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盛魁》文化精神的“根”与“变”——兼论“大盛魁”的成与衰

一、大盛魁商人的文化精神之根:儒家文化

（一）植根于大盛魁商人的心灵信仰
晋商来自山西。山西是中国最古老的土地之一，也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因此，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文明中，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山西地区的文化传承从未间断，一直绵延至今。
自古以来，山西就是中原华夏族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汇的天然通道，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冲撞对接的前沿阵地，也是受传统中华文明浸淫最久的一块土地。山西人的文化之根是传统的儒家文化，所谓“忠孝节义，仁义理智信”。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传统已经固化到了人们的心灵深处，甚至以民族无意识的形式积淀下来。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组成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自汉朝开始成为正统思想，其思想模式两千多年没有根本变化。自古以来商人都被看作是“重利轻义”的典型代表，但作为脱胎于保守农民形象的新身份，传统农耕文明浸润下的广大晋籍商人，仍坚守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时刻审视与反省着自身精神的发展趋势，使其在可主导范围内时刻追随着儒家文化的伦理纲常，从而约束着自身的行为与活动。
创业容易守业难，晋商深知创业之艰辛，所以更重守业之智慧。晋地的商人们一直致力于架设一道儒家思想与经商之道的桥梁，将儒家精髓融入到经商谋略中，最终成为了被后世人所称赞的“儒商”。儒商是指“受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良好的文化道德素养和优秀的经营才能，其经营理念和行为方式体现出儒家文化特色的东方商人”。大盛魁人继承了祖上留下的这一商人传统，延续了祖辈遗留下来的精神美德——儒商精神，把儒家伦理思想与商业行为准则相契合，把追求道德至善的儒家理想人格与坚持勤勉稳健、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有机统一起来，求财讲究道义，逐利追求正当，从而构建出一个体系严密、管理森严、运转灵活的商业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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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盛魁》中儒商的人格
邓九刚笔下的“大盛魁”是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迎着世界资本主义曙光起步的。秉持儒家传统文化精神的大盛魁晋商们， 在外来文化入侵的情形下，通过严格的自律和超群的胆识，在几万里的贸易通道上所向披靡，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频频获胜，以鲜明的儒文化精神特征将“儒商”的形象塑进历史文化的长廊。
1.儒商人格的典范——王廷相
作为《大盛魁》中刻画得极具传奇色彩的大掌柜，王廷相这一形象一方面是根据真实的史料记载而塑造的人物，另一方面，也是邓九刚在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的创造。通过合理的艺术想象，小说成功表现了这个人物令人敬佩的精神品格。
首先，作为大盛魁商号管理者中第一把交椅之人，不论在掌柜还是伙计，亦或是在财东们的眼中，王廷相都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者，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个策略或是一个决断都将决定着商号的发展方向和生死存亡，更是与财东们的利益分红密切相关。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王廷相更像是这个封建商业帝国中的封建统治者，他将儒家文化精神内化的同时，还必须言传身教的传承给每一位大盛魁人，他在为大盛魁人树立榜样的同时，也在高效管理商号内的一切人员与事物。
在十几年的商旅生涯中，大掌柜王廷相最让整个商界佩服的精神品质便是严格遵守和践行着商号的禁忌和行为规范，在禁带家眷的同时，还严守着“忌嫖、忌赌、忌抽、忌喝、忌殴”等“五忌”。这些清规戒律的约束，不仅使他时时保持着清醒的商业头脑，也为每一个大盛魁人树立了精神和行为上的标杆。可以说，在文化比较开放的归化城，大盛魁人能严格遵守“五忌”的号规，与王廷相头上闪闪发光的圣人光环是密不可分的，虽然这些戒律在与某些人性的自然要求方面相违背，但这些行为规范既来自于儒家文化浸染之下的晋中平原的祖训，也对大盛魁有效的实施管理与聚敛人心有着实质性的意义和需要。因此，作为献身事业的一种牺牲精神，大掌柜王廷相是值得称道与受人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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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盛魁商人的文化精神之“变”：蒙古文化的吸纳

（一）生活方式上的渗透
蒙古文化是由蒙古民族创造的一种游牧文化,在继承了祖先东胡、鲜卑等文化习俗的基础之上，“取其精华，去其槽粕”,还对草原上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进行了充分的借鉴与吸纳。
蒙古文化是草原文化的主体，是中国当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长期保持多元内在气质所必需的重要物质和精神财富之一。在古代蒙古体系中，政治制度对人身的约束力不大，人民生活相对自由，游牧人民不仅能拥有一定数量的私有财产，有的领土管理者还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这些社会现实，为草原人民自由精神的滋生和成长提供了客观基础。加之他们长期迁徙居住于广袤的草原环境之中，一直以来基本保持着“逐水草而游牧”的生存方式，因此形成了以人、家畜和环境三个要素构成的特殊生产生活方式。在长久的历史实践下，这种三位一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出了与之相应的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崇尚个人成长与发展的自由精神成为蒙古民族的精神特质，使蒙古文化具有了一种深刻的生态内涵和强烈的艺术气质。
随着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迁徙辗转，蒙汉民族杂居变得日益频繁。根据唯物史的观点，“交往是为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中日益扩大的物质及精神需要而进行的活动，它以巨大的能量在社会现实的发展过程中客观地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使得各地域、各民族之间产生相互影响。”20交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更是民族间融合的保证。蒙汉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正是在长期的杂居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壮大起来的，他们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不断进步。从元朝开始，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哲学就受到了汉族儒家思想的影响。例如，忽必烈就曾提出“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21的理论，这一理论是蒙汉文化与哲学思想互相影响的最好例证。“应天者惟以至诚”乃是蒙古人民对蒙古族传统的“长生天”观念的一种继承，也是对本民族信仰的一种传承，而“拯民者莫如实惠”，则是忽必烈的哲学思想和施政方针。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儒家文化中提倡的“仁政”思想的痕迹，同时这也体现了蒙古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务实精神，儒家文化与蒙古文化的交错融合为蒙汉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长久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精神基础。
旅蒙晋商在生活的压迫和利益的驱使下，不惧艰辛的长途跋涉从晋中平原走西口至草原腹地进行对蒙贸易，“蒙汉杂处，观感日深，由酬酢而渐通婚，因语言而兼习文字”。随着晋商贸易活动的扩大，他们不仅要熟悉和适应蒙古草原地区的生活习惯，更要学习和研究蒙古族人民的风俗和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由内到外、由生活层面到精神层面都在一点一滴地发生着改变，这些变化影响着晋商的日常生活习惯，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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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蒙古文化对大盛魁商人人格精神的重塑
对于大多数走西口的旅蒙晋商来说，他们自小便离开晋中平原，十几岁就踏上了广阔蒙古高原的土地，待到完成大业，荣归故里，早已是白发过半甚至是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所以在这几十载草原生活中，外到生活习惯，内到精神层面，他们的骨髓里都逐渐渗透着蒙古文化的精华，这些蒙文化的滋生成为他们文化生活中一幅浓墨重彩的具有异域风情的蒙古画卷，他们自觉地运用蒙古文化的精髓重塑着自己的晋商形象，并将其逐步内化成自身成长的源泉，伴着儒商精神的主旋律，在时间的推移下演绎成为晋商一生完整的乐章。
作家邓九刚描述过他的一段经历：“我曾经访问过一个山西籍的汉族老商人，那是 20 世纪的 80 年代初。他与我谈话谈到激动处，不自觉地就讲开了蒙语！他自 14岁进入草原在一家药铺做伙计，到 60 岁退休回到呼和浩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也是最为精华的时光，都是在草原度过的。漫长的时光早已经把他的生活习惯固定下来了，那就是草原牧民的生活习惯：吃羊肉，喝奶茶，讲蒙语。改变的还不仅是这些，就连思维方式也改变了。其实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山西农村的人了，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草原人了。”我们可以由此看出，蒙古文化影响中最为深远的就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它决定了一个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怎样思考问题，如何处理事情，这些改变不仅影响着老一辈的旅蒙晋商，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承给后代子孙。
在大盛魁中，每一位晋籍商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自身蒙古文化影响的痕迹，其中刻画最深入、笔墨最到位的要属中心人物古海。
古海被大盛魁开销后得以在驼村重生，改名换姓为海九年。作为大掌柜王廷相的影子和大盛魁二百年基业的后续，作家邓九刚精心安排和构造了古海这个人物，在整部作品中，古海是一个线索式的人物，作者从他的视角出发，一层层揭去大盛魁神秘的面纱，并通过古海的经历和讲解，叙述着大盛魁不为人知的故事。同时，作者更赋予这一角色骨子里的柔情以及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使其成为大盛魁众多掌柜中形象最丰满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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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盛魁的成与衰..........................................35
（一）蒙汉结合造就的商道传奇 ..............................35
（二）多重因素作用下的衰败之路 ............................36
1.清政府的抑商政策及俄罗斯政商一体的联合挤压 .............36
2.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文化的作用 ...........................38

三、大盛魁的成与衰

（一）蒙汉结合造就的商道传奇
大盛魁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入乡随俗进入蒙地后，大盛魁在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当地习俗，建立起一套令人称道的经营管理模式。经营货物品种繁多，并且实施股份制的经营模式，确保人人参与的同时，还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人事管理方面，制定严格的号规，实行系统的学徒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还注重人才的选拔，“八抬大轿争人才”正是当时各家商号竞争激烈的真实写照。
在高效严格管理模式的推波助澜下，大盛魁仍不满足于既得利益所带来的优越感，他们认为仅有节俭勤奋的精神是不够的，善于抓住时机，审时度势，在不断探索创新中前进，才能永葆生机，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大盛魁通过自身在国内的强大实力与在国外拥有的深远影响积极开拓国内国外市场，南货北运，国货外输，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使其做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商业经营模式，晋商的商业文化精神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
同时，作为旅蒙晋商的第一大商号，它在“茶叶之路”这条商业通道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大盛魁在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还具有着巨大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大盛魁每一次的商业活动和商业动态都成为业内的一个航标指向，每一个决策都会有人效仿与追随。大盛魁也借此机会自然地承担起旅蒙晋商中领路人的重任，在特殊时期与各大商号形成统一战线，指挥调度着旅蒙晋商为共同的利益而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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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商业叙事为主的历史题材小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形成了一股创作潮流。从《白银谷》、《乔家大院》、《胡雪岩》到《茶人三部曲》，作家们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商业文化中的优秀质素，以文学的形式将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商人创造的艰难而辉煌的商业运营之路再现于当代读者面前，并通过不断深入挖掘中国商人形象与中国商业文化精神， 以当代人的视角赋予中国商人诗意的情怀，进而发掘和提炼出具有普遍现实意义的价值观与文化底蕴。
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的小说《大盛魁》，通过对过去时代的商人群像的塑造，以及他们起伏命运的描绘，展示了中国“茶叶之路”辉煌历史的同时，也将旅蒙晋商的精神文化内涵深刻揭示出来。小说内容虽是以人物的历史生活为主要叙述，但表达出的思想精神不仅弘扬了中国传统的商业美德，还深刻再现了蒙汉文化精神融合下晋商形象与文化精神的重塑和升华，为蒙汉民族间交流的历史书写做出巨大的贡献。
就目前而言，因作品中具有深厚的文学价值和文化底蕴，以及作品中对商贾们经商策略的详尽描述，作家邓九刚及其作品正在被更多的人所关注和解读，他的小说与经济发展和时代变迁密切相关，深刻剖析了社会条件下民族文化精神的变化与传承，对现实社会具有深远的启示和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