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家迁移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对其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笔者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首先考察了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的就业稳定情况，并使用预期贫困脆弱性方法（VEP）来衡量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并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按是否稳定就业进行对比分析。然后运用 OLS 回归方法实证分析就业稳定性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检验其稳健性。最后进行组群差异分析，分析在不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保障和其他家庭特征下就业稳定家庭与就业不稳定家庭在贫困脆弱性上的影响差异。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十九大提出要确保到 2020 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确保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截至 2018 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 1660 万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但想要持续脱贫，需要重视农民内部脱贫的动力并减少脱贫后返贫现象的发生。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农村外出务工群体，根据 2018 年农民工调查报告，全国农民工总数为 28836 万人，外出农民工达到 17266 万人（国家统计局，2018）。其中，农民工以家庭形式进入城市务工人数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 年农村外出务工中举家外出的劳动力 4316万人，约占外出总人数的 1/4。所以总体来看，举家迁移农民工正成为当前人口城镇化的主体，确保他们的生活水平对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尤为重要。但是，由于举家迁移农民工不能充分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在社会体制方面面临被忽视的窘境。并且，城市中也没有关于举家迁移农民工贫困问题的救助和保障政策。举家迁移农民工不仅脱离了农村的扶贫体系，也被城市社会救助体系所遗漏，造成举家迁移农民工“两头落空”的现象。而在以往的城市贫困问题研究中，没有关注到举家迁移农民工这一群体的贫困状态。
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来到城市进行生活，多处于城市的底层，他们总体收入水平不高，但贫困风险很高。在众多的风险中，他们以就业收入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实际意味着就业和收入波动风险可能是其中最大的致贫风险。并且由于他们的工资水平往往相对较低，就业相对不稳定，所以他们陷入贫困风险的可能性更大，也更容易成为城市的贫困人口。这逐渐将贫困模式从过去的城乡分割形式转变为城市人口的内部差异，将不利于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所以识别城市里潜在的贫困人口显得尤为重要。预测农民工家庭贫困脆弱性能够帮助识别那些目前并非贫困而未来可能会陷入贫困、以及那些未来无法脱离贫困的个体或家庭，这些分析有利于识别扶贫对象，对扶贫政策的实施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研究举家迁移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对其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这有利于举家迁移农民工在城市里安居乐业，而且对于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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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测度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贫困脆弱性以及探究举家迁移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对其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不仅有利于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新型城镇化的良性发展，而且对我国扶贫事业的进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1.2.1 理论意义
首先，建立农民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测度方法，分析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对其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制，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思考。其次，本文利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方法，克服选择性偏差问题，分析就业稳定性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保证结论的稳健性，对现有理论的补充提供一种可能。
1.2.2 政策意义
为了达到十九大提出的到 2020 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重视农民脱贫的内生动力并减少返贫现象的发生。作为当前人口城镇化主体的举家迁移农民工，确保他们的生活水平对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尤为重要。举家迁移农民工以就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实际意味着就业和收入波动风险可能是其中最大的致贫风险。因此，必须注重提高举家迁移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本文借鉴国外广泛用于测度贫困脆弱性的方法，测度了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探究了举家迁移农民工就业稳定性与贫困脆弱性之间的关系，这有利于举家迁移农民工在城市里安居乐业，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而且有助于政府从举家迁移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角度制定扶贫政策，对于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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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关于就业稳定性的研究
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一直关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稳定性和流动性问题，因此，国外学者关于就业稳定性的研究文献较多。Gregg & Wadsworth 利用 1995 年和 2002 年BLFS 数据，得出了英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稳定性下降的结论；Givor & Maurin（2004）研究了 1982-2002 年法国非自愿离职风险的变化，得出法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稳定性呈现下降趋势；Annette Bergemann &Antje Mertens（2004）对德国 20 世纪 80-90 年代 16-56岁的男性雇员进行研究，发现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稳定性正在下降；Rokkanen &Uusitalo（2010）研究了 1963 年至 2004 年芬兰就业稳定性的变化，研究发现工作终止风险的上升趋势持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但到了 21 世纪 10 年代又恢复到 20 世纪70 年代的水平；Bratberg（2010）应用挪威雇主雇员数据库分析了就业稳定性问题，发现工作任职期在 1986 年至 2002 年期间略有变化，任职期超过 8 年的人口比例有所下降，但并没有导致失业率上升。
国内就业稳定性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方面。孟凡强和吴江（2013）运用 2008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就业稳定性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就业稳定性呈现下降趋势，由于工人自愿离职的风险上升产生了这种下降。虽然这是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增加的表现，但这种流动是低水平的流动，劳动力市场中流动劳动力的主体主要是受过低等教育的工人、低级别工人、私营部门工人和女性工人等弱势群体。这是由于缺失利益诉求机制，结果大多数弱势工人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来实现利益。莫旋等（2018）使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指出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会受到个体和社区因素的影响，并且家庭化流动增加男性就业的稳定性，但减少了女性就业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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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贫困脆弱性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贫困脆弱性的定义有所不同。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Glewwe & Hall（1998）认为脆弱性是宏观经济冲击所导致的一连串后果，是一个动态概念。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不同学者也给出了不同的定义。Pritchett（2000）和 Mansuri & Healy（2001）认为贫困脆弱性是在未来的若干年内一个家庭至少有一年会陷入贫困的概率。Coudouel& Hentschel（2000）认为贫困脆弱性是由于收入、消费、健康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因素的变化而导致福利状况发生变化的一种情形。而 Chaudhuri & Shubham（2002）则将家庭在 T 时贫困脆弱性定义为在 T+1 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本文也将采用 Chaudhuri &Shubham（2002）对贫困脆弱性所下的定义。
中国学者也积累了一些关于家庭贫困脆弱性研究的成果。首先是关于贫困脆弱性指标准确性的研究。万广华和章元（2009，2011）使用农村面板数据验证了贫困脆弱性指标，并且提出提高家庭贫困预测精度和准确性的方法。研究指出，贫困脆弱性的预测精度受到贫困线和脆弱线的影响，在 50%的脆弱线下和高贫困线下测度出来的结果会更加准确；李丽和白雪梅（2010）用 CHNS 数据检验了中国城乡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测度的准确性，通过对贫困脆弱性进行分层和交叉的分解方法，发现导致家庭贫困脆弱的根本原因是不同的，并提出贫困脆弱性指标有助于制定更精准的反贫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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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说..............................15
3.1 理论基础................................15
3.1.1 持久收入理论....................................15
3.1.2 贫困动态理论..................................15
第四章 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18
4.1 数据来源及变量的选取.........................18
4.1.1 数据来源........................18
4.1.2 变量的选取....................18
第五章 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测度.....................28
5.1 贫困脆弱性的测度原理............................28
5.2 贫困脆弱性的测算过程.........................29

第六章 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对其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分析

6.1 模型设定与估计结果分析
运用 OLS 回归方法，结果如表 6-1，总体而言，大多数变量对三种贫困标准线下的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方向一致，并显示出统计显著性。其中就业稳定性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在 3.1 美元/天贫困线下影响最大，其次是 2300 元/年贫困线下，影响效果最小的为 1.9美元/天贫困线。
从 OLS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不同贫困线下，就业稳定性变量均通过 1%显著性检验，并与贫困脆弱性呈负相关，表明就业越稳定就越不容易陷入贫困。以 2300 元/年贫困线为例，相比就业不稳定的农民工来说，就业稳定性每提高一个单位，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下降 0.185 个单位，表示就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地提高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应对未来风险的能力，从而降低陷入贫困脆弱性的概率。这是因为就业作为举家迁移农民工在城市获取收入的主要方式，其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进行，即风险缓解以及贫困缓解。从风险缓解角度来看，农民工稳定的就业可以获取稳定的收入来源，对一些突发事件能够起到平滑作用，不至于生活一旦遭遇打击，就无力回天。从贫困缓解的角度来看，就业稳定可以使农民工保持稳定的生产、生活活动，农民工可以稳定提升自身健康状况并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素养，为自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或者是增强生产投入等生产性投资，从而避免因失业问题陷入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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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结论及启示

7.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对于贫困脆弱性和就业稳定性相关的文献，从贫困脆弱性的角度分析了就业稳定性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的减贫效应，建立了就业稳定性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首先考察了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的就业稳定情况，并使用预期贫困脆弱性方法（VEP）来衡量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并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按是否稳定就业进行对比分析。然后运用 OLS 回归方法实证分析就业稳定性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检验其稳健性。最后进行组群差异分析，分析在不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保障和其他家庭特征下就业稳定家庭与就业不稳定家庭在贫困脆弱性上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
（1）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运用预期贫困脆弱性方法（VEP）在2300 元/年、1.9 美元/天和 3.1 美元/天三条贫困线下测度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贫困脆弱性，并以举家迁移农民工就业是否稳定为标准分组，发现不论是在哪一种贫困标准线下，就业稳定的农民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都要低于就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家庭。
（2）通过构建 OLS 回归模型发现对于就业稳定家庭和就业不稳定家庭来说，农民工就业不稳定的家庭更容易陷入贫困，其贫困脆弱性更大。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就业稳定的农民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相比于就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显著下降，结论依然成立，通过稳健性检验。
（3）举家迁移农民工人力资本变量、物质资本变量、社会保障变量对家庭贫困脆弱性产生显著影响。主要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较低、健康状况较差，工作经验较少的其家庭的贫困脆弱性程度较高。拥有房子车子物质资本雄厚的家庭不容易陷入贫困。参加医疗保险有利于降低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
（4）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组讨论在不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保障和其他家庭特征下就业稳定家庭与就业不稳定家庭在贫困脆弱性上的差异，我们发现举家迁移农民工就业稳定对贫困脆弱性的降低作用在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身体状况为不健康、年龄段越低的家庭里更为明显。对于拥有 0 套房子和拥有 1 个孩子的举家迁移家庭来说，就业越稳定，其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越低。对于地区来说，就业稳定性对西部地区的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最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