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对我国区域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以工业行业出口为例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2月24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国内生产总值568845亿元，与1978年相比，增长了156倍还多。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由改革开放前的人均不足300美元一跃上升到2013年6767美元，这种高速的经济增长被海内外学者誉为“中国奇迹”。
伴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攀升，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也取得了骄人成绩，在全球贸易总量中的排名由1978年的第32位上升到2013的全球第2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体。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贸易额的不断提升，中国各个区域在出口贸易上的差距也更为明显。图1-1是2003-2012年中国三大经济板块出口贸易额，东部板块的出口总额远远高于中部板块和西部板块，且差距的绝对值在逐年拉大。

这一现象引发我们的思考，我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疑问：
疑问一：是什么原因诱发了区域之间出口贸易的巨大差距？尤其各个区域的经济活动发生在同一种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下。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提中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中国个省份在改革开放之前都是计划经济体制，其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受历史、地理环境的影响稍有不同，但总的来讲，全国基本处于一种相对平均、一起贫穷的状态中。全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经济建设。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考虑到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开放”，并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福建、广东成为中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省份，也因此率先得到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积累、经验积累，很快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急先锋。

第二节选题的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

本文的研宄内容对于深化中国制度改革、缩小区域出口差距、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以及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说，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如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克鲁格曼开创的新贸易理论都采取完全制度的假设，忽视了制度发展在国际分工和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作用。然而现实世界中，随着贸易模式的发展和演进，这些贸易理论己经不能再完整的阐述其发生发展。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凸显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制度与技术、劳动一样，也是比较优势的来源。制度也随之进入国际贸易的分析框架。
现有关于制度的文献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家层面，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制度的差异对贸易的发生、发展、贸易利益分配以及产品结构的影响；考察国家内部制度差异对出口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以中国各个区域为研究载体，分析区域制度对出口的影响，并从二元边际的角度检验制度对出口在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上的影响。这是从区域角度研究制度对出口贸易的又一个尝试；而且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研宄其在经济转型时期制度对出口贸易作用机制非常具有代表性，这对于其他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有益的参考。
就现实意义而言，现有研究发现，制度因素与技术、劳动、资本一样，也可以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源泉，制度在降低交易成本、改变出口结构、获取比较优势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文从二元边际角度分析区域制度对出口的影响，考察经济转型和制度改革时期我国各个区域在制度水平上的变化发展以及制度差异对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这对于缩小区域出口差异、提升产业结构、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增长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章制度与出口二元边际的相关理论

第一节二元边际的相关研究
一、出口二元边际的文献综述
Melitz模型是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基本理论框架，他用一个简单的模型解决了两个基础性问题：不同的生产率水平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决策以及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产业内资源再配置。以该模型为基础的理论研宄涉及对外直接投资、贸易增长、出口企业多产品决策等问题。根据模型，贸易成本的下降对集约边际会产生两种完全相反的结果：一方面，较低的贸易成本会增加出口商的出口规模，从而提高平均出口额；另一方面，较低的贸易成本意味着一些原来处于生产率门檻的出口商，现在也能够获得足够的利润来支付固定出口成本，然而，由于这些进入企业的出口额小于生存下来的企业，就会降低企业的平均出口额。在企业生产率服从帕累托最优分布的情况下，这两种效应正好互相抵消，使得集约边际独立于贸易成本。也就是说，贸易成本只能通过出口企业数量的变化，即扩展边际来影响贸易的双边贸易额。
国内对出口二元边际的研究并不很多，而且现有研究对于我国贸易的增长主要是依靠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也存在较大争议。大部分研宄认为我国出口贸易扩张主要源自集约边际，扩展边际虽然也能促进贸易的增长，但是贡献的比例较小、作用甚微。如钱学峰从企业微观角度出发，以2003-2006数据为基础，将中国出口总量增长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模拟了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对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的出口扩展主要来自贸易的集约边际，而贸易成本的变动对中国总出口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扩展边际实现的。钱学锋，熊平利用1995-2005年HS-6位国际贸易数据，较为客观的刻画了中国产品在二元边际增长方面的事实。文章发现，无论在多边层次还是在双边层次，扩展边际在出口增长的作用都很小，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边际实现的；而且外部冲击对扩展边际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对集约边际则有着非常显著的负面影响。

第二节制度的内涵、量化与选取
一、制度的内涵
制度经济学鼻祖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上就是大多数人所拥有的一种思想习惯而非组织结构，是在给定的时间、地点占统治地位的“一些固定做法、习惯、行为准则、权利与财产原则。经济制度则是人类利用自然环境来满足自己生存需要所形成的社会习惯”。康芒斯将制度定义为“控制个人的权力”。布罗姆利和马修斯把制度看成是“一种影响人们经济生活的权利和义务的集合”。马克思将制度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总和”，并将制度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进行研究，《资本论》就是研究制度与经济及社会关系的著作。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限制人们交往的行为框架。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的讲，制度是人为制定的限制，这些限制用来约束人类的互动游戏，它既包括正式制度，如宪法和产权，又包括非正式约束，如禁忌、习惯、传统等，他还特别强调要将制度与组织区分开来。青木昌彦也是从博弈论角度定义制度的支持者，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构建，它映射了参与人内生的、自我实施的行动决策的基本特征，因而对人在重复性博弈中的策略互动起着制约作用”。
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相对稳定的规则，其构成了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秩序体系。以上观点从不同层面对制度的内涵做出了不同的阐述，制度其实是一个不同高度、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规则的综合体。这些规则只有与具体的行为规则联系起来，才有指导意义。
本文主要研究制度对我国区域出口的作用，因此文中的制度仅指各个区域与出口相关的制度，其本质在于减少人们在从事贸易活动的不确定性，降低出口本。
国内有关各地区之间制度指标的综合衡量主要集中在市场化指数的构造方面，如樊纲等从2001年起开始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年度报告，他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技术成果市场化以及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方面进行量化分析，得出了中国31个省份的市场化指数。中国自确立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战略之后，政府就开始着力于营造有利于市场的制度环境，因此在确定制度综合指标时，市场化指数是一个重要的分项指标。

第三章制度对出口贸易影响的机制分析.........14
第一节制度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机制..........14
一、制度对出口交易成本影响的理论分析..........14
第四章制度对区域出口二元边际的实证分析..........30
第一节我国工业行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分解..........30
第五章研究结论、政策与展望.....44

第四章制度对区域出口二元边际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我国工业行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分解
在第三章中，我们将三个区域的制度水平与出口水平现状进行对比和分析，得出出口水平和制度水平在变化趋势上具有相同特征的结论。这与国内外在研究制度对出口贸易影响时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在此基础上，本章将更进一步，以占中国出口比重最大的工业行业为载体，从二元边际的角度，实证分析不同的制度水平下，制度因素对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程度。
根据国研网工业行业数据库，可以得到31个省份39个行业的出口交货值数据。国研网数据库在对产品进行分类时，采用国民经济分类方法，主要采用两分位法对产品进行细分，只有个别行业采用了三分位或四分位的分类方法。考虑到产品分类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釆用两分位的行业数据为研宄对象，取得了2003-2011年间31个省份39个行业10881组交货值数据，为了得出每年各个行业出口的增长量，我们根据2003年工业交货值的2002年均增长率倒推出年工业交货值数据，并以2002年为基期，计算各个年份31个省份39个行业的工业交货值增长额，并根据二元边际的界定和分解方法得出各个省份工业出口增长额中集约边际的增长量和扩展边际的增长量。

第五章研究结论、政策与展望

第一节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探讨了制度对我国区域出口的影响，分析了我国区域制度与出口之间的变化趋势，发现制度与我国区域出口之间存在相同的变化趋势，并从二元边际角度检验了制度对各个区域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变化的影响，从理论和实证上证明制度是影响我国区域出口的重要原因之一。
理论分析部分，分别从制度影响出口贸易的交易成本与比较优势两个角度演绎了制度对出口的理论研宄，并通过经验研究梳理了制度影响贸易出口的研宄成果和进展，最后对比我国区域制度与出口的现状，从我国区域的角度，证实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为从二元边际角度实证检验制度对出口的影响做好准备。
具体分析三大区域间集约边际和二元边际的增长趋势后发现，东部地区的集约边际增量远远超过中部和西部区域，在总集约边际增长额中贡献最大，中部地区的集约边际紧随其后，西部地区集约边际增量最小，三大区域间的差距非常明显。在扩展边际的增长方面，中部地区呈现出后发优势，在2009年末其扩展边际的增量赶上并超越东部地区，成为扩展边际增长最快的区域。西部区域扩展边际增量的总体水平依然落后于中部和东部地区，但三大区域间的差距相对较小。
其次，实证研究发现制度对集约边际的作用都更为显著，对于扩展边际的作用则相对较为薄弱。这可能与我国各区域扩展边际的增量数值较小，甚至个别省份的增量为负以至损失了观察值有关；也可能与当前经济状况下我国主要依赖集约边际增长的现状有关。
就实证分析的具体结果而言，总的来说，除腐败对西部区域的扩展边际影响不能通过显著性水平以外，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对东部、中部和西部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都有显著影响，说明制度是影响我国区域出口的重要因素，而且不仅影响己出口产品在量上的增长，还能刺激新产品进入出口市场或者淘落后产品。总体而言，经济自由度和腐败对中部地区出口二元边际增长的影响程度最高，这可能因为与其经济自由度的增长最快和腐败情况最为严重有关；对中部西部的结果也很显著，但影响程度不及中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