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政府回应是现代政府的基本特征，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2017 年，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指出“现代政府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回应，要倾听人民群众的声音并积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的问题。”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推动着中国政府不断增强其回应性。此外，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阶层矛盾激化，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显性社会抗争和以政治不信任为代表的隐性社会抗争时有发生，面对复杂多变的治理环境，如何提高政府回应性成为关系到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发言人多次在重要会议中对提高政府回应性的工作做出重要指示。从 2013年，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建设“透明政府、回应政府和公信政府‘三型政府’”到 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再到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发出的“上网令”。这一系列制度设计以及制度安排凸显了我国对政府回应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决心，为提高政府回应性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除了政策的大力推动，信息社会的崛起以及互联网技术的纵深发展为政民互动创造了新生的公共空间——网络空间成为公民和政府对话的空间。网络平台既是公民自由发表言论的“麦克风”，又是政府决策者接收公民真实声音的“收音机”。一方面，在社会矛盾激化和公民参与意识觉醒的双重影响下，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催生的各种新媒体技术拓宽了公民表达的场域，赋予公民更多与政府互动的机会，网络空间成为公民表达意见和政策偏好的新生空间(Hague B，2005)；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为提高政府回应性创造了技术条件和可能性，网络问政平台的构建为政府回应公民多样化的诉求提供了便捷和开放的渠道。互联网成为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时代背景，塑造着政府治理的新情景、新模式和新动力，政府通过互联网回应公民诉求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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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在网络环境下开展地方政府回应性的研究，对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塑造平等对话的政民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都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从理论意义层面上说，就现有的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针对政府回应的影响因素开展了翔实的研究，为本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由于公民留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现有的研究对公民留言的分类尚未形成一个具有共识的分类框架，因此不同于以往从单一维度区分公民留言的分类方法，本文尝试建立一个二维分类框架进一步细分公民留言类型，并且结合中观的地区因素揭示地方政府回应行为的影响机理，以期为解释我国政府回应行为提供新视角，寻找更加具象的政府回应规律，推动政府回应理论本土化，使更多的学者关注和研究我国地方政府回应的相关问题,增强我国这方面研究的影响力。
从实践意义的层面上说，提高政府回应性是实现善治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在公民参与意识觉醒以及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精细化的现实背景下，政府通过网络问政平台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渠道，有助于改善公民在公共治理中的边缘化状况，提高公民网络参与的积极性和效能感，塑造平等对话、有效监督的新型政民关系，提高公民对政府的认同感和满意度。另一方面，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来说，通过建立健全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渠道，政府主动吸纳和回应公民诉求，有助于公共决策机构及时发现潜在的社会问题、把握社会发展动态，提高对公共问题的敏感性和识别能力，提高政策议程设置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从而有针对性地解决困扰公民的现实难题，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精细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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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假设
（1）公民留言类型与地方政府回应积极性。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问题出发，根据留言目的、议题领域、话语体系、留言对象复杂性等对公民留言进行分类，探讨不同类别的公民留言与政府回应积极性的内在联系，充分论证了地方政府对留言类别的选择性回应行为这一现象的存在（Su，2016；张华，2013），地方政府并非对所有类型的公民留言都具有同等程度的回应积极性。
本文针对留言对象的公共性和留言主体的代表性两个维度构建二维分类框架对公民留言进行分类。从公共性维度来说，通过判断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由私人行为，还是由政府行为引起，从而将公民留言细分为由公共行为引起的留言和由非公共行为引起的留言。一方面，自上而下的绩效考核极大地推动了地方政府的回应性（Chen,2016），当公民反映的问题缘于公共机构的行为不当时，地方官员在当前的绩效考核晋升机制和纵向问责机制的双重影响下，出于“大事化小”的考量，地方政府官员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并及时回应推动问题解决，以期“息事宁人”，疏导公民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留言反映的问题解决的难易程度和成本效益也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回应的积极性（Su，2016），对于公共行为引起的问题，由于涉事机构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地方官员能够直接从内部系统进行有效改善，而对非公共行为引起的问题，涉事对象可能是私人企业、个人、社会组织等等，利益相关方的多元化不仅直接增大了政府沟通调解的难度，而且改变私人决策，实现将外部因素内在化，这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行为成本较高，这极大地影响地方政府回应的积极性。因此，受官员的绩效考核和协调成本的影响，本文推断公共行为引起的公民留言比非公共行为引起的留言能够得到更多的政府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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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变量的设定与编码
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地方政府回应积极性，现有的研究根据研究者视角的不同，对政府回应积极性的测量方法有所不同。邓凯（2017）以政府是否回应、政府是否采取具体措施处理以及网民是否正面反馈为测量依据将政府回应从差到优划分为五个等级；杨蓉蓉（2016）和孟天广（2015）将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中的省级政府回复数作为测量政府回应性的指标，考察网络空间政府回应性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王国华（2011）则从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的回复率反映政府回应绩效；Su（2016）从有无回应以及回应时效两个角度综合测量政府回应程度。
本文将地方政府回应积极性指标操作化为地方政府是否回复公民留言，公民留言获得政府回应的赋值为 1，没有获得回应的赋值为 0，通过对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平台中的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市的市长、市委书记的留言回复情况统计得出。
微观层次的自变量：公民留言类型。本文按照留言问题的公共性和留言主体的代表性两个维度构建二维分类框架将公民留言类型细分为四类：公共行为引起的个体性留言、公共行为引起的集体性留言、非公共行为引起的个体性留言、非公共行为引起的集体性留言。为了对分类变量进行量化，本文将其转化为虚拟变量，以公共行为引起的个体性留言作为参照类别，将公共行为引起的集体性留言变量命名为 D1，非公共行为引起的个体性留言变量命名为 D2,非公共行为引起的集体性留言变量命名为 D3，由于四种留言类别具有互斥性，因此对留言所属的类别赋值为 1，同时其余类别赋值为 0，比如：当留言属于公共行为引起的集体性留言时，则将 D1 赋值为 1 且把 D2、D3 均赋值为 0；当留言属于公共行为引起的个体性留言（参照类）时，则把 D1、D2、D3 均赋值为 0。
表 3 变量操作化定义及其编码
3 公民留言与地方政府回应性的特点...........................29
3.1 公民留言的特点............................29
3.2 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差异..............................33
4 网络空间的政府回应性分析..................................37
4.1 模型设定................................37
4.2 模型的可靠性检验.............................39
5 结论与讨论..................................46
5.1 研究结论.............................46
5.2 局限与未来展望..........................49
4 网络空间的政府回应性分析
4.1 模型设定
本文以 2011—2017 年我国 13 个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市 3900 条留言信息作为研究样本探究影响我国地方政府回应积极性的因素。本文的变量涉及“中观—微观”两个层级，属于嵌套式的数据结构，如果使用以线性、正态、方差齐性为基本前提的传统线性模型进行分析，容易增强随机干扰项对组间相关的影响，带来较大的估计误差（张雷，2003）。针对具有多层次、嵌套式数据结构的研究对象采用多层线性模型更为合适，多层线性模型能够按照数据的层次结构，将方差分解到相应的层次上，从而使低层级单位的随机误差变得更纯粹并考虑解释变量对方差的影响，既能反映个体异质特征，又能识别出不同层次之间的交互效应①。由于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嵌套数据具有良好的效果，在社会研究中越来越受关注，广泛运用在教育、医疗、环境保护（陈奕桦，2019；黄春萍，2019；王红雨，2017；刘浩，2018）等领域。
本文首先构建零模型,分别计算样本的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确定是否通过建立多层线性模型的数据检验；然后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和完整模型，分别考察微观层面因素（公民留言类型）对政府回应积极性的影响以及微观层面和中观层面因素对政府回应行为的综合影响；最后建立中观的地区因素和微观的公民留言类型的交互项，分析地区因素是如何调节公民留言类型对政府回应的影响。本文运用 HLM 6.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图 3 不同类型的公民留言数量及其相对比重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文旨在考察网络空间中政府回应积极性的影响因素，重点解答以下问题：政府对哪种留言类型的回应更积极？地区因素如何影响地方政府回应性？地区因素如何调节公民留言类型对政府回应行为的影响效应？本研究发现：
第一，地方政府对公民留言是有选择性的接纳与回应，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对不同类型的公民留言有选择性的给予回复，回应积极性存在差异。从代表性的维度来说，当留言针对政府部门或公职人员时，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回复集体性留言，对个体性留言政府回应较少，本文认为可能的解释是：一是受留言的特点影响，个体性留言多以对个体遭遇的描述和呼求关注为基本特征，然而集体性留言除了呼求注意，更多的反映群体理性化的政策诉求，试图使自身诉求与社会合理性相契合，因而更容易进入政策议程，获得更多的政府回应与关注；二是由于维护政治稳定和晋升激励的双重影响，我国地方政府对诱发集体行动或群体性事件潜在威胁的高度警惕，加上网络空间具有开放性和易动员性，导致当群体利益受损时，容易使临近区域具有相同遭遇或受同理心的驱使的个人产生共鸣，激发集体性行动的参与热情从而容易演变成线下的群体性事件，出于对集体性事件的防范提高了地方政府对集体性留言的回应积极性。
从公共性维度来说，当公民留言均属于基于自身遭遇或以宣泄个人不满为基本特征的个体性留言时，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回复公民针对私人或者企业行为的留言，公共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行为引起的个体性留言对政府回应行为的激励较弱，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是：非公共行为引起的个体性留言数量规模的持续增长形成社会压力从而推动了政府回应。已有研究表明只要公民留言在数量上形成一定规模，就有助于对政府造成压力，促使政府主动回应公民留言（Minard，2015)，根据前文的数据分析，非公共行为引起的个体性留言数量是四类留言中数量最多、占比最大的一类，而且近年来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详见图 6 和图 7），该类留言数量的大规模增加对地方政府回应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压力，为了及时疏导公民的负面情绪，地方政府会及时给予回应。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