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农业比较收益较低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镇地区和非农部门进行转移，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如图 1-1 的宏观数据所示，全国农民工规模一直处于持续上升状态，截止 2017 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接近2.87 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 46.69%。江西是劳动力转移大省。图 1-2 的宏观数据显示，江西省的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规模呈逐年增长趋势，截止 2017 年底，江西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人数达到 878 万，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77.57%。农村输出人口虽然被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实质上是农村人口中的精英群体，是农村中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钱龙[1]，2017）。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一方面对农业生产造成了较强的负面冲击，另一方面也为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经营带来了契机。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中国农村“弱者种地”已成普遍现象，农地面临着“无人耕种，被抛荒”的困境，“农业被边缘化”倾向愈加严重（罗明忠，刘恺等[2]，2017）。南方丘陵山区则表现地更为明显。由于丘陵山区农地地形不平坦，农业基础设施条件较差以及小规模、分散化、细碎化的农业经营方式等原因致使农业生产成本高，使得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退出农业经营，进而导致农地粗放化经营以及农地抛荒问题相对更为严重。与此同时，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必然会引起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进行非农转移的农户，为了防止土地撂荒，会选择将土地流转出去；一部分停留在农业部门的农户或其他经营主体，为了获得规模经营效益和增加农业收入，也会积极转入其他农户弃耕的土地进行经营。
通过农地流转促成农地的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解决农地粗放化经营以及农地抛荒问题的根本途径。农地流转有利于促进农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使得农业生产者能够降低经营管理成本进而获得规模效益，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从而有利于缓解农地经营粗放化和农地抛荒化现象，提高农地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以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许庆，刘进等[3]，2017）。正因为意识到农地流转对提高土地利用率、产出率以及促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经营的重要性，近几年中央政府也一直致力于推动农地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新世纪以来，中央政府连续在“一号文件”和深化改革的若干重要问题决定中鼓励农地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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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向城镇地区和非农部门进行转移，这种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必然会引起农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也为我国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和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型带来了契机。然而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的弊端，农村劳动力难以实现彻底的转移。农村劳动力由于需要照料老人或照管孩童而滞留在农业部门不能进行非农转移的现象普遍存在。研究旨在探明家庭照料对农地流转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即家庭照料如何通过影响劳动力非农转移而对农地流转产生影响。首先，运用微观经济学建立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经济学理论模型以推导出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农地流转的关系。之后，在劳动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上和我国二元经济体制背景下，厘清农村劳动力如何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进行配置即农户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决策产生的内在逻辑，其次，通过对行为经济学理论和农户行为学理论的分析，揭示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产生的内在机理以及家庭照料、劳动力非农转移和农地流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再次，通过对永新县农地流转的实践经验进行实证分析，探明家庭照料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并运用中介效应的方法，揭示家庭照料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机制即家庭照料对农地流转的直接影响是如何以及其如何通过影响劳动力非农转移进而对农地流转产生间接影响。最后，在以上研究分析的基础上，为促进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提高农户劳动力和农地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农地利用效率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1.2.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研究在劳动力转移理论与行为经济学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农地流转决策行为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模型与劳动力资源配置决策机理，构建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厘清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产生的内在机理，探明家庭照料、劳动力非农转移和农地流转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即家庭照料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机制，揭示农户在农地流转市场的农地供给和需求选择过程中存在的经济现象和规律，以期丰富农地流转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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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
2.1.1 劳动力转移理论
（1）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 1954 年创立的。刘易斯[79]（1954）研究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是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唯一因素。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分为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工业部门的劳动收益率高，而农业部门的劳动收益率较低，两部门之间的劳动收益差距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由于劳动边际收益率远低于劳动力成本，城市工业部门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城市工业部门将获得的超额利润全部投入生产而不断壮大，并继续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直到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等为止。刘易斯模型有两个基本假定：一是在现代部门工资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可以吸收任意数量的劳动力。二是资本积累可以带来等比例的就业增长。二元经济理论对于理解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具体运用到我国的现实情况时，需要做进一步的修正。城乡收入差距是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各种复杂、现实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农户家庭特征，国家相关政策制度等。
（2）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 E.G.Ravenstein[78]（1889）提出的“人口迁移规律”，它被认为是推-拉理论的雏形。D.J.Bagne 在 1969 年明确提出了推-拉理论。推-拉理论有三个假设前提：一是迁移行为是一种理性行为，迁移者做出迁移决定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二是迁移者是在对迁出地与迁入地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的前提下做出的迁移决策。迁出地的推力主要指不利于在农村生活、生产的恶劣条件,包括耕地减少、存在剩余劳动力又无就业机会、基础设施条件差导致的生活水平低、收入水平低。这里所提到的将居民从居住地“推”到迁入地的因素只包括迁出地恶劣的生活、生产条件而不包括迁入地的好的条件的吸引。吸引迁出地居民到迁入地的拉力主要包括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生活条件、更加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等。当迁入地的拉力大于迁出地的推力时，迁移行为就会发生。E.S.Lee[82]（1966）在此基础上完善了推-拉理论，他认为，无论在迁出地还是在迁入地都存在三种因素，即拉力、推力和中间障碍。第一，迁出地对迁移的人口同时存在着推力和拉力。迁出地的推力主要有自然资源匮乏、交通不便、收入水平低等；迁出地的拉力主要有熟悉的社会关系、安定自在的生活。第二，迁入地对迁移的人口也同时存在着推力和拉力。迁入地的拉力主要有更便捷的生活条件、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迁入地的推力主要是对陌生环境的不熟悉需要适应过程，不稳定的生活地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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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综述
2.2.1 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的农地产权制度与大多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法律规定为国有的除外），农地承包经营权归农户并允许在不同农业经营主体之间进行流动与转让。由于我国特有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等原因，农地流转市场发展较为缓慢且目前依然处于初级阶段，其呈现的主要特点是流转规模小、流转期限短、流转不规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流转选择对象呈“差序格局”状态等（刘瑞峰，梁飞等[12]，2018；罗必良，林文声等[13]，2015）。现有学者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探究其具体的影响因素。
宏观方面的因素，学者们认为农地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经济环境是影响农地流转的重要因素。①农地产权制度因素。农地确权是否促进了农地流转，在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多数学者认为确权促进了农地流转。程令国等[14]（2016）研究认为明晰产权可以降低土地制度风险带来的交易成本，进而使得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可能性、流转规模以及土地租金得到显著上升。刘承芳等[15]（2017）基于 5 省调研数据，发现产权的安全性显著地提高了农户转入、转出农地的可能性和农地流转规模。在多米尼加共和国，Macours et al[16](2010)发现，稳定的地权能够提高土地租赁市场的活跃度，使得土地租赁上升 21%，租给穷人的土地数量上升 63%。中国农村由于“农地调整”的存在，降低了农地产权的稳定性，进而降低了农户长期投资的预期和农地的转入意愿（Jin et al[17]，2009）。有些学者则有不同的观点。罗必良[18]（2016）从禀赋效应角度出发，认为农地确权在提升农户产权强度的同时，有可能因土地的人格化特征而强化“禀赋效应”，并进一步因“产权垄断”和“产权地理垄断”而加剧经营权流转的抑制。黄佩红[19]等（201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确权使农地转出可能性降低 7.3%，户均转出面积减少 0.66 亩，转出租金每亩提高 44.9 元/年；使农地转入可能性提高 1% ，但对户均转入面积和租金率无显著影响。还有研究表明，确权并不显著影响农地流转（Place et al[20]，1998；Do et al[21]，2008）。②社会保障制度因素。我国既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制度等存在不充分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农民的非农就业过程也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因而农地仍然承担着就业与养老等社会保障功能（许庆，陆钰凤[22]，2018）。农户对土地的生存和情感等多重性依赖导致农地转出方对农地资源的价值评价具有多维性即产生了“价格幻觉”，进而大大降低了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可能性（朱文珏，罗必良[23]，2018）。另外，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会促使农户选择“关系型合约”，即促使农户农地流转对象选择呈“差序格局”状态，社会的亲疏关系是影响其选择的重要因素（邹宝玲，罗必良[24]，2016）。若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得到较高程度的替代，则其对农地流转的抑制作用将会减弱（程佳，孔凡斌等[25]，2014；聂建亮，钟涨宝[26]，2015；邹宝玲，仇童伟等[27]，2017）。③社会经济环境因素。交易费用是影响农地流转的一个重要约束因素，农地流转过程存在的交易费用既抑制了农地的转出，又抑制了农地的转入（冀县卿，钱忠好等[28]，2015；杨成林[29]，2014）。交易媒介的发展、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从而促进农地流转（江淑斌，李帆[30]，2018；王雨濛，张效榕[3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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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农地流转关系的理论推导.............................19
3.2 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决策机理.....................................20
3.3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决策机理..................................22
4 永新县基本情况与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24
4.1 永新县基本情况...........................................24
4.2 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24
5 家庭照料对农地流转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基于中介变量劳动力非农转移...............................27
5.1 数据的来源..........................................27
5.2 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28
5 家庭照料对农地流转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基于中介变量劳动力非农转移
5.1 数据的来源
本次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2019 年 1 月，在位于江西省西部的永新县进行的农户分层抽样调查数据。首先，根据距离永新县中心的距离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选取了 9个乡镇，分别为，象形乡、芦溪乡、怀忠镇、高桥楼镇、埠前镇、澧田镇、沙市镇、在中乡、龙源口镇。其次，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10-40 个左右的农户进行一对一入户调查并且调研的主要对象为位于永新县稻区的农户。最后，此次调研总共收集到的有效样本数据为 178 份。调研所涉及的信息主要围绕农地流转来展开，包括农户家庭成员特征、农户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农户农地资源禀赋特征、农户农地流转情况、农户粮食生产情况、农户对农地功能和市场认知情况、村级层面的农地资源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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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研究
基于永新县 178 份农户调研数据，并运用 Tobit 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法以揭示家庭照料、劳动力非农转移和农地流转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发现：
（1）家庭照料会促使农户转入更多的农地。家庭成员中需要照料的人员越多，对农户劳动力的牵制作用就越强，农户劳动力想要进行非农转移就更加困难，进而致使农户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部门。同时为了实现家庭效益的最大化的目标，农户可能会转入更多的农地以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以及降低停留在农业部门的机会成本。研究将家庭照料进一步细分，考察老年人照料和不同年龄段的小孩照料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结果表明老年人照料和 0-4 岁儿童照料对促进农地转入没有显著影响，5-15 岁小孩照料显著促进了农地转入。老年人和 0-4 岁儿童照料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而影响农户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因此不会显著促农地的转入。而 5-15 岁小孩基本都进入学校，大部分照管时间都由学校承担，从而不会影响农户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因此会显著促进农地转入。
（2）家庭照料会抑制农户转出农地，但影响并不显著。滞留在农村照料家庭的农户劳动力有可能会参与本地非农就业，进而不会影响农地的转出。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0-4 岁的儿童照料会显著抑制农地转出。0-4 岁的儿童，因为年龄太小需要寸步不离的进行照看，从而对农户劳动力牵制作用较大，使得农户劳动力只能滞留在农业部门，进而农户转出农地概率将降低。
（3）劳动力非农转移在家庭照料对农地流入面积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说明家庭照料会通过抑制劳动力非农转移进而促进农户流入更多的农地。为了进一步细分本地务工和外出务工对农地流入面积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分别把本地务工比例和外出务工比例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本地务工比例在家庭照料对农地流入面积影响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家庭照料不会显著抑制农户劳动力参与本地务工，且本地务工也不会抑制农户转入农地。参与本地务工的农户一般都会通过“半工半农”的模式，一边参与非农务工，一边进行农业生产，以实现家庭效益最大化的目标。而外出务工在家庭照料对农地流入面积影响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性。家庭照料会显著抑制农户劳动力外出务工，同时劳动力外出务工也显著抑制农户转入农地，因此家庭照料会通过抑制农户劳动力外出务工，进而促进农户转入农地。但同时也需注意到的是，在用 bootstrap 法对外出务工比例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时，发现外出务工比例在家庭照料对农地流入面积影响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外出务工比例的中介效应不具有稳健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