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经济参与对外国际贸易研发嵌入的影响——制度变迁的中介作用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熊比特创新理论，以 1998-2014 年 30 个省级地区(西藏、港澳台地区除外)为统计资料，构建了制度变迁中介效应的检验模型。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The Research Background）
1.1.1 经济转型离不开有为政府
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中华民族复兴“三步走”的规划，中华民族的复兴历程从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开始，至 21 世纪中叶结束，全程共有 72 年时间，而这 72年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后各 36 年。在第一阶段的发展中，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渐进的双轨制，即一方面对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给予必要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让市场发挥作用。依靠双轨推进的路径选择以及其他的制度遗产，建立了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管理架构，构成了前 36 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制度基础。然而，这样一个发展方式也为后一阶段的发展埋下了隐患，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断恶化，腐败现象越来越普遍。在改革开放初期，鉴于中国资本十分匮乏的现状，国家干预资本分配，给予资本密集型大企业予以保护和补贴是维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必要，属于“雪中送炭”；但经过了 36 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走出资本短缺的困境，原本被保护的大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已经具有竞争优势，此时的保护行为已然变成“锦上添花”。与此同时，国家部门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各级政府不断强化资源配置的权利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能力，这就为寻租行为的产生和扩大提供了“沃土”，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蔓延，进而威胁社会安定和经济平稳发展。
对于正处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度的转型中的中国，有为政府尤其重要。一方面，转型中的中国因为过去所采取的战略，遗留了一批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对这些企业的保护补贴不能一下完全取消，否则会带来大规模破产、失业，造成社会和政治不稳定，需要政府给予原有的产业一些转型期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转型中国家由于过去政府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导致基础设施非常差，同时存在很多制度扭曲，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挥积极作用去克服。在这前后交接的时刻，中国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可谓是对民族复兴第二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第二季的准确概括。新常态下存在着重大机遇，但与此同时也需要我们创新经济治理思路，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化解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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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与方法（Research Content and Method）
1.2.1 研究内容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转换的关键时期，如何从过去高投资支撑高速度经济增长的“旧常态”，转变为经济持续、健康、均衡增长的“新常态”，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对实现经济转型的目标而言，重要的不仅仅是制度的变革，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市场创新绩效，都离不开中国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为获取竞争优势不断加大在华投资，其中研发投资在获取知识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上所具有的特性，更是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而要推进外资研发嵌入水平和利用效率的提升，离不开政府的参与。鉴于政府作为的外部特性，特别是由于公权力和行政垄断的存在使得政府作为对社会经济制度变迁产生影响。如果政府营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就能促进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技术流通和创新技术的产生，而制度变迁的过程恰好反映了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功能。那么，政府经济参与何以提升外资研发嵌入水平？特别地，政府经济参与通过何种手段对外资研发嵌入水平产生影响？这些问题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希望通过制度变革提升外商研发投资“技术溢出”效率，以及促进外资研发嵌入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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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相关概念界定（Related Concepts）
2.1.1 外资研发嵌入
“嵌入”一词源于社会学研究中的社会资本研究，强调的是双方在合作交易过程的联结程度，这种非正式的关系型网络嵌入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支持、信息交换以及问题解决。Hallin 等(2011)就关系型网络嵌入程度如何影响“创新—绩效”关系进行研究时发现，外部关系嵌入和公司内部关系嵌入均显著促进了在瑞典公司的“创新—绩效”关系。本文认为，关系嵌入性关注社会网络参与之间的袖合程度也就是联结程度，而这种联结度会影响到彼此对优质信息的交流、对不确定性的规避，相互之间信任感的增进。在强联结作用下，信息以更加积极正向的方式进行交流，而这种交流不仅再一次增进社会网络参与者之间的联结，也会促进产品生产、组织绩效。
跨国公司在对华进行研发投资时，虽然从技术水平上来说有一定优势，但跨国公司额外面临一个被称为“初始模仿”的地区适应性过程，能否快速有效适应东道国的市场环境关系到跨国企业从事生产和创新的效率。此时，将“嵌入”这一概念引用到测度外商研发投资的地区适应性水平，能有效判别影响研发效率和创新绩效的地区因素，甄别跨国企业在研发投资过程中的问题所在，进而发挥东道国政策框架的作用，促进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综合考虑“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Granovetter，1985)[19]，本文外资研发嵌入指标体系拟采用外资研发人员嵌入、外资研发资本嵌入、外资开发改造资本嵌入、外资研发机构嵌入、外资专利申请嵌入、外资专利授权嵌入、外资新产品项目嵌入、外资新产品销售嵌入和外资新产品产值嵌入等 9 项细分指标。上述细分指标的取值范围介于[0,1]之间，取值越大表明嵌入程度越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第三产业发展、城市化进程、对外开放水平提升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的生产力。在本文的研究中，制度变迁的变化实际上是不同时间段制度环境的变化，对跨国公司获取相应资源、将东道国资源与自身要素相融合有重要影响，决定了其能否获得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进而促进外资研发嵌入水平的提升。因此根据制度变迁的含义以及我国在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探索，同时考虑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了纵向产业结构、横向产业结构、市场开放程度、人均收入和城市化水平作为制度变迁的代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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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理论研究（Related Theoretical Research）
近年来，在经济新旧常态转换的背景下，FDI 对经济的推动日渐乏力。相较于关注 FDI 流量，提升 FDI 的质量可以更加有效地帮助中国实现转型升级，带动中国经济实现“腾笼换鸟”和“凤凰涅槃”。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促进外商研发投资嵌入中国，从创新层面开辟市场“供给空间”，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软硬件环境的有效建设为外商研发投资的“嵌入”与“技术溢出”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如何建设适合外资研发嵌入发展的软硬件环境，甄别影响外资研发嵌入水平提升的有效因素，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形势下，政府经济参与能够通过加大科技投资、改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支持等方面为外商研发投资塑造硬环境，是外资研发嵌入中国的基础条件；同时，制度变迁反映了一个地区为跨国企业提供服务、资源和其他有利于其竞争力提升要素的能力，外资研发嵌入水平的提升依赖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创建的软环境，是跨国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政府经济参与和制度变迁一有形一无形，两者互为补充影响外资研发嵌入中国的进程。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视角，本文将分析政府经济参与和制度变迁对外资研发嵌入水平的作用机制。
制度变迁作为无形的软环境对外资研发嵌入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制度变迁能够通过市场开放程度、市场化进程、城市化水平等经济制度环境对跨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驾驭自身资源的便利程度)、内部化优势(吸纳要素与自身要素的融合程度)和区位优势(获取相应资源的便捷程度)产生影响。外资研发的嵌入水平和原来要素融合以及东道国制度理念相关，因此制度变迁软环境的构建，能够促进外资研发嵌入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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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指标的测度与概况.............................18
3.1 外资研发嵌入指数测量及概况...................18
3.2 政府经济参与指标选取与概况....................23
4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的基准研究.......................30
4.1 面板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检验 .......................30
4.2 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31
5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的空间效应检验........................43
5.1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43
5.2 空间权重矩阵的建立.......................45

5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的空间效应检验

5.1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The Setting of the Spatial EconometricModel）
在解决了制度变迁变量可能存在不稳健的疑问后，如何解决外资研发嵌入水平可能存在的空间异质性问题成为本文接下来研究的重点。第 4 章在研究制度变迁在政府经济参与和外资研发嵌入水平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时，是在地区之间相互独立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未考虑各地区之间会对外资研发嵌入水平产生相互影响，而忽略空间效应会使得估计结果有偏且不一致。同时，通过图 3-1 观察各阶段外资研发嵌入水平，从嵌入水平高低的区域分布可以看出，中国各阶段外资研发嵌入水平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因而应该考虑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测度制度变迁的中介效应。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主要分为两种，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在这两种模型得到广泛使用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空间面板GMM 模型，记为 SPGMM 同时，由于被解释变量的取值范围为[0,1]，因此为了防止产生有偏不一致的估计结果，本文将 Tobit 模型引入空间 GMM 模型中， 记为 SPGMM-Tobit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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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及政策建议

6.1 主要结论（The Main Conclusion）
鉴于已有文献在研究制度变迁对政府经济参与和外资研发嵌入水平关系研究中的空缺，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熊比特创新理论，以 1998-2014 年 30 个省级地区(西藏、港澳台地区除外)为统计资料，构建了制度变迁中介效应的检验模型。首先，对外资研发人员嵌入、外资研发资本嵌入、外资开发改造资本嵌入、外资研发机构嵌入、外资专利申请嵌入、外资专利授权嵌入、外资新产品项目嵌入、外资新产品销售嵌入和外资新产品产值嵌入进行测算，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以外资研发嵌入指数的形式表现。结果显示，中国外资研发嵌入水平由东往西逐次递减，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空间的非均衡性呈现某种“固化”态势。随后，用熵权法构建了政府经济参与指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制度变迁指标，并选取贸易竞争指数、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资本存量作为控制变量。
其次，在检验制度变迁在政府经济参与对外资研发嵌入水平影响的中介作用时，在静态面板下运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F 检验与 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最优。制度变迁中介效应的三阶段检验结果显示：第一阶段不考虑制度变迁中介效应时，政府经济参与对外资研发嵌入水平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阶段检验结果显示，政府经济参与的提升对制度变迁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第三阶段以制度变迁作为中介变量，以政府经济参与作为前置变量，发现考虑了制度变迁扮演了完全中介作用角色，政府经济参与对外资研发嵌入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制度变迁对外资研发嵌入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作用效力为 0.1285。鉴于静态模型并未考虑到外资研发嵌入水平的连续性和动态效应，解释变量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又运用了动态面板模型中的系统 GMM 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依然是制度变迁在政府经济参与和外资研发嵌入水平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只是其作用效力有所降低，为 0.0487。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