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紧随其后的丁玲、张爱玲、萧红、梅娘、杨绛、菡子等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创作出了大量优秀作品，从社会和时代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和追求女性作为人的价值和意义。历史演进到新时期，经历浩劫之后的中国女性文学逐渐恢复了生机，女作家们为了反抗传统赋予女性的文化宿命而再次发出了激烈的呼喊之声，形成声势浩大的女性文学浪潮。为了走出女性叙事的窘迫，建构全新的女性叙事话语，女作家们开始尝试对男性叙事作出叛离。谢冕在 1998 年重庆召开的“女性文学话题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谈到：“要是说，中国当代作家在个别和总体上都未曾作出超越他们前辈的成就的话，那么，当代的女性写作是个例外——她们的性别写作以及揭示女性独有的私秘性，是对历史空缺的一次重大填补。”
①事实上，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使中国的女性写作在不同维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同徐坤所言：“90 年代，是多元文化历史现实的到来，有更多的一直在文化的边缘上默默行走着的女作家，更注重挖掘遮蔽在‘人’的解放旗帜下的‘女人’的自我发现”。②女性作家们以更加执著而顽强的文化姿态不断提升自身对“性别意识”的理解程度，以更加自信成熟的文学创作同“男性中心”的父权文化传统进行着不妥协的抗争，围绕“话语权”，坚定捍卫女性独立的性别立场和精神空间。在她们看来“女性主义者具有评论妇女绝对的权力，女性的生存经验只有被自身感觉到。”③这种极具颠覆性的写作姿态，其目的在于“走出男权主义藩篱”，建构真正的女性话语。这种写作向度的获得既与中国女性在历史、现实中的处境不无相关，同时又是深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所浸染的结果。虽然表达姿态难免会有些偏执，但却使素来温婉的中国女性写作获得了一种力度与深度。这种极具自觉意义的“女性主义”写作成为九十年代女性写作中最为引人瞩目、最具冲击力的一道景观。回到自身来挑战、颠覆男权话语，纠正男权话语书写女性的偏差，在这条路径上，九十年代的女性作家对于女性自身的书写，又朝着两个方向发散开。一是以女性个体“她”为本位，对于女性身体的书写，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笔触描绘女性生命本体，从岁月的深渊中打捞起女性的深层生命体验；一是以女性群体“她们”为本位进行的，对于母系历史的重塑，试图在既往的、以男性为中心的阳刚谱系之外谱写女性的生命血脉链条。不同向度的女性表达共同孕育着同一种效应，每一向度的表达都试图寻找到困境中的救赎。身体写作成为九十年代女性写作在某一向度的标志。埃莱娜·西苏这个法国女性主义者的名字，已成为九十年代中国女性写作路程上的指示灯，其代表作《美杜莎的笑声》几乎成为身体写作的圣经。埃莱娜·西苏认为“妇女必须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象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正是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这身体曾经从她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的是这身体曾经被变成供陈列的神秘怪异的病态或残亡的陌生景象，这身体常常成为了她的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被压制了。”西苏激情满怀地呼吁：“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看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在她的激情呼吁下，陈染、林白、海男等女性作家以坚持决绝的姿态面对女性之躯，以血代墨，堪称九十年代女性身体写作的先驱与代表。林白在《一个人的战争》中以前所未有的言说方式，展示了女性对自己身体在传统文化赋予的漠视之外的自我珍惜与热爱。林白的坦言，使在文化底层汹涌的女性身体能量得到了释放，使现存的男权文化赖以生存的根基产生激烈的动荡。陈染在对于优雅的知识女性的恍惚、迷离的生活方式的叙写中表现出了女性生命欲望被扼制的困境与尴尬。她力图在对女性身体的书写上，去除男性视点的遮蔽，给予自己的解释。而海男，则更是干脆彻底地置威严强大的父权制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于不顾，忠诚于女性生命本体的神秘感召。其作品，无论是《疯狂的石榴树》，还是《人间消息》、《没有人间消息》都表现出了放逐父权象征秩序的制约力量之后女性的生命流动。林白、陈染等女性作家所进行的这种突破规范禁忌的身体书写所具有的颠覆性是显而易见的。她们在“一个人的战争”和“私人生活”中传达出女性生命本能与现实的矛盾和困惑，她们以惊世骇俗的语言和意象对男性社会的道德话语进行凌厉的攻击，对传统男性视点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改写。但这样的写作所具的局限性也是无法忽视的。首先，这种以拒绝和反叛为旨归的身体写作，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不无暴露的书写之后，将会发现自己“赤裸裸站在天底下”。这样的境遇是尴尬的，也是难堪的。再者，这样的身体写作中流露出强烈的同性欣赏意识，在对男性的规避中，透显出浓厚的“给女人”意识，不自觉间丧失了本应该具有的思想批判深度，而几乎成为纯粹的自赏自慰。于是，就在这些女作家试图使长期被男性文化遮蔽住的女性文化重新浮现的时候，“被看”的尴尬也相伴而至。戴锦华就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担心：“90 年代女性的个人化写作，有一个必须警惕的危险。我个人有一种十分困惑的心理，一方面，不同于、不屈服于、不模仿男性写作的女性写作是我们一直在期待的；女性不妥协于经典文学规范进行近乎女性自传的写作方式，也是女性文学的出路和前景之一。但在 90 年代的文化现实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危险在于，女性大胆的自传写作，同时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所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商业包装和男性为满足自己性心理、文化心理所作出的对女性写作的规范与界定，成为一种有效的暗示，乃至明示传递给女作家。如果没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女作家就可能在不自觉中将这种需求内在化，女性写作的繁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繁荣，就可能相反成为女性重新失陷于男权文化的陷阱。”
事实上，在九十年代后期，这种危险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卫慧、棉棉等女作家的写作，给九十年代女性写作带来了新的质素，也带来了更大的分歧。她们用当代城市化的消费话语，演绎一幅幅新鲜而有刺激性的生活景观，怪模怪样的主人公，各种情感冒险和幻想，对感性肉身和刺激进行自然主义的渲染。作品中大量陈列不加修饰的性爱场面，与性有关的露骨字眼随处可见。手淫、口淫、同性恋、人畜恋等畸形性爱描写的出现，将身体写作推向了极端。在身体写作的潮流中所遭遇的依然是摆脱不掉的“男性视点”, 在强大的商业化语境下，对女性生理的窥视和情感隐私的曝光，使这一时期“女性写作”丧失应该有的文化价值，女性群体的文化需求似乎永远遭到“放逐”，显露出其无法弥补的先天缺陷。卫慧、棉棉等人把对个人情感和欲望的表达视为写作的终极目的，为此，她们不惜成为被男性世界“偷窥”的对象。她们这种貌似大胆的“胴体书写”，只是在埃莱娜·西苏的理论诱导下表现出一种抗争的姿态，但事实上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去解放女性的精神与身体。
目 录
1 引言................................................................................... 1
2 诗性的凝练............................................................................. 7
2.1 从“黑夜”到“虹”的变迁 ......................................................... 7
2.2 走出欲望的喧嚣 ..........................................................................11
3 智性的谛视................................................................................16
3.1 智性叙述下的人类生存境遇..............................................................16
3.2 内敛的表达 ...............................................................................20
4 隐性的对话..............................................................................24
4.1 自我与世界 ..............................................................................24
4.2 自我与两性 ..............................................................................30
5 结语............................................................................................34
参考文献.............................................................................................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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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毫无疑问，是我们所处的历史坐标系的特殊位置使这一研究成为可能。世纪之交，对百年沧桑的清理成为我们迈向下个世纪的起点，与此相比，我所关注的只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样一个短暂时期。中国的女性文学在几千年的文学史中蛰伏已久，悄然萌发、长大，也正与这百年的流动脉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约而合。可以说，既有中国传统女性文学因子的生长，又有西方外来女性意识的激发，才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在这百年之中得到快速成长。从秋瑾、冰心、冯沅君到丁玲、张爱玲、苏青、到张洁、张辛欣、王安忆到陈染、林白、再到卫慧、棉棉，中国女性文学绵延而至，时至今日，仍不是一棵参天巨树。“她”的生命力蔓延着更似藤萝，数千年被压抑的生命力以各种方式朝各种方向奔突不已，生机勃勃。在人文知识分子的感叹中，九十年代比八十年代更为失落，启蒙叙事在社会变革中丧失了中心位置。而对于女性文学而言，这却成为一次不期然的解放——尽管，我们仍有理由对这一解放的真实性、深刻性保持质疑。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并未呈现出一个如何完美的面目，却极富生命力。当我们走入文本丛林，恍若置身于一场盛大的舞会，她们身着不同衣衫，环佩摇曳，依着心中的节拍，踩出不同的舞步，轻舞飞扬的轻灵、生命放歌的狂放、或是自由飞翔的向往，都成为“她”独具特色的姿态，让人凝眸之后又久久难忘。然而，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拥挤着许多的文化断裂与错位。一方面，女性确实是实现了对自己身体乃至更为广泛意义上的解放，但又身不由己的陷入了种种困惑与焦虑之中。
参考文献
[1]谭湘记录整理，《“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前景》，载《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9 年第 3 期
[2]徐坤，《双调夜行船》，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 3 月
[3]戴锦华、孟悦，《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 1 月
[4] [5] [17] [18] [29]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
[6]戴锦华，《犹在镜中》，知识出版社，1999 年 6 月
[7]陈晓明，《专业化小说的可能性》，《南方文坛》，2002 年 3 月
[8]爱森卓著，杨广学译，《性别与欲望：不受诅咒的潘多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