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 论
1.1 研究的缘起
1.1.1 研究背景
“村转居”社区作为近年来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产物，已然成为再造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举措，但是，在“村转居”社区转型的过程中，社区的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呈现出经济形态有效转变困难、组织体制混乱、管理队伍素质有待提高、新市民角色转变缓慢、社区文化亟待重塑等困境。社区转型问题的研究迫在眉睫。伴随我国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这类社区还会持续增长，汇集越来越大规模的人口，因此，“村转居”社区是否能顺利实现转型，将对城市的管理的水平造成巨大的影响。近年来,不论是中央或地方都强调要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最终实现城乡的一体化，“村转居”社区转型在将来必将成为基层政府工作的重点内容。
1.1.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本文在参考和吸取前人对“村转居”社区转型中存在问题的已有研究基础之上，借助实地考察、分析相关数据,从经济形态、组织体制、新市民角色、社区文化四个维度入手，深入分析“村转居”社区的转型状况和存在的困境，并借以苏州工业园区这一苏南甚至全国都有典型示范意义的地区作为考察对象，提出适宜当前阶段“村转居”社区中存在的问题的对策选择，以期对加强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以该个案研究和及思考丰富已有的相关研究。
现实意义：首先，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而在大规模拆迁安置社区（即“村转居”社区）成为基层社会管理各种矛盾、问题、冲突集中爆发和表现的交汇地。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与社区转型的困境息息相关，如果不能顺利实现社区转型，将激化群体间的冲突，甚至生成社会风险，严重妨碍社会的和谐。其次，苏州市特别是工业园区的城镇化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一直处于全国前列，在解决“村转居”社区居转型的问题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也面临着众多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这类新型社区在转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的探讨，据之提出对应的建议，给政府及相关部门出台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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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虽然“村转居”社区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的特有状态，但在其他国家同样有诸如城市灰区（Gray Zone）、城市蔓延（Urban Sprawl）、城市边缘带（UrbanFringe）、贫民窟（Slum）、都市村庄（Urban Village）等与“村转居”社区有着相似转型困境的地域。它们或在相关概念、或在生成机理上与“村转居”社区相异，但在转型问题、困境消解及转型方向上仍有“村转居”社区可借鉴之处。对它们的研究也有助于提供破解“村转居”社区转型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在城市过渡型地区方面，西方对此最早的研究源于移民运动的兴起和城市扩张的演进。在 19 世纪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农村人口在城乡推-拉作用的影响下不断涌入城市，在城市蔓延效应的助推下，形成了城市外围的城市灰区地带。德国地理学家路易斯（Louis）率先提出了城乡过渡地带的概念（1936），这一理论范式经托马斯等人的发展得以不断完善并逐渐成型。奎因与托马斯把大城市分解称为内城(Inner city)，城市边缘区(Urban fringe)和城市腹地(Urban hinterland)（Queen Thomas，1950）,由此开创了“城市边缘区”研究的先河。进入 20 世纪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边缘地带尤其得到了学者们关注：麦基（T.G.McGee）和金斯伯格（Ginsberg）基于在亚洲城市边缘区的考察，提出“Desakota”这一概念，即以区域综合发展为基础的城市化，本质是城乡统筹协调及一体化发展①。丹尼尔（Daniel）与曾辉（Hui Zeng）等人在基于 GIS 技术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东南部城乡混合带的土地景观动力学模型方法,并得出一个结论一一为了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城市化的步伐和城乡混合带的大小应该得到控制②（2001）。
在社区转型方面，许多学者认为社区的转型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在多维影响下的必然结果：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认为，由“自发调节的市场”带来的经济转型，不仅仅对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③；同时，对人类基本的生存与生活方式产生了革命性变④。约翰逊（Johnson）认为“转型”是事物的内部结构与形态、发展模式以及人的观念的根本性转变⑤。弗里德曼(Friedman)提出城市化的过程须经两个阶段的转型：第一阶段是浅层次的实体化和空间形态的城市化，包括社区、家庭的空间位移和城市公共空间景观的城市化；第二阶段则是相对于具体化的第一阶段抽象化转型，包括群体文化、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等精神层面的城市化①。50 年代中期，日本学者黑川纪章创建了基于社区融合和整合的“新陈代谢派”，并于 80 年代提出了“共生思想”。他认为城市社区的转型是各种不同文化思想的接触、碰撞、冲突、认同并直至交融的过程，而转型的目的即是通过消解各事务之间的对峙，达到共生平衡的状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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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村转居”社区的基本状况
2.1 “村转居”社区的生成机制
从“村转居”社区的生成机理来看，“村转居”社区是在产业极速转型、城镇化快速发展、地方政府核心推动混合作用下的必然产物：首先，城市“退二进三”的产业调整战略催生了大量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从城市向乡村转移，同时，乡村企业的大量兴起也改变了农村以第一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在工业输入与自我产出双重效应的影响下，农村吸收了外部赋予与自身创造的众多资本、劳动力和市场资源，这些生产要素也推动了农村地区交通网络的完善、商业中心的形成和人口流动的发生。在这种由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所带来的资源再分配过程中，农村获取了更多发展动力与创造力，也加快了其边界与城市边界的融合速度。其次，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既造成了城市用地严重短缺，进而使得城市周围的农村也因用地需要而被裹挟进城镇化的浪潮之中，逐渐同化为城市的一部分；同时，城镇化催生的土地变现方式又促使征地拆迁行为在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之间的巨额溢价面前愈演愈烈，加之行政化的城市化率要求和指标，这无疑都加速了农村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的速度。再次，在土地变现的引力和城市化指标的推力双重作用下，地方政府成为了“村转居”社区的核心能动者，所谓核心能动，主要指政府既是“村转居”社区的发动者，又是“村转居”社区的推动者，还是“村转居”社区的建设者。这一从发起至建设的过程可以描述为政府在完成征地拆迁之后，经探索发现集中安置失地农民是最为节约土地和资本的方法，故通过打造“村转居”社区，完成农民在城市的空间转换和身份转换；同时，为了加快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妥善解决“村转居”社区带来的社会风险问题，必须强化对其的现代化建设和社区转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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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村转居”社区的典型特征
“村转居”社区的特征可以从社区自身和社区中的居住群体两部分来分析。从“村转居”社区自身来看，具有以下特征：（1）生成的被动性：“村转居”社区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直接结果。在城镇化发展导致的土地紧缺和土地溢价的经济利益诱导下，在农民市民化的城市化率的政治指标压力下，作为核心能动者的政府一手造就了“村转居”社区的生成和发展；（2）定位的过渡性：“村转居”社区作为转型中的产物，在属性上不可避免地附着着种种农村社区的传统性与小农性，而在目标设定上又着眼于城市社区的现代性与公民性，因此其注定成为一个过渡型的阶段性产物；（3）服务的边缘性：“村转居”社区往往因土地置换和集中安置的原因而在郊区选址，偏僻的区位限制了其配套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同时，由于管理对象的不确定和管理体制的不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覆盖面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可与城市社区同日而语，呈现出一种相对剥夺的边缘化状态；（4）环境的恶劣性：“村转居”社区无论自然环境抑或治安环境都处于相对恶劣的状态，社区脏乱差的形象与其嵌套在城市中的定位极不吻合。而社区内居住群体的流动性、异质性和由此引发的冲突性导致了治安环境的相对恶化和治理困难。
从“村转居”社区的居住群体特征来看，包括（1）人口的异质性：“村转居”社区内既有因征地拆迁而集中安置的失地农民，又有因承租失地农民低价出租多余的安置住房而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还有少部分因房价低廉而买房入住的城市居民。在这种群体高度异质、文化价值冲突、需求层次多元的场域中，社会风险也就具备了孕育的条件；（2）职业的非农性：无论是社区中的失地农民还是进城务工的外来人口，其职业构成都脱离了农业，进入了二、三产业。与之相对应的是其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改变。即收入主要以工资收入、分红收入和租金收入为主；（3）资本的低能性：“村转居”社区内的居民往往面临经济资本的就业过滤和成本过载、人力资本的低能循环与自致匮乏、权利资本的权利失效与权利失衡、社会资本的同质互动与双相分离以及文化资本的文化冲突与原生崩解。这种资本要素禀赋存量的阙如和配比的失调使得居民群体融入城市的进程更为艰难而缓慢；（4）关系的复杂性：社区中的本地人口与外地人口之间的矛盾和罅隙仍然存在，不信任感、文化冲突甚至身份歧视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所体现。这种关系的复杂性更加深了社会风险的潜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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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村转居”社区面临的转型............13
3.1“村转居”社区的经济体制转型..............13
3.1.1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13
3.1.2 集体资产的清算与分配.......................14
第四章 “村转居”社区转型中存在的问题...............23
4.1 经济体制的低层次与失衡性.................23
4.1.1 居民从事第一产业比例过高................23
第五章 “村转居”转型问题的治理路径.............33
5.1 转变经济形态，构建经济共惠型社区.......... 33
第五章 “村转居”转型问题的治理路径
根据以上分析，类似莲花新村这样的“村转居”社区，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产生的特有产物。其无论是物理环境、制度环境或是人文环境都在政府短时间的强势介入下发生了空间位移和功能置换，而这种嬗变的突发性与复杂性压缩了其向城市社区过渡的空间和时间，使得“村转居”社区的转型问题在一定时间段内得以集中爆发，这些问题能否妥善解决将对基层社会的治理产生深刻的影响。
5.1 转变经济形态，构建经济共惠型社区
经济形态决定上层建筑，在任何层级的社会管理中，经济形态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村转居”的进程中，如何适当的调整经济形态，转变经济结构，也是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切入“村转居”的经济形态转变进程，构建经济共惠型的和谐社区。
5.1.1 社区经济形态加快向二、三产业转型
“村转居”社区产业经营多以二三产业为主，但所占比例不高，第一产业比例仍较高。还有部分“村转居”社区被征地后失去以往倚重的土地，本身能力有限，而选择不经营任何产业，这对社区的发展，居民的就业安置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居委会和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因地制宜的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在技术、资金、政策上给予支持与关怀，促进社区产业结构的均衡协调发展，解决部分居民就业问题。同时，政府也应给予社区居民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指导等服务，让他们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5.1.2 加大宣传对集体资产处置的重要性
在集体资产处置过程中，应对其重要性有深刻理解。政府机构应加大对集体资产处置重要性的宣传教育，做好统筹部署工作。同时，应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多方面投入，给予这些社区公共财政方面的支持。对社区居民与城市居民要一视同仁，政策平等，为其集体资产处理做好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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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
“村转居”社区作为近年来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产物，已然成为再造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举措，在某种程度上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向城市转型的一个缩影。社区的出现，农民改变了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从农村进入城镇，由农民成为市民，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亘古未有的巨大历史变迁，社区的快速的转型催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何在经济、组织、市民角色、文化的的转变中实现完美转型，本文通过对特定“村转居”案例的调查研究，做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本文选取了苏州工业园区莲花新村二区为研究对象，在结合前人对“村转居”社区转型问题研究的基础上，采取问卷法、文献法、访谈法收集、整理和分析资料,从经济形态、组织体制、新市民角色、社区文化四个维度入手，深入分析“村转居”社区的转型状况和存在的困境，发现“村转居”社区转型中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经济体制的低层次与失衡性，“村转居”社区居民经营第一产业比重仍较高，同时“村转居”社区集体资产处理方式单一，透明度较低；二是组织体制转型的不彻底性与滞后性，党组织体系的构建有待加快，社区居委会转型不彻底，满意度有待提升，管理者服务能力有待提高，组织体制的转型问题直接影响了社区转型的顺利进行，三是居民转型边缘化与被动性并存，社区居民的就业质量不高，稳定性不强，社区参与意识和能力都有待加强；四是社区文化的分离性与冲突性，主要是指社区存在的文化融合困难和各类文化冲突问题，其中，由于社区人口构成复杂，流动人口较多，卫生治安问题是引发文化冲突的重要原因。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对策，一是转变经济形态，构建经济共惠型社区，主要包括：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提升居民对于“村转居”社区集体资产处置重要性的认知，改善处理方式。在处置过程中，务必要提高政策民主化，以规范政府行为。二是理顺组织体制，打造治理协同型社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另外是加快居委会职能的转变。三是推动居民转型，塑造现代市民型社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解决居民就业难题，提高居民就业质量；完善居民享受公共权益和服务的途径，帮助居民获得社会权利；发挥社区民众的参与作用，协助居民自主管理。四是促进群体整合，共建和谐包容型社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促进群体互动，打造导向化的交往平台；通过社区空间规划促进文化融合；健全社区管理体系，加强对流动人口和社区治安环境的管理，促进社区居民和谐交往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