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会计论文，笔者认为目标企业的扶贫表现会随着同群企业的扶贫水平升高而升高。一方面，国际形势变幻莫测，不确定风险增加，企业要想稳住发展的脚步，就应当把握国家战略导向，认清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顺应社会趋势，才能在变局中谋求进步，因此企业会主动迎合乡村振兴热潮，加入到扶贫大军中。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从消除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治理，我国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完成了里程碑式的跨越，这是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成果，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长期的奋斗过程中，我党始终坚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摆在工作首位，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不同、地区间发展差异大，广大人民的需求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得到满足，因此相对贫困问题还将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中国反贫困事业正式进入新的“治贫时代”。而乡村振兴作为脱贫攻坚的接续战略，致力于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不断挖掘农村沉睡资源，实现对脱贫人口的常态化帮扶，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的衔接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2022年，在全国两会中对共同富裕做出了重要指示，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做大做好“蛋糕”基础上切好分好“蛋糕”，只有在高质量发展中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社会才会更加和谐，发展才能更可持续。当前阶段，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精准扶贫转向防止规模性返贫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不懈奋斗。
传统政府主导下的扶贫模式存在供应力不足与错配隐患，因此政府相继出台多项相关政策，动员社会层面的力量参与到精准扶贫中去。区别于以往的扶贫政策，现行的精准扶贫政策是把要帮扶的群体精确到个人，将扶贫这一系统工程向精细化推进，对中国脱贫攻坚的巨大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新时期的扶贫工作，是帮助低收入群体提升“造血”能力，不断巩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基础。要坚决落实“一张蓝图绘到底”，通过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到帮扶工作中，在政策、规划、组织和人才以及产业发展等方面做好衔接工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实施，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在政府的号召和政策的引导下，我国企业表现出积极的帮扶热情，特别是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和中坚力量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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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研究思路
本文将按照“文献综述——理论分析——案例研究——实证研究——研究结论与启示”的逻辑思路进行研究。首先，通过阅读企业扶贫社会责任方面的相关文献，提出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从公司财务领域看，到底影响企业履行扶贫责任的因素有哪些？企业扶贫社会责任是否存在同群效应？连锁股东又是否跟企业扶贫同群效应有关联呢？带着以上问题，梳理相关领域的国内外文献，了解当前对于连锁股东、企业扶贫社会责任、同群效应的研究现状，分析本选题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其次，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连锁股东对企业扶贫同群效应的影响机制，提出研究假设并建立相关模型，借助统计软件进行实证检验并对结果做出解释和说明。最后，对于连锁股东和企业扶贫分别从企业、政府部门以及投资者的角度提出可行的建议措施以引导市场更好地规范企业进行扶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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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第一节概念界定
一、连锁股东
同时持有多家企业股票的经济主体被称为连锁股东(He and Huang，2017)[1]，企业能够通过所在的连锁股东网络获取或者交换自身发展所依赖的信息和资源。纵观全世界的资本市场，广泛存在着由股东网络建立的企业联结（Schmalz，2018）[2]。近几年，由于连锁股东的普遍性以及对市场运行的潜在影响吸引了诸多国内外学者的目光。早在1999年，英国、法国等13个欧洲国家中，平均来说，市场上接近五分之一的资产被一国前五个最有实力的家族所控制（Faccio&Lang，2002）[3]。到2014年以前，美国的资本市场上，由黑石集团建立的股东网络就覆盖了20%的上市公司（Massa et al.，2018）[4]。截至2016年底，国内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上市公司被共同的十大股东所持股。
连锁股东是资本市场自然发展的产物，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完善，许多有实力的经济主体会投资两个以上的上市公司，为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与投资单一公司的股东相比，连锁股东主要有两个特点：①其最终目标为投资组合的价值最大化，而不是某个特定企业的价值最大化，所以连锁股东有促使企业间在产品市场中进行合谋的动力；②在同等条件下，连锁股东拥有更为丰富的经验、信息和资源，可以在公司治理方面展现出更多的协同优势（潘越等，2020）[5]。从既有的研究文献看，研究学者也主要基于以上两个方面展开，得出了一些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因此，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将连锁股东界定为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非一人所属的公司中担任股东的经济主体。
二、企业扶贫
1990年前后，我国相继开始出现经济主体帮助农村贫困人口摆脱发展滞后的扶贫模式，但“旧”的扶贫模式始终无法实现有效的脱贫，一方面，过去的企业扶贫很大程度上依赖非政府组织提供帮助，但受制于过去社会整体发展落后的状况，扶贫的能力和效果有明显的不足；另一方面，粗放式扶贫主要依靠财政资金和补贴等，逐级下发，在这过程中出现了扶贫款流失、贫困群体等靠要以及审批时间长等问题，国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物力，贫困问题却依然得不到真正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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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相关理论基础
一、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
塞尔兹尼克在《TVA与基层结构》一书中表示，不能用完全理性的眼光看待组织，不能只着眼于组织的效益，因为组织是社会整体的一小部分，外界的方方面面都会对它产生影响，要站在更高的层面研究组织。随后，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制度化”，即脱离了经济主体当前的计划和需要，并迫使组织接受的同化现象。他提出的制度化认为，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持续受到思想观念、现行制度的影响，外界环境的影响甚至会无视真实需求，渗透进入组织内部，对组织产生深远影响（周雪光，2003）[12]。这一阶段的研究依旧没有走出权变理论框架，其研究的立足点也依旧遵循理性主义观点，所以被普遍称为制度主义或旧制度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管理研究所奉行的权变理论框架已不能解释许多新发现的但一直存在的组织现象（比如组织趋同）。权变理论将组织的所处环境、目标、规模和技术作为其最佳结构的衡量要素。技术目标的不同就会造成组织的不同。这就与普遍观察到的组织趋同现象相背。在这两种背景的驱使下，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开始渐渐走入研究者视野。
迈耶和罗恩在1977年开创了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学派，他们在研究制度化组织的过程中发现，尽管一些组织所处地域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或者经营规模不同，但只要在相同的领域，在长时间的运营过程中，总会朝着某一方向趋向一致，类似的同化现象背后都指向了行为主体受到所在领域的环境影响。新制度学派着重强调制度环境对于组织发展产生的后果，扩大了合法性在此过程中发挥的影响力。研究者们普遍认为，组织为了获得生存与发展，会尽可能的追求自身的合法性。为此，新制度主义学派特别界定了合法性的内涵，认为在组织所处的环境之中存在一套系统的实体行为或者社会结构的标准体系，当它为人们广为接受之后，就可以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及观念，诱使或者迫使组织保持与之相匹配的结构或者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这种合法性机制就来自于包括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在内的，能够被人们认可并自发或被迫接受这种影响，形成类似的组织结构。为了进一步解释这种由制度环境产生的作用力，DiMaggio和Powell(1983)[13]研究发现“组织场域”这一现象，认为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及其评价的方式准则会对于组织的发展产生一个类似磁场样的影响场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并解释了制度化的三种机制：即强迫机制、模仿机制与社会规范机制。组织通过此过程不断吸收并同化制度规则，最终实现在同一场域内的组织同形或者同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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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复星系精准扶贫案例分析·························19
第一节复星系企业简介·····························19
第二节复星系上市公司扶贫模式描述························19
第三节复星系上市公司扶贫同群效应分析·····················22
第四章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25
第一节机理分析··································25
第二节研究假说·······························28
第五章研究设计······························31
第一节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31
第二节模型构建·······························31
第三节变量定义···························32
第六章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第一节描述性统计
这一部分主要是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对整个样本数据进行汇总分析，主要是为了观察核心变量的大致水平和分布情况，以及通过其他变量验证数据是否符合实际；另一方面，做了均值、中位数的差异检验，目的是针对连锁股东是否会造成核心变量的差异，进行初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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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5可知，企业精准扶贫规模（STP）的均值为1.108，最大值为13.670，说明上市公司为扶贫活动耗费的物资差异较大，也反映了国内企业履行扶贫责任程度不一，需要进一步肩负起作为社会经济主体的重任。同时，从产权性质方面看，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企业是公有制。股权集中度（Top1）、资产负债率（Lev）、企业成长性（Growth）、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o）最大、最小值差异较大，但这是实际存在的。连锁股东（Cross）的均值为0.096，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609，也就是样本中一家企业最多有5个连锁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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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研究结论与展望
第一节研究结论
以新制度主义理论、弱关系理论、组织学习理论、社会嵌入理论为基础，通过2016~2019年A股市场的企业数据以及复星系企业扶贫模式的探索，深入挖掘了企业扶贫背后的逻辑以及连锁股东在这其中发挥的作用，同时从治理水平和竞争地位的角度分别探讨了各自的调节作用。整体来看，本文整个研究过程可以分为3个方面：首先，通过观察社会现象、发现事物规律、查阅相关文献，找到了企业扶贫同群效应出现的理论依据，并进一步猜想连锁股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其次，通过复星系企业的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复星集团的扶贫模式能够被同群企业学习模仿，并着重对复星集团和迪安诊断的扶贫模式作了比较，可以清晰的看到二者在健康扶贫领域有高度的相似性，结合机理分析提出了假设；最后，通过对大样本的实证检验，得到可靠稳健的结论，即企业扶贫具有同群效应、连锁股东能够促进扶贫同群效应，另外，在拓展研究中，还确定了公司治理水平能够抑制同群效应，而竞争地位的提高能促进同群效应。具体来讲，本文研究结论如下：
一、企业扶贫行为存在同群效应
目标企业的扶贫表现会随着同群企业的扶贫水平升高而升高。一方面，国际形势变幻莫测，不确定风险增加，企业要想稳住发展的脚步，就应当把握国家战略导向，认清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顺应社会趋势，才能在变局中谋求进步，因此企业会主动迎合乡村振兴热潮，加入到扶贫大军中。另一方面，随着全国人民对脱贫的一致向往，企业参与扶贫也成为各行业的普遍追求，更能进一步获得政府支持、投资者关注、同行业认可等好处，从而引起越来越多的企业学习效仿，逐渐形成一股趋同力，也就是同构压力。此外，由于一些政治动机、党组织嵌入、所有制属性等因素，使得在企业扶贫上，国企较民企而言更加积极主动，模仿的行为也更加普遍。
二、连锁股东能够促进企业扶贫同群效应
连锁股东越多，企业扶贫同群效应越显著。一方面，受制度环境的影响，区域内的企业都会受到政策的引导和约束，也就是强制趋同，投资者要想企业能持续创造利益，就必须保证顺应市场和社会趋势，而连锁股东能够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确保企业运营的合规性和低风险性。另一方面，连锁股东网络越发达，“弱关系”的信息优势更能得到体现，高效的信息交流渠道，给企业间学习模仿带来了便利，也能诱使同群现象的产生。因此，连锁股东促进了企业精准扶贫的同群效应。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