》产生了迷恋，殉难时身边还带着《新旧约全书》。此外，海子在大学期间还开始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并与好友们一起讨论哲学问题。可见，西方基督教和哲学一开始就对海子产生了深刻影响。而诗歌因其充满神性与哲思的语言，便自然而然地走进海子的阅读范围。在经过一番准备和学习后，海子便开始走上了自己的写作路程。海子清醒地认识到，唯有诗歌才能让他看到另外一个世界，也唯有诗歌才能让他从内向外洞察生命的真谛。他进而透过宗教和哲学的镜片反观诗歌抒写的意义，海子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启示和牵引下完成写作的。
最初的神话和哲学都作为远古时代的文化载体，而诗歌又是文化的一个方面，因此，在诗歌与宗教之间，诗歌与哲学之间，必然有一道若即若离的内在通道，海子正是循着这一通道步入诗坛。此外，宗教与哲学作为人测度自身存在的两把尺度，必然会触及有关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其中，不乏对于人自身幸福的思考。
海子对西方基督教及神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诗歌中这样比喻：“圣书的上卷是我的翅膀/无比明亮/有时像一个阴沉沉的今天/圣书的下卷肮脏而快乐/当然也是我受伤的翅膀。”这里的圣书指的便是《圣经》，《圣经》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源头，海子把《圣经》的上下两卷比作自己的一对翅膀，充满神话色彩，他把《圣经》视为牵引自己飞翔的动力。海德格尔说：“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久矣。既已久长必会达到夜半。夜到夜半也即最大的时代贫困。于是，这贫困时代甚至连自身的贫困也体会不到。这种无能为力便是时代最彻底的贫困，贫困者的贫困由此沉入暗冥之中”，海德格尔在这里所指的贫困并非物质贫困，而是指由于上帝的缺席，进而造成人类精神世界陷入了空前漫长而虚无的境地。海德格尔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发现了荷尔德林的价值，他通过对荷尔德林的阐释，不仅让一个尘封的诗人重见光明，而且也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在贫困的时代诗人究竟为何？海子深受荷尔德林的影响，必然会考虑到哲学家对诗人们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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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子的诗歌意象：培植幸福的土壤
（一）“麦子”与“村庄”
“麦子”是海子诗歌中一个非常突出的核心意象，海子不厌其烦地反复抒写麦子，为此赢得了“麦地诗人”的美誉。一些评论者认为海子此番作为是为了给自己贴标签，为了突显自己的鲜明特点，但这种臆断式的评论完全是肤浅的。悠哉在其著作《海子诗歌研究》中认为，“麦子”这一意象，是海子受梵高的启发，然后根据自己的中国经验，最终“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诗歌语言’”。燎原也在其评论文章《孪生的麦地之子》中提到：“中国的向日葵——麦子，是被众多醒悟了的青年诗人寻找而由海子骆一禾最先找到并且说出的”。但他只是找到了这一意象的由来，还没有深入去探寻海子如何从“麦子”中如何获得诗意的灵感，以及海子在麦子中注入的深厚情感，其中不乏海子从麦子身上得到的充盈的幸福感。
如果我们深入到海子诗歌的内部，仔细去思索海子的良苦用心，我们就会发现，在“麦子”这个意象之中，海子注入了非常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主要基于两个层面：一是对麦子感激、敬畏之情。在这一层面上，海子沿袭了传统的农耕思想，但麦子在海子的诗歌中已经被抽象为粮食符号。对于生长在几千年的农耕文化里的海子而言，他当然知道粮食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意义。粮食对于民族和个体的生存意义无疑是非常重大的，也是最为亲切的。海子已然看透了人类对于粮食的依赖，所以他敏锐地意识到，抓住了麦子即粮食就算是抓住了幸福的根本。基于这种哺育的恩情，海子写到：“诗人，你无力偿还/麦地和光芒的情义”。海子懂得感恩，收到了麦子的无私馈赠之后却无以为报，这种无力偿还的情义是一种让他产生备受恩宠的幸福感，他从生命的赠送与承受中体验到了无限延伸的光芒，是麦子的光芒，他要借此光芒照亮别人，让所有人都理解这种被光芒照耀的幸福。
在海子眼里，痛苦意味着承担，承担意味着幸福，用个体的痛苦换取集体的幸福，这个痛苦的个体也必将得到幸福的安慰。这里幸福的意味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的理解水平，这是一种伟大而痛苦的承担，如果说痛苦是一种命运的表征，那么幸福对于生命而言，则是一种命运的化身。
村庄是海子得以安顿下来的地方，海子在诗歌中以自己的故乡安庆为原型，营造了一个心目中的幸福理想国。这个村庄不完全是他生活过十五年的地方，而是一部分是真实的，属于海子对家乡的深刻记忆；一部分是幻想的，是海子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从村庄出发，又引出母亲、果园、少女、月亮等一系列意象，它们被海子安置在村庄里，一起组建起一个属于海子个人的幸福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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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与“水”
作为生存的必要条件，土地和水两大因素必不可缺，土地作为人类栖居的载体，而水则是孕育生命的摇篮。人类与土地和水之间的关系不再仅限于单纯的生存依赖，而且还应有生命本质上的内在联系。海子从整个人类的角度出发抒写土地与水，揭示出二者关于生命本质需求的因果关系。因为，只有在土地承载和水的滋养下，人类才会得以繁衍，幸福才会得以延续。在具体的抒写过程中，土地，水这个意象又分别向外延伸，各自形成一个丰富的意象群。从这些相关的意象抒写中，我们可以找到海子关于幸福的深层思考。
海子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十五岁之前他一直生活在乡村，通过读书来到都市，骨子里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挥之不去的乡愁情绪。这种愁绪随诗人走上了还乡之路。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还乡使得故土成为 亲近本原之处。当人们满怀激动和喜悦回到故土，仿佛一下子投入了母亲的怀抱，在母亲的怀中，可以完全回到童年的纯然状态，那个压抑的“本我”终于浮出水面。在这里个体可以释放在外面所遭受的一切幸与不幸。“大地”在这里不再简单的指称脚下的黄土，而是一个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的载体，一切回到这里都可以找到肉体和精神上的寄托。在海子的诗歌中，大地意象具体有两个主要的承载作用：一是承载生命存在的家园，二是承载民族历史文化的书卷。海子通过对家园和历史的重建，来获得幸福的体验。
土地承载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也包容了人类社会。人类生活在大地之上，大地作为依托，它给人类提供生存、生产、活动和繁殖的空间。特别是像海子这样从黑土地里走出来的诗人，非常了解土地对农民的恩情，这一点在《农耕民族》中有很好的体现，在诗的结尾写到：“北方马车/在黄土的情义中住了下来/而以后世代相传的土地/正睡在种子袋里。”这里大地是供人类居住和播种的物质家园，它承担了人类所需的一切，它让流浪的人类开始有了固定的栖居之所。而接下来的任务便是要《重建家园》，海子这样写道：“生成无需洞察/大地自己呈现/用幸福也用痛苦/来重建家乡的屋顶。”生命存在是一个自然的状态，这里的“痛苦”和“幸福”预示着生存是一个需要不断通过劳动改造的过程，而这种改造更侧重于教导人类应该放弃以往只知道一味索取的本性，在获得幸福的同时也要承担一部分痛苦。这样获得的幸福就不是巧取豪夺，不带有任何的欺骗色彩，它完全是一种存在的自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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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子的写作衍化：抵达幸福的内核 ............... 188
（一）面对“实体”的写作 .................... 188
（二）“由风景进入元素” .............. 199
（三）“诗歌是一次行动” ................ 20
四、海子的写作危机：幸福景象的隐喻 ............ 23
（一）古典消遁之后的绝望 ................. 23
（二）诗歌写作面临的瓶颈 ................ 25
（三）无法解开的死亡情结 ................... 27
四、海子的写作危机：幸福景象的隐喻
（一）古典消遁之后的绝望
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已经趋于稳定，国家正在经济建设的快车道上稳步前进，整个国家正朝着工业化、商业化的社会转变，加之西方日新月异的文化思想席卷祖国大江南北，国家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型节点上。在此大背景之下，影响到一个写作者生存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这对一个深受乡土文化浸染的中国诗人而言，仿佛斩断了乡愁；二是受商业文明的冲击，大众文化价值观的转型，导致文化精英被消解，文学自身面临的转型，但一时又不知转向何方，处于交叉路口的诗人陷入空前的绝望。
为了解决贫困，传统的乡村必须对工业社会敞开，工业社会对乡村的蚕食已无挽回的可能。傅立叶说：“工业制度乃是一切罪恶——弄虚作假、垄断、破产、证券投机、囤积居奇、重力盘剥等等的渊薮。”裹挟其中的个人私欲，互相欺诈不信任，人性中美好的本质已不复存在，原本黑暗的大地在奔向现代文明的路上却陷入了更深的黑暗。海子是及其反对工业社会的，因为工业社会逐渐蚕食乡村，他依赖乡村建立起来的乌托邦家园就会被摧毁，站在家园的废墟上，绝望的海子，再也看不到光明，在《黑夜的献诗——献给黑夜的女儿》中，海子写到：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的内部上升。”①这首诗是海子一次从安庆老家回到北京后所作，他还曾对好友痛心疾首地诉说这次回乡的所见，觉得一切都变了。大地呈现一片黑暗，黑夜甚至从大地上升起，升起的黑夜进而又将天空遮蔽，世界彻底陷入黑暗之中。
面对如此被黑暗笼罩的大地，海子对待幸福也是绝望，这种绝望却是不漏痕迹的，甚至还以高昂的基调，但已经遮蔽不了绝望的生长。在其名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诗中，海子对幸福依然充满期待，但已是绝望的期待。他写到：“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何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这里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至少今天及今天以前诗人是不幸福的，因为今天已经被现代性腐朽的东西侵蚀，既然自己渴望幸福，那么就应该从新开始，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起点；二是做一个幸福的人是一个突然的决定，说是突然，但也经过了一番仔细思考，才非常正式地宣布，也可以算作是对以往不幸的生活的告别，警醒自己开始新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海子不但下定了决心，还给出了谋取幸福的具体行动，幸福在这里预示着一种行动能力，这种行动能力要落实到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具体到每个生活的细节，仿佛新生活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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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经过对海子诗歌创作过程的梳理，我们对海子的写作历程和其诗歌中呈现出得幸福主题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地认识，这对于丰富海子研究具有一定意义。同时也可以看出海子是一个高度关注个体存在的诗人，幸福则是他众多主题中较为隐蔽但又不可无视的重要部分。在其诗歌创作的不同阶段，对幸福的关注一直没有间断，而是伴随着他的诗歌写作，经历了一个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
在第一章中着重分析了幸福主题的成因，这与海子的创作成因紧密相关，通过对海子的生活和学习过程的分析，总结出引发其创作的三个原因，即生活上的贫乏与精神上渴求；西方宗教和哲学对他的深刻影响以及海子自身渴望超越个体存在悲剧的努力。第二章重点分析了海子诗歌中的诸多意象，这些意象在组建海子诗歌中乌托邦家园的同时，也是他借以书写幸福主题的载体，其中，“麦子”、“乡村”、“土地”、“河流”、“王”、“太阳”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意象，是幸福主题形成的关键性基础。第三章通过对海子创作阶段的总结，主要对海子诗歌中的三个核心概念即“实体”、“元素”、“行动”的重点分析，得出海子为达到幸福目的付出的艺术努力。第四章则从海子为何终结生命和写作的原因入手，在对海子所处的特殊历史节点和自身写作瓶颈以及强烈的死亡意识的分析后，最终得出海子诗歌中幸福景象破灭的必然性。
海子如彗星般地陨落，但他的诗歌及其诗歌理想却铭记在诗歌史上。他在诗歌中所展现出来的对于生命存在的关注，将使人对存在本身的认识更为深刻，而幸福这一主题经他抒写后，使我们越过理解的表层，从而达到新的深度。这一关乎每个个体存在的问题，在海子这里被追问究竟，在一次次逼近幸福本质的同时，也从另外一个方面阐释了生命存在的意义，这是海子做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