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改革压力一方面是来自于社会实际情况导致的现状压力，一方面是来自于政府对外承诺、由民众监督的外部压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组织部门的数字化转型成为了新改革的切入口。政府从对民众的办事体验开始，转变了政务服务的提供方式和行政作风，将服务承诺作为出发点，下放审批权力，并以此倒逼组织部门的改革。社会、市场和公民以监督和评价的形式，参与到数字化转型中，从而避免了“精简-增设-再精简-再增设”的循环怪圈，以及通过组织部门的有机整合，优化地方治理，落实政府部门和政府职能的根本性转变。
一、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1.研究背景
从 1989 年起，我国政府开始推行“办公自动化”项目，在上世纪末开始实施了“政府上网”项目（建立包括 90 多个国家机关门户的 10000 多个政府网站），2006 年正式开通中央政府门户网站。目前，中国互联网正从大中城市向城镇以及农村地区推进，现阶段的移动通信用户也在迅猛增长，互联网的应用正在影响着中国百姓的生活方式。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提供的多元化渠道中，数字化转型强调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方式，以及公民在改革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将政务服务全部上网，贴合老百姓的实际生活，这既是突破以往固化的办事作风的契机，也是践行党中央关于政风建设的具体行动，更是提升政府公信力和公众形象的绝佳机遇。技术理性是将技术规则作为目的理性的活动系统，将社会合意性整合到技术可行性中，追求功效和理性实践，是实施行政改革的条件保障，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在技术层面上的战略部署。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蓬勃发展和网民数量的激增，为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发展的温床，政府数次推出“简政放权”的大政方针，为数字化治理提供了现实土壤，并将新治理价值观付诸实践。
过去数十年，网民数量激增，促使政府提供的电子政务服务从“单一性”转向“多样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加快了政务服务上线的速率；公民意识的转变，推动了从“线下”转到“线上”，从未知到主动接受的转化；新公共管理的影响，带动了政府电子政务从“以政府为中心”向“以公民为中心”的转型，这些都对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在新阶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①浙江省各地全面推进简政放权、“放管服”改革、统筹优化营商环境、便民服务、事后回访等工作，协作拉升群众到政府办事的便捷度，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在不断行进，数字政府的改革从地方传统治理转变为技术驱动治理转型、从地方经验上升为全国治理创新，国务院、众多地区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推进。②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在2016 年 12 月首次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战略目标，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精髓之处，标志了电子政务向数字化治理的转型已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同时构筑了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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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综述
1.国外数字化转型的研究
在学术界，对数字化治理理论首先进行系统描述的著作当属帕特里克·邓利维在。在该著作中，作者提出了数字政府的九个标志性要素，这九个要素初步构成了数字化治理对于系统、流程和技术的要求。随后邓利维将“大数据”、“云计算”等一系列网络工具纳入到数字化转型的理论中，进一步完善了该理论体系和架构，并丰富了其内涵和可行性。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米拉科维奇2012 年出版了《Digital Governance：New Technologies for Improving PublicService and Participation》一书，阐述了政府在电子政务向数字化治理的转型中的理论依据。⑤米拉科维奇认为，电子政务向数字化治理的转型需要有较高水准的政府职责和绩效，并为其带来相对平衡的行政价值观和政治价值观的挑战。要维持两者的平衡性，信息技术将被用于知识管理的提升，从而更好地将技术运用于政府职能的运作中，数字化治理对政府绩效的提高才能得到实现。同时，越来越多的世界组织和各国政府部门开始使用数字技术在政府对政府、政府对社会、以及政府对公民各个层面进行服务升级。
在此基础上，《网络社会的崛起》的作者曼纽尔·卡斯特在其书中最先提出了一个观点：“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公共管理需要更为开阔的治理体系，而信息时代的到来为开阔的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础”。⑥因此，公共治理体系因信息社会的到来而受到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也使政府治理和公共管理的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英国社会学家帕特里克·邓利维于 2006 年出版的《Digital Era Governance: IT Corporations，the State，and E-Government》一书系统描述了数字化治理的九个发展要素，正式围绕着电子政务、数字化转型、数字政府作了较深入的研究。《Digital Governance》这本书阐述的正是这一种转型，即数字化和信息技术推动了传统的政务形式向数字化形式的过渡，强化了公民的参与和技术手段的介入在转型中的地位，这些变化使得政府对于数字化转型有了更为明确的方向和更为迫切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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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化治理：技术优化治理
（一）信息技术嵌入政府治理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纵向变革是政务智慧化，横向变革是政府绩效的价值最大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数字化治理尚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国情，政府在实施数字化转型时，既要防止新公共管理（NPM）的冲突，也要避免技术应用狭隘观的阻挠，如何创造性的发挥数字化转型的潜在优势，是地方政府在实行改革时重点思考的问题。技术应用的狭隘观是数字化转型中较为常见的现象，政府对技术运用会有高度依赖的倾向，在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时，既不能陷入技术误区，认为有了数字技术的应用，就可以解决所有的政务问题，也要避免传统观念上的技术辅助论的边缘思维。⑧在当前环境中，主导逻辑的转变是开创性地发掘转型潜力的首要前提，面对这样一场改革，接纳性的学习比起排斥性的接受总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对于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而言，这既保证了转型的平稳开展，又防止在过程中产生较大的震荡，取消和重塑政策措施是充分考虑到“智慧化”的升级和绩效价值的驱动，而不是过于简单的终止。⑨目前国内的学术界，对于数字化转型理论的定义依然界定在商业领域的范畴中，利用数字技术（例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和能力来驱动组织商业模式创新和商业生态系统重构的途径和方法，改变企业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方式。
作为一个新的治理概念，Digital Governance 是产生于电子政务之后的概念，是数字时代治理的全新版本，本质上强调的是一种动态的转型机制，即电子政务从传统形式上向数字治理新形势的过渡，公民参与的全面性和有效性与信息技术的干预对此起到的决定性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信息通信技术取得了快速的发展，逐渐渗透到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公众等众多领域，并朝着一场全面的社会变革不断演进，从而在客观上促使了数字化治理的诞生和运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使数字化治理理论具备了初步的框架。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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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子政务与数字化治理的比较
从理论层面上讲，电子政务可以简单认为是政务线上线下协同化，它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初级表现形式，但并不等同于数字化转型，电子政务的基础是传统政务核心区块的提取和政务的上线，数字化转型是电子政务的高阶版，除了将政务核心的电子化和智慧化以外，更重要的是扩宽政务服务的领域和加深服务的质量升级，数字化转型是电子政务与智慧治理、数字平台、大数据应用等诸多技术手段的有机结合，笔者根据近些年来研究学者对于电子政务和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剖析，以及目前地方政府对于数字化转型的改革现状，罗列出电子政务和数字化治理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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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数字化转型：电子政务的新阶段.........................12
（一）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背景................................12
（二）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特征.....................13
四、杭州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18
（一）数字化转型路径的实施原则..........................18
（二）数字化转型中的“流程再造”.............................19
五、杭州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成效与影响因素........................26
（一）杭州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实施成效...................26
（二）杭州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27
五、杭州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成效与影响因素
（一）杭州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实施成效
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新进展，杭州市地方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政府建设和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宣示与承诺，是浙江政府向世界数字智能公务开发的一项加速器，在实质上，就是试图撬动地方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变、优化部门组织和简政放权的新举措。
在过去传统部门和政府治理中，高层政府意志如何受民众的监督、市场社会倒逼政府如何归位职能、惠民政策如何真正落地、政府权力规范化运作、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等一系列问题，都将会在数字化转型中一一得到改进，政府职能运转的升级、公务人员行政能力的提高和社会公众满意度的上升，都将会在转型中逐步实现。在优势特点和问题解决这两大条件下，构建了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高标准、高要求、高目标的战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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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问题及优化路径
（一）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存在的问题
1.数字资源的保护政策有待加强
个人和企业的数据资源保护措施，需要上升到法律层面的规范，政府应利用法律手段的强制性来保障个人、各组织的隐私，使其免受泄露性和隐私性的问题侵害。地方政府在发布数字化转型实施草案的同时，文件中都或多或少的提及到数据安全方面的内容，但是在落实到现实环境中却阻碍重重。因此，要制定相关的数据保护法，就要得到所有参与者的认同和维护，并以法律的手段去约束工作流程，特别是数据收集和分析流程。在违规操作和未授权的检索方面仍然存在风险，例如数据收集和备份的人数过多、个人数据的私下操作、资源利用的经手人较多、关键数据的启用缺乏审查、数据的连续性断裂等，这都是造成潜在风险的根源隐患。
2.“新数字鸿沟”的产生
目前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用户对软硬件设施的使用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并能实现利用通讯工具快速获得所需的服务。然而，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数字鸿沟。在推行的“数字政府”、“大数据治理”等战略决策时，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中可能无意将那些不能使用在线资源的人排除之外，特别是老年人或经济落后地区的人们存在的数字技能缺乏问题，从而导致了新的数字鸿沟。这样的“鸿沟问题”，从“单一”转向了“多元化”、“独立简易”变成了“复杂困难”，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字鸿沟，在内容产出、技术模块、资源调取和网络利用率等方面，都呈现出当地社会的具体问题。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