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在了解女性主义之前我曾经问过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女性文学可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成为一个学科分类?于是，女性文学开始逐渐进入我的视野，似乎很难从本质上寻找到一个确定而稳固的答案，又似乎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一个历史情境做解答，女性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是受到较多贬抑的一群，她们在男权中心文化的边缘地位，女性文化在整体文化中形成了一种集体的经验，使得女作家可以超越时间与空间而形成彼此关联的一群。女性在历史上的“失语”，与她们“第二性”的存在处境联系在一起。她们的困境，是性别的困境，是缺乏自我言说与表达的困境。女性对话语位置的要求，与她们对主体性的追求有关。女性争取写作权力的过程，也是她们“人”的意识复苏的过程。当女性不能讲述自己的时候，她只是“空洞”的符号，寄生于男性叙事文本中。只有当女性自我言说而不是“被言说”的时候，那些被男性中心话语遮蔽的女性经验，才能“浮出历史地表”。作为女性，我知道自己的两种属性，自然的和社会的，这两个属性构成了我目前的身份，如同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作为女性，在文学研究中我无法回避对女性议题的关注。我关注女性作家的作品和女性文学史的建构，尽管我知道这只是一个研究的初始阶段。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问题，女性需要书写的是一种已经存在过的历史的无意识。女性主义在今天已经是遍及世界各个领域的话题，对于期许改造父权话语的女性主义而言，文学话语是一个需要突破的山头。因为就文学本身来讲，它记载了人类历史、社会的踪迹和人类理性和感性的轨迹，也相对的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可以颠覆和重新梳理的场所。女性文学是以解构为使命的文学吗?显然不是。
女性文学如果只是简单的把男性作为一个对立面来设置，就很有可能是致命的圈套，陷入男性中心话语樊篱之中，往往不自觉的情况下就被它们带到了词语的“他方世界”，反而制造了另一种话语权威。迄今为止，女性写作为寻求摆脱男性中心话语控制的努力，可谓前赴后继，可是女作家如何在事实上仍是男性中心社会的处境中找到既不媚俗又不仅仅是反抗、斗争的写作心境?如何达到性别意识和文学意识的双重自觉，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西方不同，并不在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但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往往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地位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很少从文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等视域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离了诗性观照，成为更趋近于社会学的批评。我认为，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不只是提醒女性文学的自立和女性的地位，而是解读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女性写作在以往的文学史中的每个阶段都有呈现，随着中国女性对自己的性别有了更深入的自觉，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进一步推介，女性在直面人生的书写中更有力度，在追寻自我价值的表现更有深度，也更为大胆。再加上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进入一个“无名”的年代，在没有统一的宏大的主题的时代里，在文学中的非文学的功能比如政治和道德，逐渐淡出文学评判标准的时代，文学表现多元化给了女性文学极大的创作空间，更为自由表达个人面对世界时内心的感受。1995年第四次妇女大会在京召开也带来了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丰富多彩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众声喧哗。
1995年是中国大陆女作家最为风光的一年，各种各样的女性文学专题研讨会接踵而至，不下百种的女性文学专著竞相出版，仅丛书就有四套，分别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辣椒”散文丛书，北京华艺出版社出版的“风头正健女才子”小说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红婴粟”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她们”小说、散文丛书。像林白所说“这一年所有女作家的运气都格外的好，每个人出了七八本书，她们不断的拿到自己的新书，又不断的领到自己的稿费，她们兴高采烈的聚集在一起。”①在女性写作体验了难得的高潮之时，女性文学的研究专著也层出不穷，蔚为壮观。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次印刷)，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4月)，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等等。一方面大量出版女作家10年来积累的创作成果，另一方面大量介绍西方女性主义几十年积累的思想资源，不免会陷入一个谜团:如果单纯套用理论资源阐释女性文本，必定会忽视女性话语的自身建构过程，使女性写作出现了雷同与概念化倾向。经过90年代中期繁华过后，很多女性作家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反思，女作家、女诗人、女学者是否始终情愿被仅仅围囿于“女性写作”的樊篱?是否被外来的理论和性别标准牵引着自己的写作?李昂曾经说，一个作家需要提防在评论家的趣味中迷失自己。无疑是很正确的忠告:一个作家不能为外在
的目的牺牲最宝贵的自己。
目录
综述························1
第一部分话语的开辟—90年代特别的女性情境·························4
第二部分对90年代女性文本中的女性关系的解读··························8
第一章母女关系一母系家族的浮现·········································9
第一节母亲:你是我全部，我是你的延续····························12
第二节两个孤独女人的尴尬··········································18
第三节扭曲的母性············································22
第四节对书写母性历史的反思··············‘·······‘··················28
第二章复杂丰富的姐妹情谊········································29
第一节同性友谊一一通往幻灭的道路·····························30
第二节同性情谊一一结合另一个自我·································34
第三节同性之爱一一划向孤独的方舟·····························37
结论·······························42
结论
在强大的父权社会传统中，女性是属于失声的集体，没有话语的权力。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鲜明地表示出争夺话语权力的欲望，女性生命和女性体验需要表达，需要依赖写作的上的语言意义来实现。90年代女性写作在建构女性话语和塑造真实可信的复杂女性人物上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正如荒林所说:“女性写作要背叛的是女性从来被讲述的命运。为求得经验世界中真正的女性(而不仅是理想女性)，女性写作要求重返自身，无论是孤独、恐怖、觉悟、疯狂、失望甚至是彻底的物化，对女性经验的强调，介入真正妇女经验的深广变及其获取对应话语形式，可以说是衡量女性写作成熟与否的标志。”①“在文学史上司空见惯的由男性作家作为女性代言人来表现女性经验的时代里，女性作家能否夺回这个领域的发言权，我以为至少是女性文学成熟的标志之一。”②女性文学在反映生活方面表现出充满个性特点的东西，涉足男性不能够涉足的领域，展示了文学丰富的视角和女性真实的生存处境，这些作品的确揭示了一些被长期遮蔽的一方面，比如欲望、快乐、对生命和身体的关心，对母系谱系的历史书写，女性之间的同性友谊等等，都是支撑平常人生活中的重要领域。女性作家把她们独有的感受带进公共文化空间，给人们极多的思考和想象的启示。另一方面，女性文学还远远没有摆脱自身对男权话语优势地位的迷恋，这种现象是以一种异化的方式存在的，女性为了摆脱“第二性”的屈辱地位，一些作品不惜全盘接受男性对世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或者全盘否定男性存在的必要。女性写作到了“母亲史”的时间中，父亲就被从时间中驱逐了出去。正如姐妹情谊的故事中，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故事无法连续一样，男性都是怯懦、虚伪、不负责任的。这在当前也许是一种无奈的存在，但是如果女性文学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与男性抢夺话语空间的霸权地位，而不在于实现女性自身心灵与身体的解放，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参考文献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二性))，西蒙·德·波娃著，桑竹影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一间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亚·伍尔芙著，王还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
《浮出历史的地表》，孟悦、戴锦华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工993年版。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盛英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陈顺馨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史论》，林丹娅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紫色》，艾丽丝·沃克著，杨仁敬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