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研究—基于 4 个代表性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1 导论

1.1 研究背景
国际分工体系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从较早时期的产业间分工演变为产业内分工，再在二者的基础上发展到现今的产品内分工。卢锋(2004)将“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定义为生产阶段被分割开来，并配置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愈来愈多的国家或地区依据各自优势参与到这一产品的生产中，从事不同阶段的生产，形成全球性的生产链条，这样一种生产过程，并且这是全球化发展的产物。产业间贸易表现为单向贸易的形式，即只出口不进口或是只进口不出口；产业内贸易不仅出口，而且还进口，并且进口的产品性质和出口的产品性质是一样的。而产品内贸易的表现形式则为一件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被片段性分割，分工参与国依据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只从事某一部分的生产。这些连续的、分割的分工阶段构成了产品内分工的价值链，其中R&D、核心零部件以及市场营销等高附加值的生产阶段，对应全球价值链中的上游及下游环节的高市场价值部分；而原材料供应、零部件的生产以及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的阶段则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游。
在产品内分工下，各环节形成了相互链接且有序的链条关系。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导致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资金、技术、人才、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比较优势，掌握产品的研发设计、核心部件整合以及重要的战略资源，处于价值链的两端以及战略的核心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与资源的低成本优势，处于“微笑曲线”底端，从事原材料供应、加工组装等低市场价值阶段。全球价值链的嵌入促进了出口企业的技术进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以低成本优势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的中游环节从事低附加值的生产，带来了出口的“爆炸式增长，但中国企业对国外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受到政治因素、经济水平、文化程度、社会因素、知识的可获得性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出口学习效应未得到有效发挥，对技术的溢出吸收消化能力不强，容易形成“孤岛效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着悲惨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自身劳动力优势和资源优势，参与产品内分工，得益于“全球化红利”带动了对外贸易尤其是加工贸易的增长，实现了出口的“爆炸式增长”。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我国经济近年来下行压力大，传统低成本优势逐渐弱化，结构性矛盾突出，对外贸易下降成为各省“新常态”。现行的经济运行下，我国在“微笑曲线”的地位亟待提高，不断提升我国所在生产环节获得的附加值，促进全球价值链的升级。
基于上述背景分析，本文对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模式进行分析，以参与模式为切入点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问题进行分析，就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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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选题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第一，选题的理论意义。国际分工的形式在全球化的逐渐深化和科技的逐步进步中，发展到现今的产品内分工。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下，“微笑曲线”的各个增值环节被片段化的分开成即有序又相互链接的链条关系。从国内学者对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全球价值链的研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间的横向分析，包括对这些国家为何参与到产品内贸易，参与到产品内贸易中给这些国家带来技术效应的大小等方面的比较，但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以何种模式参与到产品内分工中从事生产的分析较为缺乏。众多研究表明，中国出口贸易在 21 世纪初的“爆炸式增长”正式得益于参与了产品内分工模式，然而中国在该分工模式下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低端环节，从事加工生产和装配生产等低附加值的制造业环节，而对于两端高市场价值部分并没有参与。另一方面，大多数研究还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应从何种角度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底部位置，以及发展中国家如何推进产业升级。现实也确实是，中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出口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并且中国制造业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游环节进行生产，所能获得的市场价值较低。
第二，选题的现实价值。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为“十三五”时期的重点，中国经济现运行至“三期叠加”的历史时期，应加快提升中国在“微笑曲线”中的地位，实现从原本参与阶段中获取更高的市场价值以及由低市场价值的中游部分向高市场价值的上游和下游部分攀升。
从国内环境看，中国企业大多以加工贸易被动参与模式融入产品内分工，而以一般贸易的主动参与模式进入产品内分工较少。尤其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参与产品内分工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发生改变，如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丧失、工业化进程的增速推动土地价格上涨、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等。另一方面，我国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完善工业体系，拥有国际竞争力及影响力的企业，科研经费的不断投入，使得我国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为我国参与产品内分工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提供了硬件支持和人才储备。
因此本文对被动参与产品内分工及主动参与产品内分工，分析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因素，选取 4 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就促进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提出建议，对促进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提升、出口转型以及经济增长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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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外研究综述

2.1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研究
2.1.1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提出及发展
20 世纪 60 年代，学术界开始对产品内分工进行深入研究。Vanek（1963）运用生产模型的两阶段法对产业间产品流通进行研究。Balassa（1967）在两阶段生产的基础上，对产品的生产过程跨越国界形成的纵向一体化提出“垂直专业化”的概念。Bhagwati &Srinivasan（1973）研究中运用了两阶段生产模型，对垂直专业化中投入的中间产品贸易形式及带来的效应进行了分析。早期的研究对产品内分工模型局限于生产的两个阶段，随着分工的不断细化，生产阶段呈现多阶段的形式。
Dixit & Grossman（1982）进一步将产品内分工扩展为多阶段生产模型（Multi－StageProduction），研究不同阶段的生产是如何在不同国家进行分工。Kierzkoswki & Jones（1990）把一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割为在不同区域的生产形式，称为“零散化生产（fragmented production）”，并提出这种生产过程的分段化现象是由参与国的要素禀赋以及生产的规模效应促进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从产品内分工的角度来审视国家间的贸易往来问题得到更广泛的研究。针对产品内分工模式，Krugman（1994）将其描述为“Slicing up the value chain（分割价值链）”，在产品内分工的不断推进下，发达国家因得益于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增加了经济利润，发展中国家得益于产品内分工下加工贸易带动出口的快速增长，并得出结论—产品内分工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带来的“双赢（Win-win）”局面。Bhagwati & Dehejia（1994）用“Kaleido scope Comparative Advantage（万花筒式比较优势）”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从事了产品生产的中游环节，即低增加值阶段的生产，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发达国家的非技术型劳动力进行生产，这样又对发达国家这部分从业者的收入造成一定影响。Leamer（1996）以“Delocalization（生产非当地化）”定义产品内分工，Feenstra（1998）和 Stergeon(2001)分别用“全球经济生产非一体化（disintegration of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模块化生产网络（modular production netwokes）”来定义产品内分工。
进入 21 世纪国内研究者逐渐深入到产品内分工领域。吴敬琏（2003）提出产业转移通过全球化把一产品的生产阶段依据要素禀赋配置到全球其他国家或地区，这成为了经济全球化一个显著特点。卢锋(2004)将“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定义为生产阶段被分割开来，并配置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愈来愈多的国家或地区依据各自优势参与到这一产品的生产中，从事不同阶段的生产，形成全球性的生产链条，这样一种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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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全球价值链的研究
2.2.1 全球价值链的提出及发展
Porter（1985）最早在《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一书中提出价值链（ValueChain）的概念，并在书中指出每一家企业都是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包括主要的研发设计、加工生产、物流配送和销售等主体部分以及其他的辅助过程，并且可以用价值链来表示这些过程。
Kogut(1985)在《设计全球战略：比较与竞争的增值链》一书中认为：技术的研发、原材料和劳动力等投入环节一起构成了价值链，最终产品是由这些环节通过加工组装融合起来形成的，形成后的最终产品进入市场，以供消费才最终完成价值的循环过程，并且他指出用价值增值链 (value added chain)对价值链地位进行分析。与 Porter 分析一般性生产企业的价值链构成不同的是，Kogut 的价值增值链概念更能体现价值链的纵向布局与生产过程的国别分布。
Gereffi 和 Korzeniewicz（1994）在二者的基础上围绕产品的生产在全球分割成不同的阶段形成一种跨国界的生产体系，提出全球商品链（GCC，Global Commodity Chain）。21 世纪初，Gereffi 的理论研究突破了商品的概念，从价值链的视角分析贸易全球化，提出了全球价值链(GVC，Global Value Chain)。随后的学者从产业升级、治理结构等多角度深化这一概念。
斯特恩(Sturgeon，2001) 从三个维度来界定全球价值链，即地理分布(geographicscale) 、组织规模(organizational scale)和生产性主体(productive actor)。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2002)、英国 Sussex 大学的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将产品的研发设计到最终产品使用直至报废的过程，定义为全球价值链（GVC），从研发到报废还涉及制作、组装、营销、售后等不同的增值阶段，形成了相互链接且有序的链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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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分析 ............ 11
3.1 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分析 ............................. 11
3.1.1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被动参与模式 .......................... 11
3.1.2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动参与模式 .......................... 11
4 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现状分析 ............ 20
4.1 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模式发展现状 ............................. 20
4.2 被动参与模式下代表性行业发展状况 ........................... 22
5 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与全球价值链升级：实证分析 ............. 30
5.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30
5.1.1 变量选取 ............... 30
5.1.2 样本选择及数据处理 ..................... 32

5 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与全球价值链升级：实证分析

5.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5.1.1 样本选择及数据处理
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了 1992-2015 年中国制造业 4 个代表性行业的面板数据，利用Eviews7.2 软件进行计量分析。各行业的进出口数据来自 UN Comtrade Database，并根据SITC REV.3 整理得出；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度量贸易增加值的数据来自 OECD 数据库并结合 UN Comtrade Database 的行业数据以及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出；各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指数本文参照了刘利民，崔日明《我国各行业国际产品内贸易发展水平——基于垂直专业化指数的测算》，由于中间投入产出表每 5 年公布一次，因此本文以公布年份的垂直专业化指数代替其余 4 年的数据，如 1992 年专用设备制造业的 VSS 为 25.11%，则1992-1996 年的 VSS 均为 25.11%；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行业的生产总值、劳动力数量、固定资产存量数据来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按相应年份整理出，并利用Eciews 软件计量出相应行业的资本劳动份额再得出各行业相应年份的全要素生产率；要素禀赋、企业个数、外商直接投资来自国家数据库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针对相关年份数据的缺失，本文采用推算方法得出相应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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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主要结论
本文首先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两种参与模式——被动参与模式和主动参与模式进行分析，并在探讨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机制上，选取了中国制造业中的纺织业、电子通讯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和电子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这 4 个行业分别代表两种参与模式，通过利用1992 年至 2015 年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动参与模式与被动参与模式的 4 个代表性行业的数据从总体、主动参与模式代表性行业、被动参与模式代表性行业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程度方面，无论是从总体还是主动参与模式、被动参与模式，参与程度越深，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被动参与模式下的纺织业和电子通讯业垂直专业化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为正，但该促进作用小于主动参与模式在产品内分工程度上带来的全球价值链升级。表明主动参与模式的代表性行业通过进口关键零部件满足国内整机生产水平，对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地位的提高效果显著。
第二，要素禀赋方面，4 个代表性行业的要素结构中资本占有量相对越大，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被动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代表性行业由于原有的结构为劳动力密集型，但劳动力优势正在逐渐弱化，在要素禀赋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性过度，要素禀赋结构得到改善，资本劳动比率不断扩大对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形成巨大推动力；但是主动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代表性行业要素结构的改善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第三，技术进步方面，被动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代表性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全球价值链升级并未起到促进作用，虽然系数不显著，但仍是存在抑制性的效应；主动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的代表性行业通过技术进步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并不显著。
第四，行业规模方面，被动模式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代表性制造业、主动模式参与的代表性制造业以及整体 4 个代表性制造业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行业规模的扩大有助于提升在“微笑曲线”中的地位，显著的推动全球价值链升级。
第五，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外商直接对中国制造业以加工贸易的形式被动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有着重要贡献，它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制造业不仅带来资金上的支持，也带来了技术水平的提高，这对被动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代表性制造业提供了资金及技术上的支持；而主动参与模式下代表性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虽也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主动参与模式下的制造业在“微笑曲线”中提升的作用效果很微弱。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