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贸易影响

本文是国际贸易论文，本文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将企业对东道国的投资活动视为一种交易活动进行分析。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化的深化，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作用也日渐凸显。
首先，近十年的结果表明传统的“以市场换技术”做法对中国企业技术地提升十分有限；其次，随着外资规模增大，“技术外溢”效用也很难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的技术竞争能力。作为经济驱动的“三驾马车”，中国的对外出口贸易经常受到反倾销和技术壁垒的限制。据中商情报网数据显示，在 2016 年上的半年，共有17 个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出口商品进行了是否存在贸易救济地调查，调查案件数为 65 件，同比上升 66.67%，涉案金额 85.44 亿美元，同比上升 156%。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在 2016 年中国企业的出口活动中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情况较为严重，据估计，2016 年技术贸易壁垒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损失达到 365.3 亿美元。通过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直接参与东道国的市场竞争，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技术外溢”效用地下降、绕过贸易壁垒限制。科技的进步、各国经济融合的不断深入使得各个要素在世界各地的流动越来越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了便利。
21 世纪之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高速发展态势。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显示，在 2002 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 27 亿美元，存量为 299 亿美元。在 2014 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 1231.2 亿美元，存量为 8826.4 亿美元，与 2002 年相比，其增速分别为 45.6 倍、29.1 倍。
但是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活动受东道国政府干扰较为频繁， 其主要表现为通过东道国的法律、规制等干扰中国企业大规模的并购以及对部分行业的投资。在 2016 年，中国忠旺关联公司 (ZhongWang USALLC)和美国爱励铝业有限公司(Aleris Corporation，)的并购案被 12 位美国参议员上诉到美国财政部，使得这场涉及 23.3 亿美元的收购遇到了极大阻力。然而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同年福建宏芯对德国芯片设备制造商爱思强(Aixtron)的收购也遭到了德国政府的抵制。形成鲜对比的是，中国对巴基斯坦和缅甸等国的直接投资很少遭到政府的直接干预，在这种情况下，有部分学者以及舆论认为政治关系能够影响东国政府对中国投资者的态度，从而对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活动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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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现状
在本节中，笔者期望通过梳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历史脉络，阐述 0FDI 理论发展历程，进一步明确本文研究意义。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只能对部分经典文献进行阐述与分析。
总体上而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与全球的直接投资活动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在二战之后逐步兴起，主体为发达国家，此时，研究学者着重关注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在经历 60 年的发展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主体、投资行业也开始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环境呈现了多样化的特征。在这种背景下，制度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成为众多研究者的聚焦点。
Hymer(1960)首先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Hymer 的理论支撑点是企业垄断优势驱动对外直接投资，他认为不完全竞争市场和投资企业文化习俗与东道国潜在冲突等风险地存在，使得在某一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的企业有意愿并且能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Kinleberger（1969）则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在 Kinleberger 的理论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发达国家企业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主要力量，发展中国家通常是被动接受者。
在随后的研究过程中，部分学者开始从企业的分工、产品等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P.J Buckley 和 M.Cashon（1976）、Rugman（1981）等人从全球分工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市场内部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使得公司市场内部化，这种措施能够避开不完全性市场对自身经营效率的负面影响，是优化公司内部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冼国明和杨瑞（2001）、Cheung（2009）等人通过对具体行业的实证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Dunning(1995)综合了当时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出了折衷理论，该理论认为东道国要素丰裕度、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自身优势、以及内部化带来的优势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发展的主要因素。刘军（2016）在考虑到虑服务业的企业异质性情况下，通过对服务行业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这些理论的实质核心依然是绝对优势理论。以 Wells 和 Vernon（1966 年）为代表，部分学者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产品的生命周期与技术进步与扩散密切相关，随着产品技术地扩散与进步，产品的生命周期也不断变化，当产品生命周期达到第三阶段，相关的直接投资活动将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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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与部分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及 OFDI 情况

2.1 中国 OFDI 的现状
计划经济阶段（1949-1978 年）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世界双方阵营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欧美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禁运政策。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政府在香港等贸易自由贸易国家或地区投资建立了一些贸易公司。这些贸易公司主要是通过货物贸易等方式为中国换取急需的用品。在该阶段，参与直接投资活动的境外公司受行政约束，带有较强的计划经济色彩，在该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较小。
初步探索阶段（1979-1998 年）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融入国际体系之中，市场化逐步深化。在该阶段，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被淘汰，以企业为主体的直接投资开始出现。此时，大部分企业缺乏海外投资经验，政府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支持也相对较小。在这种背景下，大部分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都较为审慎，单个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也都比较小。在 1998 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采取了保守的经济措施，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但是由于引进外资产生“技术溢出”等效用递减，各界逐步意识到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
全面发展阶段（1999-至今）
在该阶段， 中央政府提出了“走出去”战略。为了实施“走出去”，各级政府开始通过政策、法规等途径支持具有相对优势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具体措施包括加快对投资企业的审批程序、对投资企业进行信用支持等。此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式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时代，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上快速增长、企业数量不断扩大、涉及地区不断增多。据商务部数据显示，在 2002-2014 年期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同比增速多数超过 10%，在 2005 年增速甚至达到 120%。在次贷危机席卷世界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流量依然出现了 56%的同比增长。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与 2002年相比，2014 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金额增长了 28 倍以上，投资流量则增长了 49 倍，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平均值①。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全球排名也逐步提高，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会议报告文件显示，从 2012 年至 201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流量规模全球排名第三。截至 2014 年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由最初的数百家增至 2.97万家，资产总规模达到 3.1 万亿美元，涉及了 186 个国家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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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与部分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概况
双边政治关系是一种基于双方政治、军事、经济等因素综合影响而形成的、受非政府性因素影响的一种双边安排，它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双边政治关系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领域，并且这些领域的随机事件的发生都可能引起其他领域的波动。一般而言，如果一国对另一方的领土主权进行干涉，这势必会影响双方的军事合作、经济合作，甚至可能引发双方国别层面的冲突。如果两国的在军事领域发生出现波动，也可能影响双边的政治、经济合作。此外，双边政治关系不仅仅决定于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合作与博弈，其也受第三方国家的影响，当第三方国家与其中一方的政治关系发生变化时，双方的政治关系也有可能发生变化。例如第三方国家与其中一方发生军事冲突，而另外一国与第三方国家双边政治关系良好，即使另外一方并未涉及其中，双方的政治关系也会发生较大的改变。
双边政治关系与其它的制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它制度既有中央政府制定的，又有地方政府制定的，其制定者为单独的个体或组织，而双边政治关系是国家层面的制度，其制定者包括双方中央政府或者双边高层领导。按照正式与否划分，双边政治关系可分为正式部和非正式部分。正式部分则体现在外交关系的建立与否、双方高层领导是否存在会晤、其会晤是否频繁、双方在国际问题上的态度是否存在分歧、双边军事合作以及冲突的情况以及是否存在重要的经济合作关系。非正式部分则包括双方高层领导者的信任程度与私人友谊。通常而言，正式部分的政治关系在双边政治关系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双边政治关系逐步由从意识主导转变为经济、军事、政治领域共同作用。到 90 年代，双边政治关系的复杂化趋势迅速加快，此时，双边政治关系不再是二元结构，而是受多元因素共同影响的网状结构体系。受历史因素和地理因素的驱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呈现以下特征：和谐共赢发展是中国与其它国家双边政治关系的主题；局部争端依然存在，例如日本对中国钓鱼岛主权的非法否认单方面的损害了中日的双边政治关系，菲律宾对中国南海主权的歪曲使得双边的政治关系出现较大的波动。总而言之，坚持和平崛起的战略使得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保持着良好的状态，但是在历史因素、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下，中国与部分国家的政治关系依然呈现较大的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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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边政治关系对 OFDI 影响的理论机制 .........................18
3.1 双边政治关系对 OFDI 影响的理论基础 ......................18
3.2 双边政治关系影响 OFDI 的途径 ................19
4 基于 IV 估计模型的实证研究 ......................23
4.1 模型构建......................23
4.1.1 双边政治关系的量化 ........................23
4.1.2 回归模型的选取 ........................25
5 结论与政策建议.....................37

4 基于 IV 估计模型的实证研究

4.1 模型构建
4.1.1 双边政治关系的量化
如何科学合理量化双边政治关系是本文实证研究的关键点之一。如何科学合理量化政治关系？本节阐述了双边政治关系量化的理论依据和方法。双边政治关系是基于双方基于自身利益做出的双边性的制度安排，其决定性因素是双边各种利益的契合度。双边政治关系的抽象化特征使得很难通过其本质进行量化分析。但是国际政治关系的行为主义认为我们通过对周边事物具体表征的观察从而得到具有实际价值的量化值，在对事物的观察值与实际情况不可避免地存在偏差就其偏差程度而言，价值取向中立的事物观测值偏差更小。根据国际政治关系的行为主义理论，我们可以通过对双边事件观察分析得到双边政治关系的量化数据。国际政治关系相关的量化研究理论认为双边政治关系主观情感色彩不强烈，价值中性化较为明显。因此对政治关系表征观测与量化具有客观性和精准性。在对双边政治关系的观测量化时，本文将两国双边政治关系事件分为不同类型，根据不同类型事件的所体现双边政治关系水平进行赋值。通常而言，涉及双边政治关系事件可以分为 6 个类型，具体情况见下文。
外交关系变动：两国的外交关系主要包括正式国际法所定义的外交关系（包括正式外交关系、半正式外交关系、非正式外交关系，其主要按照双边互派使节的级别划分）以及双边政府的会晤。外交关系的变动主要包括外交关系地建立与终止、外交关系级别地提升与下降，双边高层的会晤频率等。如果双边出现断交外交关系、驱逐使节的情况发生，这意味着外交关系的恶化，反之，则意味着双边政治关系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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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双边政治关系影响企业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分析、相关的计量验证得出若干结论。
（1）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着积极的影响，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能够使得中国对外投资企在东道国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利、促进东道国对中国企业的支持，同时也有利于中国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有利于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活动。
（2）对于 APEC 成员国，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的区位选择等方面的影响较小。但是东道国为非 APEC 成员国，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能够促进中国企业对其的直接投资。这是因为该国政府的行为要受到 APEC 相关条约的影响，当双边政治关系变化时，其带来的冲击对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影响较小。
（3）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也存在差异。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高，则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较小，如果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或者最贫穷国家，则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企业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发达国家接受外资投资历史较长、制度相对稳定、平均国民素质相对高，即使双边关系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活动的冲击也较小，但是在发展中国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中，其情况正好相反。此外，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最不发达国家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变化对中国企业投资流入地影响更大，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制度的稳定性和国民的综合素质。
（4）双边政治关系固然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重要因素，但是单独强调某一因素的决定性作用是片面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非只受到唯一的影响因素，东道国的政府稳定性、双边地理距离、东道国的腐败水平以及其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都是影响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简而言之，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是由多层次、多维度的因素决定。此外，在不同的国家，决定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因素也存在差异。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