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社会学论文，本文更倾向于将其归为“政策执行偏差”，类似的研究有很多，例如“行政发包”、“控制权归属”、上下级共谋等。出现此类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在各行政层级之间的传导，容易沾染上各级政府的意图，导致项目目标发生偏移。
1.绪论
1.1问题的提出
上文节选自作者于2020年9月在鄂东塘村①第一天的观察笔记，事实证明，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物，第一印象总是带有很强的首因效应，并不能反映事物的全貌。随着研究继续深入，作者发现这个省级“美丽乡村”同广大中西部农村一样面临着村庄空心、产业空虚、社区涣散等问题，就此来看，塘村并无什么特殊之处。只不过稍有不同的是，塘村更为“表里不一”，衰败退化的本质被文明靓丽的外表包裹着。
本研究将这种“表里不一”的现象称之为“盆景化”现象。显然，“盆景化”概念本身就暗示了这种村庄建设是故意为之的，是村庄管理者精心打造的，带有很强的政策执行与政绩展示意味。以往研究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将其贬斥为“形象工程”，意为浪费资源、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本研究的价值取向与这些研究有所不同，尽管“盆景化”是为了展示政绩，但其中也并非都是无用之功，许多村庄建设项目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问题是为何这些有用或无用的建设总是集中在村庄的某些区域，而放任剩余区域不顾？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资源分配不均问题，而非资源浪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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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如果从空间入手研究“盆景化”现象，乡村建设中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可以得到更清晰的说明。在空间社会学理论看来，“空间中物的生产”本身也是“空间自身的生产”，因此资源分配不均也在生产着异质化的空间。这体现了村庄管理者的空间管理策略，即把资源密集投入到村庄部分区域，以符合国家乡村建设政策与标准；而村庄剩余区域则较少受到关注。前者作为政绩被“展示”，后者因衰败而“隐藏”，本研究将这两种空间称为“展示空间”与“隐藏空间”。因此，本文的“盆景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空间现象，通过社会空间现象说明基层治理逻辑。需要指出的是，资源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是资源不足，因为如果资源充足，就无需考虑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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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献综述：礼会空间与村庄治理
社会空间研究与村庄治理研究是社会学中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而将二者结合起来的村庄空间治理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热点领域，这体现了基层实践中新的行动倾向，即空间建设问题在村庄发展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然而奇怪的是，现有的村庄空间治理研究似乎自成体系，在其中既看不到对社会空间理论的批判性发扬，也难以与传统村庄治理研究展开对话。实际上，村庄空间治理应该是社会空间理论在村庄层次上的具体应用，也与村庄治理研究一脉相承，村庄空间治理的全部理论和分析框架来自于二者的汇合，前者为村庄空间治理提供了规范分析框架，后者在规范分析的基础上添加了策略分析。
本章将从空间研究和村庄治理研究两个方向出发展开综述，逐渐汇合到本文的村庄空间治理上来。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学研究的“空间”不是纯粹自然空间和物质空间，而是与社会系统相联系的社会空间，本文是在“社会空间”的意义上使用“空间”概念。基于这种综述方式，本文能够较大限度地介绍村庄空间治理研究可利用的知识资源，并将其置于空间研究与村庄治理研究的交叉之中，找到本文的理论关注点。
空间研究由来甚久，古代中西方哲学家均有过诸多论述。但随着人类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凸显，历史性成为学术关注的中心，空间研究逐渐被废弃。以孔德为先驱的社会学正是诞生于这种背景下，空间处于这些理论大师研究的边缘地带。因此，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时间叙事，空间逻辑在其中隐而不显（龙迪勇 2011）。但是二战后西方国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往“生产的空间”变成“空间的生产”（列斐伏尔 2002：47），社会科学研究也相应地出现了“空间转向”，空间与社会发生了连结。本节主要从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开始论述，重点关注空间不平衡与空间正义问题，最后引向戈夫曼和吉登斯关于空间分割现象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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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塘村调查与研究方法
2.1塘村：区位与历史
Q县地处鄂东、大别山南麓、长江中下游北段，隶属于黄冈市，所辖面积约2400km2，常住人口约80万，地势从东北到西南梯次倾斜，地形崎岖，以山地丘陵为主，约占全境面积的90%。该地雨量充沛，物产丰富，特别以龟、蛇、竹、艾为“四宝”，特色产品饮誉鄂省。距《县志》记载，Q县置县于西汉高祖时，得名于东晋太元年间，后来Q县的境域、名称和行政级别多有变化；近代时期，深受大别山革命思潮影响的Q县发起或参与了一波波工农运动，付出了惨重牺牲，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Q县的行政级别、区划和名称等得以固定下来，县域经济曲折发展。在脱贫攻坚时代，Q县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经过多年扶贫开发，Q县于2020年实现贫困县摘帽。但Q县仍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县，缺少工商业支撑，经济不发达，特别是近年来居民大量外出务工，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不容乐观①。
Z镇是Q县15个乡镇之一，位于县域中部、县城东北部，面积约150km2，人口不到5万人。Z镇得名于Z河，该河是长江的三级支流，从镇中蜿蜒而过。Z河南北走向，长久的冲积形塑了Z镇的地形地貌，中间为平坦的河谷冲积层，两侧是山地丘陵，镇中心就位于冲积层上，许多村庄则分布在两侧的山地丘陵中。建国后该镇历为区、公社驻地，1984年为Z区，1987年撤区并乡，设立Z镇，2001年隔壁D乡并入Z镇，该镇所辖面积、人口进一步增加。Z镇镇中心叫做新街，其历史不足60年，之前旧的驻地称作老街，位置就在本文研究的塘村，后因洪灾摧毁，至今仍能在塘村见到老街旧址。Z镇在Q县属于中等规模，距离县城25km，不远不近，因此小镇发展不温不火，许多居民选择到附近的两个大镇或县城买房、购物等，小镇面临着严重的“空心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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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知识的真实性与普适性之间的矛盾（吴毅 2007：600）使得研究者常常要反思两个问题：第一，所采集的资料是否客观且全面反映了研究对象；第二，研究结论是否具有更大的推广性。第一个问题事关研究是否真实，第二个问题关乎研究的普遍性，但二者常常不可兼得。研究要想真实，则必然添加许多细节使之丰满，于是研究变成了“地方志”；而要想获得推广性，则要放弃过多的细节，侧重于概念、规律甚至某种法则的推理，结果因不生动而不真实。
本文使用的村庄个案研究在方法上同样要经受知识真实性与普适性问题的拷问，这种争论由来已久。怀疑者认为个案研究最大的问题是有限的个案无法提供关于某种现象一般性质的结论，另外个案研究者能否中立地揭示客观知识也备受怀疑。针对个案研究的推广性问题，费孝通（2018：16）的回答是“对一个小的社会单位进行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单位，但是这样的结论却可以用作假设，也可以作为在其他地方进行调查时的比较材料，这就是获得真正科学结论的最好方法”。也就是说，个案研究与其他研究方法在知识积累中可以形成闭合循环，进而达到真正的推广性。针对个案研究的中立性，首先要承认任何研究都有价值倾向，这种倾向可能是研究者故意为之的，也可能是无意为之的。对于故意添加的价值倾向，研究者是能够通过反思避免的，否则就不能称之为“研究”；对于无意为之的价值倾向，祛除起来比较困难，研究者应该深入比较、不能偏听偏信，努力使之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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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世今生——塘村空间的历史演进......................25
3.1宗教空间——关系连接的区域群体.....................25
3.12劳动空间——国家主义的集体单元........................25
4.台前幕后——塘村空间的“盆景化”的现实呈现....................46
4.1“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的缘起与发展..................46
4.2理性行为与“悬浮型”村庄的治理逻辑................46
5空间管理与社区治理...................76
5.1空间视角下的村民参与与社区治理.............80
5.2空间形式对社区建设的影响.................80
5空间管理与社区治理
5.1空间视角下的村民参与与社区治理
“共同体”一词在社会学领域内使用广泛，大体指的是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人们因为共同的历史、信仰、传统等形成的一种紧密关系（项继权 2009），因此共同体首先是文化和心理上的。基于这种倾向，共同体大多被指认为文化共同体与历史共同体，忽视了共同体的空间维度和地域性。实际上，空间性是共同体的首要特性，无论是何种共同体形式，也无论这种共同体是空间内的还是超空间的，空间均与共同体的维系与发展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离开了一定的空间，共同体就不可能产生出历史、催生出传统，共同体维系的文化力量也就不可能产生。因此，本节以空间作为一种视角研究共同体的维系与发展、以及内部力量的变化，进而说明“盆景化”空间中的村民参与与社区治理。
塘村作为行政地域是建国后形成的，其共同体属性是后来逐渐确立的，且这种群体认同还需要进一步辨析。前文在分析传统时期塘村的空间时使用了“宗族空间”这一概念，表明村民对空间的认同是附着于对宗族的认同之上的，但宗族所形成的空间并不是固定在塘村这个地域之内的，相反，“宗族空间”是一种空间网络关系，它超越了塘村范围，变成了区域内同姓群体的认同。因此，传统时期的塘村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村落认同感，其作为“村落共同体”的身份是不清晰的。建国之后，特别是集体化时期，国家对基层农村的控制力空前加强，塘村的行政属性对村民具有决定意义。塘村村民被限制在这片区域内，共同劳动、参与集体生活，宗族势力遭到削弱，塘村不仅是村民日常生活的区域，也成了村民实现人生意义、追求政治价值的区域。30年的集体历史将塘村变成一个整体，此时才可以说塘村变成了实际上的共同体，社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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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与讨论
6.1结论
20世纪中期以后兴起的“空间转向”思潮重新将空间视作塑造社会生活的一种根本性力量，空间由此变成了分析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一种新的维度和工具，在此基础上，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该理论致力于探讨空间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互构关系，从空间的角度分析塑造社会生活的各种力量。对社会空间的研究，离不开对空间不平衡与非正义的探讨，无论是对全球空间、区域空间还是对城市空间不平衡的研究，都说明了空间一方面是社会建构的，另一方面又会产生各种社会后果，不平衡是空间的一种普遍属性。沿着建构空间这一思路，本文引入了一种“空间管理理论”，它发源于戈夫曼的“印象管理理论”，经过吉登斯的发扬，成为分析空间不平衡的一种有力工具，特别是“前台区域”与“后台区域”的划分为空间分割提供了一种生动的表达形式。
另一方面，对村庄空间的研究必须要纳入到村治这一条脉络中，原因是村庄空间建设是作为新的村庄治理手段被实施的，对村庄治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经历二十多年的国家权威在农村的衰落之后，国家希望以项目下乡的方式实现农村的复兴，对农村发展与基层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项目制代表了资源下乡的一种特殊渠道，对资源贫乏的农村来说尤为珍贵；但作为一种非科层化的资源分配方式，客观上又影响了基层治理行为。项目下乡在许多地方与“试点”结合起来，二者在逻辑上具有互补性，即以“试点”的名义集中项目资源，打造资源密集投入的空间。“项目试点”所造成的资源不均不仅是村级层面的，在村庄内部也表现明显，后者正是本文提出的“盆景化”现象的核心内容，它与以往研究过的景观化和“形象工程”有显著区别。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