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过程中政府与村民互动的行政管理行为分析——以黔东南 D 县为例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当前，贵州省处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县有 71 个，现有贫困人口 623 万，是全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特别强调扶贫“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如何将精准扶贫政策向下执行落地是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小康的关键，而如何使具有不同文化和信仰的少数民族集聚、综合经济水平低的山区省份的贫困群体脱贫，实现国家的精准扶贫战略，充分激发政府和村民的积极性。基于此，本文研究精准扶贫过程中政府与村民扮演怎样的角色？政府与村民之间如何互动？他们在互动行为背后有着怎样的行为博弈？构建政府与村民之间良好的、积极的互动行为机制是有效推进精准扶贫落地见实效的关键，更是贵州反贫困和扶贫开发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因此，对当前贵州的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政府与村民的互动行为展开系统、全面的研究，从微观层面提出了一系列的针对性的、可操作性的建议和对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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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国外研究综述
(1)有关贫困问题及扶贫方面的研究
在国外，西方以阿瑟·奥肯、保罗·A·萨缪尔森等为代表提出了反贫困理论，库兹涅茨、缪尔达尔等人从经济发展学角度论述贫困，而刘易斯、罗德曼、凯瑟等则是从社会学方法来分析贫困问题。如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论”，从资本的供给与需求方面分析了贫困产生的机理，他认为造成贫困的根源主要是资本的缺乏。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贫困是大量的经济不平衡之结果，作为某一特定社会中特定家庭的特定的一个复杂的经济状态。”瑞典著名的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等角度来系统分析研究了东南亚等国家的导致贫困和发展受阻的原因，提出发展中国家应从土地、教育、权力关系等方面的重点改革来改变贫困状况的建议对策，构成尔达尔的“反贫理论”模式，为反贫困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就怎样提高扶贫效率？马克·利普希等对中国贫困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中国扶贫绩效提升的关键不在于资金投入的增加，而在于提高扶贫资金使用的效率。 与此同时，彼得·罗希等对中国西南世行扶贫项目的效果进行了分析，认为指标、贫困县和匹配方法的选择会影响扶贫效果的估计，项目效果的不确定性使得参与者难以永久获得收入。Kwon 通过经验分析的方法，验证了公共基础设施对减贫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这为当前的精准扶贫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有关互动方面的研究
从国外来看，国外有许文慧（Vivienne Shue）、萧凤霞（Helen Siu）、黄宗智、戴慕珍（Jean C.oi）等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美国学者爱德华·弗里德曼等探讨中国一系列改革对农村和农民所带来的影响，同时阐释了国家与农村社会、国家领导与地方干部的关系等问题。而杜赞奇探讨中国近代国家政权建设背景下的“国家政权内卷化”和国家与村寨连接机制的变异问题，并详细阐述了国家与乡村社会（村民）之间角色的转换，深化了国家与农村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韩国学者赵寿星探讨了由于乡镇政府发布具有强制性指导文件，剥夺农民民主权力，控制了乡村自主的农村生产和经济发展活动，使乡镇政府与乡村失去了良性互动，导致乡镇与村民紧张关系加剧。这些国外学者研究表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分化，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分立而治的治理体系格局并没有有效运转起来，使得“乡镇政府”与“村民”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这为本文研究重点关注到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协调统一、有机互动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构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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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及理论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精准扶贫精准扶贫
在国外学者研究成果中对其的定义颇少，而国内学者的阐释较为精辟，譬如有的学者认为精准扶贫指的是把“粗放型”的帮扶方式转变为“精准滴灌”的方式帮扶，通常按照既定的时间、地点和实现脱贫的数量进而消除贫困作为目标。国家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企业、社区）和扶贫对象（农村贫困户）协同参与为基础，积极采取多种渠道进行筹集资金、物资等资源满足脱贫攻坚的需要，进而实现精准识别和科学管理的一种有效治贫模式。 也有学者认为精准扶贫是针对真正存在贫困的家庭和人口，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具体识别贫困人口的具体实际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从根本上逐步消除导致农村贫困的具体因素，从而达到农村贫困人口可持续的“脱贫摘帽”。但从本文研究的角度来说，精准扶贫可以理解为“在国家——社会”二元关系框架下，作为治贫主体的乡镇政府积极采取多种方式筹集资源，进行对农村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及导致贫困问题存在的各种因素，针对现实存在的具体实际进行政策落地、措施下沉、资源调整与分配，并通过与扶贫对象互动参与推进，从本质上解决贫困对象思想观念、技术革新、资源短缺、市场落后的困境，进而实现贫困户自我消除贫困、勤劳致富的可能。
2.1.2 互动
互动（Interactive）是指两者或两者以上之间相互发生作用或者变化的过程，1980 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 G·齐美尔在其著作《社会学》中提出“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这一概念，并将“互动”的理论引用到社会学研究中来。我国学者认为，所谓的“互动”应该指的是社会上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通过语言或其他手段传播信息而发生的相互依赖性的行为过程。互动又包括了正面互动和负面互动、良性互动和恶性互动，而在压力型体制下，指的是乡镇政府、非政府组织、村民委员会和贫困户在处理精准扶贫公共事务中所面临的共同责任和问题，扶贫主题与客体之间充分优先考虑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行为，逐渐形成一种主体与客体参与式协同互动的治贫方式，进而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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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理论基础
2.2.1 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源于西方，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中“操纵”一词。而后，国内外学界对治理理论有了新的界定，国外以袍勃·杰索普、格里·斯托克、袍勃·杰索普、格里·斯托克、奥斯特罗姆等为代表对治理作出了新解释，譬如詹姆斯·N·罗西瑙认为治理是践行于规制空隙之间的制度安排；R·罗茨（Rhodes,R）认为治理意味着采取新的方法和行动来治理社会。对此，奥斯特罗姆等主张把“社会”看作公共机构（部门）通过互动形成的统一体制，这就需要组织网络的治理主体采用新工具和技术加以控制与指引。国内学者张康之等学者认为治理可以分为服务型、统治型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俞可平认为治理相对更偏重于技术性的政治行为，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可以说，中央权威下的精准扶贫政策是对贫困治理具体体现，而以治理理论作为精准扶贫的理论参考，这无疑对政府与村民互动的行为分析提供新的视角。具体而言，精准扶贫需要与地方政府、村两委、村民等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呈现出精准扶贫政策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治理，而运动式治理是为了实现政治利益，政治权力主体利益国家权威并采取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和政府行动的方式对社会难点问题进行的强力整治，以此来看，运动式治理理论符合了精准扶贫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为下文分析精准扶贫过程中政府与村民的互动行为和行为博弈构建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2.2.2 行为科学理论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主要强调行为者在被尊重和自我实现上需求，而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提出了“使员工满意的因素主要与工作内容相联系，即激励因子（motivators）；而那些不满意的因素称为保健因子（hygiene factors）”。他认为：“满足员工各种需要所引起的激励，要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不仅要注意员工的管理、工资待遇、社会福利、安全生产、工作环境等保健因素，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员工是否获得成就感、被认可感、学习机会、成长机会、晋升机会、发展前景等内在的激励因素，才能持久地保持员工积极的工作动机”。由此可见，行为科学理论对研究政府与村民在精准扶贫的行为分析有了新的指导，在此基础上，科学运用动机双因素理论中“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来激励政府官员、政府工作人员、企业、村民（贫困户、致富带头人、科技带头人）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调动精准扶贫过程中政府与村民互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好又快地为脱贫攻坚作出贡献。与此同时，也为边远民族地区反贫困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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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精准扶贫过程中政府与村民良性互动的必要性.........................13
3.1 政府与村民互动是治贫的必然要求..............................13
3.2 村民作为治贫主体的内在要求.................13
4 黔东南 D 县精准扶贫过程中政府与村民互动的实证分析.................15
4.1 研究对象的选择——黔东南 D 县...................15
4.2 黔东南 D 县精准扶贫过程中政府与村民互动的现状分析............16
5 构建黔东南 D 县政府与村民互动扶贫的良性机制研究...................27
5.1 厘清政府与村民互动的行为关系................................27
5.1.1 政府与村民互动行为的出发点 ............................27
5.1.2 转变政府与村民互动治贫方式 ............................28

5 构建黔东南 D 县政府与村民互动扶贫的良性机制研究

5.1 厘清政府与村民互动的行为关系
5.1.1 政府与村民互动行为的出发点
目前，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的根本目的是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充分体现了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乡镇政府在精准扶贫过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内在要求，要求广大人民群众主动成为农村脱贫攻坚最为直接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因此，我们应该把政府与村民的良性互动机制成为精准扶贫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此基础上，厘清精准扶贫中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村民等不同扶贫主体的权利关系，“乡镇政府”积极发挥扶贫主体的主导性作用，良好地引导和协调好不同主、客体的利益关系，化解农村扶贫过程不必要的利益矛盾，逐渐形成一个良好的扶贫互动机制，确保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换言之，如何从根本上确保农民在土地使用权、林权为主要核心的物质权益、社会权益和民主权益等方面的利益得到有力保障？这是精准扶贫过程注重发挥扶贫主体作用，健全和完善乡镇政府与村民在精准扶贫过程的扶贫协商和利益沟通的渠道平台，督促扶贫主体与客体之间在扶贫政策、扶贫项目的制定、执行等环节上依法通过群众大会进行报告分析，并充分尊重民情和耐心听取民众意见，吸取乡村“社会精英”、乡土人才的意见建议，从根本上把产业扶贫项目充分地体现在为民谋福利的精准上，从而真正体现和发挥良性互动治贫机制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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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本文研究主要讨论政府与村民在互动治贫过程是怎样的行为逻辑？以精准扶贫为背景，试选国家重点贫困县——黔东南 D 县为个案进行系统地阐述和分析。在“国家—社会”二元关系框架下，中央以“行政分包制”的方式自上而下将国家扶贫政策分解到地方政府，国家（以乡镇为代表）与社会（以农村村民为代表）在农村扶贫呈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式治贫予以中央权威的回应，以签订责任状来调动了治贫主客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压力型体制下，农村互动治贫与“晋升锦标赛”制联系起来，由此逐渐凸显出了以利益为治贫的驱动力，使得互动治贫行为异化。
正因为此，消解互动治贫在压力型体制下所接受上级部门监察和考核的考验过程存在的瓶颈困境，本文在运用了治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博弈论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阐述其在农村互动治贫的优势和不足，并从“自下而上”的视角进行农村治贫互动机制的构建探讨，虽有一些收获。但是也存在着诸多不足，运动式治理贫困的监督和审查，这需要在国家审计部门在权力规制上对精准扶贫项目的特殊关照，而如何构建项目扶贫经费的灵活支配的机制，进而规范国家行政权力的行政行为逻辑，这将是笔者有待加强和研究。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