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前，科技创新已成为经济主体获得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而明确把握区域科技创新实际情况是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前提。因此，对广东科技创新能力进行系统分析和准确定位，能够明确广东在创新发展过程中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便于在未来工作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针对性解决现存问题，对于进一步提升广东区域创新绩效，增强区域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研究背景
当前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旧的增长动力趋于消退，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呼之欲出，而国内正处于构建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被放在了首要位置。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持，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强调，“在国际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和我国发展动力转换的形势下，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2008 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寻求转型升级新路径和增长新动力，广东省委、省政府先后制定实施了《建设创新型广东行动纲要》等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推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2014 年，广东人均 GDP 突破了 1 万美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较早进入新常态。作为改革开放的新行地，广东如何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如何开启新一轮改革创新？如何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总目标？2015 年 2 月 27 日，在广东科技创新大会上，胡春华书记指出，“当前，广东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核心是要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根本途径是要走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子”。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核心推动力。在此背景下，加强对世界经济新常态下广东科技创新的研究，对广东科技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从现状评述、差异分析、经验借鉴等多个角度探寻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路径，有利于推动广东科技创新逐步驶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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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概念界定
在理论界，创新、科技创新、区域科技创新是依次出现的概念。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经常出现混淆。国内目前对科学和技术存在概念混淆的情况，给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带来了负面影响，也给科学和技术的评价体系造成了失真现象（李发福，2011）。所以，梳理相关概念，明确研究范围是本文开展的基础。
一、 创新
创新一词历史悠久，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变化。“三国时期的《魏书》有云：‘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这是有史记载最早出现‘创新’一词的地方”。但这里的创新仅仅指的是制度的变革，与现在的创新使用有所不同。Schumpeter（1934）在《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中指出创新是发明的第一次商业化应用。随后，Schumpeter（1939）在《Business Cycles》一书中比较全面的界定了创新的含义，指出创新是新技术、新发明在生产中的首次应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或供应函数，是在生产体系中引进一种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具体包括五种情况：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或生产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创新、组织管理创新。受 Schumpeter 创新概念的影响，我国理论界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看法：创新是新设想（或新概念）发展到实际和成功应用阶段（周延波、王正洪，2011）。所以，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强调“首创性”和“价值性”。
笔者将创新界定为通过新事物的利用，形成创新成果，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根据涉及领域的不同，分为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等。
二、 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是在科学和技术日益融合的背景下提出的，是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应用到生产体系，创造新价值的过程，其判别标准不是科学中的发现或技术上的发明，而是实现市场价值（张来武，2011）。科技创新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来共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李彦，2016）。所以，没有市场价值的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只能称为科技进步而不是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是科学技术创新的简称，是对科学领域的研究和知识范畴、技术领域的创新的综合概括，涵盖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通过提出新观点、新方法、新发现和新架设的科学研究活动，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
本文研究的科技创新除了关注科学领域的研究对创新的促进作用，还关注新技术、新工艺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因此，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市场应用所涵盖的组织，包括政府、企业、市场、科研机构和金融组织等，都是本文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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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区域科技创新理论演进
自从创新理论提出以后，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学者将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研究，逐渐形成了技术创新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区域科技创新理论（范维、王新红，2009）。也就是说，区域科技创新理论是在技术创新理论和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 技术创新理论
在 20 世纪早期，大多数学者研究经济增长模型时都将技术创新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熊彼特（1934）在《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中率先提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指出创新实际上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引入新的生产函数，即在经济生产活动中引入新的生产要素或者新的生产方法，开创了技术创新理论的先河。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熊彼特的观点在理论界是颠覆性的，在企业界是超前的，最终没有得到理论和实践的拓展。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第三次科技革命爆发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应用，全世界范围内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普遍提高，产生了新型工业，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学者们纷纷开始研究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并逐步演化成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索洛（1957）提出了著名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Solow Growth Model），将产业总产出增量中除去劳动力和资本之外的因素归结为技术进步。彭靖里、邓艺、李建平（2006）通过对新古典学派研究成果的分析，发现其还研究了技术创新中政府干预的作用：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应当采取金融、税收、法律以及政府购买等手段，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干预。吴贵生、谢伟（2005）研究了新熊彼特学派，发现其主要强调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企业家是推动创新的主体，企业的组织行为和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有影响。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理论界从实证分析和经验分析入手，对于技术创新起源于“理论研究”还是“需求拉动”争论不休。Schmookler（1966）使用专利统计分析来测度技术进步，指出发明活动的拉动除了靠基础理论研究之外，同时市场需求也是决定发明活动方向的重要因素。
二、 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技术创新理论专注于强调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创新过程复杂性，却忽略了国家环境的作用（范维、王新红，2009）。Freeman（1987）首先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由此，国家创新系统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他在研究日本从技术追赶到技术超越的原因时，发现日本的成功并非单纯来自于发明和科学活动，还与新的组织方式和新的制度安排有关，可以归结为一种国家创新系统演变。
从研究层面上来看，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可以分为宏观学派和微观学派（韩振海、李国平，2004）。宏观学派以 Freeman 和 Nelson 为代表，该学派的研究成果说明技术创新落后国家能通过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在短时间获得高速增长。Freeman（1988）指出政府出台的政策、企业研究与发展、教育与培训、独特的产业结构四个要素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起着重要作用。Nelson（1993）对美国、日本等 17 个国家和地区资助技术创新的国家制度体系进行了相似性和差异性分析，他认为，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主要特色是产业部门和大学的紧密合作，政府的介入程度很低；而日本则是政府通过计划来协调主要的技术创新活动，以此直接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干预，政府介入程度很高。微观学派以 Pender等人为代表，从国家创新系统组成要素层面来探讨科研机构、大学、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Pender（2001）认为，国家创新系统组成要素，从广义上讲，包括所有影响学习、研究、创新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从狭义上讲，包括大学、研究开发部门等与研究、发展密切相关的机构设置和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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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最早提出经济意义上的创新概念是熊彼特，他将创新界定为生产要素新的组合，之后创新内涵不断演变。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突飞猛进，创新的范畴和层次不断变化，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从最初创新的概念到技术创新再到科技创新，而后就科技创新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化研究。
一、 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Solow 研究出了科技进步贡献率模型之后，越来越多人注意到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Salter（1960）指出，在不同的产业中，生产率差异很大，科技进步率是形成产生生产率差别的原因。Jorgensen（1973）利用超越对数模型分析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Romer 突破性地提出了两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改变了传统研究中将科技创新作为外生变量的理论局限。1986 年，Romer 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经济的外部增长来源于资本要素的积累，除了有形资本，他将知识的积累创新性地归入了资本要素。1990 年，Romer 建立了他的第二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不同形式的、专业化的生产投入数量的增加，其中，专业化的生产投入指的是研究与开发。Aghion&Howitt（1992）认为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密不可分，都是科技创新的产物。他建立了一个 R&D 模型，在该模型中，创新者能在一定时间内获得垄断优势，但这种垄断优势会随新的创新者的出现而消失，所以科技创新带来了经济增长，也带来了经济的周期性变化。
近年来，对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集中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拓展和深化上。一部分学者认为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大（Young，1995；Dinopoulos&Thompos，1999）。针对这些观点，Aghion&Howitt（1996）建立了扩展的熊彼特模型，研究结果显示：随着产品数量的提高，科技创新在产出率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但科技创新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Zweimuller （2000）提出收入差距加大会导致创新行为的减少，从而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Mehmet（2015）研究了土耳其科技创新对经济的影响，发现过去三年半时间，土耳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增长重要的内生变量，新的科技投入会带来积极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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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世界经济新常态下广东科技创新能力概述 ..... 21
第一节 世界经济新常态 .................. 21
一、 世界经济增速放缓 ............... 21
第四章 广东科技创新能力评价 ................... 40
第一节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 40
一、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40
第五章 创新型国家科技创新建设经验与借鉴 .......... 57
第一节 美国科技创新建设经验 ..................... 57
第六章 世界经济新常态下广东科技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第一节 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从实证结果来看，广东科技创新环境并没有发挥基础性作用。广东政府在优化科技创新政策环境上下了很大功夫，但政策落实并不到位；大众有创新意识，但不强。拥有良好的科技进步基础，形成激励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文化氛围，全面认识创新文化对科技创新和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恒等，2015）。
一、 搭建科技创新平台
高水准科技创新平台，能在日益激烈的科技竞争环境中集聚科技创新核心力量。创新型国家都已将建设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平台作为支撑创新活动的优先选择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孙庆、王宏起，2010）。当前广东的科技创新平台搭建工作已经初见成效，各类型创新平台都在日渐完善，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资源整合不足、重复建设率高、运行机制不够流程等问题（郑茜，2015）。科技创新平台应该包括研发平台、产业化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创新资源进入研发平台之后，通过资源的整合和共享，产生创新成果；创新成果进入产业化平台之后，实现产品化和产业化；公共服务平台为这两个平台的创新活动提供服务支持。
第一，研发平台。重点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如中国（东莞）散裂中子源、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江门中微子实验室、深圳国家基因库、“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等。引进韩国先进做法，鼓励大型骨干企业建立研究开发院，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建立省级以上工程（技术）中心、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等研发机构。第二，产业化平台。完善高新科技园区和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继续发挥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三个国家级新区的创新带动作用，强力打造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推进国际科技合作重大平台和地方重大创新平台建设。第三，公共服务平台。“广东重点建设了实验室体系共享平台、自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大型仪器及检测公共服务平台、科技文献共享平台、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和科技信息服务平台等六大平台”，为全社会科技创新提供共享高效的科研基础条件。从目前的条件看，采取虚实结合的平台运行模式，突破空间、时间、地域的限制，能有效提高公共平台的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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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第一节 结论
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本文在创新理论、国家创新理论、区域创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从“科技创新基础——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科技创新绩效”这一机制来评价科技创新能力。该机制不仅是一个完整的“基础+投入=产出+绩效”过程，还涵盖了科技创新的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高度符合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两大理念。
第二，结合前人研究成果，遵循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构建了一个包含 4 个一级指标、10 个二级指标和 20 个三级指标的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包括科技创新基础、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和科技创新绩效。其中科技创新基础包括政策基础、经济基础、人文基础 3 个二级指标；科技创新投入包括科技人员投入、科技经费投入 2 个二级指标；科技创新产出包括直接创新成果、创新成果产业化 2 个二级指标；科技创新绩效包括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水平提高、环境质量改善 3 个二级指标。
第三，根据所构建的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灰色综合评估模型对我国 8 个科技创新能力领先的省市科技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证明了本文所构建的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可行性。结果表明：北京领先于江苏、广东、上海、浙江、山东、天津、重庆，其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最强，广东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排名第三，整体实力在北京、江苏之后；广东在“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创新产出”、“科技创新绩效”方面位列第二，但在“科技创新投入”方面排到了第五，科技创新投入的短板是制约广东科技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
第四，借鉴主要创新型国家科技创新建设经验，根据评价结论，为广东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