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1978年中国 GDP 仅有 3679 亿元，增长率为 11.7%。而到了 2017 年，中国的 GDP 高达 82.71 万亿元，约是 1978 年的 225 倍①，排名世界第二位。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改革开放使中国快速成长为国际贸易大国和国际投资大国。2017 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达 27.29 万亿元，同比增速达 14.2%，已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 2014 年已经超过外商直接投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5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高达 1456.7亿美元，同比增长 18.3%，创造了连续 13 年增长的记录，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9.9%，仅次于美国，远超外商直接投资约 100 亿美元③。2016 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升温，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跌的趋势下，创造了 1961.5亿美元的历史高峰，实现 34.7%的爆发性增长和连续 13 年增长。至此，中国俨然已是全球国际投资大国，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交流活动中日益活跃。2016 年，G20 峰会在杭州举行④。中国籍此向世界展现其包容合作、共同发展的态度。这意味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015 年中国正式向世界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致力于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实现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设施联通和民心相通。中国不仅加快了对外经贸发展，也加强了对外交流，尤其是国际政治交流和国际文化交流。“一带一路”倡议的雏形正是习近平主席在出访期间提出的。而作为中华文化传播旗帜的孔子学院，也在飞速发展当中⑤。中国要实现与各国互联互通，共同发展，充分的国际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世界经济运行低迷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经贸的快速发展中，国际交流发挥了怎样的影响作用呢？在世界经济格局新常态下，本研究深入探讨中国的国际交流对中国对外经贸的作用效应，对加强中国对外经贸关系治理，促进贸易投资双繁荣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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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标及方法
1.2.1 研究目标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的国际交流对经贸发展的影响作用越发突出。本研究拟解决：（1）国际交流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其中的存在怎样的作用机制？（2）国际交流如何影响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其中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3）如何就协调国际政治政策和国际文化政策，形成合力，更好的促进中国对外经贸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1.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种研究方法。
理论研究上，本研究一方面采用文献分析法，综述前人文献，发现已有研究的不足，为本研究的奠定理论分析基础。另一方面，再结合贸易引力模型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深入分析推演国际交流对中国对外经贸的影响机制，构建新的拓展的理论框架。
实证研究上，本研究基于国际贸易和投资引力模型理论，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拓展，引入国际交流因素，构建新的双边贸易和投资模型。然后，分别使用混合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豪斯曼-泰勒模型、系统 GMM 模型、工具变量模型等，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稳健地检验国际交流对中国对外经贸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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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传统贸易和投资理论的回顾
2.1.1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一个阶段性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对前人理论的一个综合和创新。英国经济学家 John Dunning（1977）[7]在综合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一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是需要具备所有权优势（Ownership）、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和区位优势（Location），也被成为“O-I-L”理论范式。所有权优势主要是指技术优势、资本优势、规模经济优势等。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通过内部交易所得的收益高于通过外部市场交易。也就是说企业具有较强克服市场失灵的能力。区位优势主要是从东道国角度描述的，如东道国的地理位置、经济规模、政策制度、文化制度等能够吸引外资进入的条件。Dunning（1980）[8]认为一国企业只有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时才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若企业只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缺乏区位优势，则会进行出口贸易，而不是直接投资；若企业仅具备所有权优势，则会进行技术转让。然而，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投资市场上越来越活跃，一些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些现象的出现使得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解释力受到挑战，其静态分析的局限性逐渐显现（裴长红等，2011）[9]。
全球各国的国际交流涉及了人类活动的多个方面，具体来说可以分为国际经济交流、国际政治交流和国际文化交流。因此，本研究将从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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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际交流与对外经贸的关系
2.2.1 政治交流与对外经贸
在国际政治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文献中，学者一般依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从东道国的视角，探讨其国际政治因素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其中，制度因素是较为热门的一个研究话题。部分学者认为高制度质量是东道国吸引 FDI的重要因素，而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也倾向于高制度质量的国家（Habib 等，2001[10]；Busse 等，2007[11]；Desbordes，2009[12]；李阳等，2013[13]；蒋冠宏，2015[14]等等）。Busse 等（2007）[11]采用 1984—2003 年 83 个发展中国家的 FDI数据，从政府稳定性、内部和外部冲突、腐败程度、民族关系、法律秩序、民主问责制和官僚机构质量等多个方面来衡量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发现良好的制度因素有利于 FDI 流入。李阳等（2013）[13]基于政治权利和公民权益，考察东道国制度质量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发现东道国政治权利越高，政治环境越稳定，越有利于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而公民权益越好则意味着外商的权利受到较大的保护，面临的风险越低。蒋冠宏（2015）[14]从政治稳定、腐败程度、政府效率、法制质量四方面来考察东道国的制度影响，采用 2004—2008年的微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政治稳定、腐败程度、政府效率、法制质量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呈负相关关系，即东道国政治越稳定，腐败程度越低，政府效率越高，法制质量越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约活跃。
虽然有较多学者认为政治制度质量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但是也有学者研究发现不一样的结论，认为政治制度质量越低，越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Egger 等 2005[15]；胡兵等，2013[16]）。Egger 等（2005）[15]认为以往的研究文献结论是腐败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他则基于以往文献的腐败与 FDI 的函数关系，采用 1995-1999 年，73 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FDI数据，研究发现腐败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东道国的腐败能够刺激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胡兵等（2013）[16]对于腐败对 FDI 的关系作出更为细致的研究。他们以 2003—2011 年中国与 61 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构建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 GMM 方法来减少内生性的干扰，研究发现腐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效应。在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腐败与 OFDI是负相关关系，而在腐败程度较高的国家，腐败与 OFDI 是正相关关系。他们认为腐败会产生“润滑效应”，有利于投资者跨越投资门槛，规避制度不完善带来的风险。而有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时，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风险偏好，倾向于流入制度风险高的东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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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理论机制及假设.......................... 123.1 国际交流对于中国对外经贸的影响机制 ..................... 12
3.1.1 增强经贸互信.............................. 12
3.1.2 共享商贸信息............................... 13
第 4 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交流效应检验............................. 16
4.1 实证对象选择 ......................... 16
4.2 实证设计 ...................... 17
4.2.1 模型构建...................... 17
4.2.2 变量测量......................... 17
第 5 章 中国对外贸易的国际交流效应检验............... 28
5.1 实证对象选择 ..................... 28
5.2 实证设计 ................ 29
5.2.1 模型构建及变量选择............................ 29
5.2.2 模型检验及方法..................... 30
第 5 章 中国对外贸易的国际交流效应检验
5.1 实证对象选择
2015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①，意味着“一带一路”战略正式进入建设阶段。中国企业纷纷相应政策号召，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寻找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国内产业升级转型。2015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达 9955 亿美元，占全国贸易总额的 25.1%②。这说明，“一带一路”区域对中国的经贸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更是中国消耗过剩产能、转移低端产能，促进产业升级，加快经济转型的重大举措。同时，“一带一路”区域内，囊括了多个国家、多个文明，具有十分高的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国的国际交流对“一带一路”的经贸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一带一路”区域为例，实证检验中国的国际交流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作用。此举，一方面能够准确检验国际交流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效应；另一方面，也能为中国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际的贸易合作提供可靠的实证依据。
本研究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作为实证分析对象。借鉴邹嘉龄等（2015）[77]的方法，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 64 个国家作为样本③。鉴于中国第一所孔子学院是成立于 2004 年，因此样本变量的时间跨度为2004-2015 年，契合中国加入 WTO 和实施“走出去”战略后，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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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