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造已知与未知的想象之域
第一节 田耳之“城”与 70 后之“城”
一、乡村梦的最后坚守——70 后的造城运动
70 后作家生于 70 年代，成长于 90 年代，他们是中国乡土文化变迁的见证者和经历者，在很多 50 后，60 后集中于怀念历史，80 后，90 后沉醉于城市繁华的时候，70 后仍然关注乡土写作，他们从现代都市反观乡村文明，绝大多数70 后作家倾向于“造一座城市”，将自己放在一个可以主宰的小城市中，塑造一些人物形象，讲一些平凡又有趣的故事，这是 70 后的共同特点。
许多作家出身乡村，在城市学习、生活、工作，日益喧哗的都市和繁忙劳碌的工作让他们身心俱疲，回归故土已成枉然，城市的繁华和早已习惯这种生活的自己已与那个贫穷落后的故乡渐行渐远。他们只能在对乡村故事的叙述中，让心灵得到皈依，因此逐渐淡出视角的家乡反而成为了他们心灵得到安稳的归宿。70后作家被喻为“夹缝中生存的一代人”，经历过城乡变迁，在乡村解体的过程中被迫走进城市，城市的压力又使他们更怀念乡村中质朴的生活，在看到很多同龄人在城乡间反复变迁，寻找不到真正的归宿而迷失自己时，他们便成为了乡村文明的“代言人”，为在城乡间迷茫犹豫的人发声成为了一种责任感。
绝大部分 70 后作家期望在自己的“小城”中体现出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解构，一方面呼唤传统文明的坚守，另一方面批判城市文明带来的堕落。这也是很多作家在作品中极尽讽刺的描写城市中底层人物悲惨生活，无法维持只能回归乡村的原因。几乎每一个 70 后作家都有自己的一座小城，并且或多或少在生活中可以找到原型：如鲁敏笔下的“东坝”是故乡江苏东台的缩影，徐则臣笔下的“花街”是故乡运河两岸的小镇；叶炜笔下的作品也都能来自他在苏北鲁南的农村见闻。田耳与其他作家却有所区别，他笔下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佴城，也可以发生在任何其他地方，你无法从他笔下的佴城身上找到对应的“故乡”，正如田耳自己所说“佴城，是一个不确定的想象城域，包容已知、未知、过去和未来。”[12]田耳造城，却又从未被城所困，他心中有“佴城”，也有一万座孕育中的透着“湖南味儿”的小城，在自己的小城中，作家逐渐找到了自己期望的生活，内心也得到短暂的平静，在造城的过程中他们走近身边人的生活和自己的内心深处，将这些故事放在同一个小城中，构成一个与现实社会若即若离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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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多余人”的避难所：佴城人群像
一、弱势群体的强化
这个有趣的城市中，自然生活着那么一群有趣的人。田耳塑造“佴城”的过程中，用最多的笔墨来描写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罗尔斯在十九世纪提出“社会正义论中指出社会公平应该遵循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使尽量多的人感受社会优待就不可避免的要损伤少部分人的利益，真正的公平是平等与差别共存的，被损伤的那部分人就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老人、残疾人等等。”[27]田耳写老人颇有特色，在《长寿碑》中，岱城为了“追赶潮流”，适应时代发展，得到一个出名的机会，用“广告宣传”来代替经济建设，创建了一个虚假的“长寿县”。小说以老人的年龄为中心线索铺展开来，以老人的死和立碑大事为导火索，指出了城市虚假宣传的丑恶勾当害人不浅，故事中的主人公不再是年轻人，而是行将就木的老人，非常具有戏剧性。
他写老人最好也令他最满意的作品是《被猜死的人》，故事发生在敬老院，敬老院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带着死亡气息的，而这里却是一个比外面更黑暗的世界。闲来无事的老人们开始了一项“猜下一个死的人是谁”的游戏，梁瞎子在敬老院的老头中很不起眼，却一连多次的猜中了死者，这让敬老院的其他人不寒而栗。小说中的梁瞎子既是一个年迈的老人，又是残疾人，他在社会上一定是被压迫和受屈辱的个体，而在敬老院里却成为了王，很长时间内都没有人敢反抗，他不但能够在每次打赌中轻易的得到金钱，还能唤醒自己潜伏的性欲，得手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同龄女性后以金钱为诱饵去接触年轻女性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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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破人命与人性的较量之案
第一节 四两拨千斤的“田耳式”破案小说
一、破案模式的反复出现
田耳经常以警察作为自己的第二个身份，在案件的侦查过程中揭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展示一定的人生哲理。在 70 后作家中阿乙的破案小说写的最为出色，这也是阿乙的写作风格，多年的警察职业经验让他在写案件的过程中如鱼得水，但正因如此他的作品往往专业性强，给人一种警察破案的纪实文件的感觉，专业词汇非常多，逻辑性强，因此读阿乙的小说往往带着紧张感，跟随作家的思路不断抽丝剥茧，真相大白，畅快淋漓。读田耳的小说则不同，他的故事不是沿着一条既定的线路，而是多条线索共同组成的，在讲故事的过程中，许多人物被合理的加入进来，彼此形成新的联系，“我更注重的是灵感和思路的流动性，写作中临时起意的趣味性”[49]，因此读田耳的破案故事，你永远想不到下一个出场的人是谁，你想象的案件走向往往是错误的，在隐蔽之处起承转合，用寸劲儿带来一个又一个新意的结果。
马尔克斯说：“小说里头，时常抛出一些细节，犹如往地上扔西瓜皮，等着看评论家踩上去。”[50]田耳对此也有同样的兴趣，他特别注重对细节的把握和描写，因此他的每一篇小说中细节部分都值得仔细研读，他仿佛一只超清的摄影机，将每一个细节都牢牢锁在镜头中。比如在描写刑侦人员的能力时，以老黄鉴别一个脚印的细节来体现“有明显的擦痕、挑痕和耠痕。按说足印前端的蹬、挖应该很浅，但这个足印，前端几乎不变力，向上翘起，不符规范。这一点进一步印证，案犯的鞋超出脚码一截，前端塞有软物，但踩在地上是虚飘的……”[51]可见其对细节的把控能力；与之相似的还有其对血迹的描写“血斑很圆，可以看出来是喷溅在上面的，而不是抹上的。中间有帽檐阻隔，血要溅在那位置，势必得在空中划一道很大的圆弧，这弧度，贝克汉姆都未必踢出来。”[52]以此细节描写来证明自杀的不可能性。读田耳小说不会感到无聊，更不会紧张，在行云流水的文字中他所布置好的网络逐渐清晰起来，犹如一个看不到尽头的地下蚁穴，当真相大白的时候，你会惊喜的发现每一个线索和伏笔都得到了印证，叹服他的思维逻辑之紧密，又会为他戏谑调皮的口吻所吸引，尽管没有任何警察破案的经验，可他笔下的刑侦人员在破案的时候滴水不漏，看田耳“破案”，你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个“业余人士”的作品。这是他破案模式与阿乙及所有其他作家的区别，田耳的破案小说数量丰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风的琴》、《重叠影像》、《一个人张灯结彩》、《风蚀地带》、《天体悬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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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算不如天算的多样案情
一、一张人性的“重叠影像”
在《重叠影像》中田耳展示了他小说创作的独到之处，每一个人物都能在故事中找到重叠的身份，故事中存在着无数的巧合，小说中几起案件被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庞大复杂又层次分明的整体，随着作家的叙述逐渐带给读者豁然开朗的感觉。小说中最具个人魅力的是二陈，接到出警命令，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死人了吗？”[57]，在初中女生遭到猥亵来报警的时候，他的问题是“他有没有和你强行发生性行为？”[58]可见他只在乎破案率，对于受害人的感受不以为然。甚至不知道自己女儿的年纪和身高，打电话给家人只是例行公事，他非常在乎自己的工作，破案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身为刑警的他办案非常有自信心，当被安排去侦破“石林字画案”的时候，他说“我保证一个星期内把人抓着……一个星期后要是抓不着人，要杀要剐随你便。”[59]抓住了石林写字者张大进，没有直接惩罚而是给他做了黑板买了粉笔，展现出他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小说中插叙了一段二陈抓泼皮的趣事，没有狠狠地惩罚他们，而成为了朋友，“干刑侦，必不可免要交几个泼皮朋友，这样一来，很多复杂的案子都会变得简单。”[60]可在爱情面前他却胆小懦弱，面对哑姐和卫青青的攻势他都比较畏惧，一个黑白通吃，老谋深算的警察却害怕送上门的爱情，二陈这个人塑造的有血有肉，非常真实。
在小说的叙述中所有的人物都能找到自己重叠的部分，二陈和哥哥大陈一样虽然粗鲁蛮横，破案不择手段，但却本性善良。大陈当年可怜被李慕新威胁的女性，自作主张扔掉了证据——被咬掉的舌尖，被李慕新记恨。二陈则对要去引蛇出洞的卫青青感到内疚，他是以看待女儿的眼光来看待卫青青的，却没想到成为了她梦中的“城市猎人”；卫青青和哑姐也在某些方面具有重叠效果：卫青青大胆表达自己对二陈的感情，在和哑姐、二陈一起吃饭的时候，她“只管勾着头吃饭，作死地吃菜拼命地喝汤，像一顿饭就把自己撑死似的”[61]，她告诉二陈“想到了你，我就什么都不怕了”[62]，她以跳楼为要挟，强迫二陈不要和哑姐结婚，她告诉二陈，他就是自己心中的“寒羽良”，在爱情面前，她非常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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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看时不我予徒留悲凉的江湖.....................................26第一节 “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26
一、武侠小说中启迪蒙昧............................. 26
二、传统道德衰败中守望“信”..............................28
第四章 叹文艺青年终在洞中不知所踪...............................40
第一节 破洞而出的文学青年............................ 40
一、《下落不明》文本细读的必要性.....................................40
二、武侠迷——耿多义................................ 41
第四章 叹文艺青年终在洞中不知所踪
第一节 破洞而出的文学青年
一、《下落不明》文本细读的必要性
2018 年 1 月《花城》杂志第一期中收录了田耳最新长篇《下落不明》，作品讲述了一个未上过大学的学生，因其对武侠小说的热爱和对心仪女生的付出而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故事。耿多义的身上能够看到作家田耳本人的影子，在创作论中，田耳说“我是靠一种幻觉的力量，心中总盼望着奇迹发生，得以写作至今。”[104]这与文中的耿多义一根筋写武侠小说如出一辙。田耳在访谈录中对“洞”的概念进行了剖析——“我有十年居家，自家私宅一旁是亲戚家从无人居住的楼房，我乐意钻进去，一写一天……楼房一日之内光影变换，一年之内四季迭演，有时这光影与这光阴将那幢只我留驻的楼房妆扮成一窟洞穴的模样，我以为是这种身居洞府的幽秘，让我葆有最大的写作热情。”[105]可见“洞”这一概念在田耳心中早已有之，那楼房忽明忽暗，无人打扰的籍籍无名的写作时光，正是作者所怀念和不能忘却的。而他正是因为潜心创作，没有急于“破洞而出”才终有一日正大光明的走出“洞口”，重获新生。《下落不明》这部作品正是将楼房的“洞”具象化现象化的展现，直接以山洞的形式展示在读者的眼前，以主人公在“洞内”与“洞外”的对比体现出作者对写作的独特感受，以主人公的经历展示出人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
之所以将《下落不明》单独研究，其原因在于这篇小说刚刚发行不久，文本较新，发行在 2008 年《花城》杂志第一期，并未单独成书，因此很多田耳的读者和研究学者还不知道这部作品，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学术界依然没有发表任何研究《下落不明》的学术文章，可见《下落不明》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空白。在笔者看来，《下落不明》本身在田耳的小说中就特立独行，无法将其归纳于任何一个种类中，它是田耳内心情感的倾诉，甚至带有作家自传色彩，而前文描述的佴城与佴城人，破案与江湖，都在这一篇新作中得到集中体现：故事发生在佴城，
以耿多义失踪为线索，一步步揭开两个文学青年寻觅与失去的尘封往事，借人物耿多义“武侠迷”的特点，证明田耳自己的身份——做着“武侠梦”的“洞”中青年。由此可见，将《下落不明》单独分析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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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