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仪式观视域下灾难事件电视直播研究——以央视地震直播为例

第 1章 传播仪式观理论及其发展概述

本文是以传播仪式观理论作为基本指导思想和研究路径，因此基于本选题的研究需要，首先对传播仪式观思想的理论源流和发展演变进行梳理和概述，以便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与把握。同时对本选题所涉及的相关核心概念—“仪式”、“传播仪式观”、“现代媒介仪式”等仪式理论进行解读并把握其内涵，在此基础上分析探讨了现代媒介仪式环境的形成机制，为后文系统的分析论述提供理论支撑和研究支点。

1.1 仪式理论的解读
仪式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作为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仪式从原始社会就开始出现，如神秘的巫术、图腾等古老的仪式以及祭祀、丧葬、祭祖等传统仪式。由于仪式对人类社会和宗教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仪式研究已经成为人类学和宗教学的重点研究领域。然而，关于仪式的定义学界一直众说纷纭，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阐述得出的定义也不尽相同。随着仪式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到社会世俗领域，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化仪式，从而使仪式的意义日益呈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
1.1.1 仪式研究的起源
仪式的起源与宗教有着不解之缘。我们知道宗教思想来源于原始的自然崇拜，对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存在的信仰。据考古研究发现，在旧石器时代的原始群体的生活遗址中就发现了宗教的痕迹。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类的认知水平尚处于一种混沌状态，无法与强大的自然力量相抗衡。如风、雨、雷、电这些大自然所展示出来的强大力量，在人类看来是一种恐怖，更是一种非凡的奇迹。这些自然的奇迹又似乎具有一种永恒性，能够反复的重现，让人意识到这种自然的神奇与不朽，从而产生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不可否认自然力量远远超越了人类自身的力量，同时也极具有破坏性，但对于人类而言它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存在。对此，缪勒用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进行了说明，以火为例，无论是来自闪电还是砖木亦或是岩石的撞击所起，都往往会带来破坏，但它也会给人带来温暖和光明，帮助人抵御严寒，也可以作为自身防御的武器，更可贵的是它使人类从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逐渐步入到文明时代。正如缪勒所言，“自然的各个方面，都足以使我们的内心强烈感到有一种无限始终包围着我们、支配我们，而宗教正是从这种感觉中引发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学者关于宗教起源的论断不尽相同，比如说泛灵论、图腾崇拜等宗教起源学说。但无论是自然崇拜还是图腾崇拜，都共同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物所蕴含的一种神秘力量的崇拜与信仰。当这种模糊的宗教崇拜观念一旦产生，便需要借助一种表象化的行为显现出来，当模糊的崇拜观念逐渐的明晰，他们所借助的那套信仰的行为表现也逐渐固定化，成为了周期性可重复的仪式。

1.2 传播的“传递观”到“仪式观”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家詹姆斯·W·凯瑞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念:“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传递观强调传播的控制目的与效果研究，因此，在经验主义传播研究领域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对此，詹姆斯·W·凯瑞认为，传播的传递观是从经验主义出发，借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对传播行为进行目的性的检测与评估，具有功利性、表面性与机械性等缺陷，传播远远不只是传递观意义上的信息空间传递和接收那样简单。传播是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文化过程。从文化层面来看，传播与文化人类学中的仪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关系到现实社会的维系、信仰的共享以及人类文化世界的建构。基于此，詹姆斯·W·凯瑞从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出发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他超越惯常的经验主义研究局限，将传播看作是对现实的仪式性建构，旨在探究传播更为深刻的意义所在，从而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新思路。
1.2.1 传播仪式观的理论来源
詹姆斯·W·凯瑞的传播仪式观思想的来源主要来自于杜威、英尼斯以及格尔兹的传播理论。可以说凯瑞的传播仪式观思想是这三位传播学者的理论继承、发展和升华。
杜威是早期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关于传播本质的理解为凯瑞的传播仪式观奠定了思想基础，凯瑞自己也说过，他最早研读传播学著作，就是从约翰.杜威开始。杜威最先意识到，共同（common）、社区（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三个词语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即人们通过某些共同事务形成一个社区，而传播即是人们拥有这些共同事务的方法。由此他提出了“传播即共享”，通过共享意义实现“社会建构”的传播思想，这也成为了传播仪式观最直接的思想源头。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大启发在于提出了媒介偏向性，以及对媒介技术与文化、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探讨。媒介偏向论认为，媒介可以分为时间偏向性媒介与空间偏向性媒介。时间偏向性媒介如石头、羊皮纸等有利于保存，适合知识的纵向传播，容易对媒介进行掌握与垄断，有利于建构权力中心的权威和组织的等级制度。但难以实现远距离传播，从而又会限制权力中心的扩张以及对边远地区的控制。空间偏向性媒介则适合远距离大范围的传播，却不易长期保存，因此不利于知识的传承，却有助于政治统治的强化与帝国的扩张。

第 2章 灾难事件电视直播的媒介仪式化特征分析

2.1 灾难事件电视直播报道形式的仪式化
从汶川地震超常规模的电视直播到雅安地震直播报道的快速反应，灾难事件电视直播报道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应急预案和相对固定化的报道模式。从传播仪式观视野来看，无论是幕后的程式化直播报道机制还是电视直播报道的呈现形式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媒介仪式化特征。
2.1.1 依序展演--灾难事件直播机制的程式性
众所周知，“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不到一小时，央视随即打开了电视直播窗口，5 月 13 日 11 点 15 分，央视新闻频道就第一个播出了震中地区北关的灾情现场画面。雅安地震发生后，媒体的反应更加迅速，灾害上午8点02分发生，9 点 18 分直升机就已经进入灾区搜集信息，使我们第一时间就能看到灾区现场的航空遥感影像。综合两次灾情电视直播来看，以央视为代表的电视媒体都做到了第一时间公布灾情、发布权威信息、沟通政府与民众、跟进报道抗震救灾进程，可以说媒体报道尤其是电视直播越来越接近真实、客观原则。但深入分析后可以看到关于灾难事件的直播报道都是按照一套固定的仪式化程序和模式所进行的。例如，在央视两次灾难事件电视直播中，都采用了相同的固定化报道方式，即主持人口头播报，滚动字幕，演播厅与现场的电话、视频连线，现场采访，专家访谈五种方式。针对不同的内容采取不同的播报方式，各种新闻简讯、述评一般由主持人口头播报，有关政府机构等部门的公告、提示以及寻人信息等则以滚动字幕的方式进行发布，关于救灾过程中所遇到问题一般采取专家访谈的形式给予解答，而最常用的则是通过电话、视频连线进行记者现场采访的报道方式，对灾难现场以及救援进展进行同步播报。在具体的报道过程中，都按照基本程序步骤依次进行，具体包括关于灾情现状报道、具体的救援措施、救援的进展、救援中所遇到的问题、相关解决办法和最后的结果。
实质上，所谓的直播报道都是按照固定的方式和程序在一个既定的宏观报道框架下所进行。前方记者在灾难现场进行直播报道并不能随意而为，如前所述，他们都是按照既定的模式和程序进行现场采访报道，所有的行为都是在既定的新闻框架下有序进行。在每次重大灾难事件直播报道的后方有一个“导演系统”负责统一部署和调度，如汶川地震中央视在大后方就成立了四套导演系统，以及为其所服务的十四个公共服务小组。所有的采访都是在导演系统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由导演系统在宏观的新闻框架下进行组织播报。

2.2 灾难事件电视直播内容的仪式化
灾难事件作为突发事件其本身并不具有仪式性，然而经过媒体的聚焦、筛选、整合，并按照媒体逻辑以直播的形式将灾难事件事实本身转换成可观可感的影像符号呈现于公众眼前，使之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并让受众获得情感价值的参入式体验，从而使直播内容具有了某些仪式性的特征。也就是说灾难事件本身不具备仪式性，通过电视直播所构筑的灾难图景则具有了某种仪式性。具体主要体现在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与场景的不断重复，以及与灾难有关的仪式性活动的媒介呈现三个方面。
2.2.1 象征性电视符号的重复播出
在灾难事件的电视直播中，通过媒体的镜头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完整立体的灾难图景，但每次灾难事件的电视直播中我们似乎总感觉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尽管每次灾难事件发生地点不同，但电视直播为我们呈现了大致相同的灾难图景。比较汶川地震和雅安地震央视直播，我们看到的直播画面往往是灾难现场房屋受损严重，受灾群众意志坚强强忍悲痛，各路救援队伍积极开展救援，社会秩序基本稳定，救灾物质正在迅速运往灾区，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指挥救援等等电视景象。尽管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受灾程度不同，但进入电视媒体视野，受到媒体关注的诸多主题元素是相同的，这些类似场景的重现所传达的“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精神内核是不变的。
具体到不同灾难事件直播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媒体对准的焦点是灾难现场被毁坏的房屋、街道、桥梁，救援队伍从废墟中成功解救的幸存者，奔赴救灾一线指挥的领导人等电视画面。汶川地震直播画面中，从5月14日9点到12 点的三个小时内，灾难现场受损建筑画面出现了 5 次，救援队伍现场救援画面出现了6次，温总理现场讲话直播和探访受灾群众时眼含热泪的画面至今也历历在目。而雅安地震直播报道中，4月21日9点到12点期间，灾区被毁现场画面出现4次，救援队伍画面出现8次，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救灾现场的临时帐篷里就着咸菜吃泡面以及双手紧握受伤群众给予抚慰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这些灾难事件中的现实场景被媒体镜头所捕捉并通过电视屏幕所呈现，从而成为了一种影像符号，正如前文所述，任何报道不可能是现实的“镜子”式反应，媒体有目的的选取灾难事件中的某些场景加以呈现从而将其转化为具有意义指向性的电视符号，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电视符号不断重复出现从而建构成一套媒体所期望的意义表达系统。正因如此，人们才会一次次看到灾难现场的一片废墟的景象，并体会到灾难的恐怖无情，而当人们看到救援队员一次次将埋没在废墟中伤员成功就出时时的电视直播画面会随之欢欣鼓舞，因为一次次救援成功的直播画面让人们看到了生的希望，更深切体会到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所有这些通过电视直播画面所呈现的出来的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电视符号，每一种符号都有其意义指向，如废墟的画面象征着自然的无情，志愿服务的画面象征着大众的在场，政府领导和救援队伍的救援画面象征着国家的在场。这些符号的不断重复让受众在解读符号的过程中获得了意义的体验和价值观念的强化。

第3章 灾难事件电视直播的仪式表征与建构...............................26
3.1 直播视像符号的呈现与表征............ 26
3.1.1 直播场景的呈现与表征.......................28
3.1.2 人物角色的呈现与表征..........................30
第4章 仪式观下灾难事件电视直播的反思与启示..................40
4.1 媒介仪式化现状的反思....................... 40

第 4章 仪式观下灾难事件电视直播的反思与启示

4.1 媒介仪式化现状的反思
4.1.1 从“媒介仪式”走向“媒介神话”
在当今发达的媒介化社会，媒介正在以势如破竹之势冲破时空的界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电视为例它可以将远处的人物、事件浓缩到电视屏幕的方寸之间并在人的眼前进行呈现，帮助人们了解周遭世界的任何事物。媒介已经成为了社会成员了解这个世界的最重要的中介。与此同时，媒介本身也是作为一种社会机构而存在，媒介掌握着其它社会机构所没有的稀缺社会资源，拥有自身的权力和利益边界。因此媒介一方面通过传播有价值的信息来满足社会成员的普遍期待。另一方面，媒介可以通过自身拥有的符号权力资源，宣扬主流意识形态，强调既有的社会秩序、规范和价值观念，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内在运作规范与模式，以此不断巩固和扩充媒介自身的权力边界。随着媒介权力的不断扩张，现代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替代了传统宗教的角色，承担起世俗宗教的功能。传统宗教仪式通过“神圣”与“世俗”的区分强化了既有的秩序及其认同，神圣与世俗的区分及其两者之间的鸿沟成为了社会生活得以维持的重要基础。现代媒介仪式则将“媒介”与“非媒介”进行了区隔，赋予了媒介符号权力以神圣性，从而将媒介置于了社会中心的地位。按照寇瑞德的观点“凡是那些表明媒介是非同寻常的类型和受尊重的机构，以及维护媒介中心化神话活动，都属于媒介仪式。”也就是说，媒介仪式就是那些可以维护媒介中心化神话的一系列的形式化活动。媒介仪式通过符号权力资源的运作，使得媒介中心化神话得以自然化与合法化。因此就有了“媒介内/地位较高”与“媒介外/地位较低”的区分与对立。

结语
传播仪式观并不否认传递观对传播研究的巨大贡献，只是强调各自的侧重点和研究取向有所不同。传播仪式观下的新闻传播是一种文化行为，其最高境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由此可见，传播仪式观体现了凯瑞传播研究的一种人文旨趣，充满了一种人文情怀与道德关怀，这种处出于人类终极关怀的初衷正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的魅力所在。本文以传播仪式观为研究路径，对近年的重大灾难事件电视直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新的研究视域下，对于灾难事件电视直播的解读具有了新的内涵和意义。灾难事件电视直播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信息传播行为，而是一种具有仪式化特征的媒介仪式行为，不是信息的线性传递过程，而是一个意义共享的文化过程。灾难事件电视直播将新闻事实转换成电视符号，通过符号的生产与表征建构起一个具有深层意义指向的视像符号表征系统，灾难事件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但电视直播表征系统所传达的精神内核是不变的，大众通过一种集体的非日常性的收看形成了一种集体的弥撒式浸入，参与到电视直播为我们构筑的灾难情境当中，从电视符号表征系统中体验并共享着相同的情感、意义、价值和信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民族情感与信仰，实现了社会的整合与维系，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国家民族的认同空间。
无论是传播仪式观还是传递观，都只是我们的一种研究取向和路径，无论是哪种理论框架，都是解读和观照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在一种新的路径指引下，我们能够获得一些新的发现和见解，但是新的研究框架不是为了排斥和取代旧的研究框架，只是尽可能的从新的视角进行考察以期待获得新的发现，从而为丰富整个传播理论体系添砖加瓦。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任何理论框架或研究路径不可避免也会有自身局限的存在，因此笔者站在了批判的角度，运用从媒介仪式批判理论对当下的媒介环境以及电视灾难新闻传播活动进行审视，发现问题并提出了改进的方法策略，希望对当前的电视新闻传播研究及实践有所启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