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根据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显示，自 2003 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迅速，自 2013 年首破千亿美元以来，2014 年同比增长 14.2%，达到 1231.2 亿美元。在存量方面，我国对外投资的存量规模不断扩大，2014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8826.4 亿美元，同比 2013 年年末增长 33.3%。截至 2014 年末，我国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的份额提升至 3.4%，首次步入全球前 10 行列。
与此同时，我国跨国企业投资覆盖的区域逐步扩大，截至 2014 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设立的近 3 万家跨国分支机构广泛分布于全球的 186 个国家（地区）。但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布高度集中的特征，占总量 90%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在我国对外投资存量前 20 位的国家地区，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为 136.6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九分之一。
由此可见，在“走出去”的战略指引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势头良好。而自 2013 年 9 月“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首次提出以来，相关部门始终在稳步推进这一大范围、高水平、深层次的区域合作举措，以此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趋势，秉承互利共赢的精神，争取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的合作与竞争中的话语权，并通过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构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
但是要形成广泛的区域合作并非易事。例如，在我们看来世界上唯一一个经济、政治共同体的欧盟，其形成除去地缘因素，也有很大原因得益于欧盟诸国在文化上有着很高的近似度。但事实上，通过研究得到的数据表明，欧盟诸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是巨大的，事实上成员国之间也有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摩擦。而在一带一路涉及的众多国家与地区之中，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并且在文化、习俗、信仰上有着巨大差异，就算是邻国之间也有可能发生法律和文化上的冲突，有时这些冲突甚至难以协调。古典经济学中假设交易成本为零，但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之中，企业为了达成贸易和投资活动，不得不努力消弭或者绕过这些冲突来达成一致订立合约，这就产生了我们在经济活动中不得不重视的交易成本，并且对外投资的企业还需要在持续的生产和经营中继续支付这一成本，而交易成本的大小决定了企业投资的效率和能否成功。
通过案例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我国企业的投资行为频频受阻，并且有许多投资失败导致亏损的案例，其中存在很多非市场因素，即我国与东道国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上的差异。正式制度包括一国法律法规、经济制度等因素；而非正式制度因素包括文化、道德、传统、语言等等，其中又以文化为最可衡量的、也最为具有代表性的因素。可以说事实证明了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对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大影响，但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对于制度与文化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这一课题的研究还相对不足，因此本文立足于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现状的分析，通过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进行量化的方式，研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希望通过实证研究的结果能够对我国企业未来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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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通过从国际贸易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所涵盖的范畴中的理论分析，合理构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用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模型。以及通过在翔实的数据基础上进行的实证分析，厘清正式制度因素和非正式制度因素作用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方式和运行机制，有效验证正式制度因素和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是否显著。具体运用方法如下：
（1）文献分析法：通过整理分析国内外学者关于正式制度、文化距离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策略的文献资料，正确理解和把握现有研究内容，探讨国内和国外的研究现状和局限性。
（2）理论分析法：通过经济学、社会学理论，在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制度差异、文化差异对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论述制度差异、文化差异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
（3）实证分析法：利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 48 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检验，最终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结果，对制度差异与文化差异如何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得出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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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概述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一向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但迄今为止并未能够形成统一理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市场不完全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垄断优势理论指出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其自身的资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在东道国获取垄断利润；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描述了整个贸易—投资行为的过程，通过将产品周期划分为“开发、引进、成长、成熟、衰退”五个阶段，解释了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行为。而内部化优势理论进一步指出，跨国公司通过对外投资将经济行为内部化以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防止在不完善的市场条件下产生外溢损害企业的垄断利润。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是为避免产业空心化而被提出的主张，这一理论有效地解释了日本在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上所采取的战略。
综上所述，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尽管未能直接指出，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暗含了跨国公司进行对外投资的决策时需要考虑区位因素（海默，1976；巴克利和卡森，1975）。进一步地，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的企业才能开展国际直接投资。并且具备前两者的企业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时，必须通过对投资目标的区位因素作出评估以获得第三种优势，而区位因素不仅指地理位置，更包含该对生产要素资源、东道国优惠政策等多重指标。因而，企业选择的投资对象应当具有丰裕生产要素，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具有优惠投资政策的区位条件，进而可以通过内部化的方式解决市场失灵等外部问题，这一理论拓展了过往理论按照单一要素选择区位的劣势（邓宁，1977）。
上述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理论的默认前提是国际资本由发达国家和地区流向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地区，但是显然与国际资本流动的事实不符，国际投资理论进一步发展，指出企业选择投资对象的动因不止在于获取垄断利润。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偏好以及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方面是经济因素，企业通过寻求市场广阔、生产成本低廉、兼有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或具有技术战略资源的地区进行投资，以追求经济利润的增加；另一方面则是追求东道国在法律、制度上的完善。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日益令人瞩目的当前，学者对于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具有强烈兴趣（Rugma & Li,2007）。国际上也有许多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决定因素的研究（Buckley,et al.,2007；Morck,et.al,2008），以及对于企业的投资模式及影响机制（Cui 和 Jiang，2009）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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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制度与制度距离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国内外研究
外国学者对于制度影响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首次将制度因素引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是 Wheeler＆Mody（1992），但他们并未发现东道国制度对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现在来看可能是由于少有东道国比美国的商业制度更加完善和优越。此后对于制度因素对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逐渐兴起，一般结论均为好的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Antal Mokos，1998），并且好的制度环境也是对外投资的动机之一。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需要支付很高的沉没成本，因此对于东道国投资环境十分敏感，尤其是对其市场存在的不确定性风险，例如产权保护问题、法律问题以及政府效率以及政策干涉问题。上述问题都属于东道国的正式制度环境因素，Lucas（1990）较早在研究中指出了这一点，随后在 2000 年 Wei 的在研究中证实了腐败对 FDI 的流入有显著的负面作用。Daude 和 Stein 的研究发现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和外资流入量存在正相关关系，国内学者鲁鸣鸿（1999）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跨国公司必须适应东道国的制度，而制度质量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可能存在腐败、社会不稳定、政府效率低下等现象，都将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和企业利润的减少，进而降低跨国企业的投资意愿(James P.Walsh&Jiangyan Yu,2010)。拥有具有执行力、有较高公信力的政府治理体系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Mishra Anil,2007），此外，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具有完备的制度体系，能够帮助跨国公司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
国内关于制度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文献相对较少。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很明显的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因而对投资动机的研究比较丰富，对于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也多为根据这些动机进行。另外，我国有很多企业都是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才进行的对外投资，因而也有文献指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目的可能是享受政策红利，减少所有权优势这一条件上的缺乏（Luo，2007），同时减轻国内制度约束。
寻求制度优势的角度上，一国经济制度质量越高，其市场就越完善，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就越少，对于跨国企业的吸引力就越大。中国以寻求制度优势为动因的投资行为得到大量研究的证实。不少学者尝试从制度的视角考察中国的对外投资，发现制度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各种差异性行为（Peng 等，2008；Yamakawa 等，2008）。陈丽丽、林花（2011）关于利用投资国区位选择模型的研究两国制度差异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制度效应作为理论基础进行推演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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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特征 ....................... 9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9
3.2 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地区分布与行业分布特点 .................. 11
4 制度影响对 OFDI 区位选择的机制分析 ................... 15
4.1 交易成本 .................. 15
4.2 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 .................. 15
5 实证检验 .............................. 23
5.1 数据说明 .................... 23
5.1.1 被解释变量 .................. 23
5 实证检验
5.1 数据说明
5.1.1 被解释变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OFDI）：为了考察非正式制度（文化差异）、正式制度、地理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变量 OFDI 采用中国对各个国家（地区）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由于变量需进行对数处理不能为负，所以采用存量而非流量数据，并且当年流量可能受到突发情况的影响波动，存量数据更加稳定。单位为亿美元，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的 2003~2013 年各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情况表。
5.1.2 解释变量
5.1.2.1 正式制度距离的度量
制度质量是对一个国家制度的评价，制度质量越高，则其发展程度就越高；制度质量是绝对量，而距离则是衡量两国制度之间的差异大小的相对量。两国制度距离越大，则两国之间制度差异越大，社会规则和公众行为相差越多。霍夫斯坦德（1980）提出“文化距离”的概念以解释国家差异，反映了宏观层面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但对于经济学研究来说，单纯的文化差异不足以解释国家之间投资行为的种种不同之处，并且，政治、经济和法律层面的差异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本文以世界银行测算的全球治理指数（World Government Index）来衡量政治、法律层面的制度绝对差异，反映在经济层面的制度质量相对距离则由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每年对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的测评来衡量，二者数据分别来源于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以及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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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展望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活动中表现得越来越活跃，影响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而逐步提高，这些国家的企业也逐渐成长为具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来。对于新兴国家跨国公司的投资动因、战略选择一直以来是学者们重视的研究内容，也是国际投资理论和国际商务理论的根本。本文以宏观层面中国与东道国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作为研究主题，以期通过实证得到的结论能够对该理论的扩充有所帮助。
6.1 结论
本文基于 2003 年~2013 年间我国对 48 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数据表明，中国在世界国家中国家治理水平和经济自由度均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而回归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制度距离的增加抑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文化距离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负面影响，并且制度距离相比文化距离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大。这一结果说明，当今全球化的趋势并不能消弭国家之间的文化与制度差异，这些差异仍旧是影响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然而文化距离表现出 U 型特征，而 2008 年~2013 年的检验结果表明制度距离同样具有 U 型特征，这说明制度差异与文化差异都存在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的最大区域范围，也就是说在考虑制度和文化差异的层面上，对于我国跨国企业有着最佳的投资区位。
另外，对文化维度合成单一指标尽管便于实证检验和结论解释，但是毕竟各个文化维度所包含信息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在 5.3.2 小节中对于不同文化维度如何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点，尽管文化距离整体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负面影响，但是并非在所有维度都具有显著影响和负面影响。除去权力距离与不确定性规避两个维度显著表现出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作用外，个人/集体主义维度的差异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男性/女性倾向、长期/短期取向、和放任/克制三个维度上的差异的实证结果不显著，对我国的投资行为影响较小。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