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当代散文中的政治抒情模式
1.1颂歌时代与政治抒情模式的形成
从建国一直到“文革”结束，当代文学走的是一条不断政治化的路子，“文革”中政治化的程度更是达到极致。其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虽有一些调整和变动，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宗旨没有变，文学政治化的总体趋势也没有变，反而在一次次的运动和批判中，一步步强化，最终走向“文革”的极端政治化，文学性几近沦丧。文学政治化的重要特征是“国家运用自己的意志参与文学思想的生产，从而使得文学政治化成为国家的文学思想，这区别于左翼时期的主导意识形态与延安时期的党派意识形态的参与文学思想生产，后者在内容、覆盖面、彻底性等方面都无法与前者相比”。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文学自身的独立性渐渐失落，取而代之的是作为文学的功用之一的政治性。散文作为一种与现实社会直接关联的文体，很难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当代散文中的政治抒情模式也是在这样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形成的，并且以散文个性的丧失为代价。
强调群体，压抑个性的现象在延安散文中已经出现了。延安时期，在敌我斗争分明、强调内部团结统一的战争环境下，文艺的政治功用被过分强调，成为维护思想统一的工具，“暴露”只能对敌人，对于解放区要大力歌颂其光明面，以便最大限度鼓舞军民的斗志。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对文学真实性和独立性的提倡只会显得不合时宜，丁玲、王实味、艾青等人因为揭露现实而遭到批判，王实味甚至因此殒命，说明个体独立的声音很难在当时的环境中存活。文艺界的“异端思想”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延安整风运动的推行便是出于统一思想的政治目的，影响巨大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紧接着发表，确立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方针，建立了“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的创作观念，左右着“当代文学”的发展将近三十年。“服务论”是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提出来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它的合理性，但对文学独立性的忽视，也为随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埋下隐患。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群体利益高于一切，昂扬乐观的集体主义精神被广为宣扬，个人被消解在集体里面，个性也消失在散文中，颂歌成为主流基调。这种创作主题在“十七年”散文的写作中被不断加强，虽然中间有过两次政策上的松动，出现了一些具有个性色彩的散文，但是豪情万丈的时代颂歌依然是散文创作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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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开放时代与政治抒情模式的破除
“文革”的终结，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推行，又一个新的时代来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逐步深入，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方针被提了出来，文学发展在外在环境上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文学渐渐从政治的附属下走出来，重新摆正自己的位置。从人道主义复归，到“主体论”的提出，80年代文学走的是一条以恢复文学的自身特性为追求，去除意识形态附加在文学身上的影响的“去政治化”道路。
80年代散文也在这样的“去政治化”的文学背景下发生了新的变化，被延续到80年代的政治抒情模式，在日益开放的社会环境下越来越显得局促，僵化的情感和思想表达模式越来越让当时的具有探索精神的作家感到不满。年代散文内部涌动着一股变革的力量，当代散文中失落的自由、独立、批判的散文精神也在伺机复归。
从散文情感的变化来看，80年代散文的抒情性开始减弱，政治抒情开始淡去，个人抒情逐渐兴起。整体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胶合期、挣脱期和淡化期。这种分期是笔者阅读大量文本后，从宏观上做出的初略划分，是对80年代散文情感的变化特征做出的分期概括，也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在时间节点上并无严格的界限。
“文革”灾难的结束带来了情感宣泄，也带来了散文真情的回归。哀悼散文最先将个人真情重新带回到散文中，散文情感的真实性开始受到重视。“文革”回忆散文则是个体哀痛的沉淀，也是民族灾难的一种理性追思，在情感浓度上少了一些激愤，多了一些冷静。这段时期的散文大多承担着情感宣泄的功能，除了几位老作家对灾难记忆的处理较为自然克制外，其他作家往往会落于控诉一歌颂的模式中。深受政治抒情模式影响的中青年作家，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依然紧跟时代政治，作家们一时半刻还难以摆脱颂歌思维的影响，散文中的“大我”之情与“小我”之情常常交织在一起，难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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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政治抒情模式的转变
2.1抒情内容的转变
2.1.1个人真情的回归
以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人为代表的“十七年”散文注重抒发时代之情、群体之情，表现的是一种时代情感，个体的真实情感在他们的散文中处于一种附庸或缺席的状态，“五四”散文张扬“个性”和凸显“自我”的精神在他们散文中也消失无踪，他们的散文是古典诗文中“颂圣”“载道”思想在新的大一统环境下的回流。到了“文革”时期，这种创作倾向的散文被推向极致，散文成了歌颂“极左”政治的最便捷的载体，沦为宣传政治教条的工具，个体情感只有和政治情感保持高度一致才能合法存在，最终导致真实性丧失，“假大空”文风盛行。
80年代散文在情感的抒发上首先面对的就是情感的真实性问题，作家和批评家们一边反思“十七年”散文真实性的丧失，追溯“假大空”文风的源头，一边呼唤真情的回归，呼唤散文的个性。杨朔散文最先受到质疑的便是真实性，张明吉的《谈杨朔散文的不足之处》是较早的发难之文，作者认为杨朔散文“或多或少地受到当时左倾思潮的影响，也有浮夸的成分”，六十年代初的严重困难在杨朔散文中“根本没有反映”，在“优美的言词里藏着虚假，在那精湛的构思中渗有欺骗”。巴金在《随想录》中反复强调“说真话”，抒真情，“把心交给读者”，把散文当作“遗嘱”来写。散文批评家林非提出“真情实感”论；季羡林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贾平凹悟到“中国散文的一兴一衰，皆是真情的一得一失”，他认为80年代散文的振兴，关键是“为真情招魂”。由此可见，散文情感的真实性渐渐受到重视，抒发真情作为散文创作的最基本的要求逐渐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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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抒情形式的转变
2.2.1结构上：打破“三大块”模式
现代散文讲究结构的灵活自然，情感抒发的自由无拘。鲁迅曾说：“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梁实秋也说过类似的话：“散文是没有一定格式的，是最自由的。”这种自由精神贯穿到现代散文写作中，使得现代散文在抒情结构上呈现出灵活多样无拘无束的面貌。
1949年以后，新中国的建立带来的巨大喜悦和政治豪情，使得政治内涵成为“十七年”散文的抒情中心，形成一种“显志”型的抒情结构，讲究布局谋篇，注重散文的做法，在结构上逐渐形成一种“开头入境，中间通幽，结尾显志”的“三大块”模式，即开头设悬念，引人入胜，中间精心布局，追求波澜起伏，结尾与开头照应，点明文章主题。杨朔散文中的这种结构模式最为典型，他将诗意引入到散文中，把“散文当诗”来写，并且注重裁剪，善于从微小平常的事物上寻找到象征意味，常用托物言志的手法将平凡事物上的政治内涵表达出来，形成“事（人）一情一理”三段式结构，被称为“杨朔模式”。杨朔散文以其优美意境，诗化语言，精巧布局，鲜明的时代色彩，在六十年代深受人们的喜爱和追捧。“文革”后，人们同情杨朔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敬重他的为人风骨，对他的散文奖掖不断，效仿者甚众。这种结构模式简单易学，容易受到初写散文者的模仿，渐渐成为一种散文创作模式，甚至是唯一的模式，最终使得散文创作的面貌日益僵化和雷同，这种流患一直延续到80年代散文的创作中，阻碍了散文变革的步伐。翻看80年代前期的散文作品，“开头设悬念，卒章显其志”的结构模式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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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抒情模式转变的原因..........33
3.1自由精神的回归.............33
3.1.1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调整.........33
3.1.2新潮迭起的文学环境.........34
第四章当代散文精神的重建............45
4.180年代散文的独特价值.....45
4.2走向散文兴盛的时代..........49
第四章当代散文精神的重建
4.180年代散文的独特价值
80年代是中国社会从政治文化向商业文化过渡的初始期，也是政治从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渐渐淡去的特殊时期，曾经压倒一切的阶级斗争让位于正常和平的经济建设，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让位于经济活动的常态运作。到了80年代后期，中国加快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直接推动了社会文化由政治化向商业化转型。散文是一种和现实关系密切的文体，80年代散文的变化是这一变化的社会环境的产物，抒情模式的转变折射出的是80年代社会心态的变化，即由政治环境下“严肃、紧张、对峙、戒备、谨慎、恐惧、压抑的社会心态”向“轻松、愉快、消闲和享受生活、体味人生的世俗心态”转变。
80年代是一个不断求新求变的时代，从对“新时期”的命名便可看出人们对一个崭新时代的期许。强烈的求新意识引起一股强劲的趋新潮流，反映到文学创＃上便是一个又一个文学潮流涌起，新观念和新手法被大量引入到创作中，意识流、象征主义、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派手法在80年代文学中轮番登场。
散文精神是人类精神的艺术表现，“散文是人类精神生命的最直接的语言文字形式。散文形式与我们生命中的感觉、理智和情感生活所具有的动态形式处于同构状态”。80年代散文精神的重建本质上是人的精神的重建，人的生命的价值和尊严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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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纵观当代散文创作的发展历程，“模式化”曾经是困扰散文正常发展的核心问题。“十七年”散文形成的政治抒情模式在“文革”中被推向极致，造成“文革”散文的荒芜。历史走到80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的脚步，以往的政治热情逐渐退却，理性思考的深入，主体意识的觉醒，面对广阔的社会生活，单一僵化的政治抒情模式己经成为人们自由表达个体情思的障碍。80年代散文是在对“十七年”散文抒情模式的破除中发展起来的，现代观念、个体意识重新回到散文中，老作家散文、女性散文、文化散文、学者散文、新潮散文、闲适散文等等名目繁多的创作路向开始崭露头角，到了90年代蔚为大观。虽然90年代的散文创作景观热闹非凡，但也潜藏着散文创作新的模式化问题，如文化散文的起落，可见一斑。
散文模式化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抒情主体独立性的丧失，这里的独立性包括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面对社会现实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不断反省自身的批判立场。这是独立人格形成的基础，没有独立的人格，也就难有心灵的自由和理性的审思，散文的自由精神便无从谈起。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强大的意识形态感召下，杨朔、刘白羽等人将个性融入的共性中，将个人融入到集体之中，不遗余力地讴歌时代，形成一种同声合唱的政治抒情模式，独立人格淹没在时代的大合唱中。到了思想开放的80年代，伴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独立思考重新回到散文中来，独立人格也有了重建的可能。巴金深感独立人格丧失之痛，《随想录》是他恢复独立思考、重建独立人格的产物。80年代散文沿着重建抒情主体的独立性，进而重建自由、独立、批判的散文精神的道路慢慢发展起来，政治抒情模式也在这一过程中渐渐被破除，散文朝着多元化局面发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