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经济管理在职研究生优秀论文范文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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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 论文编号:lw202331816 日期:2023-07-22 来源: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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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论文范文一:流通产业与信息产业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产业耦合的视角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流通产业与信息产业的发展迅速,并且流通信息化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据相关数据显示,2008 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仅仅达 3.4 万亿元。2018 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将达 37.05 万亿元。2008-2018 年这十年期间增长了 10 倍。在网上零售规模方面,中国网上零售规模从 2008 年的 0.13 万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9 万亿元。这几年的流通产业的结构升级和信息产业的培育发展都到了关键时期,怎样同时完成流通产业的升级改造和信息产业的额培育发展,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点问题。

当前许多学者们对于上述问题展开研究,从当前的研究来看,学者文对于流通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认为信息产业与流通产业的发展具有紧密的双向因果关系,流通产业与信息产业的两者之间具有正反馈效应。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本文的研究是对流通信息化和流通产业与信息产业协调问题问题的进一步拓展,是对流通信息化发展现有研究的补充。本文将国内 30 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并将 30个省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从时间变化和空间变化两个方面来研究流通产业与信息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分析流通产业与信息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特征以及影响因素,本文通过构建流通产业与信息产业耦合协调指标体系和实证模型,进而为中国流通产业与信息产业耦合协调研究,提供可靠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二)实际意义

本文在各个学者的基础上,选取中国 30 个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信息产业与流通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并对影响中国信息产业与流通产业的耦合协调的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此为依据,为探索中国信息产业新与流通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提出提升我国流通产业和信息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文的研究将从现状分析、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政策建议四个层次来展开对流通产业与信息产业耦合协调度的研究。

第二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第一节 相关理论

本文研究流通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协调发展主要应用的理论有分工理论、产业关联理论、协调演化理论。本文对这几个理论进行简要介绍。

一、分工理论

自从斯密的分工理论提出之后,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分工理论不断丰富发展,随着对分工为何会产生效率的研究不段深入,分工效率理论的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的发展,首先是在专业化优势角度下的分工效率提升,到规模经济角度的分工效率,进入现代经济以后,发展为协调经济下的分工效率提升。当前分工效率提升主要是产业间的分工协作,所以本文研究流通产业与信息产业协调问题是以分工理论为基础进行分析。

二、产业关联理论

产业关联理论是产业结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探讨了产业间技术联系的原理产业关联理论认为,产业间关联关系的实质内容即不同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不同产业以各种投入和产出作为联系的纽带,各产业都需要其他产业为自己提供一定的产出作为本产业的中间要素投入。本文主要是研究流通产业与信息产业的协调发展研究,主要是通过研究流通产业与信息产业之间的生产要素之间的关联作用,研究两个产业之间的协调机理和协调内容,产业关联理论是本文研究两个产业协调的问题的重要工具。

三、协同演化理论

Jouhtio(2006)对协同演化做了如下定义:协同演化是发生在两个或多个相互依赖的系统上的持续变化,它们的演化轨迹相互交织、相互适应。协同演化通常具备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双向或多向因果关系。主体间双向因果关系是协同演化的核心概念。协同演化理论与单因素决定论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协同演化强调互动主体双方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而不是一方决定另一方的演化。第二,正反馈。正反馈是协同演化的重要特征。作为互动的结果,构成协同演化关系的任何一方对他方的影响都会反馈回来引起自身的变化。第三,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和正反馈有着紧密的联系。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信息产业与流通产业发展的研究

(一)信息产业发展的研究

该领域研究代表人物有 Jorgenson、Oliner、Brynjolfsson 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他们尝试使用增长核算法来测度信息技术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的大小。该方法的一般思路为将信息技术投资从传统的资本存量中分离出来,与其他类别的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共同加入经济核算中。ErikBrynjolfsson、LorinM.Hitt(2003)研究发现计算机能够显著减少企业间协调、通信和信息处理的成本,而且信息技术还为其他技术提供一个通用平台使他们更好地创新和改革。Colecchia、Schreyer(2001),Vijselaar、Albers(2002)研究发现欧洲对信息技术的投资低于美国,可能是欧洲经济没有实现快速发展的原因。Daveri(2002)、Shephard (2015),Vijselaar、Albers(2002)则强调欧洲对信息技术的大量投资并没有推动其全要素生产率迅速上升,这或许与欧洲信息制造部门比重小、信息技术使用范围窄有关系。Jalava、Pohjola(2002)研究指出,信息技术的经济贡献率在芬兰之类的欧洲国家远低于美国。此类研究还有 VanArk,Melka,Mulder,Timmer,Ypma(2002),Daveri(2002),Timmer,Ypma、VanArk(2003)等。Kazuyuki、Takahito(2008)对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 1985—2004 年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在日韩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及美国。最近的研究还有 Nakamoto (2008),André,Claudio 和 Vianka(2015),Barger (2018),Abdul 和Deb(2016)Swan (2015)Jorgenson、Vu(2016)等。林毅夫和董先安(2003)以芯片制造为例,对信息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和路径进行了介绍。

胡芒谷(1997)在研究我国信息化发展水平主要采用从信息产业的发展规模和我国社会信息水平角度研究。陈敏、任明仑(2007)通过对信息产业发展阶段特征的综合分析,建立我国信息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主要是对 12 个国家信息产业发展水平,对不同国家信息产业发展水平进行分析,从而分析总结出信息产业各个发展层次的主要特征。张凤、巩敏(2016)研究了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 2014 年 31 个省份信息产业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中东西部的信息产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并提出实现我国信息产业均衡发展的建议,对于中西部地区进行资源倾斜。

......

第六章 结论和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本文首先对于流通产业与信息产业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测度,然后对流通产业和信息产业的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几个主要结论;

第一,流通产业和信息产业的耦合协调程度偏低。近些年来,各地方政府积极推进产业信息化,流通产业和信息产业都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两者的耦合协调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实证结果显示,流通产业和信息产业的耦合协调度以上升的发展趋势为主,流通产业和信息产业的耦合协调情况总体总体处于上升状态,但是,上升趋势缓慢。此外,在 30 个省份中,仅有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六个东都地区的省份的耦合协调等级达到了中级协调。中部地区和部分西部地区处于轻度协调的状态,还有部分西部地区处于轻度失调状态。总体而言,全国大多数省份依然处于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第二,流通产业和信息产业耦合协调区域的空间异质性明显。实证结果显示,中国流通产业和信息产业耦合协调度,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递减,呈现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情况较好,中西部地区耦合协调情况较差的情况。本文可以将 30 个省级区域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共六个省份,流通产业和信息产业耦合协调情况较好,这六个省份达到里中级协调,两个产业之间关联程度较强,两者在发展过程中比较协调;第二本分包括天津、辽宁、福建、重庆、四川、内蒙古、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海南共 18 个省份,流通产业和信息产业耦合协调情况相对于第一部分较差,两个产业之间的耦合协调仅达到勉强协调的程度,流通产业和信息产业协调发展状况较弱。第三部分是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山西、吉林六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最低,流通产业与信息产业的耦合协情况还处于轻度失调状态,两个产业的协调发展状况最差。

优秀范文二:经济视角下城市群府际合作视角下政府“隐藏等级”对城市利益再分配的影响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当代中国正处于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调整阶段。城市基建的不断完善与信息科技的广泛应用,催生着各活跃要素积极碰撞旧有规制,破碎、扩张、重构、集聚,进而衍生出新的区域要素生态,形成涉及政治、经济、区域治理等多层次宽领域的复杂体系,城市群的概念应运而生。必须承认的是,区域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格局演化和重塑极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成为目前最具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经济活动之一。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无障碍跨界流动,这正是市场主导下区域一体化的本质要求。

然而,这样一个关于市场配置资源促进区域一体化的论断在加之行政区划刚性约束后的区域经济上未必适用。转型时期中国政治体制的集权与经济体制的分权导致了地方政府“政治性”与“经济性”的分离(马翠华,2009),这里重点强调政府的“经济人”特性。作为城市区域发展的主导者和参与者,在面对区域宏观利益、地方政府利益以及决策者本身的个体利益的三方抉择时,具备“双重属性”的地方政府往往偏向于采取“利己”决策。这也是传统“行政区行政”治理模式的遗留症结(杨爱平等,2004)。尤其是分税制改革后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在府际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干预的方式阻碍资源配置市场化以谋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严重阻碍了我国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深(谷松,2014)。不难看出,想要加快我国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冲突,关键在于解决好地方府际间的利益矛盾。

据此,本文基于政府禀赋与地区要素资源的容纳质量、集聚能力的相关性,引入政府“隐藏等级”概念,从城市群府际间的内在利益矛盾和府际利益分配入手,深入研究城市群各地方政府因禀赋差异所导致的府际竞合博弈行为和利益极端分配问题以及政策实行过程中决策者的“利己”行为干预问题,试图对府际合作的内在利益关系和发生机制作出解释,为城市群府际合作的推进提供建议。

第二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本文围绕“研究分析地方政府利益冲突与发生机制——提出城市群府际利益流动框架——地方政府‘隐藏等级’评价体系的构建与测度——‘隐藏等级’框架下区域时空格局特征分析——实证分析‘隐藏等级’对府际利益分配问题的影响——提出推进府际合作与区域一体化的治理政策建议”这一研究思路进行研究。

据此,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的研究基础。本章简要地介绍了研究背景及意义,介绍论文的思路和结构安排,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第二部分梳理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

第三、四、五部分是本文的主体。第三部分主要分析“隐藏等级”下城市群各地方政府的利益分配问题。本章在府际利益流动基本机制的基础上,依次添加市场与政府两个约束,通过博弈分析深入研究政府因禀赋差异所导致的府际竞合博弈行为和利益极端分配问题,同时基于“利己”决策的双重内涵,讨论政策实行过程中决策者“利己”行为的干预问题,分析阻碍府际合作和区域一体化推进的影响因素,提出府际利益流动框架。

第四部分是在构建与测度地方政府“隐藏等级”评价体系的基础上,研究“隐藏等级”框架下城市群的区域时空格局特征。本章通过梳理国家、省政府所出台的政策文件和现阶段学界对区域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的相关理论资料进行收集分析,遵循指标体系构建的全面性、典型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从经济规模、效益水平、结构水平、增长速度、人民生活、对外开放和行政效率 7 个方面选择27 个指标,构建政府“隐藏等级”评价指标体系,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测度长三角城市群的政府“隐藏等级”综合评价值,并基于评价值对长三角城市群的时空格局特征进行分析。

第五部分是“隐藏等级”对城市群府际利益分配影响的实证研究。考虑到长三角城市群在我国发展相对成熟,府际利益矛盾更为突显,本文选取长三角城市群进行实证分析。本章研究以府际利益分配作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政府“隐藏等级”。其中,被解释变量府际利益分配基于“隐藏等级”下地方政府的竞合博弈行为和决策者本身的“利己”干预行为两个视角,分别从府际合作和府际竞争、政府利己和官员利己四个方面进行解释。同时选取经济发展程度、城市化率、对外开放度、产业结构、交通基础状况、人力资本和居民消费水平作为控制变量,以保证估计系数的准确有效。回归后分析指标系数及显著性,得出结论。

第二章 研究综述

第一节 关于府际关系概念的研究

府际关系(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IGR)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学者 Clyde. F. Sinder 的表述中,但并未对此概念做出明确界定。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W.Anderson(1960)才给出了具体定义:府际关系是指各类、各级政府机构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要活动及相互影响,府际关系的核心是政府公务人员的人际关系和作用行为形成的复杂网络。可以看出,府际关系的含义至少包括两层:一是纵向上能够互相影响的上下级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二是横向上可以发生联系的同级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

国内学者们对于府际关系的研究同样在不断发展、完善和深入。林尚立教授(1998)最早开始研究政府间关系,他将国内政府间关系划分为纵向与横向两个纬度:纵向上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以及横向上地方政府间的经济关系,并根据政府间关系的基本格局和主要性质,将政府关系细分为权力关系、财政关系和公共行政关系三个部分。这是国内学者开始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与政治体制对府际关系概念进行的解构和重塑。谢庆奎教授最早使用“府际关系”这一名词,他将府际关系定义为政府之间在垂直和水平上的交错纵横关系,以及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2000),并且他认为,政府关系除了包含林尚立提出的“三个部分”外,还应包括利益关系(1999)。府际利益问题的研究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随后杨宏山教授(2005)对此有进一步的补充,他认为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垂直关系网络属于狭义视角,广义上的府际关系还应包括互不隶属的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关系以及政府内部不同部门间的关系,甚至可以扩展到主权国家政府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对于府际关系概念的研究,从最初各类、各级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这一基本定义出发,结合我国的基本情况和政治体制,经过国内学者的研究与创新,开始延伸出不同的解读和新的内涵,诸如府际间的利益关系、横向政府间的竞合关系等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研究格局不断发展、扩大,为更深入的探索奠定基础。

第二节 纵向府际关系与横向府际关系的研究

一、纵向府际关系研究

纵向府际关系研究指的是科层制视角下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问题。这类关系模式是政府间关系的中轴,因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决定着地方政府在整个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地位、权力范围和活动方式,从而也就决定了地方政府体系内部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国内,纵向府际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化的视角。杨小云(2002)主张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要注重两者的协调性,她从资源问题、法治层面、调整行政权力的纵向结构及合理分权四个角度提出制度化思路,认为中央应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政治体系内部权力均衡分配。苏力教授(2004)也一针见血地指出,非制度化的分权带来的预期不确定,不仅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统一发展,甚至威胁中国的政制稳定。谢庆奎和杨宏山(2007)认为,中国政府制度的变革应当在逐步解构中央政府全面集权的同时建立中央政府选择性分权体制,并且在分权过程中注重权力下放的制度化统一。不难看出,制度管理是纵向府际关系优化的基本内容。

也有一些学者从官员行为角度研究纵向府际关系。刘瑞明和白永秀(2007)认为,中国的经济周期本质上是地方官员的晋升体制周期和宏观调控结合的产物,因此适当的官员激励将有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周黎安等人(2015)利用大量的数据揭示了多层级府际竞争的结构性特征为从中央到基层政府的经济增长指标“层层加码”,而这和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吴敏和周黎安(2018)从公共品可视性的视角考察了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认为中央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的官员考核体系,尝试建立跨越官员任期的问责机制。将官员行为与政府决策相联系进而影响府际关系,这一研究思路的出现表明官员的“经济人”属性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

第六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第一节 主要推论与结论总结.

本文基于区域经济学、经济博弈论和公共管理学等的相关理论,提出政府“隐藏等级”概念与城市群府际利益流动框架,引入熵权 TOPSIS 法构建地方政府“隐藏等级”综合评价体系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进行测度,同时结合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和 ESDA 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 2007-2016 年 26 城市的时空格局演变态势与府际特征进行探讨,最后应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政府“隐藏等级”对府际利益分配问题的影响因素,得出相关推论与结论。作为全文的最后一章,本章在前文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各部分的推论与结论进行整理和总结,并就如何推进城市群府际合作与区域一体化的问题重点阐述区域宏观政策的制定思路及治理政策建议。

第三章从博弈分析与理论视角对政府的内在利益矛盾和府际利益分配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想要促进城市群府际合作和区域一体化,首要解决五对矛盾:一是高等级地区逐利行为与区域合作趋势相违的矛盾;二是区域政策失效与“寻租”得效的矛盾,三是优势政府决策倾向与中央期望相违的矛盾;四是官员任期与投入年限不匹配的矛盾;五是政府利益与个体私利不一致的矛盾。并形成七个推论:1.对于“隐藏等级”下两方逐利性政府而言,想要促进区域一体化,首要提升高等级地区的合作积极性。2.对于“隐藏等级”下两方利己性政府而言,想要推动府际决策从竞争状态向共赢状态甚至是利于劣势方的合作状态转变,首要解决优势政府的相对位次隐患。3.主动的区域政策直接干预利益流向,但也存在机制不合理、政府不配合等的局限性,因此被动承担府际交易损失也不失为良好的区域决策出发点。4.决策者的猜疑倾向、信任缺失与保守政策,诱发信息传导机制失灵与要素流动受阻,导致交易成本扩大化,容易促使双方回归低效竞争状态。5.优化政绩考核标准可以有效解决时间成本约束问题,缓和官员任期与投入年限的矛盾,促进官员与政府二者利益趋同。6.保证官员的政府利益偏好,有助于区域发展和一体化推进。7.地方政府的资源占有量差异影响官员行为,区域政策的施行应更具针对性,因地制宜。

优秀范文三:经济学视角下电子商务市场的网络效应对企业产品质量信息披露动机的影响研究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在这个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不断升级的时代,消费者已经不再单独关注产品的价格,他们对产品质量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而借由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兴起的电商行业也经历了从 2003-2008 年的价格阶段、2008-2015 年的品牌阶段到现在的品质阶段的发展历程②。所以电子商务也是我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之一。在这短短的十多年间,电子商务在互联网的力量之下从兴起到发展,势头迅猛。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壮大,其扩消费、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增就业的作用日益突出③。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为 31.63 万亿元,较 2017 年增长了 8.5%。《电子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出,到 2020 年,预计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将超过 40万亿元、网络零售总额将达到 10 万亿元左右④。

电子商务的出现与发展改变着消费者的消费模式,虽然现在的电商开始更加注重产品的质量,但是在这样一种互联网的零售模式下,消费者能够获取更加多元的信息,同时由于无法直接接触到产品,相较于线下零售市场,消费者也面临着信息无法辨别,信息不对称的困扰。所以电子商务在带来便利消费体验的同时也给消费者带来了对质量问题的担忧。因此,面对电商市场下产品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商家的产品质量信息披露成为消费者判断产品质量情况的重要依据,决定着交易能否顺利进行。而且在电子商务市场下,互联网的发展也为产品质量信息的披露提供了更多的途径,使得企业进行产品质量信息披露有了更大的可能性,披露的形式更加多样,披露的成本也更低。

第二节 研究的主要思路与内容

本文研究电子商务市场的网络效应对企业产品质量信息披露动机的影响,将网络效应理解为消费者购买产品或服务的可能性受到他人对该产品或服务的购买和使用的影响的效应,它既包括了一般意义上的网络外部性,还包括了社会学习。并且网络效应通过情绪和口碑两个因素发挥作用,故本文分别研究了情绪与口碑对企业产品质量信息披露动机的影响。本文研究的主要思路与内容如下:

首先,基于电子商务市场发展的现状提出研究问题,即网络效应如何影响了企业产品质量信息披露的动机;其次,对现有文献关于产品质量信息披露、网络效应以及企业产品质量信息披露动机的影响研究进行梳理。由于在现有研究中,学者对于产品质量信息披露以及网络效应的界定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提出对产品质量信息披露以及网络效应的界定,明确本文研究的对象。再次,在以往文献关于产品质量信息披露与网络效应模型设定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假设以及模型设定想法。假设在电子商务市场上,企业掌握自身产品的质量情况以及市场网络效应的大小,只有在其他企业进行质量信息披露的情况下才知道对方的产品质量,否则,只掌握其他企业产品质量的分布情况;消费者了解企业披露决策、市场网络效应、企业产品质量的分布等情况,同样只有在企业披露产品质量信息时才知道产品的真实质量。在以上假设下,本文以两阶段伯川德模型为基础,从消费者的效用出发,研究企业产品质量信息披露的动机。其中消费者的效用受到消费量、价格以及预期质量的影响;预期质量则受到企业披露决策、产品真实质量、产品质量信息披露门槛以及网络效应的影响。在企业选择质量信息披露的情况下,消费者对产品的预期质量即为真实的产品质量,只有在企业选择不披露的情况下,网络效应才开始发挥作用。需求曲线由效用最大化所得,企业定价水平由利润最大化所得,需求与定价共同决定了企业的利润水平,在此不考虑企业的披露成本。紧接着,在对企业披露信息与不披露信息的利润差求解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解的基础上,分析网络效应的情绪和口碑两个因素对该门槛质量均衡解的影响,基于此进一步分析企业产品质量信息披露的动机。最后,对论证过程进行总结,得出结论。

第二章 相关文献综述

第一节 产品质量信息披露的源起与内涵

一、产品质量信息披露的源起

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消费者无从知晓产品的真实质量,故仅能接纳市场以产品平均质量为依据的定价水平。在此情况下,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就无法制定与真实质量相匹配的价格,进而无利可图,选择退出市场(Akerlof, 1970)①。但是,倘若企业能让消费者知晓其产品的真实质量,就无需被动接受市场的平均定价水平,可以争取更大的利润空间。

设想在一个劳动力市场上,如果工人无法识别不同工作间存在的风险差异,这些工作的平均风险水平就会决定工资率。如果一家企业提供的工作风险程度较低,这样的定价对其不利。若这家企业能让工人正确评估工作真实的风险水平,他就可以降低工资的支付(Viscusi, 1978)②。若将企业提供的工作看作一种特殊的产品,则告诉工人工作的真实风险水平的过程就是产品的质量信息披露过程。而将质量信息披露引入信息不对称市场的就是“拆分理论”。产品质量的披露有助于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僵局,使提供高质量产品(即这里的低风险工作)的企业制定更高的价格(更低的工资),谋取更高的利润。换句话说,生产高质量(质量在市场平均水平以上)产品的企业会披露质量信息,而生产低质量(质量在市场平均水平以下)产品的企业则没有动力披露质量信息。这就把高质量产品和低质量产品有效地进行区分,质量信息披露成为产品高质量的信号。这就是“拆分理论”证明的结论。“拆分理论”进一步表明(Viscusi, 1978)③,在生产最高质量产品的企业披露质量信息之后,生产质量相对较高产品的企业也会逐步披露产品质量信息,直到市场上剩下产品质量最差的企业没有披露相关信息。

可见,Grossman(1981)和 Milgrom(1981)从不同市场入手研究产品质量信息披露问题,都验证了“拆分理论”。即如果企业比消费者拥有更多的产品质量信息,在企业披露质量信息的成本较低且信息可被验证③的情况下,拥有高质量产品的企业会更愿意披露产品质量信息,而不会误导那些对产品有理性判断的消费者。值得注意的是,“拆分理论”的成立需要满足很多的假设条件,例如市场上的产品能被清晰地按质量等级进行划分;商家对自己的产品质量拥有完整的信息;信息披露是无成本的;随着产品质量的提高,消费者愿意为高质量产品支付更多的费用;消费者是同质的;消费者能够理性地意识到不披露信息的产品是低质量的;质量的分布情况是公开的信息;信息可被验证等(David Dranove & Ginger Zhe Jin, 2010)④。

第二节 产品质量信息披露动机的影响因素

首先,产品质量是影响质量信息披露动机的重要因素,“拆分理论”表明质量较高的企业会选择质量信息披露以区分自己与质量较低的企业。不过产品质量对披露动机产生的影响也会随披露成本的不同发生变化。满足“拆分理论”的条件之一就是无披露成本或者披露成本较小。Lewis(2011)②曾以卖家是否使用专业软件在 eBay 上发布照片作为披露成本的代理变量,也发现在低披露成本下,卖家披露的质量信息更多。如果质量信息披露的成本较高,那么只有超过某一特定质量的产品才会进行披露(Grossman and Hart, 1980; Jovanovic, 1982)③ ④。

其次,市场结构是影响质量信息披露动机的另一个因素。Cheong 和 Kim(2004)①的研究表明,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即便是在披露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市场依然会呈现一个完全不披露质量信息的状态。例如在寡头市场上,信息的披露可能会加剧价格的竞争,降低企业的收益(Board O, 2009)②,故即使此时披露成本很低,企业也不会披露质量信息。在一篇关于企业竞争程度对企业产品质量信息披露动机的研究中,作者用产品差异化程度刻画企业之间的竞争水平,发现产品差异化对企业产品质量信息披露动机的影响也取决于披露成本的大小(Jos Jansen, 2017)③。研究发现,披露成本较高时,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减小,企业更愿意披露产品质量信息;而在披露成本较低时,产品差异化程度越小,企业则更加不愿意披露产品质量信息。

最后,消费者特征也会影响企业的产品质量信息披露动机。当消费者对产品质量信息并不敏感时,即使第三方认证机构已经对产品质量进行过评级,企业仍倾向于不披露自己的质量等级(Faure-Grimaud et al, 2009)④。当消费者并不关注质量信息时,企业也没有动力进行质量信息的披露(Hirshleifer et al, 2009)⑤。除此之外,当绝大多数消费者都无法准确理解所披露信息的内容(Fishman M J and Hagerty K M, 2003)⑥,或者消费者无法识别信息不披露是低质量这个信号时(Schwartz A, 2008)⑦,则企业也不会对产品质量信息进行披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消费者都对产品质量有要求。当企业面对质量偏好程度较低的消费者时,则无需对产品质量信息进行披露,不仅如此,企业也更加倾向于销售低质量的产品(Armstrong and Chen, 2009)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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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电子商务市场下,网络效应对企业产品质量信息披露动机的影响。认为网络效应通过情绪与口碑两个因素发挥作用。情绪因素的影响表现为在消费者依据非质量因素做出非理性判断的情况下,提高或降低对产品质量的预期;口碑因素的影响表现为在消费者依据质量因素做出理性判断的情况下,提高或降低对产品质量的预期。在构建电子商务市场企业产品质量信息披露两阶段伯川德模型的基础上,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方法对企业披露与不披露的利润差求解门槛质量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解。紧接着对门槛质量均衡解随情绪和口碑两个因素的变化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现将研究结论归纳如下。

第一,口碑因素对企业产品质量信息披露动机起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负面的评价会降低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预期,但是随着负面评论的逐渐缓和,负面信息对产品预期质量的影响更强烈。故企业在负面评论逐渐缓和的过程中会增加产品质量信息披露的动机。较少的正面评论对提高预期质量的作用也很有限,故这时企业也有较大的动机披露产品质量信息,此为“亡羊补牢”。直到正面评论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减小披露质量信息的动机,此为“借力而行”。且口碑因素会改变情绪因素发挥作用的方向;在口碑较好时,情绪环境乐观程度的增加会降低企业披露的动机;在口碑较差时,情绪环境乐观程度的增加会提高企业披露的动机。

第二,情绪因素发挥调节作用,更乐观的情绪环境会使口碑对预期质量的影响加强。当口碑较差时,情绪乐观程度的增加会产生“暴露效应”,加剧较差口碑对预期质量的影响,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预期更低,企业故而增加产品质量信息披露的动机;当口碑较好时,情绪乐观程度的增加会产生“强化效应”,同样加强较好口碑对预期质量的影响,使得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预期进一步提高,企业故而减小产品质量信息披露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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