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的厘定
（一）时间边界的框定
九一八事变一直是史学家们研究的重点，在文学界却常常被忽视，1931 年到 1945年的文学大多被抗战文学这一主语所占据，几乎每本文学史都对抗战文学做过论述，而对九一八事变则一笔带过，只是把它当做抗战的起点，并没有系统地讨论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有什么样的影响。程光炜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是把九一八事变当做历史背景来谈，卢洪涛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论》把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战文学思潮的历史渊源来论述。这些文本都没有体现出九一八事变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本意义。把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战起点是在新历史史料的发现、新的抗战理念的确立和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41 年，以群回顾总结，“接近报告文学的作品底较大量的产生，是在一九三一年底‘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四省之后。”①按以群的观点，抗日是报告文学产生、发展的关节点，它自九一八初露端倪，遇一·二八蓬勃发展，后更因抗战势不可挡，可以说报告文学的发展与九一八国难的开始是密不可分的。2005 年，在抗战争胜利 60 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也指出九一八是抗战的起点，揭开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这直接从国家权威层面界定了抗战起点。傅斯年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强调了九一八事变的影响力，“‘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机，也正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其他两件自然一个是世界大战，一个是俄国革命。”①在这里，傅斯年将九一八事变同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放在同一地位，可见其重要性。傅斯年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国民深重灾难的开始，也是思考民族命运的一个契机，民族国家意识自此不断增强是不争的事实。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众所周知，而起点却没形成统一的共识。1948 年，克伦斯基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曾说:“如果我们可以指出一定的日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段血腥时期的开端的话，1931 年 9 月 18 日恐怕是最有根据的。”②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在其编著的《日本近代史》第三卷的“序章”中也公允地指出:“本书是以日本开始发动了历时 15 年侵略战争的 1931 年为起点，概括地叙述从那以后的日本近代史”。③在这里，他不仅把 1931 年作为侵略战争的开始，而且还把该年作为近代史现代部分的起点。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九一八事变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这也是同抗战文学最大的不同，抗战文学凸显不出九一八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作为国族情感记忆标志点的文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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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体特征的阐释
各种文学体裁，都是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在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中陆续出现的。任何一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都可以在社会演变和文学演变中找到它的依据。在远古时代，人们为了配合劳动和抒发情感，最早创造了诗歌。后来，为了适应记载史实和阐述观点的需要，散文发展起来。再以后，随着城市的出现和繁荣，戏剧和小说才得以产生和发展。于是，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文学就成了文学体裁中最基本的成员。十八、十九世纪，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不断发生剧变，各种矛盾纷至沓来，于是新闻事业应运而生，中国传统纪实性散文与新闻相结合便产生了报告文学这一新文体。
一种新生文体的产生绝非是偶然的，这正如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中所言“我们从未听说过，在文化系统或在其他任何一种系统之中，有什么东西是从空无中产生出来的。一种事物总是导源于另一种事物。”①在这里，我们应该从整体的文学系统中，绘制报告文学的独特图景。然而，“文体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开放系统。”“文体的背后永远存在着深隐的原因。”①构成文体发生背景的是现实的社会条件，近代文化的转型为报告文学的发生提供了可能。一百多年来，中外记者、作家和理论家对它的特征曾作过多次的研究和探讨。总结其成果，报告文学主要具备以下特征：一、新闻性。报告是从新闻脱胎而来的，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战斗性和历史文献的社会功能，正是因为它与“新闻报道”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新闻性。这里的新闻性，包含“真实性”和“及时性”两个方面。及时地、真实地反映伟大的现实斗争，讴歌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英雄人物以及给人以鼓舞、启发和教育，揭露和批判社会不正之风，这是报告文学与其它文学样式相区别的重要特征之一。第二，文学性。报告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种，它跟其它文学样式一样，要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概括、艺术提炼和艺术加工，所不同的是，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第三，政论性。报告文学是一种战斗力很强的文学样式。它的战斗力来自于其报告材料所具有的铁证如山的真实性。报告文学不只是文学，也是报告，它与现实生活各个领域，尤其是思想领域有密切的联系。读者要求在报告文学中看到急剧变化着的现实，也要求从中看到作家的鲜明倾向，要求作家坦率地表达他对生活的态度。报告文学家面对生活的真实状况而不发议论，那么报告文学就失去了其作为最敏感的社会触角的作用。报告文学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其能够真实而又及时的反应生活，传递时代信息，推动社会前进。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国难语境下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呈现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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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民灾难与抗日救亡：多维视野中两大主题的文本呈现
（一）历时性：从隐性到显性
英国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的导论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若想一窥近两个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nation）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①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具有长久统一的，走过相当长时间封建社会的国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复杂的发展轨迹。如果能从民族国家的概念入手对国难文学的发展进行讨论分析也是一个独特的视角，这也是本文论述的关键，只有将民族国家作为国难文学的隐线论述清楚，我们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和意义阐释。
1．九一八国难之前隐性：民族国家
在中国古代，“国难”一词主要是指国家危难，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国难”主要发生在中国近代。19 世纪末期是中国的国家转型时期，也是近代中国民族理论的生成期。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体》中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②，不是民族产生了民族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民族主义以一种和资本主义发展相类似的方式，从美洲到欧洲再到中国，一波一波先后涌现，既属于同一场历史巨浪又相互激荡。“民族”的想象召唤了人们心中最强烈的历史宿命感，生发出大无畏的自我牺牲和自我奉献之感，而“民族”之所以能够诱发人们无私而崇高的自我牺牲，原因在于“民族”的想象本身就是一些无可选择，必然注定的事物，而其媒介“语言”起源的艰难考证也深化了这种力量。同样的，作为语言记录的文学文本也潜隐着一种历史宿命感，它使人们在民族的想象中感到作为群体生命一员的存在和一种高贵的无私的大我。民族是不带有任何利害关系的存在，正因为这个理由，民族可以要求成员的牺牲，而民族的成员们也很自觉地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国家，或者被驱使去杀戮，或者从容赴死。在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民族主义是从阶级意识出发还是从历史宿命的角度出发决定了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身份。只有深刻的了解民族国家的概念，我们才能更好的认知国难是怎么发生的，国难的源头是什么，而我们又该如何认知。
民族诞生和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对安德森而言，“民族”这个“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来想象的。要想象“民族”，还需要“资本主义，印刷技术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①。报告文学产生于近代大工业时代，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印刷技术进步，报纸新闻业发达，而这一切为报告文学的产生准备了物质条件，虽然自鸦片战争之后就有一些类似报告文学的作品出现，但是真正的原点性作品还是梁启超 19 世纪末写就的《戊戌政变记》。梁启超不仅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奠基人，他还是中国报告文学的第一位杰出作家，他的报告文学无论是在特征，还是在形式、方法等方面，都最具“现代性”，《戊戌政变记》的产生也是我国报告文学诞生的标志，而此时的报告文学从产生之初就带有民族性，文本内容也大多暗含国难意蕴。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只是作家的尝试性创作，如梁启超在创作《戊戌政变记》时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开创一个新的文体，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阐释自己的思想观念，特别是民族主义观念。最初的报告文学创作实践，相对于国民生活的记录，他们更着重自我主体意识和思想观念的阐发。这种主体观念从文学本体的角度来理解，是文本意识的逐步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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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时性：文体规范与叙事风格
学界在论及国难时，通常并无严格限定，一般而言，多将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看作国难骤起的一大标志，相关学人在论述国难主题时，也多以此为始。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对中国一系列侵略战争的开始，其发生迅速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国家危难意识。将其作为国难产生的重要时间节点，自然无可非议。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中国人对日本的侵略本性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国难文学创作的热潮，而作为其中冉冉升起的新星——报告文学的发展则显得尤为瞩目。报告文学自产生之初诸多学者对于其文体属性和特征都做过探索，其文体属性多认为或属于新闻文体，或属于文学文体，或属于两者之间的交叉学科，具有新闻性、政论性、文学性。中国的报告文学是国际报告文学在中国的民族沉淀，其基本特性与其别无二致，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写作内容。但是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中国进入国难语境，报告文学的发展也独具特色，形成了自我写作规范，并在不断的矛盾运动和实践发展当中得到完善，除非文体解构，否则这个矛盾运动就不会停止，而这种文体张力也就会一直存在。具体来说，在九一八国难语境中，报告文学的规范化主要表现为客观呈现的非虚构性、主体诉求的批判性和艺术表现方面的跨文体性三个方面 。
1．文体规范：非虚构性、批判性、跨文体性
（1）客观呈现：非虚构性
非虚构性是指报告文学文本所呈现的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现实存在的世界，具有与特定历史现实所发生的事实相符合的特性。詹明信说我们还没有“随意构造任何历史叙事的自由”①，将非虚构性作为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文体规范的理由，是因为报告文学要求所写必须是真实的人和真实的事物，它允许形式上的虚构，但其本质上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报告文学作为历史的补充，也将成为文献的一部分，特别是面对日本侵略下人民的悲惨境遇时，任何在报告文学中的虚构，都是一种文化上的软弱，只需真实而准确的记录下那个时代所发生的历史史实，就已经是报告文学最大的成就，而这种真实性也正是其力量所在。如穆益在《颤抖着的沈阳》中，作者以激昂悲痛的文字揭露了日本在东北沈阳所造成的恐怖氛围，坦克、机枪、轰炸机所形成的交响，鸦片、彩票、女人是日本麻醉中国人民向上意识和反抗意识的三位一体政策，无耻、凶蛮、阴险而无所顾忌的浪人横行于市，人们无缘无故就被黑帽子（日本巡抚）扯到黑屋子去喂黑色的狼犬，九一八之后的沈阳就像一个黑色的地狱，作者以非虚构性的写作，简单几笔的勾勒和交代，就让人看到了一个令人颤抖的黑色世界。报告文学的真实性特征让我们从一开始阅读的时候就已经信服，因为我们知道，那不是作者单纯想象出来的世界，而是我们的同胞曾真真正正待过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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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研究的时代意义.......................... 28
1．历史事件：创伤记忆.....................................28
2．集体记忆：文化反思.....................................29
（二）从国难创伤记忆到国族情感记忆...........................30
1．精神诉求：世界和平........................................31
2．当代启益：以人为本.......................................31
三、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从历史事件到集体记忆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迫使我们直接面对民族主义提出来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种短暂的历史事件竟然能够激发起如此巨大的情感力量？或许在探究由历史事件到集体记忆过程中能够得到答案。文学承担了九一八事变的记忆功能，这在我们搜集整理的大量该时期的报告文学文本中可以得到证明。与此同时，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也承担了文化的反思功能。作家的创作不仅是对国难事实的原生态记录，更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而我们要研究的就是在二者的联系中所生发出的时代意义。
1．历史事件：创伤记忆
历史事件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被镌刻入纪念碑或写入文学、历史，深刻的影响着国人家国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形成。九一八事变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是国人情感记忆中的突出符号，是引发民族认同和爱国情感的触动器。阿斯特莉特·埃尔在其《20 世纪 20 年代文学作品和记忆文化中的第一次世纪大战》中写道：“文化的意义体系总是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基础上被构建、被认可和巩固稳定下来的。这些回忆过程和叙述的形式密不可分。”②，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就是这样一种最接近历史史实的叙述方式，它以真实的笔触对历史进行了文学性描述，历史不再成为冷冰冰的数据，而成为带有自身情感判断和感染力的独特形态，这种记录历史的方式不仅更贴近社会现实，而且也更具有感召力，更能生发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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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