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治道思想及其对现代政府治理的启示

一、韩非治道思想概述

（一）韩非治道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韩非生活在战国末期，这一时期虽然社会矛盾尖锐，各国纷争不断，但却是我国政治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这段文字生动地介绍了韩非其人的几个特点：一是韩国公子的身份。韩非虽是韩国国君之子，但却是太子之外的众公子之一，地位处于宗室贵族中的中下等。作为统治阶级的他接近政治权力中心，能够直观地了解韩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而略显尴尬的家族地位又赋予了他变革图强的动力；二是口吃的言语障碍，这一点不仅严重影响了韩非与外人（尤其是韩、秦两国国君）的交流和沟通，同时也成为了韩非怀才不遇的关键原因之一，最终使其只得将满腹韬略诉诸笔端；三是与老子、荀子的学术渊源；四是怀才不遇的遭遇。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知韩非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
1. 时代背景
韩非治道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主要可从以下两方面回顾：
一是政治背景。从韩国自身来看，战国末期的韩国已是战国七雄中最为贫弱的国家，内有韩王庸碌无为，“不务修明其法制”，外有秦、魏、楚三个强国成群狼环伺之势，不断蚕食韩国疆土。面对内忧外困，韩非怀揣着报国之心和兴国之见，数次上书韩王却屡屡碰壁，悲愤失意的韩非只得退而著书，以此来阐述自己的治道思想；从这一时期整体的政治环境来看，“失序”是战国末期最为显著的政治特征，这种失序并不仅仅是指无休止的战乱，还表现为分封制、井田制、奴隶制等基本社会制度的逐渐崩溃瓦解，即孔子所谓的“礼崩乐坏”。在这样的背景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已是大势所趋，因此，当时的社会急需一套用以指导实践的实用、有效的治国策略，韩非治道思想正是在此时应运而生，而事实也证明，秦国能够统一六国着实离不开韩非思想的影响。
二是文化背景。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有由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下移于民间，社会上私学兴起。在我国古代史上，春秋战国的思想文化无疑是最为辉煌灿烂的一页，其百家争鸣的盛况、灿若繁星的学术成就可谓空前绝后。也正是这种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才能孕育诸子百家，各个学派、同一学派中的不同流派既彼此交锋又相互学习的局面，其中，韩非作为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人，表现出了更多顾此及彼的理性精神，他既对前期商鞅、申不害、慎的思想和实践进行了总结，集法家三派思想之大成，同时又兼采众家之长，批判、吸收了儒、道、墨等多家学说，最终成就了其全面、系统的治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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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韩非治道思想的体系框架与核心
韩非治道思想的体系框架由以下三个要素构成：一是理论出发点，这在先秦政治哲学中通常表现为对人性的认定；二是理论落脚点，可理解为韩非对于政治秩序的心理预期；三是实践途径，即由理论出发点达到落脚点的方法设计，这也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所在。
1. 法 “法”无疑是韩非治道思想的精髓，虽与现代法治有着很大差别，但其中的进步之处或可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所启迪，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法是社会成员行为规范的准绳，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所谓“一民之轨莫如法”、“道法者治”[9]，普遍性和规范性是“以法治国”的前提。
其二，在立法上，若想“法立事成”就务必要权衡利弊，严明赏罚，这是立法的前提。立法之后，法令则应保持相对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好以智矫法，时以行杂公。法禁变易，号令数下”实乃亡国之举。然而，法律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法律制度和治国方法也应做出调整，切忌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这就是韩非“法与时移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的“变法论”。这种对于法律变革性与稳定性对立统一的辩证认识，时至今日仍是难能可贵的。
其三，法莫如显，普及法律。韩非心中的“法”是“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的成文法，也是“布之于百姓者”的公开法，并且法律条文要清晰明了、通俗易通，如此才能使得“境内卑贱莫不闻知”。此时的法律虽然仍是以维护君主利益为前提的，但向民众普及法律的做法却使其成为一种维护社会安定的积极防御措施，而非单纯的制裁工具。
其四，在执法上，韩非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原则：一是公平公正，一视同仁（君主除外），即“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如此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真正发挥法律的普遍约束作用；二是重刑止奸，“重刑”来源于韩非对于人性趋利避害的认识，他认为当民众非法取得的利益极小，而所受的惩罚却极大时，趋利避害的本性便会驱使民众守法。同时，重刑还可以塑造一种恐怖的社会气氛，加强法律的威慑力，进而达到预防犯罪、惩罚罪犯、禁止奸行的目的；三是赏罚分明。赏、罚在韩非治道思想中是非常重要的两种手段，他直言“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一谓德。”如果说“刑”的作用在于止奸，那么“德”的作用则在于激励和引导，用以辅助法的实施。在君主所持的“二柄”之下，人人都应是平等的，要做到“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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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韩非治道思想的基本评价

对于韩非治道思想，向来都是爱者甚、痛者切。秦王嬴政采纳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自然体现了韩非治道思想有其合理之处；然而，这样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却在仅仅十五年后便骤然灭亡，无疑又暴露了韩非学说的局限性。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韩非治道思想的合理性、局限性与历史价值的探讨也同样应当如此。

（一）韩非治道思想的合理性
一是“以法治国”的施政方略。韩非所言的“以法治国”自然是不可与现代法治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精神同日而语的，并且仍然是为维护君主权势而设计的，但这种相对的“法治”与同时期绝对的“人治”以及儒家的“礼治”相比显然更具进步意义和政治实用性。况且韩非也并非完全将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任其胡作非为，他对于君主应加强自律和自我修养，以及保持法律公开性和中立性的主张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君主行为起到引导作用的。“法治”思想曾对秦国统一起到过积极作用，即便以今人的视角审视仍可发现其思想的合理性：如“法与时移则治”的立法观，“法莫如显”、“以法为教”的普法观，“法不阿贵”的执法观等。
二是“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改革观念。韩非主张以改革图治、变法图强，反对盲目效法古代明君的仁政德治，但他也并非一个头脑发热的激进变革者，他既推崇变法革新，又注重维护政治稳定，而变与不变则在于古法常规是否还符合现实情况，韩非认为当出现以下三种情况时必须进行政治变革：天子失道时、社会形态进行变更时、社会矛盾发生变化时。韩非对于改革与稳定、变与不变之间关系的辩证认识以及“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变革理念在当时是极具进步意义的。
三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的用人观。在选官这一首要环节，韩非主张打破儒家门第观念和等级制度，坚持举贤任能的选官原则。他对当时一些国家存在的腐败选官制度深恶痛绝，将朝中权贵卖官鬻爵、结党营私的行为痛斥为“亡国之举”。同时，韩非也反对将无形的“德”作为选官的唯一标准，因为他认识到若单凭“德”选官，有德无才的庸碌之辈便难以胜任政务，另外，一旦臣民有心伪装，君主还会有被奸邪蒙蔽的危险。因此，韩非提出要统一选官标准，以法择人，注重从基层选拔贤能，不因亲疏贵贱而错失忠良。第二个环节是授官，韩非强调应根据个人才能因任授官，并且要使每个人权责明晰、各司其职，做到“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如此一来，既可以让官员各尽所能，避免行政机构冗杂，从而提高行政效率；又可以使赏罚有据，避免官员之间争功争权或互相推诿。第三个环节是考核官吏，考核的方式是循名责实，即根据官员的职务来考核他的工作成果，而保障考核制度有效运行的利器仍是君主的刑、德二柄，并且应坚持赏罚分明、公正、有度三点原则。值得一提的是，韩非特别强调要严惩官员的职权越位或缺位现象，将其视为奸佞弄权的惯用手段。韩非的用人观中以贤举官、以法择人、规范权责的思想以及循名责实的考核制度为彼时求贤若渴的战国诸侯们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贵族世袭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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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韩非治道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韩非治道思想没有对制约君权做出设计，可谓其理论的最大盲点。在我国奴隶制瓦解的历史变革时期，韩非选择了君主专制独裁作为其理想政体，在这种政治模式下，一方面，君主处于权力制约的框架之外，并且集行政、司法、立法权于一身，这很容易导致君权的滥用，使韩非所向往的“法治”落为实际意义上的“人治”；另一方面，韩非笔下法、势、术相结合的治道方略是环环相扣、严密苛刻的，但若想收获他所预期的积极效果，就要求君主是个执掌大权、英明果敢、高瞻远睹而又节制有度的明君，否则只怕会走向反面，产生恶果，正如秦王朝的命运所昭示的那样——法行极致，物极必反。
其次，在“人性恶”的前提预设下，韩非治道思想重用严刑峻法和阴谋权术，却没有看到人文关怀和道德文化的调节作用，这是其理论的另一缺陷。韩非过分强调人性好利恶害、自私自利的一面，将君臣关系看作“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的纯粹利益关系，然而，若是君主不择手段地用“术”，就容易使臣下也纷纷效仿，极易造成君与臣、臣与臣之间的隔阂甚至出现统治集团分崩离析的恶果。此外，韩非十分重视刑罚的作用，认为重刑便能达到止奸的目的，这些措施虽然能暂时起到稳定政治统治的作用，但却令民众终日生活在恐惧与压迫之中，长此以往必然会激化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加深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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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韩非治道思想对现代政府治理的启示 ..................................... 16
（一）正确认识韩非治道思想的现实意义 ................................... 16
（二）充分重视韩非朴素“依法行政”理论的思想因子 ....................... 17
（三）认真梳理韩非行政权力制约观的有益思想材料 ......................... 19
（四）着力开发韩非人事管理方法的丰富思想资源 ........................... 21
（五）有效克服韩非治道思想的消极影响 ................................... 23
结 语 .................. 25

三、韩非治道思想对现代政府治理的启示

韩非治道思想在战国末期曾对我国大一统的封建社会形成起到过积极作用，也曾因被推向极端而荼毒生灵。一直以来，学界对韩非思想的非议众多，这不仅是由于其思想本身存在着局限性，更在于封建统治者们对其不加节制的滥用而产生的恶果令人望而生畏。近代西方的民主、法治理论固然有其先进之处，但我们却必须承认，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是不可能与延续两千多年“外儒内法”式的政治影响相割裂的。因此，若能将韩非治道思想之中适用于当代中国的成分融入到现代政治文明的体系之中，对其进行科学地审视和扬弃，那将使韩非治道思想重获新生，也能为我国探索现代政府治理的道路注入新的活力。

（一）正确认识韩非治道思想的现实意义
在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今天，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也进入了攻坚阶段，加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已是迫在眉睫。虽然封建法律体系早已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而成为泡影，但韩非治道思想中“以法为本”的核心思想却反映出了我国古代思想家们对于法治的强烈追求，对现代政府治理也仍有启迪。他告诫我们勿忘法律“法不阿贵”、“一断于法”的精神，提醒立法者要秉承“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改革创新理念，根据现实情况及时制定、修改、废除法律；他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彰显了普法教育、法制宣传的重要性；他对于立法、执法、司法各个环节的清晰设计，为我们继续落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提供了许多实用性启发。
韩非的“势治”思想虽是为保君主权威而设计的，在如今我们却可将其理解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进现代政府治理依然需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依法治国、国家治理体系有序推进的根本保证。
而韩非治道思想中历来最为人诟病的“术”，实则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我们可将其中积极可取之处演变为政府治理中的工作方法。例如，通过“防奸、察奸、治奸”的层层推进以及合理奖惩机制的构建，既可以引导、激励政府工作人员廉洁勤政，也可使不法官员心生畏惧，及时改过自新，为现代政府治理塑造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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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若说我国古代缺少西方式缜密、实用的治道理论，那么韩非当属例外。他不仅融合和发展了前期法家思想，集法、势、术三派思想之大成，又批判和吸收了儒、墨、道等诸子学说，在我国哲学史的黄金时代占有重要地位。观其《韩非子》一书，可见韩非从现实出发，结合历史经验，并运用了大量史料和生动的寓言故事深入浅出地为我们描绘了他的治道蓝图。两千余年来，我国封建社会“外儒内法”式的政治文化中的许多理念已经融入到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中，我们若能对韩非治道思想进行科学地扬弃，将对解决现代政府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起到启示作用。
由于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韩非治道思想存在着许多局限，甚至是错误的观点，但这并不应影响我们从中获得启发。有的人读《韩非子》，便一味地钻研其中古代帝王的阴谋权术、封建专制意识，从而为所欲为，愈发走向阴暗；有的人则汲取了其中法不阿贵、法与时移的法治精神，完善了依法治国的方略，走向了光明。更何况，即使是韩非治道思想中的不合理部分，对于我国现代政府治理亦能发挥警示作用，让我们更加认识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统一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