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成长主题研究 --以曹文轩、郑渊洁、谭旭东的作品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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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 论文编号:lw202319927 日期:2023-07-20 来源: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研究,本文结合了以郑渊洁、曹文轩、谭旭东等多个作家作品。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作家们作品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乃至于享誉国内外盛誉的社会价值都远远超过了作品本身,这些作品的存在,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进阶的推动力,是儿童本位精神的华美回归,它们的存在引发了学术界的思考与共鸣。儿童文学的成长主题展现的是一种宗教式的宽容与救赎,让孩子们在阅读中懂得珍惜与宽容,开启智慧的人生。

第一章 新时期以来童话故事中的成长书写

一、舶来与本土:中国童话故事中的成长书写
在遥远的东方,童话这面水做的镜子终于漂洋过海,在译者们的带领下敲开了大门。“中国艺术童话的确立标志是叶圣陶的《稻草人》。”[6]在《稻草人》等优秀作品的带领下,中国的中长篇童话陆续崛起。在翻译方面,赵元任翻译的《阿里斯漫游奇遇记》、郑振铎的《列那狐的故事》、徐调孚翻译的《木偶奇遇记》、这些屹立在儿童奥林匹亚山脉的童话主人公们走下“神坛”激活了刚刚兴起的中国艺术童话的成长。于是,在 1928 年产生了沈从文的《阿里斯中国游记》,1931 年老舍创作了《小坡的生日》、陈伯吹创作了《阿里斯小姐》,张天翼在 1932 年创作的《大林小林》、33 年创作《禿秃大王》、42 年创造的《金鸭帝国》等等,这些中长篇的中国童话兼具民族特色与现实主义的作风。“摆脱了以往儿童文学的传统的形式和思想,而用了新奇的想象,跳跃的笔致,浅近的口语和幽默的形式,传达了以儿童的兴趣和理解力为基础的社会批判的内容。”

1922 年,周作人与赵景深以书信的形式,在《晨报副刊》就“童话”一词的由来、定义、性质、演变,以及童话与神话传说的区别、童话对儿童的教育作用中外童话的比较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这是童话的黄金期,“利用童话去教育儿童,必须单纯的讲述他的本事。”[8]怪诞不经的事实里面的道理,使儿童自己无意中去领会出来。如若勉强加上一番大道理,反而有碍于儿童的接受心理。”[9]“在空想澎湃的时代,便告诉他们以空想的故事;在他们渐近现实的时代,便告诉他们以近于现实的故事;在他们思想完全入于现实的时代,既告诉一切现实的事物。”[10]提出:“务在顺应自然。”[11]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一批充分肯定了幻想为特征的童话。这些童话对于儿童成长的价值以及在儿童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如 1927 年顾均正的《童话的起源》、《童话的想象》,夏文运的《艺术童话的研究》等。此时的创作于文论导向倾向于创作心理学于文艺学的角度来解决童话创作中的一系列问题,创作画面既生动又灵动。然而随着政治形式的急剧变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儿童文学也同样渗入了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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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儿童成长的“第一本书”:童话故事的育人思维
保罗·阿扎尔在《书与儿童与成人》中提到:“年幼的灵魂是柔软而缺少固定的轮廓曲线的,美德在他们身上只是本能,罪恶也只是缺点,他们需要我们帮助他们决定确认。”[15]而确认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这于朱自强在《儿童文学概论》中提到的“教育”问题是及其相似的。朱自强认为:“儿童文学的‘教育’应该是大写的教育,它应该具有超越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的自主性,它应该走在这些教育的前面。”[16]相比把“童心说”奉为神坛,把儿童奉若神明从而抹杀教育带来的理论,笔者是绝不赞同的。本节笔者将结合童话里的经典人物原型,将中西方童话人物进行比较,从而突出教育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皮诺曹的身上有着大多数孩子身上的坏毛病。皮诺曹之于小读者,就像小读者在镜子中发现的另一个自己,极大的激活了孩子们接受故事的兴趣。皮诺曹不是一个坏小孩,恰恰相反,只要他有良好的意愿变得完美,皮诺曹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模范小孩。只是,皮诺曹和所有孩子一样,不是完美无瑕的,是个有弱点的小孩。他公然宣称和诱惑作斗争纯属浪费时间。大人不让他做的事情总是比建议他做的事情更有吸引力。对于皮诺曹犯的各种小错误,皮诺曹可不觉得说些小谎话来掩饰一下有什么难为情的。只有当他又尖又长的鼻子不停地变长的时候,他才说出真话。皮诺又是一个爱吹牛的大话王,说什么“让那些杀人犯尽管来吧,我只要一听见动静,立即会把他们的脑袋抓住。”[17]然而刚刚看见他们的影子,他就一溜烟儿地逃跑了。和众多小朋友一样,皮诺曹喜欢打架,让拳头和力量来为他声讨权利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跟所有的孩子们一样、喜欢恶作剧、开玩笑,不过哪天你拿他开玩笑,他马上不干了。他的性格里充满了自尊自爱,总是希望它们全部展现出来,但是在各种蠢事面前,荣誉与骄傲又第一时间不见了踪影。所有的儿童身上的毛病,比如不肯吃药,从来没有见过小扁豆却号称自己一点儿也不喜欢。成年人都知道,这些各种暗中生长的小自私,如果不及时拔除,将会变得根深蒂固。所以,在情节设计上,作家通过一个又一个小故事,帮助了皮诺曹摆脱了坏毛病。除了这些缺点意外,皮诺曹身上还有儿童们特有的优点,比如真切深刻的情感,纯真心灵表现出的对人与事情的信任,一种被爱的需要以及由此产生的爱。在作家的笔下,所有的这些情感都清晰底表现在聪敏、温柔又细致的皮诺曹身上,而这种及好毛病与坏毛病于一身的皮诺曹的故事,使得孩子们在阅读中感同身受,起到了教育的目的。我们还可以从皮诺曹的故事中提炼出教育性质的提示,比如说谎话和说大话以后皮诺鼻子会变长,比如偷懒与贪玩使得爸爸蒙羞。皮诺作为一个小木偶被赋予了小孩子的属性,并且是集中体现缺点的地方。孩子们通过皮诺的故事找到了自己的镜子中的自己,作者通过故事的继续发展潜移默化的将教育的潜意识渗透于作品之中,从而达到了现实教育与想象童话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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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时期以来儿童小说中的成长模式

一、自我意识的成长:儿童主体人格的确认
这就是皮亚杰提到的:“儿童之间的合作与成人的作用是同样重要的。从智利的观点看,这种合作最利于鼓舞儿童真正交流思想和进行讨论,这就是说,最利于培养批判的态度、客观性和推理思考的行为。从道德的观点看,这种合作使儿童真正执行行为的原则,而不仅是顺从与外在的约束。换言之,通过学生间的有效协作和集体的自觉纪律贯穿在教室里的社会生活,就是我们曾经描述过的新学校所特有的那种活动的理想本身,它是行动中的道德,正如“活动的”工作就是活动中智利一样。除此之外,合作有助于形成一整套特殊的价值,如以平等为基础的公平和“有机的”相互依赖。”[30]我们亦可以这样理解:处于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在假设与取舍的过程中就上升到对自我选择,并通过行动进行对自我价值的拷问。当通过一系列行动去落实自我价值的评判之后,处于这一阶段的孩子就会在这段成长的过程中进行自我调节与判断。最终形成了对自我价值的判断,以及确立自我意识。这一重要的过程就是成长,日益增长的智力与逐渐步入社会化的趋势就是成长的基础条件。这同时又在向我们暗示: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发展的过程,是不可以揠苗助长地越过任何一个发展的过程,每一个阶段的渐变都是少年成长的立足点。

(一)自我意识的萌动与艰难成长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在其自我心理学理论中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所谓‘自我统一性’,简单的概括来说即是“我就是我”,[31]“我就是我”的成长过程十分艰难,因此现代人,愈发重视这段艰难的成长旅途。在综合因素的共同推动之下儿童的现实主义文学也终于在时代的引领下得到确立并走向深入。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不同,进而去寻求“独树一帜”的自我崇拜感,这样的一个人格变化的过程就是自我意识的确定。作为成长的第一步,自我意识犹如破茧成蝶一般,蚕宝宝在蚕茧中不断地第自我成长,啃噬着裹扎着自身的枷锁与束缚。不断抛弃原有的束缚最终突破层层阻拦,变身蝴蝶华丽转身。这个确立阶段是埃里克森理论即‘自我统一性’形成的关键。少年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和评价中建立了对自我的多方面了解对自我的合理与自觉的认识也从建构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红门》里的杜小康的家是整个油麻地里最厚实的一家,杜小康家有油麻地最高达最结实的房子。小青砖,小青瓦。杜家是整个油麻地没有成分的首富,人们常常戏谑的叫杜小康:杜家大少爷。因为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杜小康在原生家庭的出身就比油麻地其他的小朋友高出一截。“像一簸箕黑芝麻中的一粒富有光泽的白芝麻。”[32]这类形象的比喻足以把杜小康的与众不同交代清楚。杜小康的存在,在整个油麻地人的眼里都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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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向死而生”:受洗式的成长之痛
探求死亡的终极价值,是一个不论在哲学界还是文学界的一个亘古却又铭心的话题。仿佛一只垂暮之年的老象,摧毁了曾经的武器象牙,孤独地走向坟冢;就像大限将至的巨鲸,完成了它鲸生之中最后的一次壮举——鲸落,之后便缓缓坠入大洋的最深处。在静默的深处融入黑暗,融入死亡。又好像人们在清明节里祭奠先人,焚香烧纸,擦拭墓碑。透过这些动作沟通幽冥,完成彼岸的拜访。在通往彼岸世界的通讯路途之上,现世电磁波不能穿梭,完成通讯的只有如同上古狼烟一般的香火与纸钱。当焚烧纸钱的烟尘与纸灰盘旋上升时,人们相信周围一定有些什么会在不知不觉之中悄然莅临,透过冰凉的寒风寻找似曾相识的气息。
这便是死亡的独特魅力,这是一种变化、一种另类的重生。然后变为成长里的重大转折。进而获得人们对于生命更为真实的认识,仿佛接受洗礼一样的涅槃,获得一个新的脱胎换骨的机会。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探索“死”的奥秘,都不能更改这样一个事实:死亡,亦或是重生涅槃,新的痛苦与纠葛会接踵而至。就好像肉体上的困顿,精神上的囹圄,进而再一次进入无休止的纠缠。一个新的自我在经历“死亡”之后替换掉了原有的自我。那个藏在自我内心底不断缠绕着灵魂的年头。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亡,只有经历过死亡的受洗,对生命意义的感知才会越来越强烈。

(一)“溺水”叙事:重生式的涅槃与救赎
死生事大,在穿越阴阳两界之际,人难免会觉得恐惧孤独,总想要找到某种依托。西方文学中对于溺水死亡、受洗、重生的理解也独具文化特色,如果没有溺水而亡——那么就是成功受洗。爱丽丝·默多克在小说中淹死过很多人物,溺死的情节成为了她的爱好,并且作者本人在其创作生涯的晚期也差点儿在海里淹死。又比如诗人雪莱的船翻了,于是《永生者》的作者玛丽·雪莱就变成了孀居。我们熟悉的儿童文学作家年轻的萨姆·克莱门在成为马克·吐温之前的好几年,也有着被人从密西西比河里捞出来的亲身经历。这种溺死的情节创作方式或许可以满足作者的某种愿望达成,又或者可以驱除某种原始恐惧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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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诗意”的合唱:新时期以来儿童诗歌的成长因子 ............................ 32
一、成长道路的演化:从自发到自觉的儿童诗歌创作 ...................... 32
(一)萌芽阶段的童声:被工具化的成长之歌 ........................................ 34
(二)儿童诗歌的突围:成长中的童声 ............................... 35
第四章 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成长主题创作的歧路与困境 ............................ 44
一、需要经典化的儿童文学 ..................................... 44
(一)极端的苦难意识:常新港的儿童文学创作 .................................... 45
(二)缺乏地气的感性抒情:曹文轩的儿童文学创作 ............................ 47

第四章 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成长主题创作的歧路与困境

一、需要经典化的儿童文学
正如曹文轩《在平静中走向自己》的序文中提到的那样:“我们的少年小说变得越来越像小说了。”[65]曹文轩这段文字也说出了笔者对少年小说成长小说发展趋势的感触。然而我的心情却与自豪的曹文轩有所不同。那就是我们的成长主题的小说变得越来越像小说了。事实上这种少年小说与成长小说的差异问题在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更倾向于“儿童观”与“成人观”的问题上。就像笔者在第一章中讨论的那样,新时期的开始,儿童文学界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对儿童文学创作本体的探究进行了全方面的探讨。几乎可以确定——“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这样的观点迅速成就了儿童文学的质变,使得理论学家在建构儿童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等儿童文化体系时,儿童文学是文学的标准一跃成为主要参考标志。然而就像朱自强在《新时期少年小说的误区》中谈到的那样:“儿童文学是文学这个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正确的则应该是“儿童文学就是儿童的文学。强调在文学大系统里强调儿童属性,这才能握住儿童文学的本来意义。”[66]然而,很多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渐渐将文学性的比例变大,将重要的儿童性在创作中不知不觉的弱化了。这种无意识的弱化会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一种歧途,造成这些歧途的原因与创作者成长年代是密不可分的。
目前为止,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取得突出成绩的作家,如曹文轩、常新港、谭旭东、郑渊洁、杨红樱、秦文君等等,他们在儿时以及少年时期正处于剧烈运动与动荡的年代。这样的特殊年代限制,使得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条件从儿童文学名著中获得一种植根于内心的感性体验。而当他们已成为大人的时候,又因为我们本身儿童文学历史的单薄,加之成人世界里各种思潮的碰撞,使得这批儿童文学创作者们缺乏足够的根深蒂固的儿童观。只能在借鉴外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与理论的框架中,逐步摸索,带着梦想与热情前进。但是这种借鉴不是马克吐温笔下的汤姆索亚与哈克贝利,不是《爱的教育》与《爱弥儿》不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仙女不是击败库克船长的彼得潘,更多的是带有时代以及革命意义的小兵张嘎,不顾危险送鸡毛信的小英雄。这类的借鉴不仅在情感上不能给予创作者丰富的体验感,并且在文学性方面也得不到充足的借鉴。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儿童文学创作者们只能从成人文学中寻找灵感,儿童诗歌在这样的环境中问题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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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针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成长主题的研究,本文结合了以郑渊洁、曹文轩、谭旭东等多个作家作品。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作家们作品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乃至于享誉国内外盛誉的社会价值都远远超过了作品本身,这些作品的存在,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进阶的推动力,是儿童本位精神的华美回归,它们的存在引发了学术界的思考与共鸣。儿童文学的成长主题展现的是一种宗教式的宽容与救赎,让孩子们在阅读中懂得珍惜与宽容,开启智慧的人生。
童年如同一座财富小岛,必须保护它的幸福;童年好像一个共和国,应该让这个国里的人按照他们的法律生活;童年好像一个拥有特权的阶级种群,它之所以幸福,不是因为他对现实的无知忽略,而是因为它生活在一种更适合它意识的现实中,那种简单、即刻、握在手心里幸福。纵观整个新时期的儿童文学成长主题的研究与创作,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个趋势是呈发展上升的。人们对儿童文学成长主题的理解与认识,愈发具有开放性以及世界性。然而,在创作的过程中作家们不可避免的受到了童年成长环境、原生家庭以及不断繁杂的市场环境影响。这种创作误区不能不算是一种缺失。笔者深知儿童文学的环境是多样化的、复杂化的,不存在绝对唯一与绝对重视的问题,我们能做的是在发现问题的之后尽力进行一种选择,一种可进行分析、判断、评价的可能。

就像保罗·阿扎尔说过的那样:“对于儿童书本的热爱,牵涉到在随手可得的简单快感和细致优雅的内心愉悦这两者之间的比较取舍。当我们选择后者的时候,某种特殊的性格、坚定不移的努力、对回归内心的依恋、深刻的反思、对躁动的抵制等品德将成为我们生活的节奏。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儿童书本的捍卫,它将首先是一个教育问题。” [74]是的,守卫儿童文学的成长之光,是每一位儿童作家们值得牵挂一生的信仰。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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