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传播“反话语”空间的冲突机制 ——以北京雾霾报道为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环境问题的敏感期，在经济转型的巨大压力之下，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屡屡成为舆论风暴的焦点。可以预见的是，由环境问题引发的舆论关注和社会矛盾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会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而另一方面，我国通过司法渠道解决环境纠纷的能力欠奉，越来越多的生态环境问题传递出不健康的社会信号，在此过程中，来自网络舆论场的争议和讨论反而成为一种潜在的情绪宣泄和政策倒逼的途径，这使得民众的诉求渠道也开始发生偏移。
与此同时，舆论场的生态环境也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媒体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形式，早已成为社会公众新的话语平台，并且逐步从影响甚微的边缘地位走向舆论的中心，成为各类环境议题发酵演进的重要影响因素和舆论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舆论场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促进了公众的自由表达，改变了网络舆论场与社会舆论场的话语权结构，也导致舆论场的话语博弈和撕裂现象日益频繁。
就北京雾霾报道为例。据统计，自 2015 年 11 月 2 日起至 12 月底，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地区一共出现了 7 次雾霾天气过程，并历史上首次启动空气污染红色预警。单双号限行、中小学停课、污染企业停业……生活在“云雾缭绕”中的北京市民深受其扰。面对犹如牛皮癣般挥之不去的重度雾霾，2000 万市民在网络舆论场上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汹涌吐槽。由此可见，关于环境的讨论早已不仅仅局限于生态话语内部，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修辞，一个过程，一个跳板，他的落脚点往往可以指向某些社会深层次的话语内容，形成一股“反话语”的新势力。
本研究旨在通过传播主体在官方和民间舆论场中针对环境事件产生话语冲突的表征、主因及权力关系机理分析，进而重构环境传播机制和新模式，完善媒介环境风险话语建构，从而创新中国环境传播的范式和舆论引导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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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理论源流与文献综述
一、关于环境传播的研究
环境传播研究在西方国家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之后，一直存在现实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两条路径。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 卢曼在《环境传播》中最早提出环境传播的概念，他从认知论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将环境危机定义为“社会”与“自然”产生深度关联或裂变的中间纽带。Hanniga，Yearley 等学者认为环境影响最大的现实问题是被某些组织或机构最有效地推至公众意识中的问题。
环境传播建构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 考克斯提出了环境危机传播的研究路向，他认为环境传播可以在环境危机管理与传播领域“大做文章”，并第一次将环境传播推向了“学”的层面。他的另一个贡献是对环境话语修辞的研究，他认为环境传播是借助特定的叙述、话语和修辞等表达方式，进一步表征或者建构环境问题背后所涉及到的政治、文化和哲学命题。詹妮弗 汉密尔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众对于环境危机的判断更多地依赖于文化理性。
关于环境传播的话语研究，学者的研究聚焦在为探索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主导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环境话语及其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约翰 德莱泽克从话语与政治的角度提出了生存主义、环境话语的九种环境话语类型。坎特尔和马斯卢克则从底层“身份”、“权利”与“距离”的角度出发，开创性地探索环境反话语视野中生产的“草根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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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环境传播新范式

第一节 环境传播与风险社会
环境传播和风险社会是两个无法分离的概念，它们的核心都是不确定性，所以要研究环境传播就要通过与环境传播相关的社会体系中的其他部分来阐释风险性。
所谓的风险，是现代化的产物，正如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风险的诞生往往是与不断发展中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的2。环境风险可以分为外在风险和内在风险，所谓的外在风险，指的是传统的不受人类控制的自然灾害和生态问题，由于外在的环境风险属于不可抗力，它的发生也被视为常态而又合理的，因此外在风险并不在风险社会的基本范畴之内。而内在风险，又称为人造风险，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甚至支配自然所导致的生态副作用。也就是说，当自然灾害和生态问题不再是“听天由命”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人的决定时，才谈得上真正的风险。
风险的诞生往往伴随着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而发生，风险社会是由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自然风险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环境传播也不单单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和人文社科范畴的任何一种，它作为一个全面而复杂的要素普遍的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关系网中，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一切以环境为出发点的议题建构所能涉及和影响到的领域。基于权力冲突的政治风险与基于利益冲突的经济风险为自然风险创造了生根发芽的沃土，而自然风险的蔓延也会反过来削弱边缘群体的政治参与权利，侵蚀社会主体的个人利益。
就以北京雾霾为例，雾霾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国家解决环境问题的迫切性，还包括了由于雾霾所引起的舆论冲击、社会的不稳定等风险因素，实际上对雾霾的报道所引起的社会反应正是环境传播在社会关系网中所造成的影响的体现。北京雾霾表面上是生态环境问题，但本质上是中国经济转型所引起的“并发症”，里面还牵扯着公权和私权的矛盾，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包裹以及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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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环境政治与社会公平
毋庸置疑，社会公平和公众参与是政治学术语，而环境传播不仅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搭建了良好的议事平台，还在潜移默化中启蒙和培养着公民意识的增长。具体而言，由于环境问题和社会公平牵扯到公民的日常生活，环境风险和生态危机更是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问题，因此在相关议题的讨论中，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会被充分调动。显然，基于环境问题出发逐步培养并沉淀下来的环境意识，具有进一步泛化的意义，可以转化为维度更广的公民意识和政治参与，而这种正在成长中的公民意识又可以有效地解决信息失衡或信息闭塞所导致的社会歧视和社会不公。
具体就北京雾霾而言，单双号限行、高耗能产业停产、北京相对于周边地区的红旗效应等等，其中牵涉的社会不公就包括了：阶层不公平、城乡发展不公平、区域发展不公平、产业链不公平等。种种条件的不对等，使得市民自发行动起来，在主流话语的强势逼迫下，通过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上持续发声和吐槽，启动一系列公共修辞策略来制造话题事件，以事件营销的方式完成网络舆论的生成和传播，进而迫使政府重新审视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和政策方针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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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环境场域话语冲突机理分析 ........................... 8
第一节 主导性环境话语与对抗性环境话语......................8
第二节 官方话语场域与民间话语场域.........................9
第四章 北京雾霾报道中的反话语空间冲突机制.............................. 11
第一节 北京雾霾两月舆情总体分析....................12
第二节 “雾霾砖”助推北京雾霾反话语空间的形成..........................19
第三节 雾霾红色预警：舆论场的话语权博弈..........................31
第五章 “反话语空间”的生成机制 ........................................ 40
第一节 “能指”与“所指”的历史性流变是“反话语空间”生成的先决条件.....40
第二节 “反话语”具有“主导性话语”不可比拟的政治安全性和公众参与度.....40

第六章 建构环境舆论引导新机制

第一节 着眼长远利益，促进政民互信
上文的舆情倾向性分析较大程度上反映出各方在面对北京雾霾等环境传播议题时的利益诉求存在较大分歧。环境传播的背后往往是各方利益的博弈，这其中有公权与私权的博弈，如政府追求的是政绩和经济发展，企业强调的是商业利益最大化，民众关注的是健康安全权利和衣食住行的舒适程度；有中央与地方的纠葛，如北京的市民认为河北等周边地区的重工业污染是造成华北地区雾霾重污染的主要原因，河北等周边地区则认为北京人“站着说话不腰疼”，不同地区贫富水平的差距导致各地在认知观念上也存在偏差；有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冲突，比如代表官方声音的传统媒体在环境传播中以正面报道为主，强调政府的业绩和执行的成效，而代表民间话语的新媒体则多以戏谑、调侃的口吻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对雾霾原因的追问和对政府工作效果的质疑。
我们注意到，不单单是北京雾霾的环境传播中存在这样的利益分歧，在近些年发生的多起生态环境话题，尤其是那些对公民生活和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和威胁的事件中，主导性话语与反话语之间仿佛一直存在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这实际上是主导性话语在为过去粗放式的舆论引导方式埋单。
然而，环境传播中充斥的政民之间的不信任情绪只是短期利益的诉求分歧，从根本上来看，各方的长远利益都是一致的，无论是官方话语还是民间话语，两者本质上都是希望环境污染问题早日解决。因此，问题主要就出在良性沟通和理解互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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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
主导性话语在建构环境舆论引导新机制的过程中，要避免单向灌输、宏大叙事、正面为主的宣传路径，要回归“公民本位”的根本出发点，坚守理性负责、科学严谨的核心价值，并不断创新话语表征方式与修辞策略，用实打实的环境治理行动和效果防止舆情“决堤”。而建立在“能指”与“所指”的历史性流变之中的反话语具有主导性话语不可比拟的政治安全性和公众参与度，同时戏谑化的表达方式与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都更加符合公众的心理认知结构。反话语的冲突机制一方面使得主导性话语的公信力和合理性成为“易碎品”，主导性话语的权力体系在反话语的质疑声中逐步消解，而另一方面反话语也在自己的智慧积极动员社会力量。但面对现实，当下中国的反话语空间冲击机制仍然不够成熟。主导性话语和反话语在冲突对抗和融合互助中共同成长，这将会是中国的环境传播话语建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的主旋律。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