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被书写的肇端——现代沪上作家的弄堂书写
第一节 文化弄堂:想象上海传统的文化符号
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指地域自然和人文环境对于属地居民有着深刻影响。同理一地人也造就一方独特文化,即地域文化对于属民也有着重要意义。古今中外皆是如此。不同民族往往通过赋予特定事物以文化象征意义来作为国家和民族认同的特定形象,这就是文化认同生产的机制。迈克·克朗认为,不同文化自我表现的常用方式,就是对人类活动区域的隔离。通过开辟并隔离出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群体维持和培养自己对于空间文化的认同感。而特定居住空间的文化内容不仅涵盖了物质生活的全部象征意义,也包括居住者普遍认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本节要论述的弄堂即是上海最典型市民居住空间。
一、上海弄堂建筑
(一)上海弄堂建筑
弄堂,古语称作弄唐,最早出现在南宋时期,由于商业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喜临水而居的江南人选择滨水构筑居住空间。同时,为适应江南地区温和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这些民居布局多由四面房围合成小院子,即“天井”,用于采光和排水,屋顶内侧坡的雨水从四面流入天井,所以这种住宅布局俗称“四水归堂”,是中国庭院式大家庭传统生活模式的另类演绎。宅院大门开在中轴线上,迎面正房为客厅。由于江南地区人多、地少,为节省空间,这些民居建筑布置紧凑,院落占地面积较小,整体呈现出粉墙黛瓦、二层楼结构、高低错落的群体风貌,这就是江南弄堂建筑。苏州地区迄今还保留一百多条弄堂,如钮家巷、丁香巷、悬桥巷等。
清朝嘉靖年间,上海也开始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巷弄,如“谈家弄”、“世盖里”、“通德里”等。1840 年开埠以后,上海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导致住房供不应求。为解决此问题“外侨积极建屋租给华人以谋厚利”。早期兴建的廉租房主要采用木板结构、以联排布局,这是上海里弄建筑的雏形。而华东地区夏季多雨潮湿、冬季冷而干燥的气候环境,又令木板结构房屋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一种砖木结构搭建、适合群体聚居的民居形式——石库门里弄建筑便应运而生。在设计上,石库门房子既吸收了江南民居的建筑风格,又仿照了欧洲住宅联排式的布局方式。因设计考究,占地面积少,外部群居布局、内部自成一体,迎合了中国人传统居住观念而广受欢迎,在上海很快风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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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学弄堂:建构传统上海想象的文化空间
在现代沪上作家的弄堂书写中,认同生产及文化身份确立一直是热门话题。在想象上海传统的小说里,我们经常看到故事主人公对自我身份的诘问:“我是上海人吗?”“我为什么来上海?”“上海人是什么样?”这些简单问题背后是上海人对自我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本节将围绕现代上海文学中的弄堂意象与作家文化认同生产等问题展开分析,力图为大家呈现一幅现代上海作家笔下绘制的上海传统文化地图。
一、文学弄堂与空间上海书写
在关于上海书写的叙事作品中,上海就像一座概念中的城邦,既需要被描述,也需要被阅读。作家根据自己对上海的经验与理解,将客观世界与抽象观念巧妙结合,构筑出了一个具有独特意象与精妙思想的文学上海,一座生动的、融合了吴越文化传统的江南城市,从而获得对上海传统性文化身份的理解与认同。现代作家笔下的上海与现实上海之间也构成了一种想象关系,并成为新时期以降沪上作家想象上海传统的历史背景。
(一)印象弄堂——城市经验里的上海
由于上海人口构成复杂,参与上海书写的现代沪上家文化背景也不同,他们中既有本地上海人,也有精英知识分子移民。但正如任何一种关于城市的书写都不是“原画复现”,尽管现实上海是真实的,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也是真实的,但文学上海在真实基础上也难免带上作家本人的主观印象。文化身份的不同则决定作家在呈现对上海印象时会采取哪一种叙事语言、表达技巧。但在叙事中,作家对文化身份的不确定、不统一、刻板印象或未完成状态,又都因文化认同的需要而经由某一个确定统一规则整合起来。这部分以上海移民作家与本地老上海后裔作家例,分析不同文化身份与作家的弄堂文化理解有何关联,以及弄堂生活经验对作家上海弄堂书写有何直接影响。
鲁迅,中国现代思想解放先驱、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鼻祖,他的文学作品不仅表现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还具有现实主义创作特征。1927 年,为避难鲁迅离开广州抵沪,在上海度过了人生最后九年。在上海寓居期间,身为左联盟主的鲁迅,为倡导马克思文艺理论和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奔走呼号,对上海社会思想与文化发展有极重要影响。即便如此,鲁迅对于这座接收并容纳了他的城市并未青睐有加,而是以冷峻笔触批判了老一代上海移民人性中的某些劣性。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鲁迅说到:“其实上海本地人倒并不坏的,只是各处的坏种,都跑到上海来作恶,所以上海便成为下流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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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传统”与上海想象的建构——八、九十年代沪上作家的弄堂书写
第一节 归来的海上“传统”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文艺政策调整虽经历了长达一年犹疑,终于也迎来了解放。1977 年第《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了“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大会”,公开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1978 年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来说是一生难忘的回忆。经历寒冬后,他们终于来到了思想解放的春天。1978 年 8 月 11 日,新文学作家卢新华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伤痕》,反映文革给人们思想到来的严重内伤,并呼吁治疗创伤,赢得了当时文坛力推文学新变的作家与学者的肯定。《伤痕》的发表,意味着文学揭露文革伤痕苦难成为一种趋势,由此形成了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1979 年,《上海文学》第四期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在上海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受此影响,文革时期被禁锢的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逐渐解放出来,上海文坛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文艺风格也活泼新颖。同时,新青年作家开始登上文坛,与老一辈作家一起创作以“人”为核心的叙事作品。
时隔半个世纪以后,改革开放也使得大量西方现代文艺思想再次经由上海被介绍到中国。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化环境相应,八、九十年代上海重新回到中外文化交流与碰撞重镇的历史地位,城市“现代性”再次成为热议话题。但 1949 年以后三十年的城市工业改造,成为区别新旧上海形象和城市现代性发展断裂性意义的重要参照。此时刚从社会主义政治话语框架中解放出来的上海文坛,传统文化失范,新的创作体系和价值理念尚未成型,各种西方现代思想的涌入又给作家的深层文化心理带来剧烈冲击。兴奋、迷茫、恐慌、焦虑,难以调和的复杂心理使作家们迫切需要寻找一个普遍认同的文化传统来实现价值统一。因此,从本质上看,无论是 80 年代的“文化寻根”还是 90 年代的“怀旧热”,本质上就都是通过回到历史中寻找失落的文化精神,并以记忆形式建构起对上海传统文化身份认同。本节将从背景意义入手,重点分析八、九十年代沪上作家想象性怀旧的动力以及构建上海形象的两大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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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弄堂故事与传统上海想象
于上海文学而言,无论是三、四十年代的海派文学,还是五、六十年代的工业文学,作品总有意无意地表现一种上海这座现代城市与城市居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人与城市在本质上是和谐共生的。城市有着自身运行逻辑,这个逻辑由人构造,这个逻辑也构建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精神。人认同城市,在根本上就是认同城市的历史,即城市的物质、文化与精神。这种历史的“文化传统-上海”契合了上海作家的文化思想,作家们也乐此不疲地回到上海历史中,书写着上海的繁华旧事。新时期以后,随着社会转型和“寻根文学”、“海上怀旧热”,上海作家开始追溯这座现代城市的传统文化精神,在上海城市空间中寻找一种离散已久的“传统性”,通过叙事构建起上海的“传统”身份。1995 年《长恨歌》在《钟山》以连载形式发表,让无处停泊精神之船的上海人突然找到了灵魂栖息的港湾——弄堂市井。弄堂景观、弄堂精神气质与市井世情是上海人最深刻的城市记忆,老街弄堂里那些上海故事,蕴藏着上海最悠远的历史与最深厚的文化传统。
王安忆在创作谈中坦言,《长恨歌》要实现的写作目标就是写上海故事。这个上海故事包含两层意涵:
“《长恨歌》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
王安忆所谓的上海故事,不是人的传奇人生经历,而是个寄托时代主题、反映城市历史的载体。作品通过呈现历史背景下的“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氛围、城市的思想和精神”,钩沉出上海的传奇历史,表现出上海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以填充记忆、缓解“现代性”带给上海人的心理压力。继《长恨歌》后,弄堂及弄堂民居也逐渐被视作上海历史、上海文化传统及见证都市传奇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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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传统”与上海想象建构的失落——新世纪沪上作家的弄堂书写....................48
第一节 新世纪上海文化生态与文学场状况.............49
一、新世纪弄堂文化生态..................50
二、弄堂的文学接受与“传统”上海想象建构——以《上海文学》为例........51
第四章 从本色还原到身份体认——“传统”上海想象建构与失落的意义....................64
第一节 面向现代的焦虑对抗..................64
一、历史的祛魅与还原....................65
二、文化寻根中保留上海本色.................... 67
第四章 从本色还原到身份体认——“传统”上海想象建构与失落的意义
第一节 面向现代的焦虑对抗
按照曾一果的理解,我们进一步可以推出的是:1980 年代以来上海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所展现的不仅有单向的主动接受,也展现出了对抗与妥协、冲突和砥砺,这些悖论性和矛盾性共处于上海社会文化语境中,使得上海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双重参照系: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是西方现代文明。悠久的“传统”根深蒂固,上海“现代性”文化范式建设尚未完成,两种异质的文化范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错位使得这种“现代性焦虑”被加强,并以文学接受和文化认同的过程中体现出来。这迫使作家必须要找到一个蓝本来缓释整个社会普遍的“现代焦虑”情绪。于是,1980 年代中期以后,上海文坛逐渐形成一种文化现象,文学和大众媒体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上海,试图通过建构某种文化图景来实现文化认同。但“现代”和“传统”之间的罅隙,使得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建构的过程中出现了“误读”现象,表现在机械主义地对“传统”上海历史和城市精神的“赋魅”。于是,想象的“传统”上海便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出现在一些作家笔下,力图以此祛除“现代性”给上海城市历史与传统的精神之魅。同时,祛魅之后作家并没有停下,而是选择通过描写弄堂日常市井世情、世俗人生寻回上海传统文化之“根”,重塑传统上海精神,留住上海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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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传统城市文化的失范导致上海弄堂社会规范系统的减弱甚至破裂,找不到都市生活方向及意义,更无法确立对自身文化身份、传统上海形象及文化身份的认同。譬如,现今大多数上海居民已搬离老弄堂、住进新公寓,讲一口流利普通话,不知传统上海城市文化之精髓。文化传承人的递减,使上海城市中的传统文化、城市精神处于后继乏人、难以为续的境地。而若干年后人们了解上海、理解并认同传统上海精神及城市形象,必定只能从史料和文学中了。但史料是定格的,文学才是有肌理、有生命气息,因此文学成为传承传统上海城市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而复兴传统文化是需要一定的现实基础,只有在文学中钩沉出具有上海性、民族共性的文化传统,才能真正地建构起对传统上海、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另外,文学中的传统上海城市文化认同建构不应该只是停留在建构的方式,即不是静态地对上海弄堂的历史和现实文化价值进行认定,譬如陈丹燕的城市文化调查、程乃珊的老上海追踪留影、金宇澄的城市记忆钩沉,而应该是一种有活力、积极的、参与式的建构方式,即通过对弄堂生活的肌理、弄堂文化的精髓展开讨论,比较“传统”上海城市文化的精神的现代价值和意义,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逐步建构传统上海精神共同体的文化认同,这是当今上海书写应该改革的方向。
参考文献(略)
“传统”与上海想象的建构——新时期以来上海作家的弄堂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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