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改革与宪法

日本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从1981年7月至1983年3月,总共向政府;递交了4次答辩报告,目前,该委员会的调查己进人尾声,正在公布“关于整顿、重建各部厅,使组织合理化,“关于整顿、重建地方基层组织,使之合理化并改革地方事务工作干部制度”;“关千公务员制度的理想状况”;“关于推进行政 改革体制的应有状况”;“关于今后的行政改革和推进财政重建”等一系列报告。

从上述报告中,可以了解日本行政改革的内容和基本特点。这次行政改革是重新回顾明治维新以来10多年的近化代历史和战后30多年民主化历史,为重新制定国家和国民正确的前进方向而进行全面改革的一个环节;也是对整个国家机构、制度及政策进行全面的重新估价的一个步骤。对行政改革进行学术上的探讨可以在许多学术领域内进行,从以宪法为基准的法律学观点去探讨,就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如果日本临时行政调查会的行政改革采用这一方法,并且展望了二十一世纪,发挥了促使整个国家变化速度加快的作用,那么,它对战后30多年宪法的历史和今后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巨大影响。
我们认为,为了实现民主、公正、高效率的行政改革,从制度上及实质上确立地方自治,在日本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地方行政应当尽可能由地方公共团体去处理,应积极放宽国家对地方公共团体的限制和干涉。

在减少地方行政工作量和提高效率方面,应发挥各地方公共团体的自治职能,并且应最大限度地调动地方公共团体本身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公开行政情报和国民参与行政问题是现代行政改革中不可或缺的前提,也就是说,这两个问题是确立行政民主基础和提示科学合理根据的前提条件。临时行政调查会的报告指出,公开情报和建立行政手续制度,在确保国民对行政的信赖上将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公开情报,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国民对行政的关心和批评能力,对改善行政工作会有不少的好处。临时行政调查会的行政改革报告,在削减或缩小行政部门及行政措施上的确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积极而又大胆的建议,但也暴露出严重的不足,其基调带有轻视民主的色彩,是与宪法精神背道而驰的。我们期待着以宪法为基础的行政改革的主张。
纵观临时行政调查会的列次答辩报告,首先使人感到缺乏国民观点,缺乏以国民为中心的考虑,即使有也极为淡薄,根本没有打算根据国民的意见,为国民的利益,在国民的参预下完成行 政改革。因而,这是一个不包括主权人的行政改革方案,带有“财界主导”的性质。缺乏国民观点,实际上意味着缺乏立足于国民主权的宪法观点。若是 对这次范围广泛的行政改革方案进行一次探讨,那就有必要逐条对照宪法的条文。
宪法的三大支柱—国民主权、人权与和平主义的原则,是日本长期的国策,探讨行政改革,也要从这三项基本原则出发进行研究。第一,从国民主权的原则看,行政本来是由国民选出来的公仆进行的工作,是以民意为 基础的。由于这一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因而在行政改革过程中有必要增加尽可能让国民参加并广泛听取国民要求和意见的内容。

为此,我们希望使情报公开形成制度化,通过公众听取会,广泛收集民意。第二,尊重国民基本权力本应成为行政改革的中心思想,但在临时行政调查会的改革方案中,却缺乏积极保障人权的态度。一方面宣称建设“充满活力的福利社会”,一方面却在贬低社会福利,行政政策实际在步步后退。第三,关于“防卫”间题,临时行政调查会的立场与保守党“鹰”派立场一致,采取了主动进入美国军事体制的路线,这反映了调查会主流派的特殊意识形态。
传统的代表制民主和立法的传送带理论显示了其局限性，参与制民主将成为代表制民主的重要补充，行政权力将由国家逐步向社会转移，地方民主进一步扩大。行政行为是“中国行政法研究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但传统的行政行为理论正受到挑战。“行政行为”概念在当下已经不能适应行政法发展的需要，无法“回应公共行政方式的易变性与多样性。”
传统及其在远东国家社会文化过程的形成和发展 中的作用早就吸引了东方学家的注意。可是,在科学技术革命时期,必须把与远东国家现代文化发展特点有关的问题包括在东方学的传统学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