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1.1.1 研究背景
自从 2008 年次贷危机爆发，为了加快经济复苏，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都面临深层次的调整，各国出台了不少货币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等。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其采取一系列“加息”、“缩表”、“减税”等政策措施具有极强的外溢性，加上英国脱欧、欧洲极右势力抬头、“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等事件，使得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陡然上升。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发展大国，法律、秩序、治理等制度建设在不断改革和发展中，国内政策经常出现一定的不确定性。在进入新常态后，我国为适应新的经济增速，转变发展动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如“四万亿”、“一带一路”、“中国制造 2025”、“供给侧改革”等，尽管这些政策推出有效地降低了全球经济低迷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但也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我国出口企业既面临国外经济政策变动的冲击，也遭受国内政策调整的影响，时刻暴露在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当下国内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国外经济亦处于经济危机后的全面复苏阶段，国内外经济政策均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为使出口企业更好地应对经济政策波动所造成的冲击，有必要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
创新是企业塑造竞争优势和保持长期增长的重要方式，也是打破现有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的主要途径。虽然中国在某些领域逐步形成一定高端技术开发能力，但在大多数行业中企业创新能力仍不足。我国出口企业大多依靠模仿方式实现技术进步，缺乏核心技术，所生产的产品较为低端，并且由于没有核心竞争力，在经济不确定性中往往会面临被淘汰风险。中兴和华为在美遭科技封锁事件也告诫中国企业，要实现长足发展，在世界市场上稳步前进，必须得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然而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是一项周期长、高风险的投资，创新绩效容易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对国内经济政策变动具有较强的敏感度，加上我国出口企业早已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与海外市场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其技术创新活动难免不受国外经济政策的影响。随着全面改革开放的深入，未来形势只会更加复杂和不可预测，因此研究出口企业如何缓解内外 EPU带来的不利冲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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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本文所研究的内容体现了不同理论的运用与拓展。首先，本文追踪并拓展了当下研究热点之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理论的前沿内容，将经济政策理论与企业创新理论联系在一起，结合当下的经济背景深入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其次，丰富和扩展了异质性企业理论，本文对企业异质性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企业特征上的异质性，还根据企业在技术创新投入活动表现的差异对企业进行区分，从更细化和全面的角度去分析问题。最后，本文以企业创新理论、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在当下经济不确定性加剧条件下，以我国上市的出口企业为研究对象，测算其技术创新绩效，分析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从理论上丰富了企业创新理论和有关出口企业研究的相关内容；通过实证分析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的具体作用机制，对探索出口企业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有效对策具有理论意义，同时也对在经济改革开放的复杂背景下，探求推动我国出口企业转型升级、提高产品质量的有效途径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1.2.2 现实意义
尽管我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但却是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真正具备核心竞争力优势的出口企业凤毛麟角，技术创新的短板造就了企业竞争优势的不足，因此要实现贸易强国的目标就不得不重视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与一般的企业行为不同，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具有更强的探索性与开发性，由于前期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等研发投入且产出的结果周期较长，同时创新是一项较高风险的活动，经济形势稍有变动就会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等创新活动，从而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因此企业创新对经济政策变动的敏感性较强。在全球经济仍未完全复苏、国际贸易争端不止、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等综合背景下，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增添了重重困难，但同时也为出口企业突破原有的技术瓶颈带来机遇。本文正是对国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给出口企业创新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识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利弊，区分其对不同类型企业作用差异，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来实证检验 EPU 对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不仅为帮助企业有效地识别创新潜在的风险与机遇，更好地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同时也对我国制定完善的创新激励机制，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和贸易强国战略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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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开始于 Bernanke（1983）对于企业投资的分析，他认为当企业面临的要素与产品价格、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等方面存在较高不确定风险时往往选择会推迟投资。Bloom（2007）在实物期权效应的假设下进一步论证上述结论。由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难以度量与区分因果关系，早期相关研究大多以政治事件来构造替代变量以衡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 Julio and Yook（2012）以政府选举年份为替代变量，发现在 EPU 较高时，企业投资平均下降了 4.8%。Atanassov et al.（2015）利用美国州选举作为代理变量，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促进企业 R&D 水平上升，且政策不确定性对于政治敏感度高、难以创新、竞争激励的行业影响更大。国内学者陈德球等（2016）则利用地方政府官员更替作为 EPU 的替代变量，发现市委书记变更会降低企业创新效率。上述采用特定政治事件衡量 EPU 具有很强的外生性，但却无法捕捉非选举年或政府换届期间的不确定性，缺乏连续性和时变性，将导致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偏误（Gulen and Lon，2016）。Baker et al.（2016）通过检索新闻中出现的“不确定”、“政策”等关键词的文章频率来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并严格地证明指数的有效性，从而得以获取描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连续变量。后来学者基于 Baker et al.（2016）构造EPU 指数分别在宏、中、微观层面对 EPU 的经济效应展开广泛的研究。如田磊和林建浩（2016）研究本国 EPU 对本国产出和物价水平的影响；庄子银和刘彩云（2018）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对制造业就业的冲击；徐光伟等（2020）则从企业投资结构的角度来考虑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图 4-1 全球 EPU 指数和中国 EPU 指数
2.2 异质性出口企业创新
Schumpeter（1942）认为异质性对于企业而言意味着寻求经济“租”的可能性，企业为不断获取经济利润和竞争优势，会主动积累新知识和开展创新活动，基于市场规模的假说提出，其提出由于大规模企业能承担起高额的创新成本，更有能力化解创新失利，同时因其具有较高的市场控制能力，技术的市场应用率也更高，更利于实现创新回报，因此不同规模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间存在异质性。对于出口企业而言，除了企业规模，企业的所有权属性、贸易方式等特征差异也会导致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异质性。李兵（2016）通过 PSM-DID 方法发现不同类型的企业出口对自主创新能力有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一般贸易企业、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对自主创新有促进作用，而加工贸易出口对企业自主创新有抑制作用。易靖韬和蒙双（2016）基于电子通信行业的企业面板数据运用 Biprobit 以及 NLS 等估计方法研究得出生产率高的企业创新投资回报越高。王思文等（2018）采用 Multinomial Logit 模型对我国制造业企业也检验得出生产率高、规模大的出口企业更愿意进行技术创新。
目前对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分析主要集中在企业特征的研究。实际上，不同出口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异质性除了可能来自于所有权属性、所属行业等企业特征，也可能与企业采取不同创新投入方式相关。如郭玥（2018）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研究得出，相比于未受到政府创新补助，获得政府创新补助后的企业显著增加了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张杰（2015）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得出资本品进口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有显著促进作用。李梅和余天骄（2016）基于中国信息技术企业，泊松面板模型的估计方法得出跨国研发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赵宸宇和李雪松（2017）基于中国上市企业，利用内生转换回归和边际处理效应的方法得出对 OFDI 的企业的专利平均处理效应显著高于非 OFDI，表明进行 OFDI 明显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上述文献说明企业创新绩效的差异不仅来源于所有制、贸易方式等自身特征，还与政府研发补助、自主研发、技术产品引进等相关创新投入活动密切相关。但现有学者较少对不同类型创新驱动机制进行研究，为此本文在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对异质性出口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时，除了考虑企业本身特征的异质性，还考虑到创新投入方式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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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11
3.1 理论基础.......................................11
3.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内涵......................11
3.1.2 企业创新理论..................................11
第四章 特征事实分析.............................19
4.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分析.............................20
4.2 出口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分析........................20
第五章 实证分析.................................23
5.1 模型设定、数据说明与变量描述................23
5.1.1 模型设定...............................23
5.1.2 数据说明与变量描述...................................24
第五章 实证分析
5.1 模型设定、数据说明与变量描述
上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和我国创新能力从不同层面进行多方探讨，为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本文将从 2007—2015 年的微观出口企业数据出发，构建出口目的地—企业—年份数据，并通过回归模型估计 EPU 对中国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同时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与企业技术创新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具有“U 型”或“倒 U 型”效应。进一步，考虑企业特征与创新驱动的异质性以较全面地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作用。
本文以 2007—2015 年沪深 A 股出口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内外 EPU对出口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形成“企业-年份”样本数据。选择研究出口企业的创新绩效是因为我国出口企业创新能力普遍较低，而创新能力低限制了出口质量的提高，使得出口产品囿于价值链低端，饱受“低质低价低端”的诟病，甚至因此屡遭别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同时提高出口企业创新绩效也是当前贸易强国建设所需。选择匹配上市公司是因其披露的财务和专利信息较为完整，因此本文借鉴余淼杰（2011）的方法先将海关数据和 A 股上市按公司名称进行匹配得到出口上市公司，并删除 ST 企业和保留非金融行业企业。后文还在该数据基础上匹配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下文简称《境外投资名录》）筛选出的研发 OFDI 企业，以研究创新投入异质性的影响；再根据 Baker et al.（2016）提供的 22 个国家（地区）①的 EPU 指数匹配出目的地包括这些地区的出口上市公司数据，最终形成包含 1474 家企业、共计 5929 条观测值组成的“企业-年份”非平衡面板数据。
图 4-2 中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国 EPU 指数和中国 EPU 指数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文在回顾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我国 2007—2015 年海关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构建了企业层面的数据，运用 Baker etal.(2016)测算的 EPU 指数来测量各地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 EPU 对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时，根据不同所有权性质、不同行业、不同贸易方式进行分样本回归以分析内外 EPU 的影响是否具有企业特征异质性，将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方式分为政府研发补助、自主研发、技术进口以及跨国研发，并利用交互项模型分析 EPU 对上述异质性创新投入的作用差异。进一步，本文拓宽研究内容，将出口产品质量引入到分析框架中，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出口企业技术创新以及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如下：
（1）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出口企业创新，不仅仅作用于出口企业总体技术创新能力，还作用于出口企业的实质型技术创新和策略型技术创新。但随着 EPU 不断上升，EPU 对出口企业的促进作用会转变成抑制作用，即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作用关系，其中境内 EPU 的驻点为 0.836，而境外 EPU的驻点为 0.660，均高于样本期间内外 EPU 的平均值。同样的，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质型技术创新和策略型技术创新也存在倒“U”型关系。
（2）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具体可以分析企业特征的异质性和创新投入的异质性。对企业特征异质性进行分样本回归得出，内外经济政策对高科技行业企业的作用更强。境内 EPU 对国有、一般贸易出口企业作用效果更强，而境外 EPU 对非国有、加工贸易出口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对于创新投入的异质性分析得出，境内 EPU 限制政府研发补助的作用效果但促进自主创新的作用效果，随着 EPU 上升，政府研发补助对出口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作用将下降，而自主研发对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将增强；境外 EPU 则对跨国研发与企业技术创新间有正向调节效应；而内外 EPU 均不能显著影响技术进口的作用效果。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