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漂泊经历与小说主题的融汇
聂华苓，作为当代旅美的女性作家，从五十年代创作的《翡翠猫》（1980年在大陆出版时更名为《台湾轶事》），到六十年代创作的《失去的金铃子》，再到八十年代的《千山外，水长流》，无一部作品不包含着作者自身的生命体验。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聂华苓生活的年代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正由于上述的政治原因，聂华苓的生命中有着多次的地理上的迁徙经历，每一次迁徙都映射着社会的动荡。作家作为感知社会变迁最敏感的人群之一，更易将这种动荡投注于文本之中。地理上的迁徙带来了作家内心的动荡，尤其对于女性作家来说，女性独有的细腻使她们较于男性作家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自己的生命体验，将宏观的家国变迁糅合在微观的生命体验叙述当中，这使聂华苓的作品有了一定的自传性特征。聂华苓的作品主题与作者内心的动荡紧密相连，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迁徙人的漂泊之感。
1.1 聂华苓的漂泊经历
在早期的人类神话当中，“家园”的原型就是伊甸园，那是美好的、让人无忧无虑的天堂。而从亚当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时开始，人类便开始了漫长的、充满苦楚的漂泊。对于聂华苓来说，也是如此。远离家乡，频繁的地理变迁带来了作家的漂泊之感，聂华苓的这种漂泊体验被融会在作品之中。一方面，作品中的漂泊主题是作者自身漂泊经历的缩影，甚或还原，另一方面，作者又将自身经历进行艺术加工，将情感外化形成文本。
漂泊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难逃的宿命，也是华文文学探讨到台港及海外华文作家时经常提到的议题。学界公认的是，聂华苓一生经历着两次重大的迁徙，一次是从祖国大陆到台湾，另一次是从台湾到美国爱荷华。对聂华苓漂泊经历的探讨，也常围绕上述二者，从“逃亡”“流浪”的角度展开。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除了上述两者之外，从童年时期开始，由于家庭原因，聂华苓已经经历过多次的迁徙。童年时期的漂泊经历给作家幼小的心灵打下深刻的烙印，也影响着作家创作风格的养成。
提起聂华苓的战乱记忆，不得不先提到她的父亲聂洸，聂怒夫。因为，父亲聂怒夫供职军政的独特工作属性使聂华苓一家对政治的变动更为敏感，也正是由于聂怒夫的工作属性，较之于普通百姓，战乱带给聂家的伤害更为明显，这种伤害直接导致了聂华苓童年时期的漂泊。
1.2 漂泊经历的文本呈现
从前文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聂华苓大半生的底色是漂泊。因此，漂泊意识深深地渗入到了作家的创作主题中。细细考量聂华苓小说中的人物，不难发现，他们大多数都有着不安的意识和漂泊的生活。这些人物的经历多与聂华苓亲身经历相似，可以说是聂华苓自身漂泊经历的文本化。本文认为，聂华苓漂泊经历的文本化不仅体现在去美之后创作的小说中，而是从60年代创作的《失去的金铃子》开始便有这一意识，而后贯穿了她整个小说创作历程。聂华苓自身的漂泊经历呈现在文本中，可从两个层面进行探讨：为建构主体人格而主动选择的漂泊，和迫于政治压力而被动选择的漂泊。
1.2.1 主动选择的漂泊
《失去的金铃子》讲述了一个十八岁的少女苓子，在高中毕业的假期来到妈妈的家乡三斗坪的故事。在作者笔下，三斗坪虽有可能受到战乱的影响，但是，战乱不是小说论及的重点。从自然景色上来说，苓子所生活的三星寨是世外桃源一样的存在。在这里，苓子醉心山水，可以爬山、寻找昆虫、寻找溪源、去养虎的人家看虎皮。作者描绘了三斗坪美丽的自然风光。三斗坪这一地方是真实存在的，聂华苓也曾经去过那里，度过了一段安稳的岁月。写作《失去的金铃子》时，聂华苓身处台湾，对三斗坪自然风光的描述，可以看成是作者对逝去的岁月的怀想，同时，也以自然风光之美缓解漂泊台湾的羁旅之痛。
对于乡村的美景，作者是认同的，也表达了自己对自然的热爱。但是，对于乡村的封建制度，作者是并不认同的。在作者笔下，三斗坪的人是固守恶习，缺乏爱的情感的，他们甚至将封建规矩看的比生命还重要。庄家姨婆婆给了苓子恐怖之感，她常年躺在自己的床上，苓子将她的床比作“出殡的马车”，一位缺乏希望的、阴森的老人形象跃然纸上。庄家姨爷爷则是顽固的大家长，因为大儿子娶了一个离过婚的寡妇，就禁止家人与大儿子往来。黎家姨妈没有儿子，同意丈夫将新姨娶回家里，愚昧的寄希望于别人的儿子。黎家姨妈还逼迫自己的女儿丫丫嫁给指腹为婚的廖春和，只为廖家有丰厚的田产，却全然不顾廖春和是一位病人。玉兰姐是作者在确定小说大纲之后又加入的人物，虽然篇幅不多，但很有特色。玉兰姐有着很多奇怪的毛病，五官总是在奇怪的耸动着，但她年轻时却是位体面的美人，只因守了一辈子寡，变成如今这副模样。这些人里面，有的是固守封建陋习的，比如庄家姨爷爷，他将自己内心的情感压抑，一丝不苟的奉行着封建规矩。有的是封建陋习的牺牲者，比如庄家姨婆婆、黎家姨妈、玉兰姐，但是他们非但没有奋起反抗，反而将这种压迫传递给其他人。相较于上面这些人物，三斗坪的外来人有着许多美好的特质。“我”的妈妈自不必说，落落大方，很少论人是非。尹之舅舅给了“我”这个十八岁的少女对爱的最初的遐想。小说结尾，苓子发出了感慨：“这不是我的地方”。
第 2 章 个体身份探寻的文本呈现
从前文可以看出，聂华苓经历了多次的迁徙，并将迁徙中的漂泊经历投注在文本中，形成了独特的漂泊主题。地理上的迁徙经历了很多的波折，但是，相比起来，身份的迁徙或许更难于地理上的迁徙。身份的转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探寻的过程才能达成认同。在这个过程中，身份带给聂华苓很大的困惑。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有“安土重迁”的意识，屈原、李白、杜甫等诗人的作品中不乏表达去国怀乡之难忘忧思的诗句。作家经过地理的迁徙后，很难迅速融入所在地的文化，经历了漫长的身份探寻的过程。
2.1 “暂住之地”的苦闷压抑
1949年，国民党政府宣布迁往台湾。随国民党政府撤退的有一大批政治、经济、文化界人士。聂华苓和她的家人便是这一批人中的一部分。这些人时刻想着回到大陆，只把台湾当做暂时居住、借以避难的地方，所以对台湾身份并未产生认同之感。即使如聂华苓般因个人恩怨而逃离大陆的人，也因为并不认同国民党统治而不能对台湾身份产生认同。对于“中国人”的身份，他们确认无疑，但是，国民党的统治让这个四面环水的台湾岛屿切断了与祖国的联系，岛屿显得孤绝无依。想回到大陆的渴望与不能回到大陆的绝望缠绕交织，这样的情境体现在聂华苓的短篇小说集《台湾轶事》中，形成了迁徙至岛上人的迷惘与怀旧的市井生态。
2.1.1 “台湾人”的“中国身份”
短篇小说集《台湾轶事》收录的短篇小说中，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由大陆迁徙到台湾的。这些人物的身份与聂华苓有着相似之处。聂华苓描述了大陆迁台人员的众生相。他们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时刻想着回到大陆去。
在《爱国奖券》中，聂华苓确认了人物的身份。在描述顾丹卿的住所时，她将目光放在房屋角落里的箱子上，“侧面签条上的字迹已经模糊，隐约可见‘由上海至台湾：顾丹卿’。”通过这样一个貌似不起眼的细节，聂华苓告诉读者，顾丹卿是由大陆而来，且时间已久。纵然来台时间已久，萦绕在人物心间的问题仍然是何时回大陆，怎么回大陆。《王大年的几件喜事》中，王大年说：“这儿一天比一天兴旺；那边闹得一团糟。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大陆了！”“这儿”指的是台湾，“那边”指的是大陆。说此话时，王大年正处于台湾家中尿味、肥皂味、油烟味、茶味、烟味混合的怪味当中。生活如此不如人意，王大年却说“这儿一天比一天兴旺”。他只是借此来安慰自己明年是可以回大陆的。“回大陆”更像是一个自我安慰的说辞。这表明，大陆在迁台人的心中是一个让人魂牵梦绕的家园，是剪也剪不断的思念。而台湾只是一个暂住之地，并非家乡。人的身体虽然在台湾，可是内心认同的的家园仍在大陆。这些人的身份就如顾丹卿皮箱上的字迹一样，虽然已经模糊，但仍然存在，无法抹去。
2.2 “外来者”的流亡
《王大年的几件喜事》《一朵小白花》《珊珊，你在哪儿？》等短篇小说中，作者多采取写实主义的手法，客观的描述了移居台湾的普通市民的生活。这其实是作者将自己的生活经验推及到万千移居者的生活，有着自传性的色彩。进一步地，由于聂华苓本人生活境遇的变化，对流亡生活的感知更加深入，以及受西方创作流派的影响，《桑青与桃红》带着内心化书写的特征诞生了。《桑青与桃红》可以说是一部流亡者的小说。从大陆到台湾，再从台湾到美国，主人公的每一次流亡历程都与作者聂华苓的生活有着同构性。作者自身的流亡史构成了小说的基础，始终作为“外来者”的桑青，她的流亡历程中身份的难以指认性，以及她对身份的抛弃则构成了小说丰满的血肉。
2.2.1 家园的失落
聂华苓经历了从大陆迁往台湾，从台湾迁往美国的生命历程，她以自身的迁徙经历为契机，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理位置的人事风景缀连成篇。聂华苓将她重返大陆的回忆题材作品命名为“三十年后：梦游故园”，足见，无论聂华苓迁徙至何处，祖国大陆都是她内心永恒不变的家园。聂华苓对家园有过误解，有过逃离，然而，少年时期受荆楚文化的浸润，这片土地的自然风貌以及她的成长历程，都让聂华苓对最原初的家园有着深深的怀恋。
然而，聂华苓笔下的家园并不因此就有了天堂的光环。对家园的怀想是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华文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这种怀想在大陆去台的作家文本中存在，在旅美华文作家的文本中亦存在。究其原因，大抵是因为离开家园使人感到孤独，离开家园越远，这种孤独感便越强烈，所以作家才要投身于文本中，塑造天堂般美好的家园形象，聊以慰藉漂泊的心灵。聂华苓的作品不同于一般的怀乡作品，将家园写成温馨宁静的心灵港湾，而是客观的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审慎的审视着曾经的家园。家园保存着的，除了少女时期的美好，还有战时聂华苓受挫、被困的惶恐记忆。聂华苓离开大陆时，正是带着这种惶恐逃一般的奔向台湾。对于聂华苓来说，作品中“外来者”的身份便源于家园的失落。家园的失落导致人内心的孤独，失根的痛楚使人对所在的地域存在不认同，任何“此地”都变成了“他乡”。从聂华苓整个的创作轨迹来看，《失去的金铃子》表达了作者对少女时光中大陆乡村美景的怀念，而《桑青与桃红》对家园的描写则侧重于战乱带给人的惶恐。聂华苓善于书写大背景下人的际遇，当阅读《桑青与桃红》时，我们会感到桑青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无依无靠，四处漂泊，从大陆飘往台湾，又飘往美国，不愧为一曲流浪者的悲歌。
《桑青与桃红》第一部的背景是抗日战争，桑青离开了家庭，与老史流浪于江上。桑青的家庭，是一个父权制的封建家庭，这个家庭并没有带给桑青任何美好的记忆。这时，聂华苓笔下的家园形象已经离《失去的金铃子》中那个世外桃源般的三斗坪相去甚远，为流亡者的生活做了心理层面的铺垫。接着，桑青与沈家纲结婚，二人一起出逃台湾。这里，家园的观念已经扩大，从父母的家园变成了祖国大陆。在台湾，政治上的隔绝使聂华苓再次感到家园的失落。表现在作品中，则形成了《桑青与桃红》中桑青与沈家纲居住的阁楼。聂华苓将阁楼描写的阴暗恐怖：“阁楼的小窗对着街。我们躲在阁楼窗子左边可以看见三号房子的屋顶和围墙……乌鸦从一个个屋顶飞过去。窗子正面对着火葬场的黑烟囱”。视野狭窄、面对火葬场，在聂华苓笔下，《桑青与桃红》中的阁楼与《失去的金铃子》中的家园已大相径庭，这阴暗恐怖的阁楼只能被称作是桑青的“住所”，而非“家园”。阁楼是悬空的，代表人无法感受到脚踏实地的安稳。阁楼又是逼仄而与外界隔绝的，就如同台湾这座小岛一样，切断了与大陆的联系。
第 3 章 从隔膜到融合的文化观念 ..................................... 24
3.1 中美文化的隔膜 ............................................. 24
3.1.1 美国人的中国想象 ..................................... 24
第 4 章 个人色彩强烈的叙事方式 ..................................... 29
4.1 第一人称叙事的运用 ......................................... 29
第 4 章 个人色彩强烈的叙事方式
叙事学具有庞杂的内容体系，本章不对这一整体做过多的论述。在聂华苓小说的写作中，值得关注的是叙事视角的运用，所以，本章主要围绕叙事学中叙事角度这一部分对聂华苓小说进行分析。
4.1 第一人称叙事的运用
传统叙事学将叙事角度分为“第一人称叙事”和“第三人称叙事”，随着叙事学的不断发展，又有学者将叙事角度分为“全知视角”和“限制视角”，“人格化”和“非人格化”，“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本文比较同意的观点是，第一人称叙事是一种人格化的、内聚焦的，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主体的限制视角。
人格化的特征使第一人称叙事更易表达作者的思想，内聚焦的特征使作者更容易展露人物的内心，将上述二者综合，第一人称叙事无疑是讲述自身亲历事件的绝佳方式。
4.1.1 第一人称叙事语言与人物身份相符合
既然第一人称叙事是通过“我”的视角来叙述故事，那么，“我”与叙述者的关系是什么呢？ “若要合理区分视角，首先必须分清叙述声音与叙事眼光。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初，对叙述方式或视角的论述似乎均未将叙述声音与叙事眼光区分开来。‘叙述声音’即叙述者的声音；‘叙事眼光’指充当叙事视角的眼光，就是通过谁的眼睛来看，它也可被称为‘聚焦’于谁，它既可以是叙述者的眼光也可以是人物的眼光。”在第一人称叙事中，叙述声音和叙事眼光往往是统一的，这种情况中，叙述者往往就是作品中的人物“我”。在聂华苓的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作品中，人物“我”的经历与叙述者的经历高度吻合，可以说，聂华苓就是在借用人物来重写自己的经历，叙述者聂华苓往往就是作品中的“我”。
结语：聂华苓自传性写作的个体意义与历史意义
聂华苓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爱荷华的人生经历有着一代台湾市民、海外华人的缩影。作为一位海外华人作家，她将这种自身经历投注到文本中，复杂的身份、文化观念使文本具有了普遍而又典型的意义。另一方面，女性作家的独特身份使聂华苓更加关注女性自我，以女性视角展开的自传性叙述揭示了政治潮流中女性的生存境遇。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妇女解放的议题便被搬上了文化的舞台。然而，最初这个议题是由男性知识分子以“引路人”的身份提出的。后来，有了一部分五四女性作家发现自我、探寻自我，开始了女性自身的叙述。基于女性作家敏感细腻的心理特征，聂华苓以自传性的方式描述了女性的成长、女性的遭遇，以女性话语揭露封建父权对女性的压抑，思考女性主体人格的建构。同时，聂华苓又在作品中融入大的历史背景，摆脱女性作家自怨自艾式的自我倾诉，展现了在宏观的政治潮流中女性独特的命运。
家国动荡带来的不仅是聂华苓个人的伤痛，同时也是那一代人集体的伤痛。聂华苓通过个人生命体验的描摹，折射出了那一代有着相同创伤体验的每个个体的命运，展现了战时一代中国人的心路历程。《台湾轶事》中每个小人物的迷惘都指涉着一个更大的迁台群体的迷惘。《桑青与桃红》中桑青的精神分裂指涉着政治动荡带给人内心的毁灭性打击。《千山外，水长流》中的莲儿的身份问题指涉着每个迫于政治离开家乡的个体所遇到的困惑，整部小说的主题也反映着异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探寻。聂华苓的自传性书写成为了历史政治困境的个体见证，因而有着反思历史、反思政治的特殊意义。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