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第一章 创业影响 GVC 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企业家精神理论
一、企业家精神的内涵
有关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处于不断的演进中。Miller 和 Toulouse（1986）指明企业家精神具体体现为创新、先动性和风险承担 3 个维度，且通过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取得公司竞争优势。Ras 和 Vermeulen（2009）将企业家精神的心理特征细分为多个维度，分别包括高的成就感，独立自主权，自我控制力，模糊、不确定性的容忍度，风险偏好性，创新性，机会识别及灵敏度等。李新春等（2004）认为，企业家精神是高科技行业发展的核心，且表现为创新小生态和集体学习机制。时鹏程和许磊（2006）将企业家精神概括为理想实现、机会识别、自主、进取和创新；精力充沛、勇敢面对挫折与有雄心等。刘亮（2008）建立了一套比较全面的指标体系衡量企业家精神，包括企业表现，金融支持，政府支持，教育和技术支持，文化等环境支持，企业创新的内部变量以及企业的目标决策变量等 7 个领域。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9）指出，企业家精神包含创新、机会敏锐性、冒险及挑战，且对企业的经济绩效等存在正面影响。
二、企业家精神对 GVC 的影响
针对企业家精神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很多学者做出了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企业生产率、经济增长、就业拉动等。例如，国外学者 Martin 等（2010）发现，创业通过投资及创造新机会提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国内学者李新春（2001）验证说明，企业重组的企业家机制显著有助于国有企业的绩效提升。蒋春燕和赵曙明（2006）以江苏和广东新兴企业为例，将公司企业家精神定义为以创新、冒险和前慑性为特征的战略导向，并表明其对公司的生存和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宋宇（2009）指出企业家精神使产业集群保持创新活力。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探究企业家精神对产业结构、技术升级及国际分工等的影响将更具有时代性。Schumpeter（1934）指出，经济发展实质上是“创造性破坏”的动态过程，即不断地通过获取新材料、引入新生产方式、研发新产品、创建新组织结构和开辟新市场等来激励创新的过程，其中创造性破坏的灵魂是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新生产方式、新产品、新组织结构以及新市场带来的将是实现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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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创业网络关系理论
一、创业网络关系的涵义
国内外现有文献中，很多研究将重点放在创业网络与创业绩效或能力之间的关系（杨隽萍等，2013）。一般来讲，为了达到预期利润或者成功，新创企业积极与外界构建联系，而研究者把新创企业所参与或构建的网络定义为创业网络（Hoang 和 Antoncic，2003）。研究表明，由于创业网络包含着大量的信息资源和其他商业关系，创业者不仅可以凭借网络关系获得更多资源、信息和支持（Bratkovic 等，2009），还能够给企业决策提供关键性的补充，有利于新产品、新组织形式、新管理理念的开发与成长（Lavie，2007）。其次，创业网络中的情感支持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二、创业网络关系对 GVC 的影响
基于制度经济视角，创业网络的关键作用就是取代外部市场，即转型经济的战略要素市场不完善，促使网络成为资本融资、创业与管理技能、产品开发、营销渠道等不发达外部市场的替代（Yiu 等，2007）。同时，创业网络对于转型经济具有特殊意义，能够弥补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弱、市场进入门槛高、私有经济合理性差等不足（Nguyen 和 Rose，2009）。特别是在中国环境下，创业存在较为严峻的资源不足问题。因为稀缺资源被政府掌控并且金融市场体制不健全，促使企业很难利用市场获得资源，而转向企业构建的网络关系（蔡莉和单标安，2013）。
具体来说，创业网络关系有利于创业者获得所需要的创业资本。实际上，大部分中小企业的经营前景以及信用能力难以判断或者准确判断的信息成本较高，因此，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愿意向中小企业借贷，而是倾向于向大型或者国有企业贷款。此时，创业关系网络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亲戚朋友等间的私人借贷也是以创业者的信用和个人能力为参考的，然而关系网络中长期的相互信任使私人借贷者能够充分掌握有关创业者的信用和个人能力的信息（李新春，2000）。
其次，创业网络关系有利于创业者获得战略性资源，如知识资源等。对新创企业而言，员工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及与外部之间的联系不但可以使企业获取大量隐性知识和信息，还可以降低知识的转化成本。Parker（2008）指出创业者通过与合作者分享创业活动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或教训，提升了创业者的创业知识和经营水平。朱秀梅和李明芳（2011）针对中国转型经济利用 324 家新创企业的调查问卷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借助网络关系以低成本获取外部资源成为新创企业的最优选择，且不同的创业网络关系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李宇和张雁鸣（2012）以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器园区 355 家新生孵化企业为研究对象，表明网络资源满足战略性资源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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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创业影响 GVC 的理论模型

第一节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知识
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率趋于零（Solow，1956）。另外，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解释的是长期内发达国家出现的以人均产出稳定性增长为核心的稳定增长状态，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现象的解释受到质疑。这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规律由历史阶段、外部环境以及外部冲击所影响而具有不同的外在表现。
针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很多学者提出并完善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其主要思想是经济系统内部的因素而不是经济系统外生的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比较经典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包括“干中学”模型、人力资本的增长模型、技术外生性模型以及专业化和贸易引导经济增长模型（杨宏儒，1991）。其中，Arrow（1962）认为通过积累生产经验或者“干中学”可以提高生产率，并指出生产率提高或者技术进步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且非竞争性的知识具有外部性。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的了解经济增长的真实过程，其共同点在于模型中经济增长过程是可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Romer（1990）假定模型有劳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共四种投入，并坚持认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是技术变化。他同时强调，技术变化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是人们有意识的行动。总之，“干中学”模型把经验的积累看做经济系统从学习中提升绩效的渠道；人力资本的增长模型将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产生的外生性视为经济繁荣的动力；技术外生性模型关注技术的扩散效应；专业化和贸易引导经济增长模型则认为规模经济和专业化有助于降低全社会的沉没成本，并刺激使用高效率的专用设备。
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与不足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意识到知识促进经济增长，并强调了知识的不可或缺性（Romer，1986），更符合当下知识经济的发展潮流。Arrow（1962）最早阐明了知识的积累过程，Romer（1986）在此基础上将知识、劳动力、资本分别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引入到生产函数中，构建了知识内生增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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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内生 GVC 增长模型：创业与知识
一、创业促进知识的商业化
企业间绩效差异性持续的关键原因是企业知识差异（葛京，2002）。因此，知识对于企业成长以及经济增长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知识创造经济效应有多种形式，而创业是一种主要形式，其客体是新创企业员工或新创企业，主体是企业家或者创业者，其创业过程就是知识被商业化的机制。
已有的企业家理论主要是将创业机会的性质和发现创业机会的主体的基本特征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或者将新创企业的出现描述成已建大企业组织失灵和技术市场失灵的结果。前者侧重于说明，不管是打破现有均衡，还是恢复均衡而言，市场机会是被动存在的，但是对市场机会的识别、把握和利用却是主动的，与潜在创业者的网络关系、风险态度等紧密相关；后者研究揭示，即使市场机会具备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管制等，想要有效实现技术知识、商业机密等之类的知识产权的转让或者溢出也是比较困难的，也就是说技术市场交易存在“信息悖论”。因此，仅仅依靠已建大企业或者现有市场是不够的，还需要能够识别、把握和利用创业机会的创业者或者企业家创办新企业，加快知识的商业化，实现 GVC 分工地位的提升以及经济增长等（李新春等，2004）。针对创业、知识、商业知识之间的效应，现有文献得出以下结论。
一方面，知识并非等同于经济增长。Schumpeter（1947）指出，发明者产生创造“想法”，企业家使之成为产品，而知识或者科学准则本身对经济活动没有任何重要性。实际上，知识和商业知识并不一样，知识在转换成商业知识的过程中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的影响。Carlsson 和 Fridh（2002）指出，在美国大学，1/2 的发明披露形成了专利申请，1/2 的专利申请成为了专利，1/3 的专利转化成执照经营，10%-20%的营业执照带来了巨大收入。换句话说，最终只有 1%或者 2%的发明进入到市场，并影响经济发展，其中很大一部分知识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或转变成商业知识。与知识一样，商业机会必须被识别和应用到经济活动中，否则并没有实际影响，将创业和商业知识联系在一起，对于理解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Shane，2003）。
另一方面，创业可以作为促进知识商业化的重要渠道。Kirzner（1979）认为，创业实质上就是对未曾意识到、商业化的机会的敏感性。Mueller（2006）认为已建企业并没有最大化利用新知识，或者说很少部分的科研机构、大学创造的新知识被商业化，而创业可以提高行业多样性、增强企业竞争力等，是促进知识流动的重要推力。赵勇和白永秀（2009）发现企业家在知识的商业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且与新企业的成长、区域经济增长有关。Carlsson 等（2009）指出，新创企业逐步成为转化商业知识的主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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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创业影响 GVC 分工地位的国家层面分析........................ 22
第一节 特征事实与模型构建 ........................ 22
一、特征事实 ...........................22
二、模型构建 ....................22
第四章 创业影响 GVC 分工地位的行业层面分析........................ 48
第一节 特征事实与模型构建 ........................... 49
一、特征事实 .......................49
二、模型构建 ..........................50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67
第一节 结论 ...................... 67
一、创业对 GVC 分工地位的影响显著为正 ................67
二、创业对不同国内增加值结构的影响有别 ...................67

第四章 创业影响 GVC 分工地位的行业层面分析

第一节 特征事实与模型构建
一、特征事实
行业层面的 GVC 常用显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简称 RCA指数）指标测算。某国某行业的传统 RCA 指数是指本国该部门出口总值占本国总出口的比例，相对于全球该部门出口总值占全球总出口的比例的比较值，具体如方程（4.1）所示。王直等（2015）指出，从 GVC 角度来看，传统的 RCA 指数同时忽略了国内生产分工和国际生产分工，即忽略了间接出口和国外增加值等事实。有鉴于此，王直等（2015）构建了增加值出口基准的 RCA（前向）与 RCA（后向）两个指标，如方程（4.2）和方程（4.3）所示，表示基于产业部门前向（后向）联系测算的本国总出口中，隐含在该部门增加值占国内增加值出口总额的比例，相对于全球该部门增加值占全球国内增加值出口总额的比例的比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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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结论
GVC 和创业不仅是研究热点，也是各国的政策方针焦点。如果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均证明两者紧密相关，则不管是对政府还是对学者，都将是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话题。本文利用 GEM 数据库、WB 数据库及 WIOD 数据库的非均衡面板数据，通过多种联立方程模型设定，评估各国创业活动如何影响其 GVC 分工地位以及中国制造业的创业活动如何影响其 GVC 分工地位。本文不仅对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的研究进行了稳定性检验，还基于出口增加值结构的不同、创业活动的不同阶段及不同的性别等分别进行了差异性分析和机制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一、创业对 GVC 分工地位的影响显著为正
基于特征事实和分位数回归结果，本文初步判断创业对 GVC 分工地位的影响显著为正，也就是说，在企业家精神理论、创业网络关系理论、创业组织学习理论以及创业知识溢出理论的基础上，创业显著促进 GVC 分工地位的攀升。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作为主要回归模型，将 GVC 分工地位和创业指标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结论再次得到证实，即创业确实有助于提升国内增加值，进而促进 GVC 分工地位的提高。
本文采用 VSS 指标代替 GVC_Position 指标，反向反映各国贸易活动在 GVC 中处于什么位置，回归结果恰好与将 GVC_Position 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相反，说明创业减少了本国的进口依赖，进而提升本国的 GVC 分工地位。此外，本文通过删减单一样本和滞后主要解释变量，再次得到同样的研究结论，即创业对 GVC 分工地位的影响显著为正。
二、创业对不同国内增加值结构的影响有别
各国出口的增加值结构，即中间品实现的增加值比例和最终产品实现的增加值比例，可以反映各国的 GVC 分工地位。也就是说，中间品实现的增加值比例越大，GVC 分工地位越有利；反之，最终产品实现的增加值比例越高，GVC 分工地位越不利。本文从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的角度，采用替代指标 DVAS_INT 和 DVAS_FIN 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创业有利于实现隐含在中间产品的增加值，而不利于隐含在最终产品的增加值。这意味着，创业不只是简单的对已有产品进行包装、组装或加工，进而出口最终产品，更多的是对已建企业或大学、科研机构等创造生产的未被利用的知识进行商业化，包括出口新材料零件、提供高质量服务等中间品，进而实现国内增加值的扩大，有利于提升GVC 分工地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