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思考——以甘肃省平凉市X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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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 论文编号:lw202331732 日期:2023-07-22 来源: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经济管理论文,本文借助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相关软件和构建计量模型等的情况下,研究农村居民家庭在参与信贷和未参与信贷两种情况,综合全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户主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家庭老人和学生人数对参与信贷起负向作用,但户主健康状况、家庭劳动力和是否经营养殖业对参与信贷起正向作用但不显著,而家庭人口规模、耕地面积、工资性收入和家庭总收入对参与信贷起正向显著作用,充分显示出农村居民家庭资本积累的多寡和家庭成员结构的优劣决定着家庭内生发展潜力。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伴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激发农村消费潜力是盘活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农村居民家庭在对生产和生活资金投入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已成为农村居民家庭重要的外部融资来源。农业生产面临着来自市场和自然的双重风险,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加大了农村居民家庭贷款的风险性。国家以建档立卡户为主要借贷对象,摸清农村居民家庭消费需求后精准发放扶贫资金,既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机构的借贷风险和违约损失,也缓解了农村居民家庭“融资难、融资贵”的发展瓶颈,对巩固精准脱贫成果的稳步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目前是衔接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时期,如何盘活农村消费市场,撬动农村消费杠杆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盘活农村消费市场亟需国家金融政策的支持,信贷作为一种国家金融政策扶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对农村居民家庭获得外部融资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不仅解决了农村居民家庭“融资难、融资贵”的发展瓶颈,而且可以增强农村居民家庭内生性发展能力,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从而实现农村居民家庭对信贷资金进行理性分配。而国外研究将信贷(Microfinance)作为一种以城乡低收入阶层为服务对象的小规模的金融服务方式来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完善信贷理论、信贷机构与农村居民家庭之间信息不匹配、信贷抵押担保等方面,对我国通过结合自身发展状况来制定相关政策有着重大借鉴意义。在我国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政府更加注重农村发展型消费市场的发展,通过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整合农村资源,摸清农村居民家庭资金需求后精准发放扶贫资金,这样既满足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资金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由此可见,在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中进一步研究信贷资金的供求平衡,影响农村居民家庭发展的牵制性因素以及优化借贷家庭的消费结构等问题是我国学者深入研究的聚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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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信贷作为一种政府和社会为以城乡低收入者、贫困人口和中小企业等提供小规模融资服务的非盈利性活动,主要运作方式是在完善的担保机制基础之上,对借贷者进行有效评估之后,通过社会担保对借贷者提供一定金额的信贷资金。实际上,这种信贷方式已经演变成为一种为低收入者提供小规模发展资金的融资模式,其主要目的是帮助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的基础上激发消费潜力,低收入者作为消费个体,将获得资金用于储蓄、支付、保险、理财、信贷等一体化金融服务。所以,低收入者作为消费个体,如何分配信贷资金使其效用最大化,政府是作为如何保障这种政策的长效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激发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1.2.1 国外研究综述
(1)信贷消费与个体决策
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个体分配是信贷资金边际效用最大化的前提条件,各种不经济行为主要是居民家庭作为消费者受自身资源禀赋和心理的约束。James N(1962)提出消费者在做出消费决策时会对收入产生影响,在相对完善的借贷机制下,居民家庭在当期收入匮乏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借贷资金来完成预期消费,从而增加家庭消费[1]。Steglitz(1990)研究认为信贷可以提高贫困农村居民家庭的生产性消费水平,进而获得相对收入来实现可持续发展[2]。Winter-Nelson(2010)研究得出农村居民家庭参与信贷后在增加发展资本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家庭消费能力,改变了原有储蓄型性的消费观念[3]。Kalecki(1971)以消费者存在“异质性”为假设,在模型构建中纳入资本家和工人两个变量,研究得出收入从资本家向工人转移势必会提高社会总消费[4]。而 Staff N(1998)以微观数据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学历以及健康状况等基本特征和家庭资本影响着农村居民家庭获得信贷资金后的消费倾向,大部分获得资金后将其用于生产性消费,但有少部分农村居民家庭直接将其用作预防性储蓄,降低了信贷资金的边际效用[5]。Khandker(2005)以孟加拉国为例,研究表明信贷对缓解村级贫困的作用最大,不仅可以帮助借款农村居民家庭进行发展性消费的同时有助于刺激当地消费市场[6]。Rosenberg(2010)分析得出信贷可以促进农村居民进行跨期消费,并没有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能力,而是平滑了农村居民家庭的造血式消费能力[7]。Manfred Zeller(1994)认为农村居民家庭对国家放贷的资金主要用于生产性消费,为了满足生产需求,促使民间非正规借贷发展多元化,间接地拓宽了农村居民家庭获取信贷资金的源头,但也加大了借贷风险[8]。Weintraub(1983)基于消费倾向进一步分析得出由于资本家的出现能力远超于工人的储蓄能力,所以资本家的储蓄倾向意愿更加强烈,但这种储蓄倾向使社会收入实现再分配,从而是引起社会总消费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收入差距扩大会造成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加剧贫困问题,致使低收入家庭消费能力不足[9],Skinne(r1988)、Dardanoni(1991)等利用美国、英国农村居民家庭数据研究表明家庭储蓄在美国家庭资产的56%、英国家庭资产的60%是出于对家庭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造成的。但在意大利的研究中家庭预防性储蓄低于家庭资产的2%,甚至有的家庭出现负预防性储蓄动机[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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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影响机理

2.1 理论基础
二战后,国外消费理论飞速发展,在基于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前提下,凯恩斯提出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以及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等诸多消费理论,奠定了现代消费理论的基础,但都是在假定的理想环境下从收入角度来分析消费的多寡。而信贷消费最初主要是在商业消费以赊销方式发展,其次随着商业银行慢慢登上历史的发展舞台,银行只给消费者提供金额小且周期短的放贷业务,但也促进了信贷消费的发展。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银行资金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企业破产严重,商业银行资金过剩,随着美国资本家业务发展的需求,信贷消费逐渐得到青睐,学术界也开始关注,逐渐催生出与信贷消费相关的理论模型,使得信贷与消费关系的研究也得到了发展。
2.1.1 流动性约束与居民消费行为
首先,从流动性约束与居民消费行为视角出发,在基于凯恩斯消费理论的前提下,杜森贝利认为消费具有独立性且消费行为是可逆的,消费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消费者的相对收入,而当期绝对收入对其影响不大。于是提出高收入消费者对低收入消费者会产生“示范效应”,从而形成的消费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消费者的消费决策,这种不可逆的消费习惯就会产生“棘轮效应”。但弗里德曼提出的持久性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的持久性收入预期决定着消费者的消费,与消费者的当期收入关系较为微妙,这种持久性收入会让消费者形成稳定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不会随着所有收入结构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消费决策。而后霍尔通过规范的梳理推导,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证明其他任何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法预测消费者当期的消费能力,于是提出随机游走假说。如果消费者遵循这种随机游走方式,不仅通过自己的消费行为影响经济发展,而且还可以对其他公众消费起到“示范效应”,通过对政策的预期进而影响未来消费。其次,弗拉维奥和韦伯研究表明由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使消费者的消费和收入具有高度同向性。因此,流动性约束理论可以恰当地解释消费者现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消费者的当期消费小于预期消费且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会使消费者减少当期消费。由于不同群体的收入和消费不同,所以储蓄能力欠佳的年轻家庭中流动性约束较强。第三,消费者受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和家庭的不耐性影响,当信贷消费受到限制和家庭财富资本积累低于预期临界值后,消费者在获得资金后会比原来储蓄的更多,也是他们在减少未来某个时间段由于流动约束性造成约束使他们无法选择期望消费,在低收入阶段积攒更多的消费资本,以此实现预期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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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信贷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机理
2.2.1 信贷消费市场对消费结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消费是促进我国经济内生增长的核心,信贷消费作为平滑消费能力的重要手段,商业银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办理住房贷款作为我国信贷消费的开端,但由于受到当时国内经济环境、信贷体制机制和消费观念等多种因素的重叠影响,我国信贷消费发展滞后于其他国家。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大内需,消费信贷作为金融工具开始得到飞速发展,不仅信贷体量增大,而且信贷消费品种增多,信贷消费体系逐渐健全。1997年我国信贷消费规模为172亿元,截止2018年末我国消费信贷市场(不含房贷)规模达到13万亿左右,增长了755.8倍,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116元增至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713元,增长了118倍。充分显示出我国消费市场容量的庞大。从信贷消费发展的特点来看,受到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理念、住房刚性需求和人口结构的影响,我国信贷消费领域逐渐多元化,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展到符合办理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涉及放贷、车贷、助学贷等多个领域,信贷方式通过信用积分的形式逐渐由信贷机构柜台办理逐步向互联网线上、自助小额办理等方式过渡。从信贷消费发展的成效来看,拓宽了信贷消费领域,实现多层次消费需求,增强我国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和提高居民消费质量。但随着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快速增加,“金融脆弱性”逐渐增强,发展信贷消费有助于推动信贷消费体系的完善,优化家庭消费结构,扩大了消费的乘数效应,形成多元消费新格局。


图 2-2 信贷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机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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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农村居民家庭参与信贷的影响因素分析.................................19
3.1 数据来源和样本基本情况.......................................19
3.1.1 数据来源...........................................19
3.1.2 样本基本情况........................................19
第四章 信贷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26
4.1 变量构造及数据说明................................26
4.1.1 变量选取.....................................26
4.1.2 描述性统计......................................27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43
5.1 结论...............................................43
5.2 启示......................................44

第四章 信贷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变量构造及数据说明
4.1.1 变量选取
结果变量。根据实地调研情况和农村居民家庭普遍消费水平将消费划分为三部分消费,分别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姚明明,2014、肖立,2012,王聪,2020)[46、47、48]。生存型消费是农村居民家庭对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状况,主要包括个体农村居民家庭食物支出、居住支出和医疗支出为主。发展型消费主要包括交通通讯支出和教育支出为主,因为在样本地区,大部分农村居民家庭将信贷资金用于购买小型农用车和微型货车来做相关生意,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善,农村居民家庭参与农产品网销培训以及相关种养殖培训等,所以将交通通讯支出和教育支出纳入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主要包括家庭衣着消费支出和生活用品以及其他支出(从实地调研的基本情况来看,农村居民家庭对衣着和家庭耐用品以及奢侈生活用品的需求量较大,且在线购买意愿较为强烈)。所以本章研究的结果变量为家庭总消费、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对以上四种家庭消费支出加 1 后均取对数处理。
处理变量。样本农村居民家庭是否参与信贷,是为 1,反之则为 0。
协变量。为了分析信贷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本章将参与信贷农村居民家庭和未参与信贷的农村居民家庭利用 PSM 得分匹配法进行比较分析,在充分考虑样本农村居民家庭的特殊性后,参照已有的相关文献的(张珩等,2018;杨汝岱等,2011;王慧玲等,2019)[49、50、51]基础上,再将第三章的有关变量纳入本章对其进行研究。户主自身基本特征决定着家庭风险偏好,风险偏好型的户主可能对信贷资金持有大胆设想,获得信贷资金后通过相关投资性消费而获取更高的收益。信贷虽有政府贴息,但对风险厌恶型户主来说,害怕获得信贷资金投资失败后,忌于还款压力,不愿意参与借贷导致负债。而风险中立型户主参与信贷后将信贷资金用于预防性储蓄,赚取相关利息收入,对国家政策而言,并未从根本上通过信贷资金为农村居民家庭谋取相关收益,也未能激发农村居民家庭内生性发展能力,造成贫困周期延长。家庭人口特征决定着家庭消费基数的大小,也影响着消费资源的最优匹配决策和家庭消费倾向。家庭其他基本特征决定着家庭资本积累,是支撑家庭消费的重要保障。


表 3-2 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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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随着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激发农村消费潜力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之一。与此同时,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由生存型消费逐步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过度,但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大多数贫困家庭的消费行为并未发生较大的变化。而公益型信贷对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激发农村消费潜力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借助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相关软件和构建计量模型等的情况下,研究农村居民家庭在参与信贷和未参与信贷两种情况,综合全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户主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家庭老人和学生人数对参与信贷起负向作用,但户主健康状况、家庭劳动力和是否经营养殖业对参与信贷起正向作用但不显著,而家庭人口规模、耕地面积、工资性收入和家庭总收入对参与信贷起正向显著作用,充分显示出农村居民家庭资本积累的多寡和家庭成员结构的优劣决定着家庭内生发展潜力。
(2)总体样本农村居民家庭对信贷政策的期望处理效应最大,与参与信贷的农村居民家庭相比,未参与农村居民家庭假如获得信贷资金后会进一步提升家庭总消费和各类消费,其中发展型消费的效果最明显。其次,当农村居民家庭获得信贷资金后对享受型消费的消费意愿起负向作用,对其他各类消费的显著性偏弱。农村地区中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以“精英俘获”为主的带头能人率先获得发展资源,村民对以“旁观者”自居的变相模仿发展模式情有独钟,由于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行为、消费心理和家庭资本积累等其他因素的不同,除了政府的各种帮扶引导之外,创收消费的藩篱难以在短时间内破除。
(3)研究表明户主年龄段在 60 岁以上的农村居民家庭对各向消费的显著性较强,未获得信贷资金的农村居民家庭在获得信贷资金后的消费意愿更加强烈,当可支配资金增加后,很可能会提升农村居民家庭整体消费水平。而 40 岁以下的户主家庭对各项消费的均无显著性,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动型较强,即使获得信贷资金,也无法发挥乘数效应,再者贫困农村居民家庭的资源相对匮乏,资本积累薄弱,而且家庭成员中的老人和少儿占比左右着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且消费习惯较为稳定,所以会选择保守型消费。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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