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毒品与中国文学
1.1 关于“毒品”
“毒品”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是自然存在的，在漫长的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后来被认定为毒品的罂粟与大麻都是自然界的一种植物，默默无闻地生长于天地间。而随着科技与医学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植物被人们发掘出来并加以利用，成为造福人类、减少伤痛和死亡的帮手。因此“毒品”一词在现代社会的意义是经过了时代演变和认知上的变化逐渐形成的：人们在初步认识鸦片的基础上，不加节制地滥用而导致成瘾的危害，进而将其定义为毒品。此外，鸦片在世界历史大事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如中国的“鸦片战争”，在此之后鸦片开始被普遍认为是毒品了。
1.1.1 毒品概念与分类
一种物质是否被视为毒品，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认定。从世界范围看，种类划分上虽然有差异，但基本适用于同一个广泛的概念——“毒品是指被国家依法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这一概念对毒品进行了法律、医学和自然属性层面的约束，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毒品。首先，毒品在法律层面上被认定为受管制的违法性药品。在我国的法律及药品管理体系中，很多条文都对毒品概念有过明确的定义，并在不断发展中将其完善。如由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1990），以及全国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台的《药品管理法》（1984）和《麻醉药品管理办法》（1987），1997 年《刑法》等等，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毒品概念及种类进行了界定。其次，毒品在医学层面上属于药品。这里将药品分为两类，其中麻醉药品指的是以大麻、可卡因、海洛因等一类从自然种植物中提取且纯度较高，对于人的生理感官具有强烈刺激作用的药物。而精神药品指的是冰毒、摇头丸、K 粉等能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人产生兴奋或抑制，连续使用能使人产生依赖性的人工化学合成的致幻剂和兴奋剂。最后，毒品在自然属性上与医学层面相关联，能够使人成瘾。这一特性在早期人们发现它时就已经有了简单认识，然而人们对其盲目崇拜导致过量使用，最终使植物变成了“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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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初唐至清末鸦片书写
在人们充分认识罂粟之前，罂粟就因其娇艳的花朵和奇异的芳香而受到世人的青睐，罂粟传入中国之前，其功效就已经被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不断发现和利用。1200 年以前，南美洲安第斯山脉附近的居民意外发现了咀嚼古柯植物的作用，开始将其用于宗教活动。“1803 年，德国化学家塞特纳斯（Serturnes）从阿片中分离并提取出了一类生物碱，将其命名为‘吗啡’（morphine）。”正如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人们开始大量使用提取物，吗啡也因其保存有鸦片许多已知的药理特性，成为了人们依赖的主要物质之一。1887 年，德国化学家在麻黄植物中分离出了一种活性成分，取名“麻黄素”，后来在其他人的研究实验中合成了苯齐巨林，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苯丙胺类药物。
药物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既增强了商品贸易的往来，也推动了文明的进步。古希腊、埃及和两河流域等文明古国都有对罂粟的记载，而罂粟进入中国的时间虽相对较晚，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一历史事件得以被史学家以文字形式记录了下来。
1.2.1 清以前的鸦片书写
据《旧唐书》列传记录:大约在公元 667 年(乾封 2 年)，罂粟及其制品由拂霖（阿拉伯）使者把“底也伽”当作贡品献给中国。由此可以推算，鸦片在中国的历史已经有 1300 多年了。目前为止，在我国能查阅到的最早关于罂粟的记载是初唐诗人郭震创作的七绝《米囊花》。北宋期间，苏辙在闲居颍川时，向当地农夫学习过种植罂粟，留下了一首四言长诗《种罂粟》，其诗曰“畦夫告予，罂粟可储。罂小如罂，粟细如粟。与麦皆种，与穄皆熟。苗堪春菜，实比秋谷。研作牛乳，烹为佛粥……便口利喉,调养肺胃。”由此可看出，北宋人对罂粟的药用价值有了初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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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新时期以来的“涉毒”文学作品
2.1 1978-1990 年代的“罂粟小说”
在早期的世界文明史上，罂粟曾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传递；另一方面也为人类的繁衍进化提供过帮助。在梳理罂粟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过程中，笔者发现罂粟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文化环境，在文学的世界里，罂粟往往因为其自身属性与中国历史特殊的关联性，一直处于叙述的边缘地带。然而新时期以来的罂粟意象越发多样，对这些形象的描写构成了丰富的文学作品，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貌，因此可以将其概括为“罂粟小说”。
2.1.1“罂粟小说”系列
改革开放初期，人民政府开始着力解决“文革”遗留下的一系列历史问题，文艺界最早进行的是“拨乱反正”工作，文艺创作开始步入正轨，涉毒主题的文学作品逐渐出现，早期以罂粟命名的作品居多。1978 年艾芜创作了第一部以罂粟命名的小说《红艳艳的罂粟花》（《南行记》续篇之一），这是具有开拓意义的一部作品，主要叙述了“我”在云南流浪途中偶遇了母女三人的故事。三个人淳朴善良却各有各的性格，她们因战乱逃亡至此，以种鸦片烟为生，自给自足的安逸生活让妈妈十分满足，但两个女儿到了适婚年龄却无人相配，因此想招个上门女婿，“我”就这样进入了妈妈的视野——个接受过五四洗礼的年轻人。然而“我”是不能留下的，离开之际，小玉的孤单落寞、小珠的天真、母亲的善良和遍地盛开的红艳艳的罂粟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中的罂粟更多是以“花”的形态出现的，但并没有特殊含义，这里不做具体讨论。
1979 年开始，张抗抗陆续创作并发表了《白罂粟》（1979）《红罂粟》（1983）《黄罂粟》（1988）三部作品，相同的罂粟意象构成了一个较完整的“罂粟小说”系列，这是较早以罂粟命名，并用罂粟来营造“毒”与“美”统一意象的小说。三部作品的叙述重点不同，但都着重分析人物心理，在生活化的叙述中，严肃思考了人类的存在，拷问了普罗大众的灵魂。《白罂粟》取材自真实事件，讲述了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悲剧故事。老司头是一个经劳改农场刑满释放的老头儿，虽然已经劳改结束恢复自由，但仍然受到人们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他把打算寄给儿子的钱无私借给“我”用来救急，却被“回报”以更多钱被私吞；遭遇“狮子头”的抢劫和残忍杀害，却没有人同情，被其他人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柄和谈资。白罂粟仅仅出现在了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部分，指代意义却很明显，象征名声不好却本性淳朴善良的老司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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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涉毒文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加强了同其他国家的交流，许多不法分子趁虚而入，导致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毒品犯罪越发严重的状况。曾有专家指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在毒品问题上如果处理不当，则很有可能会成为最具潜力的毒品传播地。因此，毒品犯罪问题应当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新时期的毒品犯罪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掺杂着文化认同、经济利益等因素的一种行为，有其复杂的社会及历史成因。
2.2.1 涉毒文学的社会环境与作品
上世纪 90 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世界格局经历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大的变迁，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恐慌。尤其是刚刚适应改革开放的国人，诸多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对未来有更多的迷茫。毒品在这一时期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传统毒品走私贩卖的网络基本形成，出现了化学合成的新型毒品，在这一社会环境下，人们对“毒品文化”的认同导致大量毒品犯罪行为，引发了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
毒品犯罪的泛滥离不开一定文化的“滋养”，毒品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与之相关的是亚文化的概念：凡是与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不同的文化都可以称之为亚文化，也可以叫做次文化或副文化。“狭义的‘毒品文化’是指在使用(吸食和贩卖)毒品过程中，由涉毒群体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一种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病态亚文化；广义的‘毒品文化’则涵盖了毒品问题在文化领域所有的表现形态。”毒品亚文化广泛存在于各个国家，以夸大毒品的功能和追求享受为主要内容。新时期的毒品亚文化已经在主流文化掩盖之下，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毒品文化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新时期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接纳为毒品文化提供宽松的环境。第二，毒品文化内含着特殊的生活方式。更多年轻人将娱乐场所的文化全盘接收，价值观因此发生了异变。第三，毒品文化包含着特有的价值取向，即毒品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在我国主要指个体价值观上的认可度与某种文化认同的契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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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新时期以来的“涉毒”影视作品....... 34
3.1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末的涉毒影视 ..... 34
3.1.1 国产涉毒影视剧 .................. 34
3.1.2 港台涉毒影视作品 .............. 35
第 4 章 新时期“涉毒”文艺个案分析............... 46
4.1 为生命开具的“红处方”................... 46
4.1.1 丰富的主题意蕴 .............. 47
4.1.2 合理的叙事安排................... 52
第 4 章 新时期“涉毒”文艺个案分析
4.1 为生命开具的“红处方”
毕淑敏的《红处方》是作者心灵救赎系列作品之一，自问世以来，就像一枚重磅炸弹一样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部小说共有 37,6000 字，同时期很少见到如此规模的“戒毒”长篇小说。该作品塑造了众多人物，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共有 32 个身份不等、性格各异的人物，有特色的形象就有十多个，如作为叙述者的“我”（沈若鱼），以及简方宁、景天星、孟妈、粟秋、庄羽、支远、三大伯……在这部专门对毒品进行详细论述的作品中，作者以丰富的历史资料、翔实的案例为读者展现了毒品及其背后的世界，反映出人性复杂的一面。有论者指出：有着多年从医经历的毕淑敏不仅在现实中医治病人，在文学的世界里她也不忘记治病救人之道。综合以上种种，倾注了作者大量心血的《红处方》一书堪称是“涉毒”文学中的“扛鼎之作”。
在这部作品前后，有大量表现毒品问题的作品，同时期也有很多涉毒文学作品，如海男的《鼓手与罂粟》、《箱子里的罂粟》，但大多都是对毒品的零星描写，用吸毒后的体验来表现新时期人们身体与心灵的反叛，释放个体的激情。而《红处方》则通过真实采访，将每一个吸毒者的故事串联起来，作者并不急于展现戒毒成功的喜悦，而是以众多失败案例引人深思，触及了毒品背后深层次的人性问题。在这部作品问世后，有不少学者发表了对这部作品的看法和评论。如黄洁《女殉道者的悲剧——试论<红处方>的审美价值》（1999），具体分析了简方宁形象的悲剧性和女权主义倾向；杜秀霞《论毕淑敏小说的女性意识》（2006）,主要从女性意识的浮现角度对《红处方》进行评述；丁杭《悲悯的人文情怀——论毕淑敏的小说创作》（2007），从创作风格及其成因两方面讨论了该小说人性终极探索下的悲悯情怀；张刘薇子的《毕淑敏小说的心理学阐释》（2012）,以心理学探究《红处方》中毒品沦陷下的意识与潜意识。本章意在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小说在主题和情节构造上的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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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百多年前，鸦片战争带给国人惨痛的教训，时至今日，毒品问题依然错综复杂，许多人因毒品堕入深渊，许多家庭走向破裂。作为社会问题，毒品联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联系着深层的人性问题。
新时期以来，涉毒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不断有新作者和新作品的加入，有关涉毒文学的影视改编也大量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作品是为配合国家禁毒宣传工作而创作的，创作热点集中于打击毒品犯罪、救治吸毒者方面，这种主旋律作品一般以正义与邪恶两方的较量为主，最终通过正义战胜邪恶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对题材的处理有简单化倾向。总而言之，笔者认为，新世纪以来的涉毒文学还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很多作品都是主题先行，无法表现历史的纵深感，而这一点是国内大多数文学作品所欠缺的。如《欲望的罂粟》主要记述了一个学报主编在一次休养中的见闻，引发其在北大荒初见罂粟的一系列回忆故事。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邓丽娜正像一朵引人遐想的罂粟花，她的美丽与才华吸引了休养所男性的共同关注，然而她与“领导人”的亲密接触又令“我”感到非常不适。新世纪之交的文化运动异常激烈，但都以推崇两性间的“自由”和“平等”为目的，这里仍然采用传统写法，将女性物化后与罂粟类比，是难以得到认可的，与棉棉等人倡导的女性解放更是背道而驰。
其次，随着社会毒品问题的越发严峻，国家层面应该更加注意毒品知识宣传与教育，而搜集整个新时期的涉毒文学材料发现，除了一些质量参差不齐的小说外，鲜有对毒品进行趣味性介绍的书籍，这与国外丰富的毒品文化书籍形成强烈反差。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一般文学作品大多都成为了快速消费品，无法达到学习教育目的；而说理性强的文字，如《禁毒全书》、《中国共产党禁毒史》等又可能因为艰涩生硬而失去阅读兴趣，引起阅读障碍。此外，这类作品虽然较全面地梳理了毒品历史，但往往站在毒品的对立面——禁毒角度进行分析。多年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毒品泛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禁毒工作不仅要从源头抓起，还应该提高民众的斗争意识，形成全民反毒抗毒的氛围。
本论文笔者花费了大量心血，大致梳理了新时期以来“涉毒”文艺作品的现状和存在的不足，并以某些代表作分析了“涉毒”文艺的现实意义。然而在论述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不够细致，较为笼统，涉及的某些具体问题不够深入，有待继续努力。本论文对涉毒文艺作品做了大量、基础的资料整理工作，也试图做一些理论上的提升与总结，但鉴于“涉毒”文艺问题的丰富性、复杂性，目前的工作还是前期的、初步的，有待更多有志之士继续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