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毕业论文2018优秀范文一：空间与季节的编织——萧紅小说研究
第一章春天里的故事——《小城三月》
第一节对"春"的描写与时光的轮回
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戴良飞抵香港,萧红不久后病倒。1941年1月晚南事变的消息传来,萧红惦记着亲人,由此开始写作短篇小说《北中国》,表达与父亲、家族的和解。同年6月,萧红完成短篇小说《小城三月》并发表于香港《时代文学》第一卷第三期,该文是继《后花园》、《北中国》之后的另一部优秀短篇小说。半年后,萧红在混乱动荡中,默默离开了这个世界。可以说,在描写《小城三月》的同时,萧红也走过了她这一生最后的一个春天。如果将萧红的前后期作品作比较不难看出《小城三月》有了很大的变化。《小城月》结合/萧红的个人身世和生活经历,体现了萧红生命后期对理想生活的期盼,并透露出萧红的人生理想及对生活的寄托。在萧红短暂的一生中,幸福的日子并不多,她--生经历了无数磨难,缺乏父母之爱、情感受挫、漂泊流浪、身体多病。在这种坎坷的人生中,化许会有过短暂的满足,但是长久的幸福几乎没有。他人的冷漠和歧视,孤独、饥饿、漂泊、疾病,各种闲苦接踵而至,交织成她的生命体验。坦然种种艰难都压在个女人的肩头上,但是萧红的意志和精神依然很顽强,她对生活的热爱不减。从她生命后期创作的《小城三月》中,可以看出萧红对温暖的家庭和美好生活的渴望。
《小城三月》里,故事发生在三月春光中。在这春光明媚的时节,不幸的女主人公翠姨,度过短暂一生:从恋爱、生病,直至死去切都发生在"三月",而在小说的结尾,暖和的丰月又转回来了,这不只是季节的轮回,也意味着人生的循环与轮回。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与狗",大自然对待万事万物都是一样的,没有偏祖。萧红笔下的季节对动物、人、花草树木,都是平等的,人的生生死死,并不比动植物重要,在季节轮回中,人同万物一样生长、一起消亡。除此么外,萧红笔下的春天比其它季节有着更多深层内涵,其中饱含故事。它不仅仅是自然世界之春,也是人界之春:人性之春、感情之春。萧红的春天是一个温暖、充满希望的季节,同时,又是一个很短暂、并不容人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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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生活在短暂春光里的女性"翠姨"
翠姨是《小城三月》里的女主人公,她的故事开始于正值=月春光的小城里,十八九岁的她,是一个多才多艺,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年轻姑娘,但在小说末尾,翠姨却在寂静的春天里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哥哥后来提起翠姨常常落泪,他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也中纳闷。"翠姨为何而死呢？一般认为是封建家庭和封建礼教迫害了翠姨。传统的思想道德和封建婚俗制度当然会对生活在那个时代当中的翠姨及其悲剧性的命运有相当大的影响,但不能将原因完全归结于封建社会,个人性格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对人生的影响并不亚于社会。所抖笔者把造成翠姨悲剧命运的原因大致分为两个: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翠姨自身含蓄矜持的性格。
一、在封建旧俗重压之下的翠姨
翠姨是寡妇的女儿,她生活在小城市里的一个环境死寂的家庭。翠姨她没读过书,不识字。但她多才多艺,是一个既讲究外表又讲礼貌的年轻姑娘。萧红把翠姨描写得如此文雅,"翠姨生得并不是十分漂亮,但是她长得窈窕,走起路来沉静而且漂亮,讲起话来清楚的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她伸手拿樱桃吃的时候,好像她的手指尖对那樱桃十分可怜的样子,她怕把它触坏了似的轻轻的捏着。假若有人在她的背后唤她一声,她若是正在走路,她就会停下;若是正在吃饭,就要把饭碗放下,而后把头向着自己的肩膀转过去,而全身并不大转,于是她自觉的闭合着嘴唇,像是有什么要说而一时说不出来似的""翠姨非常聪明,她会弹大正琴,就是前些年所流行在中国的一种日本琴。她还会吹箫或是会吹笛子。可见,虽然翠姨在外表上说不上十分漂亮,但是她文静而美好,无论是走姿、讲话都很平静,她的各种姿势都很温柔、稳重,翠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很文雅,显得很有教养。翠姨除了动作优雅,还会玩多种多样的乐器,与她的妹妹和堂妹妹有很大的区别,她们都是随随便便的,不注意衣着和容貌的整洁、没有女人应有的姿态:"翠姨的妹妹,忘记了她叫什么名字,反正是一个大说大笑的,不十分修边幅,和她的姐姐完全不同","她的堂妹妹,我见过,永久是穿着深色的衣裳,黑黑的脸。一天到晚陪着母亲坐在屋子里,母亲洗衣裳,她也洗衣裳,母亲哭,她也哭,也i午她帮着母亲哭她死去的父亲,也许哭的是她们的家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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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季节的轮回——《生死场》分析
第一节萧红对东北乡村的描写
《生死场》的故事空间背景是哈尔滨近郊的一个偏僻村庄,萧红描写这个偏僻的村庄的自然风物相当于一个画家描绘一幅画儿,在这个画面里充满了东北特有的风光,无论是愉树、菜田、高梁地、蝴蝶、山羊、农夫,都是画面里的田园图景,是小孩子绿色的酣味的世界。同时,萧红也在这个画面上画了东北人的生命,展示了各种生物的不同命运,描绘了种种生物的生与死。文中展现出这个哈尔滨近郊的乡村不仅仅是一个充满东北风光的偏僻乡村,也是人类和其它各种生物的生与死之场所。
一、由小空间组成的乡村场景
《生死场》中的景物描写是该篇小说独有的特点,萧红在故事里描写了有特色的东北风光。鲁迅先生曾经为萧红创作的小说《生死场》作序,并在序言中说:"这本稿子到了我的桌上,己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间北,周围又富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己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萧红她善于写景,无论是自然景物、生活场景或者人物特写,都将它们写得既真实又具体,尤其是看萧红笔下的景物,仿佛是在通过镜头看一个华丽精致的画面。
阅读《生死场》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萧红描写的每一个自然场景都可以独立成篇,同时,这些独立的场景的并置建构了整部小说,一个个场景的组合成为了小说的大空间。在《生死场》中,麦场、菜圃、荒山、坟场、乡村,这些小空间都组成了故事的一个大空间背景,并起了叙事作用。各种独立的自然环境场景的相对参照成为故事的章节,同时,也作为故事的空间。在萧红的世界里,空间不仅是故事发生之场所及人物活动的地方,而且还带有它本身的特征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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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生死场》中的人物塑造
萧红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她所塑的奇特文学世界,在《生死场》中,萧红真实地描绘了东北偏僻乡村的情景及乡民们的生存状态,在故事中萧红描写的种种人物具有丰富的特点,萧红笔下的人物及他们命运特征一点都不亚于萧红笔下的景物描写。在《生死场》中,不难发现萧红常常"人"的生存境遇和命运去跟动物对比,这种人物描写是萧红创作的----个显著特点。萧红有别于同代作家,并坚持自己的创作方法:"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生死场》除了突出"生"与"死"的主题,萧红描写的"动物化人物"也有同样的意义。
在《生死场》中,人和动物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生存命运往往是互相交织、纠缠的。从萧红的描写不难发现《生死场》中,人与动物总是有密切的关系,萧红除了把人的相貌、行为用动物作喻,还给我们展现了人与家畜的关系。
一、人与动物之比喻描写
《生死场》中的人物描写是小说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因为萧红塑造人物有着特殊的方式。萧红曾经和景维弯讨论小说《生死场》与鲁迅小说的差别;"鲁迅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倘他的人物。(中略)我开始也悲個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改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柄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倘我呢？(中略)我的人物比我高。这似乎说明鲁迅真有高处,而我没有或有的很少。从萧红提出的观点可见,她除了不曾把自己放在高处而看待笔下的人物之外,在《生死场》中,萧红也把人物和动物放在同等的地位,把他们看成同等的生物,有同等的命运。当萧红写人的时候,无论是人的相貌、行为、语言,她都用各种动物比喻,这一种独特的人物塑造方式是由萧红本人的种种见闻和个人体验积累而成的。在小说中,有很多萧红把人比作动物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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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冬天里的故事一《呼兰河传》...............48
第一节冬天景象的描写与生活情况..............48
一、苦寒之地——呼兰河.................48
二、萧红的一颗寒冷孤寂之心..........50
第三章冬天里的故事——《呼兰河传》
第一节冬天景象的描写与生活情况
在《呼兰河传》开篇,萧红用一段文字来描写自然环境,萧红通过她的文笔展示了东北的一座小城呼兰河易的冬天,并用简单的几句话勾勒了北方极寒的天气,這染了东北之寒。此外,度种寒冷的天气不仅掩盖了呼兰河这个小城,还袭击到了人的也中,至少也掩盖了萧红的也。萧红在呼兰河这个小城除了寒冷的冬天,几乎遇不到温暖的春天。
一、苦寒之地——呼兰河
萧红多次在小说中提到春夏秋冬一年四季轮回的循环,并经常描写关于呼兰河人在四季循环当中的生活状态,虽然季节的转换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也是在萧红作品当中常见的现象,萧红没有按照正常的春、夏、秋、冬,这样的时间变换顺序来创作《呼兰河传》,而是用跳跃的方式来叙述的。萧红为了打破这种封闭的季节轮回,根据自己的童年视角和回忆来随意地安排这四季的变换,在这种季节不断变换的情况下造成了文本中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及一直在流动变换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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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自20世纪30年代桥身文坛以来,萧红一直以她作品中特有的魅力及她个人复杂的身世和传奇经历,吸引着众多读者及研究者的目光。萧红以"越轨"的笔致和细致的观察写出独特的作品莱辛在《拉奥孔》中曾说:"时间上的先后承续属于世人的领域","空间则属于画家的领域"。萧红可以说是集诗人和画家成一体,因为她把常用为时间背景的季节和空间编织成一体,从萧红的一些代表作品如《小城王月》、《生死场》、《呼兰河传》中可以看出萧红的这个创作特点。无论是以季节来描写时间、推动故事情节、创造每个季节中的不同感觉,还是以各种空间与季节互相编织反映出在季节轮回之中的空间变化,及徘徊在空间与季节的编织当中的人物命运,其中都包含着萧红复杂的情绪和面临着春、夏、秋、冬的暖冷更换的萧红人生。
萧红小说中的时间并不具有明确的指示性,阅读过萧红作品的读者会自然发现以季节来描写时间是萧红作品中最常见的现象,正是这种写作方式使萧红的作品有持久的魅力和亲切感,加强了作品的"当下感",同时萧红还把季节和空间编织在一起,体现出季节的轮回对空问的影响。而更神奇的是,萧红笔下的季节不只是能推动故事的时间及情节的自然季节,而是比自然季节有着更多层次,四季的轮回影响着萧红及读者的情绪,春、夏、秋、冬的更换不断地带来了温暖,幸福,寂寞,孤单各种感觉的轮流,四季的轮回对萧红本身的情绪及故事中的人物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人生也是随着四季的轮流循环的,可以说萧红笔下的季节便是她人生的季节。如果萧红的H部代表作品《小城三月》、《生死场》、《呼兰河传》来看,便会看到萧红描写各种季节的特点。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优秀范文二：寻找文化自我的生命历程——“汪氏文体”的形成
第一章上海时期:无根的困境
一、身份失落和文化壁舎
汪曾棋四十年代的创作留下了一个小说集《遊遥集》,除此以外,近年来不断有汪曾棋四十年发表表的,散落在各个文艺杂志上的作品被发现和整理发表,如《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5期发表了《汪曾棋早期佚文一组》,内含四篇他四十年代的作品;《十月》杂志2008年第1期发表《汪曾棋早期作品拾遗》,内含十篇;《中国现代文学研巧义刊》2009年02期发表由李光荣辑校的《汪曾棋初期小说四篇》。运坚都是《汪曾棋全集》漏收的篇什。就目前可见的汪曾棋所有早期作品看来,其风格之驳杂,绝非"京派传人"这种单质化的指称所能概括。一方面,他作为深受沈从文影响的"北方青年作家群"的一员,有一部分作品(如《老鲁》、《鸡鸭名家》、《戴车匠》、《异秉》等)延续着京派常见的对世态众生、平凡生活的关切,和不问时政的"纯文学"姿态。另一方面,他对于作品的形式实验越来越着迷,形式比内容更抢眼,具有强烈的先锋色彩和现代气味,以至于"偏离了沈从文的京派正宗风格,甚至沾染了沈氏批评上海现代派时所说的'邪僻’的气味。"
这些创作上的症候,折射着汪曾棋在现实生存境遇中遭遇的文化壁垒;要对创作症候进行把脉和诊断,得他的现实生存境遇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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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绿猫》的困境:"迁根"之痛
1947年,汪曾棋先后发表了两篇在他早期创作生涯中颇有意味的文章,《短篇小说的本质》2和《绿猫》3。前者是一篇文艺随笔,在这篇文章中,年轻的汪曾棋完整而清晰地表达了他那时的"短篇小说观":短篇小说区别于中篇、长篇小说的独特性究竟何在“？理想的短篇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篇文论的观点新颖而尖锐,矛头明确指向当时国内小说界一切已有的传统和规范("时下的许多小说实在不能令人满意"一般小说太像个小说了,因而不十分是一个小说。"),表达了对短篇小说进行革新的强烈愿望。如果说《短篇小说的本质》表达了他的创作理想,小说《绿猫》——作为他在思索短篇小说的本质、憧憬着理想中的新小说的探索道路上所作出的创作实践,则反映了当时他的创作现实。这篇极富个性的小说作品像一面镜子,细致入微地照见了汪曾棋上海时期的生活状态、精神境遇和创作状态,表达了他在面临文化壁垒时,苦觅出路而不得的苦闷彷惶,掲示了他在创作道路上陷入的困境。
先说《绿猫》。《绿猫》是一篇思绪跳跃、语言繁复、形式破碎的小说,在他上海时期创作的那些"沾染了上海现代派的'邪僻'气息"的作品中很有代表性,它的潜在话语和隐性信息非常丰富。在纷乱的意识流和不停跳跃转向的话语中,隐隐可以梳理出来的故事情节是:年轻的作家"我"在心绪烦闷的黄梅雨天去看望我的朋友柏,柏也是一个年轻作家,养了一只瘦骨伶化的猫,他想把猫染成绿色,并且正在写一篇叫做《绿猫》的小说,然而文思滞涩,写不出来。这两个失意的年轻作家,于是在狭窄凌乱的几案之间,讨论了为什么要写、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不出来等创作上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篇小说写的,是写作本身。小说由"我"跳跃的叙述、意识的流动、与柏之间的对话构成,夹杂柏曾经写过的若干小说片段,甚至还激情背诵了几段古人论文的精彩章句,呈现一种马赛克彩片拼接或者杂耍蒙太奇的形式特征,全文如同一个令人目眩的游渦,然而始终在围绕一个中如转动——小说创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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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从高邮到良明:汪曾棋的文化基因
一、盆地小城和青黑色的旧宅晓一安定内敛,据常少变,内向心理结构
汪曾棋于1920年出生在江苏高邮县城里的一个儒商家庭里。高邮县城不大,是一个安定的水边小城,三面环水,中间低平,呈盆地地形,像一个"孟",汪曾棋在这座城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直到1939年,十九岁的汪曾棋前往昆明,投考西南联大,从此离开故乡,一生漂泊。高邮是一个水乡小城。汪曾棋在水边长大,自幼耳目所接,无非是水。"我小时候,从早到晚,一天没有看见河水的日子,几乎没有。""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高邮县城,也渐渐有新文化渗入,处于缓慢的现代化变革之中。新观念、新作派在小城人们的日常生洁方式中引起的些微变化,被汪曾棋的回忆敏锐地捕捉到,在他晚年的作品中有所反映。但总、体上仍然是个安定内敛的小城,如同它的盆地地形一样,人们在日复一日的平静中,各安于自己的一份生活,"一个平淡沉闷,无结构起伏的城,沉默的城"。几条主要的街道沿河道铺展,沿街的店铺,聚集成一个小城内的市井景象,过了米店,接着是酱园、染坊、炮仗店、车歴铺、药房、买豆腐的、卖饶齒的,都是早己熟习的景象,见到熟人、店主,打声招呼,知道摆烧商摊的他爹早年也在这摆摊;路过银匠店看到银匠怎样在一个模子上整出一个小罗汉用来缀在小孩的虎头帽上。拐进小巷,胡同深深,贴着人家水溃侵浸的后墙、檐头长草的院头走着,深处传来一两声铁片叮当的声音——那是小贩手里摇着的铁片,显得巷子里更沉寂了。
这个小城镇的市井生活,构成了汪曾棋早期生命的背景,融入了他的成长中。
与这种小城镇的市井生活共时空存在的,并且也构成汪曾棋早期生命的重要部分的,是他的家庭生活。他出生在一个三代同堂的旧宅子里。汪家在高邮城中不算名门望族,属于中等富足家庭,有着这种阶层的家庭该有的一份礼数往来、安闲自足。祖父是前清末科拔贡,科举取消,功名路断,于是在家经营产业,置田地,开店铺,既是地主,也是商人。祖父性情安静,生活简朴,自奉甚薄,却舍得花钱买古董字画。祖父祖母育有兰个儿子,汪曾棋的父亲汪菊生排行第三。汪家家宅老大,房间多,格局深,有好几进庭院,祖孙三代同堂聚居,弟兄三个按长幼各得其所,各成其家。汪曾棋生母早逝,父亲慈爱,继母温厚,同堂聚居的祖父祖母、伯母亲戚们也对他颇为宠爱,视他为"惯宝宝"。这些童年际遇对汪曾棋的性格和也理特征或多或少留下了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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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书斋教育和市井闲情:雅和俗一文人的静观,平民的心态
汪曾棋幼年,祖父亲自给他启蒙,督其临碑帖,读《论语》,写"义"(一种解经的小论文)。据狂曾棋回忆,祖父的思想倾向是很多元化的,作为前清末科拔贡,他的主体观念当然是属于儒家的,却又读佛经,而且对自然科学有兴趣,收藏天文仪器浑天仪,取其卧室名为"浑天仪室";此外,还订阅了一份新文化杂志《生活周刊》。祖父作为创下家业、身份威重的一家之主,其性情为人、身教言传在幼年汪曾棋心中当是留下了痕迹的。
汪曾棋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深受国文老师高北滨先生的教益。高先生为人孤高耿介,两袖清风,不苟且于时俗。他选编课文的标准是"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高先生很欣赏归有光的雅正平淡,含蓄中寄寓深情的散文。正是在高先生手中,汪曾棋读了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寒花葬志》《先批事略》等散文,与归有光结下了深缘。晚年汪曾棋回忆道:"片有光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小说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
汪曾棋年少时还曾跟从当地有名的书法家韦子廉先生练大字,写《多宝塔》,韦子廉先生专攻桐城派文章,狂曾棋跟着他学桐城文,戴名世刘大魁,方荀,姚磊的文章熟读成诵不下百十篇。桐城派上承文统,源远流长,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值俗。桐城派文章对于汪曾棋的深远影响越到晚年看得越清楚,尤其是他转入散文写作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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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1949-1979年:三十年的沉淀与探索..............46
一、停止创作;当纯文学理想遭遇政治指挥棒..............47
二、下放劳改:走出"小我"困境...............51
第三章、1949-1979年:三十年的沉淀与探索
一、停止创作:当纯文学理想适遇政治指挥棒
1948年,汪曾棋从上海转到北平时,虽然生活境遇上依然困厄,但他小说创作的热情却在寂寞压抑中郁积起来,笔头的滞涩一方面让他倍感苦闷,另一方面更:逼迫他攒了一肚子劲儿想要从创作困境中突围。这种苦旧和压抑在他当年写给好友黄裳等人的书信中保存着,至今读来仍然可以感受到一股闷热却又寂寞的劲头儿。然而,在北平,他并没有新的作品诞生。解放后,从1950年到巧58年,汪曾棋做了八年的文艺杂志的编辑工作,彻底放下了小说创作,再也没有发表过一篇小说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呢？
北平解放以后,共产党装管各种组织化构,建立新政权,留在北平的知识分子大多数被整编进了革命队伍,开始为新政权服务。文艺青年汪曾棋由于1949年出版了一本小说集,在北京文学圈内反响不错,被吸收到北京市文联,担任《北京文学》(后改名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的编辑工作。恃才傲物、性情狂的狂曾棋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陷入了沉默寡言的状态。据他的同事兼好友邓友梅回忆:
那时他才交"而立之年"。中国人提倡"老要张狂,少要稳当",汪曾棋算个典型。若只见过他古稀之后的"张狂"相,绝想不出他年轻时稳当样儿？他互十岁时的扮相是:清瘦脸上常带稀疏络腮胡磕,背微驼腰略弯胸脯内含,穿一件蓝春調面出风滩羊皮长袍,纽缚从未扣齐;脚上是港造上等皮鞋,好久未曾擦油;左手夹着根香烟,右手里端着一杯热茶。说话总是商量的语气,没见他大喊大叫过。有次文联内部开会,某领导人观察了他一会,发言时增加了点新内容。他说:"现在是新中国了么,我们文化干部也讲究点扮相么。要整洁,要充满朝气,别弄得暮气沉沉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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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现在是春天了,正是种子发芽的季节。一粒种子长成大树,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需要阳光雨露等外在条件的催化。可大树的形态早已孕育在种子里。种子发芽生长、逐渐茁壮的过程,是舒展其潜能的过程,是由内而外的过程。大树的形态是种子的外化。一切生命之根本目的,在于舒张其潜能,圆满其形式,臻于至善。
阅读汪曾棋,敏感的读者会感觉到其中有着文化的基因密码,深藏其中,不漏痕迹。会于他自由舒展、顽皮灵动的行文,简洁朴素、气韵生动的语言之间,得到一种妥帖舒适的阅读愉悦感,内也的某个地方得到了樊帖的安慰,又似隐隐作痒的地方终于被一只体贴的手搔到了,我想这是当代中国人那根在喧闹与冷落中轻轻颤抖的文化神经,就像秋夜里暗伏的撼摔那微微颤抖的触角。汪曾棋把文化母体遗传给他的文化基因密码藏在他的文字里,誠化成一种不露凿痕、气象浑然的文体。这种"融",是融合了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中国的驳杂丰富的文化资源,既有二十世纪初期新旧之交的一个懦商家庭哺育他的新派士大夫文化,又有小城镇里安定内敛的市井文化;既有从西南联大中文系濡染的京派文人的格调和性情,又有泡在昆明街头的茶馆里读西方译著的影响。这种"化",是他在漫长的人生履历中,在自觉的文体意识和清醒的自我关照中,在几十年的时间"除尽火气"的沉淀作用中,用也心熔炼,逐渐化得的。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优秀范文三：《人民日报》中的鲁迅（1949-1976）
第一章 时代背景——鲁迅形象塑造的历史必然
一、社会主义文艺目的的确定
在无产阶级政权的语境下，社会结构被阶级理论所分割，作家变为一名从事文学劳动的专业技能者。所有社会成员都以劳动为价值尺度去衡量，作家则成了以产出文学理论和作品，满足意识形态需要的一个经济类角色。这样，他们的职能也变得更加具有任务指向性和实际功用，其曾经所具有的独立地位与话语导向作用也正在逐渐剥离。
在这一思路下，文学与政治的缠绕也更加紧密复杂。按照毛泽东的文化理论，社会主义文化源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文化体系，它追崇的是充沛的政治激情、纯洁的品格抱负和丰富的革命想象力。国家对文学生产的高度重视和严格标准虽然大幅提升了它的地位和影响，却也缩减了创作内容的张力与空间。在文学向意识形态逐渐靠拢的过程中，对“旧文化”的整合，尤其是对“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重塑，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要想成功参与话语体系的内容建设，作家必须要采取能为这一框架所接纳的符号与方式去表达、沟通，而鲁迅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共同“使用”的文化符号。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无产阶级政权和作家们对鲁迅的共同认可与关注。早在 1934 年，毛泽东在会见冯雪峰时就曾高度赞扬鲁迅“懂中国”，并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名鲁迅为“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在后来意义深远的《讲话》中更是提出：“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当然，不仅是对权威意志的服从，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使得作家满怀真诚和期待地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意识形态的自觉内化使得知识分子对主流话语体系的认同感和服从性增强，开展一种自觉地创作行为，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烈企盼的浪漫情怀。借由对鲁迅思想和作品的学习，知识分子一方面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思想改造，打造一条通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革命作家的“转型”之路；另一方面，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与个人思考对鲁迅形象进行诠释解读，并以此为文学与政治连接的媒介，来尝试构建社会主义文学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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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产阶级话语体系的诉求
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常常集中在“人与文学的全面失落”，而忽略了初生政权在“政党实践”阶段不可避免的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建国伊始，国家一方面要完善理论建设，取得话语权力，在批判与重构双管进行的同时建立一套适应现实发展的精神原则和文学范式；另一方面，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普及和深化来明确执政的合法性与民众的向心力，巩固社会秩序。
对于前者，本质上就是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的过程。就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而热血沸腾，努力融入新的阶级社会体系，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可塑性而倍感激动，迫切希望在新的话语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而社会主义“思想”在与“实际”事件的相互作用中，不是作为从外部来对事件进行规定的、形式的、超验的原则而起作用，而是作为这一现实中的“倾向”，不断参照变化的实际而纠正自身。也就是说，当时的话语体系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话语框架，“十七年”文学中涌现的矛盾虽然不乏尖锐激烈，但却也仍属于一种对话性而非对抗性的关系，不同“阵营”的作家在维护主流思想观念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文学的道路进行探讨，以免其在政治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实际上，在政治覆盖的高度整一的“一元化体制”之下，并不存在一种文学的“对抗体制”。正如彼得·伯格所说，“对于后者（文学）的有效清除，正是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体制的基本功能。”
对于后者，则是考虑到“十七年”时期文艺在国家建设上的重要价值。发动革命要靠宣传，而文学是最好的宣传工具。“十七年”时期的文艺既是对新中国的合理合法性的充分证明，也是对现代民族国家由衷的文化认同。按政治学的表述，“构成民族国家本质内容的，是国家的统一性和国家文化的同质性，是国民对主权国家在文化上、政治上的普遍认同。”“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其领导权的话，那么它的政权就不会持久。”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就是要在与传统的西方现代性分道扬镳的同时，营建一套新的叙事系统和话语体系。文艺的创作与发展必须趋同于国家意志，担负建设国家的责任与使命，成为国家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民思想进步的精神向导。总而言之，“十七年”时期的文艺工作就是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共同为民众打造一个全新的民族现代国家的想象共同体，凸显对新生政权和主流话语的热烈想象和强烈认同，从而巩固社会秩序和文化内核。
就这样，伴随着意识形态的逐步渗透，以及围绕批判、否定、重构为主题的价值重构，从旧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鲁迅也必须与无产阶级话语体系的价值诉求成功嫁接，在新的认知评价和审美体系中获得最高权力的再次确认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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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十七年”时期“鲁迅”精神的继承
一、 “鲁迅”精神的建构目的
（一）促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相较于稳定的经济形态所决定的阶级阵营，作家的归属更多的决定于他所持有的理论观点。这虽然决定了他们只能选择去依附某个阶级，但也意味着他们有加入本来不属于的阶级的能力。因为许多作家由于出身问题无法通过经济改造变成无产阶级，所以就需要从自身的思想改造入手，寻找一条可以通向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我改造之路。而经历了思想重大飞跃并得到政权高度认可的鲁迅，就成了作家们援引为例的典范。“在今天，知识分子特别需要自我改造之时，鲁迅所经历的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过程，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学习。”
在瞿秋白所作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他创设性地将鲁迅的思想历程分为了前后两个阶段，对鲁迅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虚伪和反自由主义等思想进行整合，并统一划归于“在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阵营来，最终完成了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的伟大转变”。正是这一认知，使得出身于非无产阶级、从没有入过中国共产党的鲁迅被誉为“党的文化革命的旗手”，冯雪峰、许广平等人将其口述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视为鲁迅的入党申请书，毛泽东亲口评价他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这条道路证明了作家完成思想改造、获得政权接纳的可能，也因此被反复提及。在《学习鲁迅，坚持四项斗争》和《怀念思想战线上的伟大战士——鲁迅先生》中，再三提到鲁迅由进化论过渡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并强调进化论只是他唯物论的基础，是扎根于中国现实社会的，借此来为作家以往的思想辩护；在文章《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中，周扬指出：“鲁迅也经历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不要简单地根据作品中的个别字眼来判定哪一篇文学作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而是要关注作家对生活是否忠实、对阶级矛盾是否深刻揭露。”余章瑞在文章《关于鲁迅的阶级论思想》中也提出：“鲁迅的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二臣到无产阶级战士的转变过程，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伟大历程。他的阶级论思想是极其丰富的、深刻的，他的阶级分析方法是科学的。”这也是为前期并不跟从无产阶级理论的作家提供了一个可凭附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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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鲁迅”精神的“百家争鸣”
据统计，在“十七年”期间，《人民日报》共发表与鲁迅有关的文章 135 篇，无论是体裁、内容还是作者方面均呈现出多元的表现形式。
（一） 丰富的形式
《人民日报》中的鲁迅文章以评论性内容为主，按不同体裁或内容，可分为以下七类：
第一类，社论，共 3 篇。社论是新闻评论的一种，是最为重要的新闻评论和舆论工具，是报纸编辑部就重大问题发表评论的平台。《人民日报》社论是指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发表的独家评论，多半是针对当前的重大事件、重大典型、重大问题、重大节日或纪念活动，表明报刊编辑部的立场、态度和意见，必要时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措施，指明任务和方向。鉴于《人民日报》的政治权威性，其社论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政府或党的声音，具有高度的研究价值。“十七年”期间以鲁迅为主题的社论分别为 1951 年10 月 19 日发表的《学习鲁迅，坚持四项斗争》、1952 年 10 月 19 日发表的《继承鲁迅的革命爱国主义的精神遗产》、1956 年 10 月 19 日发表的《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战士》。分别是以纪念鲁迅逝世十五周年、十六周年、二十周年的名义发表的。
第二类，重要讲话，共 4 篇。如果说《人民日报》社论的多次发文代表着对鲁迅的高度重视与认同，那么以纪念、回忆鲁迅为主题的重要讲话则代表着一种主观意图，大量讲话的刊载一方面更加提高了鲁迅在文艺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鲁迅的主观诠释，作者往往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自身想法来缅怀并塑造“鲁迅”，以期对现实文化生活产生一定的指导意义。十七年时期的重要讲话共 4 篇，包括 1956 年 10 月 20 日郭沫若、茅盾、陆定一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以及茅盾于 1961 年9 月 27 日在鲁迅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所作的报告。其不仅是以官方媒介来表达对鲁迅地位的肯定与高扬，更是在勾勒着一种为官方所认可的“鲁迅”精神与轮廓。
第三类，评论文章，包括对鲁迅思想的学习继承，以及对鲁迅文学作品的审美分析。在“十七年”期间，由于无产阶级文学建设的政治功利性以及《人民日报》自身的权力地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学评论大都带有强烈的话语生产目的，以“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为名，来完成对无产阶级文学道路和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探索。因而此类文章数量最多，共计 62 篇，将近总数的一半。而根据文章的具体内容，又可以划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对鲁迅身份进行定位和评价，共 7 篇。通过一次次的缅怀与追忆，不仅是对鲁迅的思想内涵进行选择性继承，也是将“修正”后的鲁迅纳入无产阶级文学话语。比如 1951年 10 月 19 日发表的《怀念思想战线上的伟大战士——鲁迅先生》、1953 年 10月 19 日冯雪峰发表的《伟大的奠基者和导师》、1956 年 10 月 19 日陈涌发表的《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林志浩在 1961 年 9 月 20 日发表的《鲁迅——伟大的反帝国主义战士（纪念鲁迅诞生八十周年）》等等；其次是对鲁迅作品进行分析的文章，共 29 篇，具体有 1956 年 9 月 5 日到 7 日连载的《鲁迅先生与经典戏》、同年 10 月 12 日到 15 日连载的《鲁迅小说里的两条小命》、同年 10 月 16日何其芳发表的《论阿 Q》、1961 年 10 月 11 日发表的《关于鲁迅小说的艺术技巧的札记》、同年 10 月 19 日刘有宽发表的《鲁迅喜爱的三个鬼魂形象》等等；最后则号召用鲁迅精神来指导现实文学生产的文章，共 26 篇，比如 1961 年 5月 8 日萧丕安发表的《像鲁迅那样一丝不苟》、1959 年 10 月 19 日梅原发表的《学习鲁迅的革命坚定性》、1963 年 10 月 19 日王士菁所作的《鲁迅的爱与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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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革时期“鲁迅”精神的极化 ...................... 23
一、 “鲁迅”精神与“革命新文艺”趋势 .................. 23
二、 “鲁迅”精神的同质表达 ............................ 25
第四章 无奈的“鲁迅”建构——政治统摄下的文化选择 ...... 38
一、 “鲁迅”的建构结果 ................................ 39
（一） 错位的“鲁迅”呈现 ............................ 39
（二） 文学界内部的历史纷争 .......................... 45
第四章 无奈的“鲁迅”建构——政治统摄下的文化选择
一、 “鲁迅”的建构结果
（一） 错位的“鲁迅”呈现
从 1949 年到 1976 年，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用三十年代的路线斗争去分析文学，使得鲁迅一直没有摆脱政治因素的进入。在 1949年 10 月，苏联汉学家罗果夫欣喜地说：“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不但解放了中国的徒弟和人民，连死了的鲁迅也被解放了。”相较于国民党执政时期对鲁迅的禁绝，新中国对鲁迅的纪念可谓是“情况空前的热烈”。但是，此时鲁迅的“解放”并非毫无限制地学习与研究，而是随着毛泽东时代的到来而一起涌现的，与鲁迅的本体精神相比呈现出一种错位的表达。
1. 鲁迅话语的改写
这一时期的“鲁迅”与特殊的历史背景是密不可分的。自延安时期高度赞誉鲁迅以来，鲁迅的思想和文化就在以这样那样的历史形态来参与无产阶级话语体系的建构，获得了近乎唯一的政治豁免权。建国后的 27 年既解放了鲁迅的作品，大范围地传播了鲁迅，但又在某些方面抑制了鲁迅内涵的完整传承。其关键就在于对文学道路的选择。毛泽东对鲁迅十分推崇，但他心仪的是鲁迅的“韧”的战斗精神、对无产阶级的支持以及深远的文化影响，而对鲁迅的批判精神、“敢于质疑”的独立意识等其他内容却是选择性继承的。这是因为，建国后所要构造的，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化体系，一个党的文化、阶级分明的文化。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以及马克思主义必须处在绝对的核心位置。而鲁迅既然被引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那就必须符合这一根本要求。因此，鲁迅在得以解放的同时，就必然会进行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改写，一种选择性的遮蔽。
建国后的中国无疑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转型过程中带来的文化震荡和政策改变很大程度上来自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文化理念。一方面，主张无产阶级社会处于一种不断革命、不断斗争的昂扬状态。“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只有依靠实际斗争，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另一方面，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尤其是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由此，这一时期的文化政策往往是比较激烈的，迫切地希望一个人像“书翻面”一样，由“可能反革命”迅速发展为“坚决拥护革命”。而为了给知识分子找到这样一条转变之路，最终选择改写后的“鲁迅”为改造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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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业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主题，不断涌现的文化运动的实质是确立了政治话语的绝对领导地位。而当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趋向唯一且固定时，围绕它的理论就必须破坏自己的完整性，以全新的逻辑构成对意识形态的支持性解读。因此，纳入无产阶级文艺体系内的“鲁迅精神”，也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进行剪辑，以适应“思想战线阶级斗争”的需要。借助《人民日报》的媒介力量，一方面使鲁迅成为打杀“反革命分子”的武器，在广泛宣传中强化了鲁迅的教化力量；另一方面，依靠对鲁迅阐释的垄断权力，简化鲁迅的精神内涵，填充无产阶级政治话语，使鲁迅成为政治权威下的一个有力注解。
也就是说，给民众思想带来压抑的并非鲁迅话语本身，而是意识形态对它的思想法权化。鲁迅成长于“五四”传统，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直接观照着人本真的存在价值与生命体验，是通过激发人内在的强大来激活中国社会的活力，从而改造国民性。从始至终，他一直站在反抗权威话语的立场上，为各种受压迫的思想争取表达空间。建国后的 27 年间，知识分子始终抱着一种惶恐不安的心态学习鲁迅。一方面，他们将学习鲁迅视为通往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文艺的改造之路，希望在对鲁迅精神的解读中获得文艺理论的成长和政治立场的正确；另一方面，在研读鲁迅的过程中，尤其是体会到鲁迅“反抗权威，永不妥协的战斗经历”时，往往会帮助其更深入地思考社会现实，形成与现行权威并不一致的个人体验。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愈加成为一个供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文艺话语相沟通的媒介。有的人完全接受了权威话语对鲁迅的阐释，积极投身文化运动，在《人民日报》上以“学习鲁迅、保卫鲁迅”的名义呼风唤雨；有的人则从鲁迅作品中获得一种支持，帮助他能够在不完全放弃独立思考的前提下接受权威话语的领导。后者如冯雪峰、陈涌等人在最初的几年还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尝试在鲁迅与权威话语间搭建一种平衡。但随着文艺运动的愈加左倾，也逐渐沉默下去。然而正是后者，为中国文化的未来新生维系了根本命脉。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鲁迅及鲁迅研究，也终究又是一段崭新的模样。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优秀范文四：中国灾难文学及其流变
第一章 灾难文学叙事中心的迁移
第一节 远古社会与神话传说
自然的变迁对人类造成的影响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史。以中国的女娲造人、西方的上帝造人为始,在人类文本记述中，自脱离蒙昧成为真正的“人”之后，就和种种自然灾难连接在了一起。希腊的尤赫墨洛斯提出“神话即历史”，在神话叙事体系当中我们可以找寻到有关上古时期人类生产、生活乃至生存的记载。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娲补天”、“大禹治水”还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诺亚方舟”,无不体现了古代人类与自然界间息息相关的联系。
神话源于蒙昧时期的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不足，由此以人类的理解来解释自然现象。在西方的神话叙事体系中，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在神话叙事体系的灾难叙事中，自然的变迁都具有高度的拟人化或“神为”的特点。由此而来的灾难叙事体系中对灾难的发生、对灾难中生存与死亡的选择存在着强烈的“因果关系”。在古希腊神话中，各种自然现象往往是神祗的化身，灾难的降临体现着神祗的意志。这种意志带着高度的拟人化，或者出于妒忌或者出于仇恨。而这些灾难所施加的对象都是作为人类精英代表的古希腊英雄。这些灾难的承受者们也多半会凭着自己的智慧、勇气等特长战胜种种灾难。这标志着在古希腊人的价值体系与世界观中,自然灾难是“神格”考验“人格”的一个衡量标准。而随后继希腊文化之后的希伯来文化中，在宗教神话中的灾难叙事上仍然贯彻了灾难的拟人和“神为”的特点。所不同的是，人类精英的代表不再是抗拒神祗所幻化或施加的灾难，而是选择了对其屈从。在《传世纪》及《古兰经》都曾记载过的“诺亚方舟”就是体现人类屈从最鲜明的例子。
与西方神话将灾难叙事的侧重点放在了对神的愤怒与对人的屈从上所不同，中国神话体系中的灾难叙事中心，更注重对人在面对自然灾难时所体现的能动性上的描写。如“女娲补天”中，女娲可以依靠自己炼化的五色石，填补上天空的窟窿，这种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神话叙事将人类的能动性放大到了极致，让我们看到了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对女性力量的崇拜；再如后羿射日，用人的力量可以射出将太阳击落的弓箭，同样让我们感到对人的能动性的夸大。还有些神话中，人在对自然的抗争中是失败的，但在失败的同时，依然体现了对人类能力的肯定。夸父虽然倒在了追逐太阳的路上，但他大踏步的向前奔跑的巨人形象，一口气喝干大河的豪迈之气，仍然让人感觉到古代神话中人的能力是多么巨大；精卫鸟虽然淹死在东海之中，但日夜衔石填海的坚毅精神依然值得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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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封建社会的灾难文学叙事
一、先秦至两汉时期散文中的灾难叙事中心
脱离远古氏族社会，中华民族依靠着自身的勤劳和智慧，脚踏实地的一步步与自然分争着地球的资源。由于对自然仍然没有足够的了解，也没有足够抵御自然变化的物质力量，人类辛辛苦苦建立的物质文明往往轻易就被自然变迁造成的灾难毁于一旦。在这一时期中，人类对自我能动性的认识和对大自然的认识都开始回归现实。对人与自然之间写实化的书写成了这一时期灾难叙事的主要立场。如《孟子·滕文公上》中对大禹治水的记述：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
文中对大禹治水的描述剔除了神话传授中的色彩，禹在文中的形象变得更为真实，人类在神话中被夸大的形象又重新回到了写实的状态。同时，针对自然变迁造成的危害的描述也更为真实，泛滥的洪水造成的五谷不登，这是在人类历史中可以轻松找到原型的现实灾害。对人与自然相对抗的描述回归现实，还需要对自然灾害有客观的认识。这种对自然界客观认识的建立，最需要的就是对大自然神化的祛除，和对鬼神论的摒弃，这成为先秦至两汉时期，针对自然灾难进行文学书写时的另一个叙事中心，如曹植的《说疫气》中曾这样描述疫情：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
文中描写的是在公元 212 年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一场特大瘟疫。这场瘟疫造成“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仅“建安七子”就有 5 人在这场瘟疫中丧命（5 人分别是，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这场疫情蔓延之快，疫情之惨重可想而知。在这种重大的自然灾难面前，曹植写了这篇文章。除了描写疫情之外，还对“愚民悬符”来避免感染瘟疫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并唯物的分析了疫情产生的原因。这种叙事中心的迁移表现出了文人阶层在以灾难事件为叙述对象的文学作品已经摒弃了之前的神话叙事体系，表达了对自然界的客观理解和对人类面对自然灾难时能动性的肯定。但这种理解与肯定并没有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针对自然灾难进行描写时最主要的叙事中心，而是成为一种潜在的、隐性的，代表着人类觉醒的意识存在于普遍灾难文学作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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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灾难文学书写中的灾难意识流变
第一节 英雄的胜利与死亡
一、人类与自然斗争的胜利
中国古代神话中有关于天地成因的叙事：先民在对自然灾难的斗争中，渴求天生神力，无所不能的英雄来控制自然界，如最早见于三国时期徐整著《三五历纪》中对盘古开天地的描述：
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文中将天地的由来赋予在盘古一己之力上，盘古虽被上升为神格，但其无论从孕育的形式到外形体貌，均与人类无异，这种作为人类英雄的存在在很多神话中都有清晰地体现。因而当人类面临自然灾难时，英雄人物开始发挥更大的能动力，如对女娲补天的记载有：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 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和春阳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阴阳之所壅沈不通者，窍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当此之时，卧倨倨，兴眄眄，一自以为马，一自以为牛，其行蹎蹎，其视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魉不知所往。当此之时，禽兽蝮蛇，无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无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际九天，下契黄垆，名声被后世，光晖重万物。乘雷车，服驾应龙，骖青虬，援绝瑞，席萝图，黄云络，前白螭，后奔蛇，浮游消摇，道鬼神，登九天，朝帝于灵门，宓穆休于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扬其声，隐真人之道，以从天地之固然。何则？道德上通，而智故消灭也。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社会处于母系氏族时期，一个身为女性的氏族首领可以成为拯救黎民苍生的角色，而女娲也由此在几千年历史中被遵从为中华民族的创建者，是整个民族的母亲。远古神话中，这种用自己的力量主动拯救黎民苍生的例子不在少数，如《山海经》中也曾记载“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十日，落沃焦”，当人类由于十个太阳的炙烤而民不聊生时（可能是远古人类对旱灾的夸张），作为民族英雄的后羿站了出来，在神话叙事体系中，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民族英雄通常都会具有神力，后羿射日的故事中也一样，人类射出的箭可以射落天空的太阳，人类面对自然所能发挥的能动性被放大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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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定胜天”的自我认识
一、解放区文艺中对灾难的乐观书写
民国时期，与国统区相比，解放区对自然灾害的防救显得特别有其积极意义。这也反映在一些文学作品之中，如康濯的小说《灾难的明天》，文中描写的是 1942 年发生的旱灾，对晋察冀边区的农民造成了重大影响，边区人民在解放区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劳动生产因而大大地改变了灾荒所加于人民的深重苦难。”在这篇描写边区人民积极应对自然灾难的小说里，所体现的积极性不仅局限于对旱灾到来的积极防救，还体现在边区政府不仅带领着边区人民在应对灾难的态度上变得积极，还影响着边区人民对生活的态度也变得积极起来。文中的主人公祥保身上具有为人保守、目光狭隘的中国传统农民的特性，这种特性使得祥保更希望固守田园，得过且过的生活。所以当村农会主任老吴动员他外出搞运输时祥保他非常不情愿去。针对这种情况，身为边区政府干部的老吴积极鼓励他，让他不用担心赔钱。祥保深受鼓舞，就此踏上了跑运输的致富道路，从第一次运输赚回半斗玉米，到后来努力想赚出买一条驴子的钱，一改之前怯弱不上进的性格，生产救灾在此时不仅拯救了灾难中饥民的物质世界，也拯救了饥民的精神世界。对于 1942 年这场在中国大面积发生的、仅在河南就导致至少 300 万人死亡的旱灾，在这篇小说中，演变成了歌颂边区人民美德及其对生活态度由否定变为肯定的喜剧。
再如林漫的小说《家庭》也讲述了一个在对自然灾害的防救中催人上进的故事，在面对春荒时，边区政府积极开展生产救荒，并在救荒的过程中，妇救会主任积极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大大提高了妇女的家庭地位，并改善了婆媳之间的矛盾关系。范长江在《苏北根据地观感》一文中写道：“经济建设事业亦已部分实行，如苏北阜宁以东之海滨，海啸每发，辄淹数县。过去修海堡者数十年未尝完成，盐阜区行政公署于数月之内筑成二百余里长堡。后数日海啸大发，但数百万居民已可高枕无忧矣。民众感激，乃以该公署主任宋乃德之姓名称该堡为‘宋公堡’，与宋代范仲淹在苏北所筑之‘范公堡’先后辉映。”对解放区政府领导人民抗灾救灾的政策给予高度的赞扬。
在针对自然灾害的文学书写，在国统区与解放区产生了悲剧与喜剧两种不同书写方式也是有其原因的，国统区与解放区在的实际应对自然灾害的政策中确实有着一定的差别，这种差别的体现，在面对同一场自然灾难时体现的最为客观和真实，如 1939 年 8 月 30 日，盐城市阜宁县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海啸，海啸导致沙堤崩溃，第二天退潮后，通过清点人数发现至少有 3 千多人淹死。当时的报纸称“苏北不幸兵事未戢，秋收未熟，又遭风灾。缘于本年八月二十九日晚，飓风骤袭苏北沿海一带，潮汛与风信一致冲击，暴雨兼注，海湖水位激高数丈，亘三昼夜始稍杀，演成海啸惨灾。以致南通、如皋、东台、盐城、阜宁、涟水、灌云等县滨海居民不及逃避，被淹没者约一万数千人，尤以阜盐东灌四县为重。即以阜宁一县而论，事后掩埋尸体达四千余具，随潮漂没者尚不在内。”这次重大的自然灾害之后，当地士绅开始请求国民政府给予救助，尽快修复堤坝以防海啸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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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灾难文学审美维度的构建.......................... 69
第一节 灾难文学所具备的审美特质...................... 69
一、恐惧之美，灾难意识的演化...................... 71
第四章 灾难文学叙事的前行方向.......................... 89
第一节 冲突与和解——向生态文学方向的突进............ 89
第二节 现实与虚构——科学幻想的介入.................. 93
第三节 深度书写——对“即时性”写作的避免............ 97
第四章 灾难文学叙事的前行方向
第一节 冲突与和解——向生态文学方向的突进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后工业时代，科技的飞速发展没有带给人类对自然更多的安全感。从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对自然的畏惧，到人类社会发展至工业时代对自然的征服，再到后工业时代意识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依然不足以征服大自然的恐慌，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垮塌，同时也迫使人类需要对“自然灾难”进行重新定义。水系的改道、海洋的潮汐、地壳的运动、火山的喷发等这些都属于大自然自然的变迁，只是将其置于人类生存环境中，才被认定为是灾难，去除了站在人类角度来看待这些早在地球形成之初就存在着的自然变化，就无所谓“灾难”。在这种情况下，针对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冲突的文学书写也将找寻新的出路。
当人类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无疑是在不断地异化人类本身的自然属性，而最终会带给人类灭亡的时候，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了人类学所关注的主要议题。“在我国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的主张。他们强调文学中人的发现，基本涵义是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和研究；关注‘自然的人性’，强调‘人是一种动物’，但又是“进化的动物”，具有‘肉’与‘灵’的两重性。”就此来看，去除“人类中心主义”并不与“人的文学”相矛盾，在两者的共生之路上，“生态文学”成为了与“灾难文学”一样以描述自然与人类关系为主要书写对象的文学种类。学者王诺将 “生态文学”定义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为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思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人从主观角度架构出的人与自然间的冲突，将随着人类对自己行为的反思而开始和解，人类应如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所倡导的一样，将“放弃疯狂的统治欲望，理性地对待自然的竞争，保持生态平衡。像任何一种生命形式一样，人类不得不为争取食物、栖息之地、房屋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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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自然灾难始终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史，针对自然灾难所进行的文学书写，从古代的神话到当代文学作品中都能找到它的痕迹，但针对灾难文学所进行的文学批评却没有成体系的理论，这使得在针对自然灾难进行的文学书写中出现很多歧义和偏差。
人类对自然灾难如何看待，以及如何应对自然灾难，这是人类灾难意识产生的基础。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灾难意识并不是线性发展的，它经常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下迂回曲折。但无论中国人的灾难意识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基本都能从中华民族传统的灾难意识中找到根源，这个根源基本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人类对自然灾难的战无不胜，也即后世衍生出的“人定胜天”。这种人类对战胜自然灾难的乐观精神，除了在神话叙事体系中有所体现外，在中国历史行进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这种乐观精神在针对自然灾难进行的文学书写中又再次出现，如新中国成立之前在革命根据地，为表现人民政府领导边区人民生产自救，而进行的对抗灾防灾的乐观书写，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贯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而进行的灾难文学书写中，都带有强烈的“人定胜天”的灾难意识。
第二种是人类对自然灾难的屈从，当先民们意识到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时，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悲剧意识就已经渗入到对人与自然对抗失败的文学书写之中。这种针对人类在面对自然灾难所产生的悲剧的文学书写，在中国当代灾难文学中占有大量的比例。
第三种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只是模糊的融入了“天人合一”等概念，当然这种理念的提出和确立更多的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随着生态批评这一全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然相和解的灾难意识有了新的归宿。
自然灾难与人类历史的相伴还将继续，灾难文学针对人与自然之间冲突的文学书写同样也将继续，它将不再是人类在自然威胁下苦难史的叙事，也不会是“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曲解，它将站在人类与自然相对平衡的位置上，进行相对平和的书写。这种书写中应该关注更多的是人类自身在自然灾难中的变化。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优秀范文五：“闯关东文学”研究
第一章 “闯关东文学”的生成与流脉
第一节 流人文学中的“关东”意蕴
清朝时期，东北文学主要是被流放的文人和朝廷派遣戍边的官员创作的文学作品，这其中不乏文人墨客对发生在关东大地上的“闯关东”移民潮的关注。不同于流人抒发内心带有主观情愫的苦闷、感伤、悲怆的文字，记述“闯关东”的人、故事、恶劣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文字是描述性。文字间含有“闯关东”的无奈与艰难；有“闯关东”的新奇与幻想；有“闯关东”后的孤独与凄凉……这个时期，文人志士在辽东大地上留下了诸多有关“闯关东”的不朽篇章，有诗歌、民谣、笔记、传说故事等，这都为“闯关东文学”的诞生拉开了序幕。
一、流人文学与关东情境
清朝时期，顺治八年（1651 年）清廷下诏垦荒令：“山海关外荒地甚多，百姓愿出关垦地者，令山海关道造册报部，分地居住。
”即为“闯关东”的始点。在接下来的 17 年，朝廷接连出台鼓励垦荒的诏书，“闯关东”不仅合法化，而且由官方组织移民到个人自行登记出关垦荒并举，直至 1668 年，康熙下诏废除垦荒令，对“闯关东”行为实行弛禁。此后二百年间，清朝政府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执政朝代，清廷对于“闯关东”法令均有明确规定，封禁政策愈加严格。尽管这样，“柳条边”也没能阻挡“闯关东”的流民为求生而无畏勇闯“关东”的脚步。
清朝顺治年间，关东与中原地区生活状况有很大不同，关东的农业、商业极其不发达，从关东人的生活状态中就可见一斑：尽管关东的土地肥沃，但是关东的农业还很落后，荒芜土地又多，不能加以利用，所以百姓生活仍然十分困苦，时常处在饥寒交迫之中。关东的文化开化程度弱，冬天的时候，人们还光着脚走路。房屋建筑上，当地缺乏工匠，房屋十分简陋，一般是用木头构造房屋主架，再用泥土护边；饮食上，粮食产量匮乏，多半是以渔猎之物充饥，贫苦的汉人多为雇主帮工，吃雇主家残羹冷炙。衣着上，能穿麻布做的衣服算是富人了，贫苦的汉人多是穿兽皮缝制的衣物。面对的现实状况就是十分艰苦，是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中。在关东大地上，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或者为奴的人也多为汉人，在文人笔下那些贫苦人的生活多为汉人的写照，不仅是流人，也是“闯关东”移民的悲苦命运。
对“闯关东”移民足迹及状况的最初文字记载存在于族谱和奏折之中。如“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张氏家谱》、山东登州府海阳县的《高氏族谱》、山东登州府黄县的《黄氏谱书》、山东登州府蓬莱县的《胡氏谱单》”等家族族谱里面均记载了“闯关东”的祖籍信息。大臣们上奏的奏折中也对“闯关东”移民出关原因及生计情况进行过介绍，嘉庆时期山海关副都统上奏出关人员情况中提到，十户中有“一户‘姜须’家：一户姜须，系山东登州府莱阳县民，上姜家庄住。因为原籍被受水灾，不能度日，出关前往吉林属大黄沟种地。”据记载，“从顺治八年（1651 年）到宣统三年（1911 年），有清一代，山东人‘闯关东’的历史达260 年，庶几与大清皇朝始终；‘闯关东’的山东人达 700 万—800 万。”可见，山东人是“闯关东”的移民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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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流亡文学中的隐性书写
民国时期，战争的硝烟并未停止，军阀混战、伪满洲国殖民统治、抗击日本的侵略战争、和平前夕的解放战争成为战乱时期的主要社会环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的影响下，东北文学扛起救亡图存的大旗，文学大多都书写“九·一八”事变后帝国主义铁蹄下民众的苦难生活以及抗日战争中军民同仇敌忾、奋勇作战的精神，展现保卫家国、捍卫土地、争取生存权、独立权、自主权是时代赋予的责任。单纯表现“闯关东”移民事件及影响的文学作品不是很多，仅仅把它作为文学作品的背景叙述，主要人物的出身介绍，或者是少数作品主旨意思的表达。
民国时期，“闯关东文学”作品体裁以小说为主。这些作品创作是在军阀混战、伪满洲国殖民统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部分文学作品是东北作家群创作的，一部分是当地文学爱好者创作的，他们的身份是“闯关东”移民、“闯关东”移民后代或东北土著居民。他们用奋勇激昂的文字来唤醒愚昧的民众，用救亡图存的写作热情来激发流淌在他们血液里“闯”的斗志。如果说，清朝的“闯关东”移民是为求个人生存而“闯”，是拓荒者的先导人。那么，这时期的“闯关东”移民又多了一份责任，一份保家卫国的担当，为了国人更好的生存而起来斗争，勇于斗争。为和平而战，为生活而战，为土地而战。在他们笔下的作品中，诸如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骆宾基的处女作《边陲线上》、短篇小说《乡亲--康天刚》、《红玻璃的故事》，长篇小说《幼年》；小松的短篇小说《部落民》；梁丁山的长篇叙事诗《拓荒者》；疑迟的小说《山丁花》书写了东北土地上“闯关东”移民从事着诸如淘金、伐木、挖参、放排等特殊的职业，还有农耕、手工制造业、商业等传统行业的生活状态，感受流淌在他们笔尖上的思乡情愫、困顿生活、亡国奴的悲怆、民族共融的复杂情感。
一、“东北作家群”笔下的“闯关东”叙事
民国初期到“九·一八”事变之前，“闯关东”移民口逐年增多，关内向关东迁徙的人口如潮水般涌来，在 1927 年达到了历史最高潮，短短的几十年里，东北地区人口比清朝时期多一倍，总数将近 3000 万人。关于“闯关东”情况记述多为民国政府各地方志的文献资料，“闯关东文学”创作十分匮乏，一方面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焦点非移民文学，而是对社会问题及个人解放运动的关注；一方面“闯关东”逃难者们多为底层民众，文学创作能力较低。
“五四”新文学运动席卷中国，冲击着国内一切旧的封建文学，荒蛮而闭塞的东北边疆正经历着文学改革运动的洗礼，对东北民众及东北文学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意义是深远的。“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李大钊、陈独秀们以《新青年》为文学阵地，对封建文学及文言文进行批判，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等进步思想主张也逐渐传递到祖国的边疆，影响着东北文学的创作。此外，关内的知名文化人士来到东北进行办报、讲学，宣传新文学运动，启迪民众，传播进步思想，这都为东北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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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闯关东文学”的人物形象谱系
第一节 野蛮无畏的拓荒者形象
文学是以历史现象为依托，文学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用文学的手段形成历史与社会、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纽带，最终力图完成文学经典性的塑造。一个时代需要文学的记录，一部著作也需要时代的印证，梁启超先生《新小说》中所谓“一部小说数十回，其全体结构，首尾相应，煞费苦心”，大抵即是如此。作为对我国近代史上规模较大的移民迁徙运动“闯关东”的演绎和表述，“闯关东文学”很大程度上是从历史观入手，一方面透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社会变革与文化现象，一方面则大多选取了平民视角，通过对“亲历者”形象的塑造，用小人物的生活轨迹和他们的努力与坚持、挣扎与奋斗，来形成主题架构，回溯历史轨迹。
一、生存境遇与“拓荒者”形象塑造
历史观之下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与作者自身创作意图的介入。这样的时代烙印和主观代入感可说是有利有弊。绝大多数的“闯关东文学”作品都是创作于“闯关东”尘埃落定后的新时期，是对那段历史中的人物、事件的叙述和描绘。因为大多选取了平民视角，大多数作品都是在人物的塑造中，进行艺术加工、承载相似情节、加入时代烙印。这让作品整体上具有恢弘的表述和密集的情节，产生粗犷凝练的本体风格，但也难免局限在历史选择中造成一定的选择单一化和情节刻意性。
创作的最终，则要归结到人物的塑造。法国作家司汤达说过小说如镜，小说的人物塑造就如同透过镜面来映照时代，创生性格，最后归结到人性。“闯关东文学”中的一个“闯”字，意味着流动的过程，勇敢的探索和开拓的精神，这在“闯关东文学”中形成了一类选择各异，性格各异，但骨子里大多铭刻着一份血性和一种勇往无畏的精神的“拓荒者”形象。比如《闯关东》里睿智刚强、大气传奇的朱开山，《关东过客》里恩仇必报，热血勇敢的暮雨潇，《关东风云》中勤劳坚强、传承担当的方家父子，《大码头》里热忱坚持，脚踏实地的孔昭德，都是这类形象最直接的体现。这些形象包含着写作者们的家国情怀、热血塑造，以及对平民生命力的敬畏。在《中国文学的现实与艺术》中，普实克指出：“一方面，是属于文人文学的那种主观的、抒情的、对现实所持的思想态度；另方面，是说书人史诗文学中那种灵活生动、兼收并蓄的、适应性强的形式。把以上两方面的传统熔铸综合，这是创造真正新文学的前提。”即一方面写作者们想要达成的是精神、情怀的概念化体现，通过小说人物，反应文化融合和文化体现中的人物性格。一切铺叙和一切展开的情节，都是这种性格的体现。另一方面，则是对“平民史诗”的传承和勾画，通过平民视角的结合，表达了平民对生活的努力、热情、向往与选择，创生出整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这两种表现的融合，共同构成了“拓荒者”形象的丰满与契合。
“闯关东文学”对“拓荒者”形象的塑造，是矛盾中统一，纠葛里存在共性的。其中，有多线展开，热血睿智的传奇叙事；有矛盾剧烈，纠结冲突的情节设置；有热血贲张，纵横往来的家国民族，还有跨越年代，沉淀坚韧的家族叙事。在这些故事中，“拓荒者”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拥有着各自的担当，但其身上大多数体现的，是英勇无谓的精神与坚强勇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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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面对生活变迁的原住民形象
在“闯关东”的流脉里，与“拓荒者”形象相对的，自然是原住民的形象，当几百万山东一带中原地区民众，为了生存和发展涌入关东大地时，不同的文化底蕴，不同的风格风尚，而共用同样的资源，同样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山东帮”和“本土帮”之间，自然而然会发生文化的碰撞，彼此的算计，相互之间的排斥与融合。这是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碰撞，在这期间“原住民”的人物设置，也自然推动了文学的走向。
一、移民文化与原住民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移民文化是移民社会产生的观念形态文化”，这种观念形态主要包含了宗教、道德、伦理、态度、文化、艺术、宗法和思想等等。这种移民文化一方面在于移民心理，一方面在于移民形态意识。就“闯关东文学”中的移民文化而言，主要在于，一方面，以前文“拓荒者”形象所代表的“闯关东”群体，所携带的文化，更大程度上是强势文化。这种文化中更多具备着传统意义上的土地敬畏，仁厚宽广的道德情怀，一脉相承的家庭伦理，“闯关东”过程中英勇无畏的拼搏态度，发端自移民本源的文化特色与艺术风格，与他们在闯荡过程中和旧有伦理观相结合而形成的宗法与思想。另一方面来说，这种文化的冲击也必然会带来意识形态上的变革，移民的大量涌入，意味着土地和资源的新一轮洗牌，这也必然会引起相应的社会反响。直观来说，第一，移民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开拓进取的精神。“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观念因素是移民心里的深层结构，制约着感情、意志、风俗习惯等其他要素。”这样的移民精神在“闯关东文学”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上文中“拓荒者”形象的解构，已经有了充分的证明，在此不再赘述。而第二，移民文化也具备兼容性和开拓性的特征。因为人口的爆炸式涌入与高度的流动性，其拥有相对高度的自由性质和生存压力下一贯的活力。同时，被迫兼容的文化格局，也必然形成多元化的文化形态，这种形态的形成过程，也必然是与本土原住民文化发生冲突的过程。
就“闯关东文学”而言，其移民文化的源头，无疑集中在山东文化中。纵观“闯关东文学”整体，以其代表作《闯关东》为主的大部分作品，在移民和原住民的矛盾中，都是由山东移民扮演更加大气宽厚，慷慨积极的角色。这一方面固然有“鸠占鹊巢”下的谦和隐忍，一方面也与两种文化当时的状态有关。“闯关东文学”所体现的山东文化，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源自齐鲁大地的文化精神，“鲁文化重思想，尚仁义，显得凝重严肃但较死板，鲁文化尊周礼，重传统，显得深沉但较保守，齐文化因民俗、顺民欲，显得浅易但较开放。”这种文化的典型集成者即是朱开山这个人物。综合来看，这样的文化特点，在文学塑造中体现成了文化的气魄与活力，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平和大度的处事风格，无悔无惧的勇毅精神，热血担当的爱国情怀，这些既是“闯关东文学”中正面体现的文化主题。另一方面则是近代山东文化所传承的勤劳勇敢和坚毅不拔，与自发的家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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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闯关东文学”的审美风格....................95
第一节 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95
一、史传视角的叙事策略 ........................95
二、完整曲折的故事结构 ...............97
第四章 “闯关东精神”的文化内涵.....................121
第一节 生存意识下的人生抉择.................121
一、“闯关东精神”的形成与发展..................121
二、“闯关东精神”的意蕴与特征...............125
第四章“闯关东精神”的文化内涵
第一节 生存意识下的人生抉择
“闯关东”近 300 年的历史展现了社会底层群体为求生而奔波、奋斗的迁徙史，这种与死亡进行挣扎与抗争的过程磨练了“闯关东”移民不畏艰难时世奋力谋生的信念，孕育了“闯关东精神”。我们品读“闯关东文学”文字背后的声音，人类“求生”的本能欲望跃然纸上，每一段人生血泪的控诉，每一段战争的血雨腥风，每个家庭的奔走落脚……求生是“闯关东”移民首要且紧要的诉求，也是他们最强烈的渴望！“闯关东”这一历史行为本身首先就可以看做是苦命人的求生史！倘若没有“生的信念”他们是无法完成“闯关东”的道路的。
一、“闯关东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闯关东”移民潮开始之前，东北大部分是未经开发的土地，一派荒无人烟的景象。逃难的闯关人来此的路径只有两条：一条走内陆，从山海关向北一直走，大部分人会徒步一年光景才能找到落脚的村屯。另一条走海路，从山东胶东半岛经渤海到辽东半岛大连港。清朝时，从乾隆到道光期间，从关内到关外的陆路、水路处于弛禁和封禁状态，不是十分畅通，所以，遭受了天灾人祸的底层百姓被迫离开故土求生，不得已“闯”进关东，此移民潮的带动力是人本能的“求生意识”，表达方式是“闯”。“闯关东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就是各个时期内不同 “求生”的需要和选择，这些需要和选择由此构成“闯关东精神”的全部文化内涵。如“闯关东”逃难时生死存亡的“求生记”；“闯关东”立脚后的糊口生活的“生存记”；“闯关东”战争下的独立自主的“抗生记”；“闯关东”后期和谐共生的“谋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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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说不尽的“闯关东”！这是研究“闯关东文学”后，本人最直接的感受。“闯关东文学”是伴随着“闯关东”移民潮的发生而发展的，它因时代的不同，表现的主题、情愫，运用的体裁也各有不同。“闯关东文学”作品创作的跨度时间较长，承载信息量也较多，它以小说、散文、诗歌、人物传记、报告文学、民间文学等多种体裁、多种角度展现了“闯关东”移民潮的历史图景，并塑造了胡子、淘金客、挖参人、各行帮者等典型的“闯关东”移民形象，构建了“闯关东文学”体系，凸显了其文学价值和存在的意义。为了更加丰实“闯关东文学”体系，本文还填加了附录，附录一是“闯关东文学”相关作品的列目；附录二是各大报刊对“闯关东”移民潮的记述与研究。
“闯关东文学”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题材，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写作空间和极富内涵的研究价值。近年来，此类文学作品引发了人们更多地关注，如《闯关东》三部曲、《皇天后土》、《关东风云》等一系列文学佳作相继问世，带动了此类文学创作的增长态势，而由此引发的横向、纵向研究及思考也在不断推陈出新。文学作品所透射“闯关东”的文化精神恰恰是东北人已经淡却了的精神记忆，回味、品读、传承“闯关东精神”是十分必要的，它会助推东北的文化与经济的共同发展。所以，这类作品的创作与研究是值得我们鼓励和推崇的！
“闯关东文学”作品大多是主题先行的文学创作，所以在人物剧情安排上存在太多巧合因素，典型人物形象集合了众多“闯关东”移民的身影，稍显做作。“闯关东文学”是历史题材文学作品，文学创作的首要前提是尊重历史、尊重民俗。不可否认，300 年的“闯关东”历史，加之几十年的飞速发展，东北地域的民风民俗大多时过境迁，我们对地域民俗的理解应多深入东北地区，否则会缺少对那个年代的民俗认知。不过可惜的是“闯关东”当事人相继离世，我们无法掌握第一手资料，我们只能从文献资料入手研究，从身临其境地域中感受地域文化，才能表达那份情感，不过民俗中也要特殊注意，否则会造成违背民俗的事情，误导读者和观众，这毕竟不是玩笑闹剧，我们应肩负历史责任创作出有担当的作品。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优秀范文六：历史与心灵的撞击——论张承志的文学创作
第 1 章 理想的纠葛
1.1 关于革命的书写
张承志曾在 2006 年初秋以极度内省的心态与笔调写下了他对于四十年前开始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悲剧运动的反思。在这篇题为《四十年的卢沟桥》一文内，他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悼念曾因《出身论》而在“文革”期间（1970 年）被人枪杀于卢沟桥边的遇罗克。张承志似乎对遇罗克的无辜遇害有着一种深深的“罪感”意识，他说：“人可以再次回到缄默，但心里的自责却在堆积。因为这不是一篇私人的学艺之作，这是一笔不能逃避的孽债，是一次赎罪。为什么张承志会用“赎罪”一词来表达他内心的哀痛呢？事实上，他并非遇罗克的谋害者，也并非遇罗克的亲朋好友，可他的内心为什么却有如此深沉的一种内疚与罪感意识呢？是否，只是因为张承志曾是“红卫兵”一词的创立者，以及他曾经与清华附中的十几位同学在学校附近的圆明园内密谋成立红卫兵组织，并开始于 1966 年 5 月末向当时的校方公开提出质疑与反抗以致引发全国大规模红卫兵运动的开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认定他对于遇罗克之遇害的忏悔是理所应当的呢？恐怕，事实要比这更加复杂与纠结。
客观地讲，在此之前，1966 年 5 月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毛泽东曾于当月中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下文简称“通知”），并于当月 16 日下发，随即指示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爆发。根据当时的亲历者之一阎阳生后来撰写的实录性文章《清华附中红卫兵 100 天》（《炎黄春秋》2008 年第 12 期）得知，最早对“通知”做出响应的是于当年 5 月 25 日公开在学校内张贴大字报并将矛头直指当时北京大学校领导陆平的聂元梓等人。清华附中的学生紧随其后，于 5 月 29 日正式成立红卫兵组织，并开始公开向学校领导层进行对抗。那么，他们当时为什么都将矛头指向了学校的领导层呢？实际上，在此之前，清华附中的部分学生就对学校推行的教育理念持有分歧和不满，学生内部也早就分化为两派，不过，在这之前他们都只是互相张贴大字报在学校内争讨和辩论，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并未公开向学校领导层提出挑战。而“五·一六”通知的发布，则直接地促使他们形成力量开始行动起来，并且于当年 6 月受到进驻学校的团中央工作组的支持，于是运动便真正地发展起来了。直至当年 8 月 18 日他们又受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接见，后者表示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运动，于是，这进一步鼓舞了他们的志气。随之而来的是全国的学生都开始串联起来，批斗学校领导和老师，成立学校的“革委会”等等，直至这种势头后来蔓延至全国各个地方、机构，红卫兵之中也日益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并相互争斗，混乱之势便一发而不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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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他者的尊严”
在 2008 年的一次访谈中，张承志在被问及四年多的内蒙古草原插队的生活对于其人生态度的影响时，他说：“更重要的，是让我看到了一种‘他者’，与习惯的、主流的、周围大多数不一样的——他者。他们有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另一种文化。我不意地接触了——现在懂了，它极为重要……对他者文化的注意、学习，其实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表现”。“他者”的概念，在张承志的思想与文学创作中一直以来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显然，这种“他者”意识的萌发，如他自己所言，大概就是从张承志 1968 年夏天进入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开始与当地的牧民一起生活开始的。那么，张承志所说的这种“他者”意识具体都包含哪些内容呢？或者说，在其文学的创作中，这种“他者”意识是如何被体现的？
在《他者的尊严》这篇散文内，张承志在纪念被称为“美国的良心”且自称为“一个好战的唯美主义者”的美国犹太裔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时说：“‘关心他人的尊严，和平与正义的意味’——这是我 1995 年为一份杂志写过的题词。我把它抄在这里，表示我的视角与自诫，也表达我们对苏珊·桑塔格的商榷。一切人，包括‘他人’自己，都必须懂得他人的尊严、原则、分寸——因为这一切都与和平及正义丝丝关联，不容许一点的矫情与傲慢。这是一种大的道德，也是一种大的修养。”虽然在此处，张承志是以反观苏珊·桑塔格一生的批评事业为入口来阐述他所理解的“他者”观念，不过，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出张承志所持有的“他者”意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某种深厚的人文主义的精神底色。这种对“他者”的关怀并非如苏珊·桑塔格那样，是站在一个美国知识分子的立场以某种近似拯救者的姿态来看待“他者”的，而是力求真正虚心、平等地面对“他者”，在抛弃中心地缘与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之后以一种自律的良心去尊重“他者”的宗教、种族与文明，并向他们学习。事实上，张承志在其文学作品内所说的“他者的尊严”，就是我们应该以何种目光和姿态去看待“他者”的问题，即不光要对他人施以注视，还应考虑到自身的这种注视是否考虑到了被注视者的尊严。如果注视者的目光太像救世主，那么，这就会伤害被注视者的尊严，甚至成为对被注视者尊严的一次小小的“施刑”。毫无疑问，在张承志关于“他者”的书写观念中始终存有某种平等与尊重的前提。那么，他的这种观念是从何而来的呢？或者说，张承志是如何形成这种“他者”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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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历史与心灵的互辨
2.1 论文学的姿态
在 1993 年创作的散文《以笔为旗》中，张承志曾在谈及自己所理解的文学时说：“我没有兴趣为解释文学的字典加词条。用不着论来论去关于文学的多样性、通俗性、先锋性、善性及恶性、哲理性和裤裆性。我只是一个富饶文化的儿子，我不愿无视文化的低潮和堕落。我只是一个流行时代的异端，我不爱随波逐流。哪怕他们炮制一亿种文学，我也只相信这种文学的意味。这种文学不叫什么纯文学或严肃文学或精英现代派，也不叫阳春白雪。它具有的不是消遣性、玩性、审美性或艺术性——它具有的，是信仰。”显然，在张承志的观念中，文学的书写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可供消遣的艺术形式，它还承载着更多丰富、深沉、博大与某种具有形而上色彩的东西。事实上，张承志一直以来也以自己的文学创作躬行实践着他的这种文学理念，尤其是在他 1980 年代后期以来的散文写作与包括《心灵史》等在内的作品中体现得更加鲜明与充分。尽管张承志对此种文学道路的选择有其内部一以贯之所遵循的思想缘由，但除此，更应被我们注意到的一点是，这种文学层面上的姿态的确立与把握，也与张承志和其所处的时代之间具有某种紧密与复杂的关联。
可以说，张承志对于文学姿态的选择是基于他在个体心灵与历史或现实之间的撞击中所做出的。这就意味着文学在张承志那里成为一种个体与世界之间进行相互“回应”的结构，即它并非这个世界的“表象”，亦非这个世界的“本质”，其意义在于人与世界之间某种相互回环、黏合与激变的过程。正如苏珊·桑塔格在《文学就是自由》一文内所论述的：“文学是对话，是回应。文学也许可被描述为人类随着各种文化的演变和彼此互动而对活生生的事物和行将消失的事物作出回应的历史。”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写作者因为在天性、生理和心理机能、知识视野以及生活环境等诸多因素之内存在着差异，所以，这就导致他们在对世界的回应中所采取的姿态也是言人人殊的。也正因为如此，写作者的差异性与独特性也就显而易见地突显了出来，成为其自身确立与成熟的必备条件。
张承志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与同时代作家之间巨大的差异性与个人的自足性。他强调写作者要有对于历史与现实等外部环境的敏锐感受力。在《金积堡》一文内，他说：“对于缺乏感受可能的人来说，他毕生为之殚精竭虑的事业，有可能只是一个可悲的谎言。……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立下了这个志愿。不是为了研究，不是为了写作。只要能够这样，在丰富的感受中活着。”无疑，张承志的文学姿态就是建立在这种对于生命的无时无刻都存在的感受力之上。在他两本重要的游记性质的散文集《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与《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之中，张承志凭借个人心灵的这种超强的感受与领悟能力，冲破历史与现实的阻隔，达到了一种个人与世界完美交融的状态。因此，作家的人格与思想魅力全部都倾注于文学作品的内部，促使它形成自身独特的美学，进而获得了时间与空间上的“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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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心灵史》的矛盾
《心灵史》自 1991 年问世以来一直被众多的批评者和读者，也被作者自己视为是其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张承志一直都称这部作品是他的生命之作。1990年 11 月，张承志当时在日本的时候曾给时任花城出版社编辑并负责此书出版事宜的钟洁玲写信说：“《心灵史》快出来啦，我像盼自己的独生女一样盼着那一天。有了她，我死也值了。……未来，有一天，人们会感到她的意义的。”次年 3 月，在《心灵史》已经进厂付印之际，张承志又从日本来信说：“千万不要再宣传。一切作家都为了出名而写，我这本终生之作为了不出名而写。——只要哲合忍耶老百姓届时能拿到三千册书，我的人生便可以说全成功了。”可见，这本书对于张承志意义的重大。事实上，这本书一经问世，就在文坛产生了深远的震动效应，并引发了极大的反响和争论。这其中，既有热烈与钦慕的肯定，也有犀利与尖锐的批判，如同作者自己后来所说的：“它经受了褒贬毁誉的各种顶级的遭遇”。那么，为什么《心灵史》会遭逢如此大相径庭的评价呢？或者说，它之所以被广泛争论，其内部真正相互纠葛与矛盾的地方在哪里呢？
《心灵史》以从“道祖太爷”马明心开始的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派七代掌门导师的传奇经历为主线，展现了这个在中国大地上艰难生存的苏菲派神秘主义教团在 18 和 19 世纪中武装反抗清廷的惊天动地的业绩，也颂扬了哲合忍耶教众在反抗失败后面对官府疯狂的宗教迫害时所坚守的一种隐忍和从容赴死的精神，并在长时期的屈辱和苦难中，不断地寻求着一种“束海达依”式的崇高举意。然而，这本书所要说的内容还并非仅限于此。张承志从 1984 年隆冬开始频繁深入西北黄土高原腹地进行写作与考察，这一行为延续着他一贯的反叛性以及与底层人民站在一起并从他们那里学习的精神理想。事实上，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后，尤其在西北逐渐形成了四大门宦的信仰体系，而哲合忍耶只是这四者的其中之一。张承志为什么会选择哲合忍耶作为他书写与颂扬的对象而没有选择其他三者呢？原因也在于，他在哲合忍耶二百多年抗争的血泪史中看到了某种底层反抗的绝对象征。张承志曾在此书前言中说：“对歧视的批判，必须站在被歧视者之中。如今我千真万确，正站在最受歧视的人群里。对哲合忍耶的赞否，实际上是对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底层民众的赞否。”因此，哲合忍耶实际上就成为了张承志批判体制与强权话语的一个新的借力点，而他也在此过程中终于找到了自己最终的精神归宿，不仅是信仰上的，也是立场上的一种归宿。可以说，张承志在对哲合忍耶历史的考察与研究中，又一次确认了自我。不过，这其中仍然有许多问题困扰着我们。由于张承志在《心灵史》的书写中渗透了浓厚的个人情感与体悟，因此，有关哲合忍耶教派的具体内容以及演进的历史都看上去不免显得扑朔迷离。那么，张承志是在何种程度上抓住哲合忍耶反抗的历史来进行书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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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知识分子与文学家..............25
3.1 批评的铜镜....... 25
3.2 鲁迅的参照................. 28
结论................. 31
第 3 章 知识分子与文学家
3.1 批评的铜镜
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在其享誉世界的名著《知识分子的背叛》的最前页曾引用过勒努维耶的一句话：“世界因为缺乏对超验真理的信仰而备受折磨。”尽管，我们现在还并十分清楚勒努维耶意义上的“超验真理”具体所指涉的内容，不过，朱利安·班达在这本讨论知识分子的书中对 19 世纪下半叶至一战前夕泛滥于欧洲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现实主义的激情”持批判态度。这些艺术家或作家放弃了知识分子本该据守的批评角色，而开始鼓吹种族等级的观念，或者直接投笔从政，或者由于某种妥协而进入一定的秩序之内，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与助产了一系列伤亡惨重的战争发生。朱利安·班达据此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已经背叛了他们本该有的自由、独立与怀有良知和正义精神的价值理想，因此斥之为“知识分子的背叛”。他在书中曾说：“秩序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价值。崇拜秩序的知识分子已经背叛了他的使命。”毫无疑问，朱利安·班达在面对知识分子越来越依附于秩序的现实境况时一直都感到某种深深的忧虑。如果知识分子失去了对正义与良知的坚守，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彻底变得庸俗化，人类也将会完全失去崇高感与超越感。或许，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引用勒努维耶那句名言的寓意所在。
虽然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出版至今已有 80 余年的历史了。然而，班达在这本书中富有启发性与预见性的思考在今天的世界仍具有某种铜镜般的参照价值。事实上，班达的思想后来也影响了诸如著名的批评家萨义德对知识分子话题的思考。后者在其著名的《知识分子论》一书内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朱利安·班达的思想，并结合对葛兰西、福柯、米尔斯等人的论述以及对福楼拜、乔伊斯笔下的小说人物的考察，进而提出了自己对知识分子的描述。萨义德在书中说：“在我心目中，知识分子无疑属于弱者、无人代表者的一边。……根据我的定义，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节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无疑，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描述是站在一个广博的知识视野中提出的。倘若，我们将萨义德以上的论述作为考察现代知识分子的主要依据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回避这其中所包含的批评意识以及知识分子与强权话语之间不妥协的精神立场。而根据这一判断，我们有理由得出一个结论，即真正的知识分子必定是具有向强势话语发出抵抗声音的人，他或她在理性批评意识的作用下，对任何体制或秩序的诱惑都具有天生的警惕性，而他们唯一坚守的只有良知与正义的人道精神以及这背后所代表的人类道德的共同底线。于是，当我们读到“我一直想，文明的战争结束时，失败者的墟上应当有拼死的知识分子”这句出自张承志《无援的思想》一文内的话时，我们有理由对其中所闪现的知识分子的可贵光芒而震动。事实上，张承志自 19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就一直都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火力。在 1993 年写的《以笔为旗》中他曾在面对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充斥在社会中的腐化、堕落、媚态与歧视的风气时说：“此刻我敢宣布，敢应战和更坚决地挑战，敢竖立起我的得心应手的笔，让它变作我的战旗。”无疑，张承志这种“以笔为旗”的批评姿态确实在中国的社会中显得异常突兀，而这或许就是张承志精神特质的所在，他总是要给这个社会以深深的“刺痛感”，好让其保持某种清醒。那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张承志的这种批评意识中都包含哪些具体的内容呢？或者说，他所要批评与坚守的分别指涉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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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张承志的身上确实萦绕着太多相互纠葛甚至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非只是他的局限，也是其作为一个思想者所独具的闪光之处。正如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曾在《绝对的悖论》中所说的：“悖论是思想的激情，思想家要是没有悖论就像情人没有激情：那就只是庸人一个。”的确，作为一个拥有少数族裔背景的作家，张承志站在多种文化或文明的大陆上，以忠于自我“心灵”的方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文学道路。从最初的《旗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他对辛劳一生、淳朴、善良的蒙古妇女的赞美，到后来在《心灵史》中发现中国大地上最底层的一群人及其被隐没的历史，进而突显了他对一种充满反叛、孤独与自足精神的文学的渴望或者皈依。事实上，从 1980 年代至今，随着金钱利益的魅惑与体制温床的诱降日益充斥于这个社会之中，许多异化与腐化的现象已不再新鲜，张承志似乎觉察出了某种紧迫性或者危机感。他在 1992 年时就曾说：“民众在这个国度无权无望。但他们发觉：当他们在暴政官僚的重压下绝望痛苦的时候，‘智识阶级’却是政治金钱之后的、又一个凶恶的压迫者。大众但求温饱而已，但他们需要知识分子始终对社会和权力保持基本的批判火力。否则，底层的处境不堪设想。”由此可知，张承志在对待文学的姿态上已经明显地脱出了对“趣味”的追求，他和鲁迅一样，都选择了一种偏向于战斗性或批判性的文学方向。这是否是中国文学中最独特的一个现象呢？只不过，从张承志的身上我们看到这种文学传统似乎已经逐渐形成并在中华文化的大地上闪烁着独属于其自身的独特与醒目的光辉。
笔者以为，在张承志的身上似乎还体现着某种深深的孤独感。这与其批判性的文学姿态不无关系，不过，也正是由于这种深刻的孤独，更使得他能够在喧哗与混乱的现实中始终都保持着一种“独行者”的清醒与冷峻。这难道不是鲁迅意义上的“猛士”吗？鲁迅曾在《这样的战士》中将行走在人间的“猛士”所遭遇的一切称为是对“无物之阵”的搏斗，这种“无物之阵”中充满了各式各样杀人不见血的武器，且都无影无形，而“猛士”最终也在此之中衰老、死去。但即便如此，鲁迅仍然在文末意味深长地说：“但他举起了投枪！”因此，这种即便死去也不忘举起投枪向人间的邪恶刺去的“猛士”难道不可以理解为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战士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承志在今天对文学道路的选择就显得极富象征色彩。可以说，他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猛士”。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优秀范文七：“进化论”和“国民性”在鲁迅思想中的关系之研究
第一章：进化论和国民性的思想谱系
第一节：进化论的谱系
一、成为共识的“进化论”
提到“进化论”，不得不提到达尔文。一般认为，他于 1859 年发表《物种起源》，并在书中证明物种的演化是通过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方式进行的，是“进化论”形成的基础。但，要若要追究“进化论”是怎样在近代西方成为“共识”的，仅仅从达尔文开始，或许略失精准。首先，“进化论”作为一种科学假说或形而上理念古已有之。其次，基于“进化论”形成的“共识”，其内涵也值得思索。这一共识是纯粹意义上的生物学共识，即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证明的——演化是通过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方式进行的，还是广义上的“进步”观念。在此，笔者认为，“进化论”进入人文领域，所形成的共识其实是偏向后者，而这就涉及到十九世纪西方思想史的更多方面，包括史学、哲学等。所以本章主要从生物进化论、社会进化论、“进步”观念的形成和演化三个方面着手。
（一）生物进化论
早在前苏格拉底时期，阿那克西曼德（鼎盛年约在公元前 570 年），即用一种朴素的方式表达了进化论思想，“他认为生物都是从太阳所蒸发的湿元素中产生的，而人是从鱼进化而来的，因为人在胚胎状态时很像鱼。”但这种“进化”的观念在漫长的中世纪，一直被神学观念所掩盖，“神创论”控制了人的思维。同时，“原罪”、“末日审判”等基督教观念也暗藏着“退化”的历史观念。直到启蒙时期，新的观念才慢慢萌芽。这一观念无疑是伴随着科学的产生、发展，最后待到达尔文实现真正的“科学化”。其间经历了“哥白尼革命”，牛顿物理学，早期地质学的发展，布丰与拉马克等的“进化”假想，才慢慢发展到达尔文阶段。
在此，布丰和拉马克的作用不可小觑。布丰是十八世纪法国的博物学家，其巨著《自然史》影响后世。而在物种起源方面，其提倡生物转变论，注重环境引起的变异现象。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导言》中称他为：“现代以科学眼光看待这个问题的第一人。”值得注意是，布丰的“退化论”思想，尤其是他在后世被批评很多的“美洲退化”理论，其中表露出了类似“种族退化”观点，这个观点或多或少也影响到了达尔文。相比起来，拉马克对达尔文的影响就更为深刻了。达尔文与他是同时代的人，严格来说，他说他们俩的思想互相影响了对方，但拉马克年纪较长，所以在达尔文环球旅行之前，他可以被视作为拉马克的信徒。拉马克的生物学思想最重要的两个观点即是“用尽废退”和“获得性遗传”。前者指生物界存在器官不使即会退化的情况。而引起长久争议的则后者，即“后天获得了的新性状能够被遗传”，这一观点将进化原因简单化了，并错误地估计了意志和欲望在进化中的作用。后来在生物学范畴上，被达尔文和孟德尔遗传学给否定掉了。但，事实上，拉马克这一观点更为深刻的影响了后世的“社会进化论”和“文化进化论”学者，因为他的学说无疑暗合了后世学者“进化”即“进步”的观念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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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国民性谱系
一、“国民性”的词源、语境、概念界定
相比于“进化论”，“国民性”的谱系并不明晰，尤其新千年以来学界对所谓“国民性”提出了诸多质疑，使得这个问题越发模糊，所以在此，笔者将分别对国民性的“词源”、传播“语境”和其概念内涵的界定进行分析。
（一）“国民性”的词源梳理
学界关注“国民性”，往往着眼其“思想内涵”，很少对这一个词进行严谨的词源梳理，造成这个词在使用上存在混乱。通常意义上，“国民性”一词来源于日本，已经成为了学界的共识，而对它怎样从英文词源“nationality”，转变为日本词语“こくみんせい ”，接着又演化为“国民性”的，少人问津。旅居日本的李冬木在 2013 年发表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上的《“国民性”一词在日本》和《“国民性”一词在中国》完整地呈现了这样一个演变的过程。首先，“国民性”一词在日本的常用辞书中是有录入的，关于其含义，“尽管在说法上各有不同，但在指一国国民所共同具有（日语作‘共通’）的特性上是一致的，而这种特性又可以具体落实到价值观、行动方法、思考方法和气质等方面。”总之，这样的定义与国内如今常见的定义，基本一致。国内如今对“国民性”常见的英语翻译是“National character”，然而据李冬木考证，这个词在日本词典中出现则是大正时期之后，并且对应的英语是“nationality”。同时，李冬木指出，虽然高山樗牛是明治时期谈论“国民性”的最多的思想家，但是他并非是第一个使用这一词汇的，他多用“国民的性情”、“国民的性质”，第一个使用“国民性”则是其论敌纲岛梁川。这一情况与梁启超类似。梁启超被认为是将“国民性”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并且多认为他的“国民性”思想来源于日本，梁在《新民丛报》时期是其谈论“国民性”问题的高峰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梁启超并未直接用过“国民性”一词，而是运用“吾民之性质”、“吾民之特点”和“民气”这样的词汇，尤其是“民气”，鲁迅后来也曾经运用过这个词，而梁启超直接运用“国民性”一词则是要到 1918 年以后。总之，李冬木据此判断，“国民性”这个词在汉语世界被使用并不肇始于梁启超。而关于，“国民性”在国内被使用的源头在哪儿，至今尚未定论，但是有一种说法，认为梁启超的胞弟梁启勋发表于 1903 年 3 月《新民丛报》中的《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李冬木提出了沈国威对《新尔雅》一书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要性。“《新尔雅》是一本留日学生编纂出版的中国第一本解释西方人文和自然科学新概念的用语集。”在其中，“国民性”一词是作为对“群性”的解释而出现的。通过这一点，我们不难认识到，在“国民性”这个词语的传播过程中，留日学生群体可能是较早的使用者和传播者。这一点，在鲁迅身上可以体现，其在 1907 年的《摩罗诗力说》中就已经使用了这一词汇，这要早于梁启超的 19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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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鲁迅与两种谱系的碰撞
第一节：鲁迅与进化论的碰撞
一、鲁迅接受进化论的史实
鲁迅与“进化论”的相遇始于《天演论》，其一生都记得自己初读《天演论》的兴奋，但《天演论》对于鲁迅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点值得深究。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天演论》没有从科学角度上给鲁迅带来实质的“生物进化”知识，鲁迅对“进化论”的科学认识借助的是后来日本时期的资源。但是，《天演论》对鲁迅是重要的，毕竟给鲁迅以感性上的“冲击”，这一点与其他知识分子是一样的。其次，正如在第一章中所阐述的，《天演论》实际上是严复对《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转译，鲁迅甚至说过它是严复“做”的。其实，赫胥黎的原文始终有些悲观色彩，对于“天行”即“宇宙过程”，他认为人是无法改变的，所以人应该有效地建构“伦理过程”，与此同构。而严复的“转译”则削弱了这个部分，强调“人”与“天”的斗争过程，某种程度上，其更倾向于斯宾塞。对于这一点，日本学者北冈正子，在《严复〈天演论〉——鲁迅“人”之概念的一个前提》中曾有过深入展开，并且其最后给出了一个较为新颖的论点，严复给鲁迅以‘天’之挑战者正是‘人’这样一种认识，以至成为鲁迅“人”之概念的一个前提。总之，鲁迅的“进化论”之路从《天演论》这个原点展开了。
鲁迅于 1902 年东渡日本，其对“进化论”的进一步的认识也是在日本时期，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周作人日记，鲁论在动身去日本之前，曾经送给他一批新书，其中包括“大日本加藤鸿之物竞论”。而鲁迅去日本之后，迅速的接触了日本当时的进化论思潮，其中日语版的海克尔的《宇宙之迷》和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是对其影响最大的两部书。这一时期，鲁迅的“进化论”思想资源、思索过程基本都在《人之历史》中呈现出来了，并且在横向对比下，《人之历史》也可以代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进化论”这一问题的最深刻认识。
所以在这里，有必要浏览一下《进化论讲话》的主要内容。此书早有中文版，1927年由亚东出版社出版，刘文典翻译，分上下册，共二十章。目录如下表：
从目录可以看出，首先《进化论讲话》是一部严谨的生物学教材，其介绍了从达尔文之前到二十世纪初生物学说的基本发展，不仅介绍了《物种起源》相关的知识，还介绍了达尔文之后的“遗传学说”和“变异学说”，同时阐明了解剖学、发生学、生态学等领域的科学事实。其次，本书第二章对“进化论”的历史有一个简单的追溯，对比《人之历史》来看，鲁迅基本将这个部分移植到了《人之历史》之中。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进化论讲话》作为一本严谨的生物学教材，从未简单粗暴的将“进化”等同于“进步”，并且，作者在第一章严谨地辨析了“进化”这个词的涵义，反对非科学性的“异想天开”。换言之，既然鲁迅有过这方面的知识，他应当不可能幼稚地将“进化”与“进步”等同，所以，鲁迅后来在“进化论”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偏执”、“天真”应该不能从“生物学”角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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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鲁迅与国民性的碰撞
一、鲁迅国民性思想的来源
关于鲁迅国民性思想的来源，学界研究已经十分成熟，在这里做个大概总结，以待下文展开。首先，梁启超等人的“国民性”思想作为鲁迅进行“国民性”思考的背景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在上一章有所论述，就先不表。其次，《中国人的气质》一书的影响近些年来得到学界的重视。针对此书，鲁迅在《马上支日记》和《致陶亢德》中都有提及，认为其虽有错误，但尚值得译出。其实，此书在当时名为《支那人的气质》，1896 年就有了日译本，鲁迅熟读的也是日译本。据刘禾考证，1903 年上海作新社出版有一版根据日译本转译而来的中文本，但当时并没引起过多讨论，但无可否认的此书在当时的国际社会颇有影响，是当时所谓“中国问题”比较基础的书籍之一。所以，将这本书归结为鲁迅国民性思想的来源之一，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近些年，不少学者抓住这一点试图整体颠覆鲁迅“国民性”思想的价值，多少是思维机械并且以偏概全的。譬如：刘禾有过如下分析：
而鲁迅的国民性来源即是亚瑟.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的传教士话语，“在他的影响下，将近一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对国民性问题有一种集体情结。他们定义、寻找、批评和改造中国国民性，却往往不考量此话语本身得意得以存在的历史前提。
此段话看似逻辑完整，分析精辟，但是细究起来，不难发现作者恰恰陷入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漩涡。作者为了使理论成立，而搁置了事实与细节差异。首先，《支那人的气质》虽然影响较大，但却不达不到影响一整个世纪知识分子的程度，至少严复和梁启超最早谈“国民性”时，这本书并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另外，假如此书真的有如此惊人的影响力，鲁迅晚年也没必要心心念念重新译介。其次，针对鲁迅这样一个较为特殊的个体而言。虽然，我们惯称鲁迅为“思想家”，但事实上“文学家”永远是其第一身份，他从来也不可能被确切归到任何思想体系之下。毫无疑问，鲁迅当时处在一个西方思想爆炸的转型时期，他贪婪地吸收它们，同时又怀疑它们。甚至，面对尼采这样一个相似且巨大的思想存在，鲁迅后期都选择冷却处理。所以，仅仅凭一本《支那人的气质》就断言鲁迅是中了“殖民话语”的坏招，未免太过以偏概全。但，需要认清的是，对《支那人的气质》和与其类似的“中国研究”，鲁迅的确是重视的。鲁迅一生中都在审视“中国”与“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境况，事实上困在屋子里的人或许更难看得清自身，偶尔借助他人的眼睛，也是有必要的。鲁迅后来一直热心于俄国东欧等弱国的文学翻译也是同理，他或许是想借助“文学”的方式寻找到落后者之所以落后的共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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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进化论和国民性在鲁迅思想中的联系 可能和联系路径...............43
第一节：两者联系的可能性...........43
一、思想资源共同的“进化论”色彩.............43
二、贯穿始终的“问题意识”...............45
三、尼采思路的启发...........................48
第三章：进化论和国民性在鲁迅思想中的联系可能和联系路径
第一节：两者联系的可能性
一、思想资源共同的“进化论”色彩
“走异路、逃异地，去寻别样的人们”，鲁迅后来在小传中曾经这样概括自己离开家乡时的憧憬。对于鲁迅而言，其思想的演变与其身处的时代背景与接触的思想资源密不可分。所以，在此对鲁迅的思想资源做一次大致的清理，明确其“共性”，是有必要的。由于鲁迅的“进化论”和“国民性”思想在日本时期就大致形成了，在这里，笔者大致对这个时期的鲁迅思想做一些梳理和分析。
虽然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乍看起来较为杂糅，科学、文学、哲学、社会文学都有所涉及，但其脉络还是大致清楚的，早期比较偏重于“科学”，后期将重心转向“文学”。为了较好地分析，笔者根据现有考证资料，做了一个鲁迅接触各种思想资源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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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进化论”和“国民性”在鲁迅思想中存在相互支持又相互渗透的关系。首先，“进化论”作为鲁迅思想的支点，“国民性”作为鲁迅思想的归宿。在逻辑上，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其次，对于鲁迅，“进化”至始至终都是一种“信念”的存在，这一“信念”存在向“文化”和“精神”维度渗透的趋势，“进化”不仅是生物体的进化，而且也是“人”的进化。而彼时的鲁迅又将“精神”的进化看成“人”进化的动力。所以，他的“立人”从本质上说是对人的个体主观精神的召唤。最后，退化给予鲁迅全面的危机感，这一危机是“文化”层面上的，也是“精神”层面上的，使他更迫切，更执着地要改造“国民性”。同时，由于“国民性”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相互塑造的关系，鲁迅试图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阻断那些妨碍“文化进化”的旧因素，以期给新文化的构建，也是给“国民性”的改造，带来希望。
众所周知，鲁迅思想在后期有所变化，“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填补了鲁迅早期思想中的空白，给他带来了看待中国问题的新视角。据此，在革命意识形态的“鲁迅阐释”中存在着对鲁迅思想“断裂式”的解读。早期“进化论”，后期“阶级论”这样的分期基本已经成为传统鲁迅研究的共识，甚至“进化论”的轰毁也是在鲁迅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常被提及的节点。但是，假若深入到鲁迅思想的内部，不难发现，其思想内部线索较多，很多看似无关甚至矛盾的部分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再加之，至始至终，鲁迅都是一个“问题意识”明确的观察者和思考者。相对于前期的“宏观思考”，后期的鲁迅更为执着于“现实”的细节，无疑，相比于“进化论”之下“超人的渺茫”，“阶级论”更能够撕开“现实”的伤口。当然，鲁迅后期对“进化论”产生过怀疑是毋庸置疑的，但他怀疑的也只是“青年人胜过老年人”这样一个朴素观念，对于向前走，他如《野草》中的“过客”一样，是从未迟疑的，因为不走向“未来”，就只能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打转。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优秀范文八：左翼视角下的台湾牢狱小说研究 （1980-1989 年）
第一章 左翼作家与牢狱书写
第一节 对立与规训：左翼作家的入狱
牢狱书写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它诞生于狱中“政治犯”之手，不论是主动写作，还是被动写作，在一定意义上都成为了反抗当局独裁统治的有力武器。牢狱按照“对立”与“规训”机制，惩治犯罪，起着稳定社会、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作用。但对专制政权而言，牢狱则是按照“报复主义”的原则，惩治异见者，压制反对声音，维系独裁统治。1945 年台湾光复，国民党当局将其在大陆的独裁体制移植于台湾，通过“监禁”手段，又制造了一大批“思想犯”、“政治犯”。从 1930 年代大陆上丁玲、瞿秋白的被捕，到 1960 年代末期陈映真身陷台岛囹圄都印证了这一点。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社会公约的概念，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全部力量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而且把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接纳为全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①在现代社会，“公意”表现为国家按照立法程序、经公民表决，通过的一系列“法律”。与“法律”共生的是“守法”与“犯法”的二元对立。而“犯法”本身有着复杂的意蕴，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对“犯法”有着不同的界定范围与判定标准，即使是同一时期的国家也存在进步与落后的迥异，表现出不同的“犯罪群体”。如“一些学者认为，剥削阶级类型的国家监狱既关押政治犯，也关押一般的刑事犯。”②因此在专制体制中，统治当局除了关押普通的刑事犯，即破坏社会秩序、侵犯民众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等的罪犯，也主要对政治异见者或持不同政见者进行监禁。
“中国左翼思潮是紧随着中国政治斗争和革命运动的持久发展而形成、发展起来的”，③自发生就“担负着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与新的理想追求相适应的思想文化形态的历史使命”④，必然冲击现有的政治体制、社会秩序及文化形态，也必然招致国民党当局的压制。在死刑之外，监禁是历史上最惯用的规训手段与惩治“异见者”的方式。如在大革命失败后，蒋氏政权展开的对左翼进步人士的大肆剿杀与逮捕，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大陆“‘左翼’开始纳入日益强大的现代国家体制，从‘异端’走向了‘正统’，从在野走向执政，从民间走进了庙堂”⑤，最终跳脱出“对立”、“规训”的魔咒；而“台湾的‘左翼’，则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相反，它似乎永远是带着‘异端’或‘另类’的身份在台湾这个独特的社会里挣扎的。”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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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创伤与疗救：左翼作家的牢狱书写
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还是在战后台湾的“戒严”时期，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使一大批左翼进步人士身陷囹圄，遭受了非人的肉体折磨与精神摧残，即使幸存，也因此留下了一生难以泯灭的创伤记忆，所以疗救创伤就成为受刑人在狱中或出狱后，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的心灵救赎课题。“狱中书写，可谓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治疗。写作的过程，便是一趟精神疗程。”①也如王拓所言：
为了减轻牢狱所加给我身心的折磨和伤害，我只有写作。因为，只 有在写作时，我才能忘记身在牢狱；只有在写作时，我才能重新感觉到 自己是一个人，一个真正有尊严、有信心、能自由思想的人。②
牢狱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牢狱加之于他们身心的折磨与伤害，给了他们狱中的灵魂极大的慰藉。正是源于写作的疗救功能，部分作家即使身陷囹圄仍然坚持创作，甚至取得了比入狱前更大的创作成绩，如柏杨在狱中撰写的《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中国历史年表》三部书稿，王拓在狱中创作了生平的头两部长篇小说《牛肚港的故事》、《台北，台北！》，杨青矗在狱中也写了《心标》、《连云梦》两部长篇小说。一方面长期的监禁生活使作家有充足时间进行思考与创作，另一方面身处恶劣的牢狱环境，他们深受寂寞与孤独的折磨，反而收获了狱外所不能有的人生体悟与人性反思，这成为了他们创作的重要思想资源与创作素材。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牢狱经验和精神创伤促成了受刑作家在思考深度和视野广度上的变化，使其完成了文学创作的再次升华。如福柯所说：
或许我们应该抛弃那种信念，即权力使人疯狂，因此弃绝权力乃是 获得知识的条件之一。相反，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
可以说，正是残酷与苦闷的牢狱环境，客观上促使受刑作家在写作中不得不去建造一个安妥灵魂的港湾，去创造一个个可以慰藉心灵的文学世界。“不存在没有创伤的生命；也没有创伤缺席的历史。某些生命个体将永远背负着暴力历史的重负。”②“国家不幸诗家幸”，特殊政治环境中的悲剧性命运书写，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部部极具人性思考与社会反思精神的文学作品，从某种侧面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我们无从知晓作家在狱中的真实体会，只能从陈映真、蓝博洲等作家的作品中窥见人性的光辉和他们对左翼理想的那份热诚。如黎湘萍所言，“事实上，我们都是在事后的“记忆”里面寻找已经消逝的世界，辨别残留在文字里的过去年代的面目和性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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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80 年代台湾牢狱小说发展概述
第一节 “高雄事件”后牢狱小说的萌发
“一九四九年以后台湾二十年的发展，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政治保守，经济、文化西化”。②政治的极端保守与知识分子思想的极端西化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巨大冲突，其中一个表现就是由“保钓运动”生发出的“回归运动”，推动了 1970 年代台湾左翼思潮的复归和泛政治化底层小说的创作。“高雄事件”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松动，文坛上的言论禁忌逐渐被打破，一些敏感的政治题材，尤其是牢狱题材，成为作家争相写作的对象。
1970 年 8 月 12 日，美国不顾中国反对，公然宣称，钓鱼列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决定交还日本”。这种强盗行径顿时激起了海峡两岸知识分子的强烈愤慨，他们纷纷组织游行示威。1971 年 1 月 29 日至 30 日，旅美台湾留学生和学人自发成立了“保卫钓鱼岛运动委员会”，开始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等地举行示威游行。“海外钓运激发了留学生的民族主义意识，开始反省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即‘西化’）的微妙关系”，③也促使他们从“习惯于‘向外’追求知识、习惯于自由主义思考的知识分子，突然之间不得不转回来‘面向本土’”。①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表现在台湾岛内是台大学生不畏威权掀起的一场场民主抗争运动，“包括言论自由、废除审稿制度、普选学生会长、全面改选‘中央’民代，以及走出校园关怀弱势的‘上山下乡’等等诉求”。
由保钓运动生发出的“回归运动”，使“拥抱斯土斯民”成为青年知识分子的共识，这也直接催生了“向内看”的乡土文学，由此，岛内作家逐渐“向内看”，从模仿西方转回来关心自己身边的现实问题。“基于知识分子先天具有的人道主义关怀，他们很容易转而同情下阶层人民，并开始注意到经济发展中的阶级剥削问题”③，以此进行文学创作，虽然政治色彩尚不明显，却有着鲜明的泛政治化倾向。如陈映真的《上班族的一日》、《云》和王拓的《海葬》、《金水婶》等小说。
“高雄事件”后，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进入更加多元的 1980 年代。随着“政治犯”相继出狱，1984 年“江南命案”，1987 年解除“戒严”令、颁布“国安法”、解除党禁报禁等政治事件的发生，加之声势与日俱增的党外民主运动，激起了台湾民众参政议政，推进政治改革的热情，“政治”成为了这个转型期社会的时代关键词。台湾文坛也“由于“高雄事件”的影响，一些作家有意创作政治小说”。④在 1980 年代台湾文坛“‘无主潮多流向’的多元态势”中已经“明显地涌动着一股‘政治化倾向’的旋流”。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牢狱小说迅速勃兴，成为 1980 年代台湾文坛推动政治民主化的一股重要力量。而“高雄事件”在牢狱小说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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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解严”前后牢狱小说的式微
“解严”前后台湾牢狱小说呈现出式微态势。1987 年前写作牢狱小说的作家有八位，共计 13 篇短篇小说、2 部长篇小说和 1 部短篇小说集；1987 年后写作牢狱小说的仅有蓝博洲和叶石涛，他们分别写了 1 个短篇小说和 6 个短篇小说（具体见本章第三节表 2-1）；1990 年以后，据掌握的现有资料显示，只有叶石涛于 1990 年在《台湾文艺》第 121 期发表了《一个台湾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等涉及牢狱题材的小说。另外一个现象是，“解严”前后纪实性的日记、书信、诗歌和散文等作品如雨后春笋般集中出现，与小说的颓势形成鲜明对比。
从 1930 年代大陆左翼作家笔下的牢狱题材小说到 1980 年代台湾同题材小说的集中出现，它们有着共同的反抗主题和反抗对象，不同的是台湾左翼在 1980年代中期以后走向分裂，出现了“统”、“独”之争，无疑是消解了这一题材的创作实力。“由于“高雄事件”的影响，一些作家有意创作政治小说”，①这是政治高压下的必然反弹，也使揭露统治当局政治黑幕的小说盛极一时。但“解严”以后，牢狱小说的创作丧失了现实的反抗意义。吕正惠认为政治、社会小说风潮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似乎逐渐消沉下去的根本原因在于，“七八十年代这二十年内台湾社会、政治改革运动的本质上的限制”，并进一步解释：
....真正主导七八十年代的政治、社会运动的是中小企业主和小资产知识分子。
问题就在于，中小企业主眼光有限，很容易满足，也容易妥协。而 台湾的小资产知识分子，由于受到国民党长期的高压统治，因此极为软 弱、胆小怕事、缺乏长远的理想而又容易自我膨胀。这样的中间阶层， 不论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民主，都不可能具有深 刻的理解。像这种浅薄、短视而又软弱的中间阶层，在八十年代末会认 为台湾社会基本上已经改革成功，是一点也不会令人惊奇的。当然，作 为这一改革运动之文学反映的乡土文学与政治、社会小说所以也会在这 时候逐渐消沉下去，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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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左翼视角下的台湾牢狱小说主体研究 ................. 23
第一节 施明正小说中的主体群像 ............... 24
第二节 传统左翼作家笔下“革命者”的困境突围 .................... 27
一 物化时代的革命焦虑：“赵南栋”们的堕落 .............. 28
二 平民主义的人道关怀：“高东茂”们的坚守 ............... 33
第三节 本土主义作家笔下“简阿淘”们的个体悲情 ................ 35
第三章 左翼视角下的台湾牢狱小说主体研究
第一节 施明正小说中的主体群像
施明正，1935 年出生于高雄市，有四个弟弟一个妹妹，分别是施明和、施明雄、施明德、施明珠和施明信，他的父亲施阔嘴是高雄市知名中医。“在一九四九年‘二二八事件’中，施阔嘴被捕，受到刑罚的严苛对待，腿部受伤，从此不良于行。施明正与两位弟弟明雄和明德，之后也因为‘亚细亚联盟事件’，先后入狱，与台湾政治从此牵连一起。”
1980 年施明正署名施明秀在《台湾文艺》（70 期）发表《渴死者》，获得第十二届吴浊流文学奖小说佳作奖；1982 年他又在《台湾文艺》（78、79 合刊）发表《喝尿者》，获得第十四届吴浊流文学奖小说正奖。吕正惠对施明正的这两部小说评价很高：
在八十年代旧有体制瓦解的过程中，它以突破禁忌的方式呈现为这 一过程的一部分，同时兼有揭发黑幕与谴责国民党的目的。像这样，揭 发、谴责，以及突破禁忌，就成为八十年代政治小说的基本样态。”②
吕正惠称施明正的这两部小说为政治/牢狱小说的基本样态，评价很高。施明正围绕小说主体人物，刻画了残酷的牢狱世界，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他的牢狱小说范式可概括为“牢狱环境+牢狱政治+牢狱人格”模式：污浊不堪、湮灭人性、扭曲人格的牢狱环境使小说主体寂寞、空虚、渺茫；牢狱政治下的侦讯、滥刑、逼供、无道又使小说主体恐惧、异化、癫狂；在这样的牢狱环境和牢狱政治下，形成了诸多典型的主体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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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戒严”时期，尤其是在“清肃运动”中，台湾岛内无数仁人志士为推动社会民主进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遥远、隐秘的囚房中和刑场上”，无数的左翼进步人士“孤独地承受一时代的残虐、血泪、绝望、对自由最渴望向往、对死亡最逼近的凝视、对于生人最热烈的爱恋”①，这最直接、最真实地表现在1980 年代的牢狱小说中。1985 年以后，随着本土主义思潮的日益猖獗，牢狱小说成为一个充满歧义与阐释焦虑的场域。
牢狱小说首倡者施明正侧重对狱中小说主体变态人格的关注与揭示，以此达到批判政治黑幕的目的；在陈映真、蓝博洲等作家笔下，牢狱小说主体主要是有坚定社会主义信仰与革命追求的左翼青年，纵使身处囹圄，仍不改其志，使小说有着鲜明的历史反思精神和社会批判力度；叶石涛等作家站在“本土论”立场，片面夸大省籍矛盾，使小说主体异化为“本土论”的传声筒；随后如林双不、钟延豪等新世代作家也涉笔该题材，但仍未跳脱出“乡土”和“本土”的文学范畴。
2000 年以来，朱双一率先把政治小说置于“统”、“独”议题下论述，将其划分为“‘二二八’小说和‘50 年代白色恐怖史’作品”，②这种研究视角对牢狱小说的研究同样适用。本文在左翼视角下，从“乡土”和“本土”两个角度，探究 1980 年代传统左翼作家和本土主义作家笔下小说主体异同，具体呈现了该时期牢狱小说的复杂思想面貌，对纠正旧有文学史中“过时”的观点和不科学的类型划分标准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在左翼视角下，开展 1980 年代牢狱小说的研究，可以煅接起台湾左翼与 20 世纪 30 年代大陆左翼作家牢狱书写的时空联系，两岸左翼作家面对同一威权统治，遭遇了相同的政治厄运，共同谱写出了一幅前后相接、矢志不渝追求民主进步的文化抗争图景。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优秀范文九：严歌苓小说中的人性主题探究
第一章 严歌苓笔下的人性恶
第一节 战争对人性的摧残
战争几乎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直到当今，战争在世界各地仍然此起彼伏。在弥漫的硝烟中，人们失去亲人，失去家园，流离失所。战争本身就是权力与欲望角逐的产物，是某些权力阶层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对他人生命和权力的践踏。因此，它充斥着暴力、血腥、仇恨与残杀，摧残着人类的物质文明和文化发展，是人类面临的典型的极致环境。在战争中，人可以将生命视为草芥，可以完全抛弃人类文明成果，如同是被恶魔附身，变成杀人机器，在面对同样作为人类的敌对方时，甚至不如平时对待草木和动物的怜惜和温情，所有作为人所应拥有的修养全部消失殆尽，人性中的恶被最大程度激发出来。
严歌苓年轻的时候曾经作为战地记者参加过越南自卫反击战，她亲眼目睹过战争的残酷和疯狂，面对过战场上太多生命瞬间的生与死，就使她对生命、对人性有更多、更深的反思和体悟，战争也成为她笔下多次展现人性复杂的场景。她试图通过描写战争的血腥，人如何在战争环境中变得冷酷、暴戾、丧心病狂，普通的人在战争中失去人性变成杀人机器，战争的受难者在生存环境的逼迫中做出违背人性的无奈选择等，让我们对战争中的人性扭曲进行深思。
一 战争中人性的泯灭
战争能够最大化将人性扭曲或异化，激发人性中的恶，将人变成杀人狂魔。在战争中，屠杀生命成为最广泛的手段，生命面临最大的威胁。人性中的动物性被极大激发，嗜血心理膨胀，屠杀与嗜血形成恶性循环，互相推进。比如，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滔天罪恶，他们任意践踏他人尊严，草菅人命，即使是对待无辜的平民。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将人性的罪恶发挥到了极致。
《第九个寡妇》开端以日本侵略者扫荡村庄为背景；《金陵十三钗》以 1937年日军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寄居者》以“八一三”事件后的上海为背景；《小姨多鹤》以日军在东北投降为背景。这几部小说都表现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罪恶及他们的残暴无情、泯灭人性。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下，日本侵略者成为嗜杀成性的恶魔，甚至以杀人、残害中国人为乐。“日本兵见了中、青年男性平民就逮走去枪毙”，“日军的吉普车在一米多高的中国人尸体上翻越”，“一具具尸体被履带轧入地面，血肉之躯眨眼间被印刷在离乱之路上，在沥青底板上定了影”。日军用枪屠戮中国人还仅是他们杀人狂魔的一方面，他们还用五花八门的虐杀方式对中国人进行折磨，这就更增添了几分狰狞和扭曲。《小姨多鹤》中，日本兵用几桶开水将张俭的大哥活活烫死；《金陵十三钗》中，日军不仅迫害所遇到的女性，还“三番五次从安全区拖出良家女子、女大学生去奸污杀害”，他们“搜寻年轻女人的疯狂甚至超过搜捕中国士兵”，被奸污杀害后甚至还会被剖尸、焚尸。他们还从孕妇肚子中剖出未出世的婴孩在刀尖上玩耍。日本侵略者不但让受到他们残害的中国人受到伤害和痛苦，第三方的目睹了他们暴行的人，也遭受了终生的痛苦。小说中，美国红十字会的惠特琳女士因为见到了太多地狱一般惨不忍睹的场景而痛苦不堪，回国后不久就患上了精神抑郁症，在第二年自尽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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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治浪潮中人性的扭曲
在政治浪潮中，大规模、高强度的思想和政治运动冲击着人们的思维，各种口号宣传、政治斗争让人们价值观混乱，陷入狂热，难以分辨是非，很容易出现盲目从众的心理和行为，无意间成为了荒诞年代政治运动的帮凶，也在懵懂中沦落为受害者。
一 人情伦理的沦丧
关于“文革”，我们看过太多的控诉和血泪。在严歌苓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黑白颠倒的荒诞年代，政治激情泛滥，理性思考被抛弃，人们打着“集体”“革命”和“理想”的旗号任意妄为，肆意做着违背人情人性人伦的事情。“集体”“革命”和“理想”成为压抑人性、埋没人性的堂而皇之的理由，人的生存价值、人的天性不仅变得不值一提，甚至大逆不道。自然的天性人伦被摒弃，人被以阶级划分，个人的生命价值被以“集体主义”为借口绑架，人成为集体的附庸，而不是独立的存在。扼杀人的个性，践踏人的尊严甚至生命成为常态。在集体面前，人的生命和亲情血缘价值不被认可，爱情以及生命其他的欲求被压抑。所有关乎人的生命、情感、个性这种对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都遭到否定。人的自然的情感被掠夺，亲情变异，爱情缺失，友情扭曲。更有为了所谓的思想进步，人们的良知与道德泯灭，背叛亲人，揭发朋友，断送爱情的例子比比皆是，因为阶级斗争，与亲生父母划清界限、夫妻反目的人不计其数。更有些人打着“集体”“理想”“革命”的幌子满足私欲甚至发泄兽欲。对与错、黑与白都被重新粗暴地衡量、判定，生产、生活、艺术都要满足同一个价值观，不允许有不同，不允许存异议，不允许有自我。当人的生命、尊严、天性、价值遭到无情的践踏，人性中的阴暗、丑陋、野蛮的一面就肆无忌惮，横行霸道，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体系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给中国人精神上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
《小姨多鹤》中，大儿子张铁为了追求进步，出卖自己的亲生母亲多鹤，与家庭决裂，投靠造反派。品学兼优的女儿春美本来被空军录取，却因为家庭不够根正苗红而深深自卑，导致退学而疯掉。小彭更是受政治观念和权力的操纵，变得六亲不认、丧心病狂。《第九个寡妇》中，父亲孙怀清被划为地主恶霸，为了追求政治、思想的进步，二儿子孙少勇与父亲划清了界限，断绝了父子关系。在父亲即将被枪决之际，他还写了反省书“坚决支持政府镇压恶霸地主、暴动首领孙怀清，本人主张对孙怀清尽早执行枪决。”《灰舞鞋》中年轻有为的军官为保全自己，毅然出卖了单纯痴情的小穗子，背叛了本来纯洁的恋爱。《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苏菲被要求与划为“牛鬼蛇神”的丈夫断绝关系，她的行为也受到监视。那个时代，人们热衷于揭发、检具、告密、出卖，“汇报别人、操心他人的品德行为，在那个年月里是正直、是友爱。”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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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严歌苓笔下的人性善
第一节 自然人性的光辉
出身、教育、贫富，并不能真正定义一个人，生活中的细节才真正体现人性的闪光和黑暗。有生活在底层的未受太多现代文明教化的人，如渔民、牧羊人、农夫、工匠，尽管他们对艺术一无所知，很少经过专门的塑造和训练，其思想和行为接近于本能，但却拥有许多美好的品德，更能体现人性的天然性。
严歌苓常常选择边缘弱势人群作为她小说的主角，因为他们身上存有未受太多文明濡染的原始欲望的力量，在呈现他们的生存状态的同时，审视和展现他们在粗俗、扭曲的生活空间中的人性内容。对于笔下人物，她把他们还原为本色的人，从历史、文化、人性的角度挖掘人的丰富内涵，而不是给予简单的是非情感道德判断。
一 天性的善良仁爱
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法国著名作家雨果认为善良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女性的美与温柔善良不可分，冰心曾说过，如果没有女人，世界将失去十分之六的“善”。无论是王葡萄、多鹤、朱小环、田苏菲还是小渔，善良、包容是她们普遍的人格特征。严歌苓笔下这些女子行走在历史洪流的边缘，她们都以极大的韧性和勇气，从本心出发，以弱小的身躯对抗着社会政治洪流，坚守着天性中的淳朴、善良、仁爱，因此，无论她们从事怎样的职业，思想怎么“落后”，始终都被读者认可。
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严歌苓借欧阳萸的口说“农民才是最深奥的。哪一个统治者懂得了农民，中国就是他的。哪一个文学家懂得了农民，中国的语言就是他的。”她偏爱描写、塑造农村妇女，认为农村妇女那种宠辱不惊的处世态度—平常心，有着几乎接近原始的美德，是没有受到现代文明侵蚀的美德。和男人相比，女人似乎天生对政治、权力缺乏兴趣。男人的眼光是向着外面的世界的，而女人的眼光是向着自己的世界，她们对历史和社会，更多采取疏离的态度，她们更在乎自己的内心情感、家庭等，她们善于从自我出发，去观察外面的世界，身体却牢牢定位在自我的家园。因此，严歌苓推崇人性的自然美，处于弱势、边缘的女性常常成为她笔下美与善的载体。她们有着自然的、本性的线性价值观，这一切并非启蒙教化的结果，而是生命本真的复苏，是一种顺应的人生态度。历史的洪流冲击着她们的人生和生活，影响着她们的悲欢离合。她们顺应着历史，也抗争着历史、疏离着历史，并不完全被历史左右，而是努力在巨大外在力量的压迫下，以极大的韧性，积极努力保持一份生活和情感的空间，保持自己生存、情感和精神的欲求，在一定程度上主宰自己的命运，体现了本真生命的强大生命力和对历史的能动反作用。她们以坦然的姿态面对世间的苦难，以积极的态度进行生活，以坚韧、宽容、善良谱写人性美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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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人情伦理的坚持
人是动物性和社会性的结合体，而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主要特征。社会文化的发展决定了人的社会性的内容。从文化的层面来说，人之所以为人，不仅是人可以直立行走，会制造工具，而是人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人的行为要符合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所以当一个人的行为极度恶劣的时候往往被骂作“不是人”“禽兽”，以此作为对人品行最大的否定。几千年来，人类社会逐渐形成一套价值体系，即道德价值体系。在感情方面，有亲情、爱情、友情等，其中亲情由于血缘这个天然的联系，更是成为道德体系中重要的一方面，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历史阶段都必须坚守的道德人伦；在行为方面，是否具有善良、诚信、正直、坦诚、宽容、明辨是非等素质都是评价人品的重要准则。
《一个女人的史诗》是讲述一个女人在红色革命年代里对爱情的追求，女主人公田苏菲虽置身于大历史却始终在一个女人的小格局里左冲右突。大时代风云变幻、天翻地覆的革命主题在她小格局的追求中反而成了背景。田苏菲 16岁时离家出走参加革命，然而她的动机并不是对革命的认识和觉悟，也没有宏大的理想，而仅仅是因为她因为被同学骗去毛衣，为了怕母亲用条帚苗子揍自己而逃离家门。显然这只是一种自发行为而非自觉。她并不是那种很有文艺思想的人，作演员是因为她从小是个“人来疯”、“胆子大”、“不怕丑”，可谓本色出演。后来，她成为舞台上的红人，演绎了大量官方话语中有特定符号象征意义的革命人物，比如革命样板戏中的刘胡兰、喜儿，可以说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和教诲。然而她努力演好每个角色的最大动机是为了多挣粮票，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她的现实生活也深受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影响，她的丈夫欧阳萸出生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全家人在“文革”中都遭迫害。欧阳萸作为一个有良知和见地的知识分子，对“文革”中一些运动和事件深恶痛绝，拒绝与当权派合作，从而被打倒以致一蹶不振。田苏菲出身工人家庭，有多年的革命经历，又是舞台上的红人，本可以与被划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丈夫欧阳萸划清界限，但是她坚决不这么做，在情感上一如既往深爱着丈夫，在生活中加倍关心丈夫，满脑子琢磨着“挨斗也是体力活，空肚子是挨不动的”，千方百计为丈夫补充营养，不惜到郊区池塘抓青蛙给丈夫补身体。田苏菲的儿时伙伴及很多革命战友都在“文革”中身居高位，成为革命先锋，对她大加教导，然而她好像始终游离在社会氛围和时代主题之外的政治绝缘体。她视爱情为生命，认为婚姻和家庭比革命、历史、政治都重要，她的革命工作与其他任何工作一样只是谋生的一种手段。她永远学不会世故，一直保持着小女孩般的纯真，脑子里容不得半点关于人性负面思想的侵入，在自我的世界里，笨笨地、热烈地爱着、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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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性的救赎 ..................... 30
第一节 发扬人性中本有的良善 ................. 30
第二节 加强社会的导向作用 ........... 32
第三节 发挥文化的影响力 .............. 34
第四节 重视宗教的感召力 ...................... 36
第三章 人性的救赎
第一节 发扬人性中本有的良善
人性中本有的良善，是人性可救赎的前提和基础。人性中善恶并存，只是善恶的多少不同。人都是从天真纯洁的孩童成长而来，都带着人类最本真的天性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人天生就恶贯满盈。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是人本性和潜意识所固有的。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①就是说“仁义礼智”这些都是人天生的固有的资质，只是有的人没有将之充分发挥出来而已。无论多坚硬的心总有柔软的一部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之初向善的愿望总是多过恶。有人因生存环境的压迫、生活的挫折以及内心欲望的膨胀，激发了内心的恶之花；有人在困境中却坚韧地发扬了善的力量，坚守了初心。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对自己在内心深处有一个评价，只有自己认同自己的时候才会感到踏实、心安、满意，才会更自信。“真、善、美”这些积极的因素和普适的价值观不仅是人类共同认定的标准，也是自己衡量自己的重要依据。
同时，每个人都活在社会中，处在这样那样的关系中，很难有真正不在乎别人眼光和评价的人。每个人都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同，需要与所处的世界达成和谐的关系，以及与自己内心矛盾的和解。在用善良和宽容对待别人的同时，也是对自己内心的净化。当顺应了外部世界和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时候，人的内心才会趋于平静、坦然。而人类幸福感的获得，是基于内心平静的基础之上的。人追求幸福的过程，其实也是在解决自己与外部世界和自己内心的关系。而在此过程中，人天性中的善良是必不可少的催化剂。一个暴戾的人，势必与社会形成对立的关系，无法得到社会和别人的认同，给自己的内心造成矛盾，无法享有内心的平静、幸福，这与人类生命的追求是相悖的。从这方面来说，善良也应是人类最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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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探讨人性这个话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当今社会高速发展，科技的进步带来物质的丰富，然而精神文明的发展却显得滞后，人的价值观甚至在物质的洪流中发生扭曲和颠覆，人性中很多淳朴本真的东西渐渐流失。严歌苓十分推崇人性中的原始淳朴之美，这也是她钟爱描写受社会政治、现代文明影响不多的弱势群体的原因，她期望通过对人性本真的描写，呼唤在现代文明中淳朴人性的回归。
无论社会如何发展，人的天性人伦都不应该改变。返璞归真其实就是意味着简单，从最简单的人性观出发，有时候是解决社会生活重重迷雾，寻找生活本质的有效方法。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岁月里，在是非黑白颠倒的政治时代里，人们迫于生存，用野蛮、粗鲁取代了文明，将人性中的恶释放出来，而将人性的善封闭起来。未经文明开化的王葡萄却依着自己的心，按照传统的伦理道德，活得简简单单，洒脱地保持了自我，并救赎了身边的人。
人本主义哲学家弗洛姆认为，“人生活的目的是根据人的本性法则展现它的力量”，“善就是肯定生活，展现人的力量；美德就是人对自身的存在负责任。恶就是削弱人的力量；罪恶就是人对自己不负责任。”①在大力呼唤精神文明的今天，对精神文明的内涵也应该有更深入的探究。它不止是简单的言行举止的一些外在行为的规范，而应该是让人的自我个性舒展，人天性中善的因子被保护、激发，人对自我和世界的关系感觉融洽，对生活的积极乐观，逐渐完善自己，在行为上自觉追求真、善、美。
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主角都是人，人如何为人，人性如何保持就成为不变的主题。人性是人类共通的，没有国界、民族、语言的界限。而当今由于社会发展迅速，相对于物质的丰富，人性的缺失和扭曲也是世界共通面临的问题，对生命的尊重，人性的回归是人类共同的愿望，这也需要人类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优秀范文十：新旧转换时期的“过渡镜”——严独鹤小说研究
第一章 严独鹤其人其文
一、严独鹤的生平简介
严独鹤（1889~1968），名桢，字子材，独鹤是他使用时间最久且知名度最高的笔名。他出生于上海，是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父亲是上海制造局的文案主任。从四岁起，他就在祖母和母亲的指导下识字读书；在六岁到九岁的四年里，与弟弟天侔及李常觉一同拜在私塾先生金先生门下；九岁至十四岁求学于母舅费翼墀。费氏是浙中名士，学识渊博，在他的谆谆教导下，严独鹤“熟读水浒红楼诸书”，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相当的国学涵养，这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严独鹤自小聪颖好学，“十二岁即能握笔为文，十四岁考中秀才，一时有神童之誉”。
然而严独鹤最终并没有走入宦途，这与他父亲所接受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20 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国门大开，西学东渐，严独鹤的父亲是个被新思想熏陶过的知识分子，他希望儿子能接受现代教育，于是送十五岁的严独鹤入广方言馆习英文及数、理、化诸科。1908 年，正当严独鹤踌躇满志，准备毕业后出洋深造时，父亲却不幸亡故。因为家境窘迫，家中无人可承担日常家用，严独鹤不得不谋取职业以赡养全家，当时他还只有十九岁。他先任教于上海南区小学，不久又赶赴江西上饶广倍中学教英文。辛亥革命后才回到上海，在兵工学校当了一年文牍员。1913 年进入中华书局担任英文部编译员，在这期间，他初步显露出优秀的编辑才干，提出不少新颖的见解，业余时间他则从事文学创作。1914 年，他被招入进《新闻报》担任编辑，自此开始了他三十多年的报人生活，直至解放才从编辑的岗位退下来。严独鹤的笔名“独鹤”源于他原配夫人的去世。本来夫妇二人伉俪情深、恩爱有加，可惜天不遂人愿，其妻患了肺病，虽然严独鹤竭尽全力地服侍照顾妻子，但是由于误诊，最终还是没能挽回妻子的生命。他在写给亡妻的悼词中感慨道：“不克双飞，徒守独鹤之身”，从此以后“独鹤”便成了他的笔名，终生未改，即使在续弦之后，好友劝他改掉，他也没有放弃，而是新加了别号“槟芳馆主”，这是由与其共度余生的妻子陆蕴玉的闺名和小名组成。由此可见，严独鹤先生用情之深与对爱情的矢志不渝。
严独鹤先生在《新闻报》主要是担任副刊的主编，同时撰写社评（以“知我”笔名发表），不久又参加要闻栏的编辑工作，后来被提升为《新闻报》副总编辑，并被推为“上海新闻记者公会”监事。严独鹤在担任《新闻报》副刊编辑期间，尽心尽力，使该副刊成为当时各报副刊中的翘楚，赢得大众的好评。他将旧式副刊“庄谐丛录”改名为“快活林”（1932 年后因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国难深重，无从快活，改称“新园林”），副刊形式活泼多样，内容雅俗共赏，既有趣味性，又不失时闻性。严独鹤还在副刊开辟了“谈话”栏目，在当时的上海很有影响力，可以说沪上没有人不知晓先生的姓名。他与那时在《申报》副刊“自由谈”执编的周瘦鹃被人合成为报坛的“一鹃一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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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独鹤文学创作概况
严独鹤先生幼时聪颖过人，在舅父的指点教导下，他从小就开始接触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经典之作都对他的创作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在他后来所创作的长篇小说《人海梦》中都有所体现。他十四岁便高中秀才，足以证明其国学功底的深厚，幼时的学习和阅读经历都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严独鹤的文学创作轨迹按时间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是创作初期的翻译、模仿时期，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的前二十年。严独鹤在广方言馆进行了系统的英文学习，加上他自身对于英语的热爱，他的英语水平在当时处于较高的水平，是当时小有名声的翻译家。在进《新闻报》之前，他曾担任过世界书局英文部主任，编辑英文辞典及英文教科书。1915 年至 191 6 年间，为中华书局发行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杂志》译过不少时政文章，如《列强海军力之比较》、《白宫中之美国总统威尔逊》等。还曾与陆费执、其弟严畹滋等合编多种英文辞书。严独鹤翻译的小说，以与程小青、周瘦鹃等十人用文言文合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最为出色，“中华书局 1916 年 4 月初版，重版达二十多次”。其中的《失马得马》《午夜枪声》《火中秘计》《荒村轮影》等篇目广受好评，虽然 1916 年出版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全部都是文言文，然而在严独鹤等人的翻译技巧与文学功底的基础上，这些文言语句简洁、顺畅，又独具文言韵味，深受公众的喜爱。可以说，在翻译外国作品的过程中，严独鹤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西方文学的表现手法，在设置悬念、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尤为突出，这为他的小说创作奠定了一定的文学基础。另外，在翻译《福尔摩斯侦探按全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严独鹤先生深受梁启超观念的影响，寓教育于小说。他认为：“福尔摩斯侦探案，侦探学中一大好之教科书也。”严独鹤崇扬“私家侦探”，而且将这种新的私家侦探比作古之游侠，并主张成立“侦探学”。正是他早期翻译侦探小说的特殊经历，形成了他小说创作的一种追求悬念、崇尚侠义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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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严独鹤与“鸳蝴派”的渊源
一、“鸳蝴派”交际网中的严独鹤
作为民国报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严独鹤与许多业界同仁都有着亲密的关系，如“鸳蝴派”的知名代表周瘦鹃、李涵秋、王钝根、陆澹安等兼报人与作家身份为一体的好友，他们或因为征集稿件而相识，或因为好友聚餐而熟识，或因合作办报建校而结交。
20 世纪初期上海的报刊业相当繁盛，而作家群体的数量却相对较少，因而时常会出现“稿荒”的现象，报人之间的相互约稿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种供需不平衡的状况。1924 年 1 月 5 日，王钝根主编的《社会之花》创刊，就向严独鹤约稿，而严独鹤是“一个很忙的忙人”“轻易不肯做文章给人家的”，这次却因着与王钝根的友谊写了一篇《钝根与社会之花》，“诙谐到极点了”，王钝根在说明这些稿件来之不易的同时，其实也将报人之间的这种礼尚往来的邀稿关系呈现了出来。王钝根与严独鹤的关系又不仅仅限于工作上的来往，他们两人都加入了一个叫做“狼虎社”的团体。该社团起始于 1921 年，成员陈蝶仙、王钝根、严独鹤、李常觉、陈小蝶、丁悚等，由原来“礼拜六”班底而来，以聚餐为由，个个像狼吞虎咽的老饕，因此取名“狼虎会”。“时有文化名流参加，是个大众文化的精英圈子，至少在 1926 年还在活动”。除了“狼虎会”，严独鹤还加入一个叫“青社”的团体。该团体是由严芙孙等人于 1922 年在上海发起的，它没有明确的章程和宗旨，存在时间也不足一年。参加者有包天笑、王钝根、严独鹤、李涵秋等 20 人，该团体只是用聚餐的方式联络感情并无系统而具体的文学活动，创办的周刊《长青》在五期之后也就停刊了。此团体虽说有一部分的“鸳蝴派”作家，但仍有一部分只是亲近此派的好友。
严独鹤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主编，他在报刊出版界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崇高的权威性，而且他善于与人交往，与上海“鸳蝴派”的圈子十分亲密，因而他常常能够约到一些“鸳蝴派”名家的作品。他因阅读张恨水的文字而产生认同，进而在钱芥尘的引荐下结交了张恨水。而张恨水也在严独鹤的邀约下在《新闻报》副刊创作了长篇连载小说《啼笑姻缘》，广受好评，两人也结下了一段友谊。另外，也正由于严独鹤在上海报刊界的号召力，许多报界知名编辑，其中也包含一些“鸳蝴派”作家，十分积极地与他合办一些报刊。1923 年严独鹤和程小青在上海创办了《侦探世界》（1923 年 1 月—1924 年 3 月，半月刊），同年他与陆澹安、郑子褒、施济群、孙漱石、严芙孙等十人各出十元钱创办了《金刚钻报》（1923 年 10 月至 1937 年），轮流负责出版，后由施济群主持。1924 年又与赵苕狂创办了《红玫瑰》（1924 年 8 月—1932 年 1 月，月刊），总共 288 期，是我国现代报刊界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个刊物。1929 年，严独鹤又与周瘦鹃合办了《中华》（1929 年 6 月—7 月，半月刊）。虽说有些报刊的出版时间不长，但也正是这些合作，加深了严独鹤与友人之间的情谊。因为编辑职责所在，严独鹤也十分注意引进和培养人才，如程瞻庐、施济群、徐耻痕、夏耐庵、严愕声等，他们有的成为了“鸳蝴派”的知名作家，有的则在报刊编辑上大放光彩，可以说他们后来所取得的成绩，与严独鹤先生的提拔和培养有着重要的关系，有些人后来仍与严独鹤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如施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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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鸳蝴派”普遍的创作特征
到目前为止，文学界对于“鸳蝴派”的研究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研究视角多种多样，对其的划分依据也层出不穷，然而至今也没有得到众人皆服的明确结论，这与“鸳蝴派”本身的复杂性有很大的关系。该派作者来源不一、作品倾向和格调也不尽一致，要像文学史上的其他派别一样给出准确的限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尽管如此，“鸳蝴派”作品在创作上的一些共同特征还是能让文学研究者达成较为一致的共识的。
首先，“鸳蝴派”作家普遍将消遣性、娱乐性和趣味性作为他们文学创作的宗旨，根本上说是为了迎合市民文化消费的需求。20 世纪初期的上海，社会的娱乐方式相对单一，人们在紧张而单调的工作之余，特别渴望休息与娱乐，而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是当时一种较为容易实现的休闲方式。正是因为“鸳蝴派”作家们关注到了“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这一社会现实，他们积极地把握了文学市场。“虽然‘鸳蝴派’的作品大多以消闲、趣味为追求，但也并非毫无社会批判和教育作用，只不过他们是根据市民社会心理要求而采取了温和委婉的‘寓教于乐’的方式罢了”。“鸳蝴派”作品最为显著的特征还在于作品中所反映的封建伦理意识。“鸳蝴派”的作家们虽然受到西方先进伦理思想的影响，但根本上还是难以摆脱中国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徐枕亚的《玉梨魂》更是推崇封建伦理中坚守妇道的先锋；李定夷的《霣玉怨》一方面提倡婚姻自由另一方面却又对父母的要求表示妥协；包天笑《一缕麻》中的女主人公是知识女性却只能屈服与封建家庭的旧式婚姻，本应批判封建伦理的罪恶，最后却转向对旧式婚姻的认可、对女主人公的忠贞表示赞赏。包天笑曾对该派的思想做了一个概括：“大约我所持的宗旨，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这代表了当时大部分“鸳蝴派”作家的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
其次，他们的小说取材范围非常广泛，而且特别注重题材的传奇性、悬疑性。在故事情节的安排、情感价值的表达、审美信息的传导上，“鸳蝴派”作者大多习惯采取读者所熟知的传统形式，侧重于通过加强故事悬念性，来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期待，并且“注重在轻松、热闹、伤感的场面与氛围中，表达读者所关切、所能接受的、不离不违世俗人情与人伦常态的思想感情”。早期的“鸳蝴派”作品多指骈文言情小说，它们有着较强的媚俗倾向，喜欢用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来吸引读者，“在每回最令人紧张之处戛然而止以延宕小说的叙事节奏，起到设置悬念、吊人胃口的作用”。后期的“鸳蝴派”作品涵盖了礼拜六小说、武侠小说和社会小说，小说的取材也不再局限于男欢女爱了，而是将社会奇闻轶事加以改编，写入小说中。此类小说叙述着“穿衣吃饭、柴米油盐、市井恩怨，于英雄的丰功伟绩外执著、认真地讲述着凡人的生活”。越是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越是会受到民众的喜爱，这也是“鸳蝴派”作品畅销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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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严独鹤短篇小说研究...................... 17
一、纷繁题材下的日常生活 ............... 17
二、林立人物中的真实写照 ................ 19
三、创作技巧的日臻成熟 ................ 21
第四章 严独鹤长篇小说《人海梦》评析.................. 25
一、民国新旧过渡期的时代缩影 .............. 25
二、古典的传承与现代的发展 ............ 28
第四章 严独鹤长篇小说《人海梦》评析
一、民国新旧过渡期的时代缩影
《人海梦》是一部社会小说，反映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社会面貌。小说以梦作为开篇，记叙了宁波青年华国雄在乘船求学途中做梦在某海岛上的奇遇。随后华国雄和表兄温如到了上海进了一所新旧参半的学校，耳闻目睹了形形色色的怪人怪事：阿谀奉承的官僚，阴阳怪气的伪学者，投机取巧的入校新生，不顾人格尊严的留学生。后因官府查禁革命书刊，国雄和温如被迫回到宁波，后前者东渡日本留学，追求革命，秘密参加同盟会，并与女奇人冯蕊仙结为伴侣，后者得友人相助也赴美留学。女革命党冯蕊仙回国后，受命打探敌情，反而误入敌人圈套，历尽曲折才死里逃生。最后辛亥革命成功，华国雄回国在上海任职，他请假回家又发生了一些意外事件，全书就此结尾。从梦境所作的暗示与故事发展的线索看，《人海梦》还应有一半的篇幅需要来叙述，例如华国雄如何报家仇，温如在华芷芬和程琼珠之间如何选择，国雄和蕊仙的爱情能否圆满，以及小说中的其他角色赵国光、刘光汉等人最终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这些都没有得到完整的交待。但是从已完成部分，已为我们留下了时代的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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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20 世纪 30 年代后，严独鹤将创作重心转移到了副刊的“谈话”栏目，鲜有小说发表，其数量庞大的杂感巩固了其在出版界的地位。他的杂感所谈大多针对当时的社会和时局，所提出的问题在当代仍然存在，比如学校收费、平民住房、教职工薪水等，然而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之后，囿于时代的局限与个人思想的深度，严独鹤将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当局，注定会失望。严独鹤杂感的价值得到了应有的肯定，而其小说创作的意义一定程度上却被削弱了。尽管严独鹤非以小说见长，但我们更应从他有限的小说作品中审视其小说创作的价值。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不断鼓吹“小说界革命”，提倡改良主义思想，夸大了小说的社会教育作用，提升了小说的地位。严独鹤早期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受梁启超思想的影响，特别注重小说的教育功效，所创作的小说也以揭露社会黑暗、劝诫青年为主。在新文学革命发生之前，整个文坛被通俗文学所笼罩，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严独鹤要想创作格调完全不同的另类作品是比较困难的事。因而尽管严独鹤带着敏锐的眼光审视社会的弊端，但是似乎总会不自觉地掉入世俗的圈子里，以致于在表现社会罪恶现象的同时仍沉醉于以曲折的情节和突出的煽情吸引读者。不过，也正是当时盛行的“鸳蝴派”作家对于西方文学的广泛学习和借鉴，为新文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严独鹤这样的一批作家所创作的短篇小说对“五四”以后的小说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五四”运动之后，新旧文学处于复杂的过渡状态，新文学立场鲜明地反对一切旧文学，而且其气势越发庞大起来。“鸳蝴派”作家们因此呈现出复杂的创作心态，一方面要保证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试图向主流思想靠拢。严独鹤在 20 世纪 20 年代所创作的小说是这一过渡期的典型性作品，早期他在思想上推崇自由民主的同时仍保留着少许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艺术上坚持传统小说的形式又运用新的创作技巧。不过，后期严独鹤的作品最为显著的价值还是在于他对于辛亥革命的关注以及对辛亥革命前后民众的思想、生活变化的表现，是对了解新旧过渡期人民生活各方面情况的可靠的参考。然而由于严独鹤本人革命实践的缺乏，在描写军阀斗争残酷时略显苍白，对革命者的具体革命活动表现较为单薄，根本上而言是对辛亥革命认识的不够彻底和个人革命体验的不足导致的。总之，相比较于新文学的激进与彻底，严独鹤此类小说更多地体现了改良的本质。
由于“鸳蝴派”作品数量的庞大、创作水平的良莠不齐以及笔者个人文学理论水平的限制，本论文在严独鹤小说与“鸳蝴派”小说的比较上仅以后者总体的创作风格作为标准，未能与“鸳蝴派”各具体分支进行全面和深入的比较，或存在些许以偏概全的现象，敬请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