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格致作品的女性特征
1.1 格致作品的女性主义特征
在格致的作品中,女性主义主要体现为用母性的视角观察洞穿整个世界,从而得到另一种体验。
由于生理上的特点,女性肩负着为人类传承生命的重任,凭借着生育的经验,女性主义作家在对生命的体悟上更为直接更为深刻。散文家周晓枫指出:“男性的写作更靠近大脑,而女性,明显离子宫更近。”传承生命的任务让女性作家多了一分敏感和偏执,也多了一层敏锐和犀利。
格致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母性的博爱和救赎。在《转身》中,“我”面临着威胁,在短暂的恐惧和焦虑之后,母性的慈爱占据了“我”的思想,用母亲般的宽容与理解使袭击者放弃了施暴的念头,在危机关头保护了自己的同时拯救了企图施暴的男孩。
而来自母亲的敏感和保护子女的冲动在《八一家的日用品》表现得更为明显。初为人母的主人公陆鹿因疏忽导致了一场小火灾,电水壶被烧毁。虽说并未造成重大损失,但却给陆鹿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她认为自己和孩子的生活被一大堆易燃物包围,顿时对孩子的安全感到担忧,为此她想尽了各种逃生的办法。最后选定了军官丈夫的军用行李绳,她私下藏起了丈夫的行李绳准备在火灾时带自己的孩子逃生。她在电视上看到了洪灾的报道,认为自己的住所也会被洪水包围,居然准备木料,请木匠为自己和孩子制造救生艇。这些举动虽然近乎疯狂,但作为一个母亲,在孩子可能遇到危险时总会产生这样的忧患意识。《八一家的日用品》(包括内容大同小异的《军用行李绳》、《救生艇》)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但主人公陆鹿所表现出内心活动却是每个母亲都可能产生的,虽然看似荒诞,但是却符合女性的内心,也符合母性的主题。
格致作品中体现出的母性关爱其实并不局限与狭义的“母爱”、“母性”,格致对社会乃至世界的关怀体现在生活的每一方面。可以说,作为女性对社会和世界有多么大的恐惧,她的内心中就对世界和社会有多么大的关爱。在《哺乳动物》中,“我”害怕老鼠,但是又不忍将老鼠处死,特意叮嘱丈夫吴连长将老鼠放生。在吴连长处死老鼠之后,“我”的内心瞬间崩溃,甚至与吴连长大打出手;在《和它在一起》、《珠母贝 1996》等相关作品中,作者将母亲般的爱给予了家中收养的小狗;在《它的孩子,我的孩子》中,作者通过对比童年时拯救一窝出生不久的小老鼠和自己的孩子走失后平安归来,揭示了了母性之爱的伟大和无差别。而最为特别的当属《搭救蜻蜓中的象征》:作者叙述自己搭救被困在蜘蛛网上的蜻蜓的经过的同时,着力描写出蜘蛛网的象征以及自己对蛛网的恐惧,作者解救了蜻蜓的同时,也在某种层面上完成了一次自我的拯救。
1.2 格致作品中对男性的态度
女性散文研究者朱红梅认为:新时期女性散文有着“三道母题”——爱情、母性和自我超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爱情。她指出:“女性文学在近一个世纪的生长历程中,一以贯之,牵涉所有题材与体裁的母题,便是这若隐若现,似真似幻的爱。”
然而,格致在散文创作中有着一个明显的特点:对两性之间的爱丝毫没有提及,或者说,格致在有意识地回避两性之爱。如上文所述,格致散文的题材大多数来源于其自身的生活经验,婚姻生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格致将其2012 年出版的散文自选集命名为《风花雪月》,书中收录的散文按照题材划分为“风”、“花”、“雪”、“月”、“雨”四个部分。其中代表恋爱婚姻生活的部分被命名为“花”,格致自己解释说:“我发现“花”这一景物与我的婚姻有内在联系,比如花会很快凋谢。”这似乎也说明了格致对婚姻、对两性之爱的看法——是生活的必经之路,但却无法长久,即便结出果实。对于“花”在爱情中的隐喻,格致极其推崇的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有着更微妙地表述:“花开了…都是自由的…黄瓜愿意开一朵谎花,就开一朵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 在萧红或格致看来,“花”是自由的,是生命成长过程中自然的产物,两性之间的爱慕之情也是如此,但是无论结果与否,“花”会很快凋谢,而结果与否的责任也不应当由“花”来承担。
与萧红重爱情轻婚姻的自由爱情观相比,格致对两性之爱的态度更为冷漠,更为坚决。格致对两性之爱完全采取一种淡化或是拒绝的态度,这在她的散文作品中或是隐晦或是明确地表现出来。
与格致对外部世界体现出的恐惧相同,格致对于男性同样持一种恐惧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格致的散文作品中贯穿始终。南帆指出:“爱情的典型行为是分享。情人们起初尝试着分享话语、风景、晚餐、财产、居室,最后终于分享了躯体。这时,爱情使情人们沉溺于交付躯体、奉献躯体的快乐之中。一旦情人的爱情遭受挫折,躯体首先会毫不犹豫地恢复私有观念。……退出爱情的首要举动就是庄严地将躯体收归个人所有。”“躯体”的分享是两性之爱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格致的作品在两性问题上的观点趋向于保守封闭,躯体上也对异性显示出排斥。对于格致而言,男性永远对女性呈现出一种“入侵”的状态,这种“入侵”的状态不随着男性在恋爱、婚姻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不同而改变。其原因就在于格致从本质上否定了躯体乃至精神的“共享”。
第 2 章 格致作品中泛灵思想的体现
2.1 泛灵论在语言上的体现
泛灵论在人类的历史上作为最初的系统化、普遍化的思想体系出现,成为了各地区巫术文化的核心思想,而这种思想的中心就是对自然的敬畏和恐惧。原始社会的人类崇拜某种自然现象或是动物,并将自己的情感赋予这些自然事物。而当人处于“原始状态”即幼年时期,也会用泛灵思想看待自身周围的一切事物,将周围的事物赋予生命并予以感情上的交流。这种最为淳朴也最为神秘的感情往往成为艺术家的灵感之源。
泛灵思想和手法正是格致散文的灵魂所在。《线团是个起跑的姿势》中写道“毛线刚拆下来时,那些线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勾弯。那是它们过去的形态,都是一些坏习惯。我无法忍受毛线变成了那样。我用开水来烫那些错误,也就是用一种激烈的方式。这是个残酷的办法,但是你劝说那些勾弯,它们是不肯自己伸直的。毛线的一些经历包括我认为的错误、细菌、病毒,都在热水里死了。毛线干净了,伸直了。它们在热水里转世、脱胎换骨回到了过去。回到起点。回到没有错误的童年。”作者对烫毛线的描写看似是拟人,然而却和普通的拟人描写有着天壤之别。拟人是将作者的思想强加于所描写的事物,所表达的情感或思想来自于拟人的喻体。如:路灯像一个哨兵。在这个拟人句中,所体现的情感(如坚定、忠诚、坚守岗位等)是通过“哨兵”来体现的,这并非是“路灯”所能表现出的东西。而格致在散文中行云流水般地运用了泛灵的手法:先给物体赋予生命(或者说物体本身就是有生命的),再像对待一个有意识有情感的生命体一样与之交流。这是一种超越了拟人的叙述方式,或者说这是一种和拟人截然不同的叙述方式,这也正是格致散文的生命所在。像是这段文本中,线团具有自己的生命,或是组成生命的材料。作者将毛衣拆掉,让毛线在热水中回炉重塑,然后让它回到起点,重新注入生命,准备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作者在赋予毛线生命的同时,自己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掌握毛衣生杀大权的君主和操作毛线投胎转世的神明,在将物体升华的同时也将人升格为神,从而得到另一层体验。
格致这种泛灵化的思维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一处琐事上,一个不经意的细节或是一个顺便提到的语句都被这种泛灵化的思维赋予了生命。用“牛肉”是牙齿的“朋友”描写牛肉美味;用“热油撕咬食物的喧哗”描写食物倒进油锅时的声音,有些显得诙谐幽默,更多则给人以冷酷、惊悚的窒息感。《嫩黄色》一篇中,作者将蚕蛹倒进油锅,只见“这些正在以沉默和一动不动的方式孕育翅膀的生命,在遇油的一刹那,它们竟全都站立了起来!——一齐拼命地向我摇头!那至少有四十几个蛹,四十几个头齐刷刷地立着。它们在狂摇、在大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吓得连连后退,半天不敢呼吸。”作者起初并不相信摊贩“全都是活的”的承诺,直到看到蚕蛹的垂死挣扎时才恍然大悟,并在它们垂死的一刻为其注入了生命,用一组画面感极强的描写给予读者精神上巨大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之下,前文的“我听惯了热油撕咬食物的喧哗,甚至有点悦耳。”显得无比阴冷和残忍。这样强烈的冲击只有在泛灵思想的主导下才能取得如此的效果。
2.2 格致作品中的满族情结
2.2.1.对民族传统的认同和传承
对自己的古老民族——满族文化的追寻是格致作品中的一条主线。作为满族的后裔,格致的作品中有着鲜明的民族印记,虽然她的作品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是琐碎繁杂的工作、家庭生活的映射和提炼,但她年幼时的生活及其母亲幼时的回忆在她创作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格致的散文作品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民族文化情结,可以说,她的作品是现代满族人思想的写照,是对古老血脉的追溯和总结。
格致原名赵艳萍,她的姓氏“赵”看似普通,却是古老的满洲姓氏爱新觉罗的旁支。格致的祖父是努尔哈赤的后裔,他因为豪赌输光了家产,家道中落后被迫迁入吉林乌拉。然而吉林乌拉正是当年努尔哈赤死敌布占泰的领地。格致的祖父为了现实的利益,在布占泰部众的敌意中改“肇”姓为“赵”。然而这种屈尊纡贵的举动只是灾难的开始。格致这样描述道:“然而我们家的那个村子百分之八十是姓常,他们很排外。《乌拉史略》上对于这个常姓大家族有这样的记载:陈汉军正白旗,亦称大户常,该氏为明朝名将常遇春的后裔。”最终,祖父在周围人的反对下迎娶了常姓的汉人女子,在敌意与偏见中开始了乌拉的生活。
可见,格致的危机感是一种血缘上的延续,或者说,这种来自于祖辈的危机感和孤独感与格致的思维特点不谋而合。格致从自己的家族史入手,通过“爱新觉罗——肇——赵”的姓氏变迁,从历史的更迭、部族之间的矛盾之中洞察到现代社会中个体与群体的对立,思索社会中的个体尤其是身处弱势地位的女性的命运。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格致的作品在展示其审美价值的同时,兼具了认知的价值。她用文字让读者感受到了她心中的家族史,并从历史角度让不同的视野相融合,从而使作品获得存在的终极意义与价值。
不仅如此,格致还从自己的童年记忆和历史考据入手,用自己的民族情结充当线索,为古来的满洲文明注入新的活力。在格致的作品中,眷恋于传统生存方式的满洲原住民成为了古老文明的传承者和民族精神血脉的载体。研究者刘涵华指出:“据有关资料记载,自明代以来,散居在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南迁到吉林乃至辽宁的东部和北部,他们有的进入农耕社会、有的仍以渔猎作为生存方式。格致的祖辈因临近乌拉河而保留了古老的渔猎方式。”
第 3 章 格致作品中对死亡的恐惧 .................................... 20
3.1.对于死亡和异化的恐惧 ....................................... 20
3.2.格致作品中揭示的暴力问题 ................................... 21
结 论 ............................ 25
第 3 章 格致作品中对死亡的恐惧
3.1.对于死亡和异化的恐惧
对周边环境的不安,对自身和子女生命安全的焦虑以及对死亡的恐惧是格致散文的另一个主要思维特点——或者说是格致散文的一大主题。
毕光明指出:“在一个处处潜伏着危险的世界里,女性的生命显得更为脆弱。对付这个世界,女人的手里不得不拿着两头尖锐的武器。这武器,一头是爱、同情与悲悯;一头是警觉、愤怒与质疑。”事实上,这种武器的两头是同根所生——爱与悲悯是警觉和恐惧的根源,而警觉和恐惧、多疑是爱与悲悯的外在体现。我们不妨将格致对死亡的恐惧看作是格致对生命的热爱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在散文中表现得更加尖锐,给读者的冲击也更为强烈。
格致散文中对死亡的恐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真正的死亡,另一个则是人的异化。在现代社会中,人的作为个体以及社会的一员,要想延续生命就必须要牺牲自由意志向所在的群体服从,这也正是异化的根源。为求生存而向群体做出妥协,接受这种异化从而延续了物质上的生命,但是与此同时,生命在精神层面上则会渐趋死亡。对于格致来说,死亡是异化的最终表现,而异化则是死亡的本质。对死亡恐惧就是对异化的不满、警觉和抗争。
如上文所述,泛灵思想是格致的散文的基础,如果在万物有灵的视角观察周边的世界,所有物体都具有自己的思想和生命,也都会面临着死亡。格致散文中的世界,是一个充斥着生命的世界,也是一个充斥着恐惧的世界——生命存在一刻就一刻不能断绝对死亡的恐惧,直到彻底的异化到来。在格致看来,人对自然的探索和改造的本质就是使自然异化:“每一棵都是另外一棵是否整齐的参照。树看似单独站着,但同距它最远的那一棵、它看不见的 1000 米以外的另一棵,长在一条直线上。它们是一行树,谁都不是自己。水稻田里的情况同路旁的树相似。先是株距和行距,然后是田埂。
结论
格致的作品以独特视角和冷酷的叙述让人为之一振,在赞叹或批评格致问题上的突破、思索格致所提出的两难选择的同时,往往容易忽视格致作品中独特的思维方式。
我认为格致的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独特的着眼点,而格致独特的着眼点则来源于她多年生活经验中积淀的思想特质。这也正是本文中所论述的三个问题——女性主义、泛灵论思想和对死亡的恐惧。
女性主义是格致思想的根本。格致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的生活经历似乎就是女性作家的标准素材:生于乡村;家中有多个兄弟姐妹;父亲英年早逝,只留给格致一个高大完美的背影;母亲独自撑起整个家庭的生计,由于孩子太多无法给予格致足够的关爱,这且不论,在格致和弟弟一同高烧不退的时候,母亲艰难地选择了弟弟而放弃自己。格致的童年充斥了苦难但也生活在快乐之中,乡村的生活让格致在与大自然的亲近之中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同时,早慧的格致也过早的洞察了世间百态,体会到了人情冷暖。成年后的格致先后担任乡村教师和公务员,在青年时代体察到了独特个体的异化和生活的平庸、繁琐。然而在其中延续,丝毫没有改变的就是对万事万物的母性之爱,女性的身份给了格致敏锐的目光和脆弱的神经,同时也让生命和关爱成为格致作品的母题。
万物有灵论是格致的精神信仰。这来自于格致满族后裔的身份,是格致对家族历史追寻的结果,是格致对父辈生活的体悟和认同。同时,格致童年的乡村生活和孓然一身的青年时代也是她泛灵思想的成因。
对死亡的恐惧是格致作品中贯穿始终的主题。格致从来都处于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状态,作为社会的个体,她对自己的生命担忧,她对突发的暴力担忧,她对能潜移默化且干净利落地摧毁生命个性的异化担忧;作为一个母亲,她为自己儿子的生命焦虑,她自己身处平庸的家庭生活中,在生活的压抑下心中的坚毅和不屈无时无刻不在酝酿着下一次爆发。
参考文献(略)
格致作品的思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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