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选题背景
香港文学作为我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九七”香港回归以后，香港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再一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进入新世纪以来，香港文学在各个层面都出现了新的发展样貌，就作家队伍来说，不仅有老一代的香港本土作家活跃在两岸三地的文坛，还有一些身份特殊的年轻作家为我们呈现了香港文学的新形态——如 1970 年代后出生的，在大陆接受了完整的文化教育，而又移居香港，在香港开拓文学世界的年轻作家，代表性的如“学院派”作家葛亮，兼具作家和主编身份的周洁茹等。论文选择以葛亮的小说为研究对象，首先是近年来葛亮的小说屡获两岸三地各大奖项。其获奖作品篇幅由短及长、地域空间由香港到南京，题材风格更是不拘一格，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次是葛亮在香港与南京双重文化体验下以独特的写作视角呈现了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诸多复杂问题的思考，对葛亮小说中的历史书写进行系统研究，能够提供我们思考作家的写作身份、文化位置所展现的历史情怀与现实关怀。
葛亮，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成长于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所在的家庭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他的外婆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便让他背唐诗，并用私塾式的教育引导他学习国学，他从小便养成了出口成诗本领，外婆给了他以恰到好处的文学启蒙；外公则喜欢带他去小礼堂看电影，画面式的故事呈现给葛亮带来了直观的视觉冲击，在扩大其认知视野的同时，也养成了他借助故事中人物的坎坷命运对社会进行思考的习惯；他的父母给予他的则是较早且规范的启蒙教育，他们根据自己的阅历和口味为葛亮选择阅读内容，让他拥有比同龄人更早的阅读体验和更早具备感知事物的能力，葛亮父母通过阅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对语言的审美，也使他很早就对文学产生了敬畏之心，像《静静的顿河》这些小说，葛亮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看过。他在后来回忆的时候说“对长篇小说而言，结构的意义是很大的，结构感也是一种门槛吧。我爸给我看的一些文学经典的东西，无形中建构了我成为小说写作者的阶梯”。[1]除此之外，他从小便在南京的大街小巷穿梭、辗转乃至嬉戏，早已对南京的风物了然于心。良好的家庭文化熏陶在为他提供文化滋养的同时，也激发了他在学业上不断深造的欲望。他本科就读于南京大学，随后前往香港深造，攻读学位。现在在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当代文学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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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选题意义
1.2.1 对香港文学的拓展
葛亮作为香港学院派作家，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以及在文坛取得的成就受到王德威、陈思和等知名学者的好评。在香港文学发展历程中，学院派作家有其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文学中关注香港社会现实，“对香港的黑暗面和丑陋现象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5]同时对大陆内部的变化给予关注，饱含爱国热情关心祖国的前途与命运。使香港文学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风貌。就“学院派”这个身份来说，葛亮的特征在于长期的学院氛围熏陶使他拥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储备，谙熟小说创作技巧，对语言的选择呈现出鲜明的学院气质。就他的小说书写来说，他小说中呈现出来的历史视野非常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在于他充分利用“双城经验”，从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历史视野的观照中通过家族、都市、日常等写作形态对他所熟悉的香港和南京进行书写，力求用最严肃的文学态度去捕捉散落在历史记忆角落的生命存在，深入到他们的内心探寻生命的本真，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关照下对现代物质文明对青年一代带来的颓废状作深入反思。葛亮小说的创作，尤其是历史的书写视角与创作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对香港文学进行了开拓。
1.2.2 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
香港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有其独特的文学表现，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文化语境与文学创作环境都有新的变化，整体来说，香港文学与大陆当代文坛的互动更为频繁，不少香港作家也转换了自己的身份意识和文化观念，比如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重要的标志。借由从大陆移居香港，并在香港开始文学创作的作家葛亮，我们可以探寻香港文学在表现内容与表现形式上如何呈现其与当代文学的内在关联，并以其独特的文学视野丰富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的整体样貌。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历史、都市、乡土都是重要的文学主题，借由这些重要的话题，呈现了作家对社会历史的思考，而身居香港的葛亮，吸收这些话语资源之外，又开拓了自己的书写路径。纵观葛亮的文学创作之路，葛亮从事文学创作之初在短篇小说世界里进行一个简单的练笔，而写作指向是与作者生活相去不远的现代香港都市生活，稍后，便转向作者更为熟悉的故乡南京。可以说，葛亮通过南京和香港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空间开启的对文化命题的探讨，对于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造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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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家族”为场域的历史书写
“创伤”一词本是医学上的专业词汇，指人的身体的完整性遭到破坏，十九世纪初，它被引申到人的精神、心理等研究领域，指“一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无法回避的经历”。[29]二十世纪的近百年历史既是中国近现代的转型史，同时也有着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痛、也最为黑暗的创伤记忆，《朱雀》、《北鸳》作为葛亮笔下聚焦家族题材的代表作品，主要叙写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家族故事。虽然都发生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但是文本中故事时间历史跨度不同。《朱雀》文本时间从民国初写起横跨近一个世纪，《北鸳》则聚焦民国。所以，从时间节点看，它们在时间上有一段共同的交叉——民国。那是一个血泪交织的时代，各系军阀争权夺利，民不聊生；日军入侵，大开杀戮；国共内战，动荡不安。举国上下满目疮痍，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有的直接在战火中失去生命，有的在战火中苟延残喘地生活，他们或目睹家园被毁，或亲历生离死别之痛，或饱受战乱流离之苦。民国这个特殊的时代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独属于那个时代的创伤体验却深深地留在人们的家国记忆中。作者把与之有关的创伤记忆诸如战争、苦难等借助家族人物巧妙地呈现在小说中。此外，文革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给人带来的创伤体验也被作者如实地呈现到《朱雀》的创作中。行文中，作者从不同角度选取人物在不同场景中的遭遇，通过想象试图还原作者曾经缺席的时代，在家族书写中将这个饱含创伤的时代加以再现，展现出历史创伤对人的生命轨迹乃至人生命运的改变，用文字抚摸那些备经苦难折磨的灵魂，为那段苦难岁月留下了丰富的见证。
2.1.1 在家族书写中窥探战争之殇
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诸如暴力、屠杀等创伤体验是历史创伤中不容忽视的存在，它带给人们的恐惧、焦虑、伤痛等记忆严重影响着个体的心理及生活状态。日军侵华这场民族灾难在作者的不漏痕迹的情节安排中，借助家族人物将战争创伤进行巧妙再现，呈现出见人如见史的文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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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以家族思考社会变迁中群体的分化
2.2.1 在“老”和“新”之间的审视
纵观葛亮的两部家族小说《北鸳》和《朱雀》，作者在小说中对家族人物进行塑造时，始终不忘以客观、冷静、理智的眼光对时代历史变迁中的糟粕加以批判。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分别塑造了以明耀为代表老一代时代历史的落伍者和以程囡为代表的新一代颓废没落的青年人两种形象，表现了作者对不同时代中人们精神腐朽一面的批判。
以明耀为代表的老一代封建家长，在作者笔下其存在有着特殊的意义，他常以封建家长自居，顽固不化、故步自封。他以封建纲常为生活准则，身上缺少新一代人身上的那种爱憎分明的个性，封建传统家族礼教观念在他们思想深处根深蒂固。他不待见受过新式教育的仁钰、仁桢和范逸美。面对他痛恨的日本人不敢直言反击，而是保留商人一贯的秉性虚与逶迤地表达立场“先生高看了我们冯家，也就是空有个虚名，做了几世的土财主，不擅实业，更没有和外国人做过生意，怕是辜负了和帝国的合作。”[36]在家族祭祀中足见他对仁钰所持的礼教观念“我说谁这么没规矩，原来是老四家的，学到的一点规矩，都给洋学堂毁掉了”“侄女儿，你哥哥们学的是孔孟之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规矩，你学了点洋文，祖宗的规矩到是不要了”[37]面对仁钰的反抗，他半撑着太师椅的扶手，有些颓废地叹一口气对名换说道“我们冯家出钱，教出了一个妖女，我看夜长梦多，早些将她嫁了吧”[38]男尊女卑、封建纲常是他信奉的准则。面对动荡的时局，他只想保求冯家的安稳，不敢直面反抗日本人，任由他们胡作非为。这样的人物在作者笔下并不是一个孤单的存在，与之相似的很多，他们是那个时代众多家族人物的缩影，是时代历史的落伍者。
以程囡为代表的新一代颓废没落的青年人是作者家族书写新时期以来家族人物的典型。她作为《朱雀》叶氏家族中的第三代人，在作者笔下与前两代人叶毓芝、程忆楚不同，她是陆一伟婚外恋的产物，以私生女的身份生活着，自幼缺乏父爱的她，在上大学期间与一个大她四十二岁的人泰勒相恋，她被他身上的风度、体贴等一种类似于父爱的东西所吸引。泰勒身份的曝光在加剧了二人感情的终结的同时，程囡也被校方开除。此后，她便打着经营古玩店的幌子以经营赌场为生。她身上没落的因子一如她经营的赌场，裹挟在城市的表皮之下，任其泛滥。她先后与许廷迈、雅可的相识相恋，并怀有雅可的孩子。程囡的怀孕也并没有改变其命运的走向，而是彻底沦为一个悲剧。小说中作者让雅可这一人物因吸毒过量而死，与雅可交往甚密的程囡也被查出患有艾滋病。这一结尾方式蕴含着作者的深层用意，既表达了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悲剧，也呈现出作者对新一代青年在现代文明的侵蚀下趋向颓废没落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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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城中“人”与时代变迁................................. 19
3.2 城中“物”与社会历史之变 ................................. 24
4 历史视野下的日常生活 .............................. 30
4.1 历史进展中的日常生活再现 .............................. 30
4.2 有意味的日常生活书写.............................. 35
5 葛亮历史书写的特征及意义............................ 39
5.1 葛亮历史书写的特征 ............................ 39
5.2 葛亮历史书写的意义 .................................... 43
5 葛亮历史书写的特征及意义
5.1 葛亮历史书写的特征
5.1.1 叙事视角的多元呈现
叙事视角的选用往往最能体现作家的艺术构思，杨义曾在《中国叙事学》就叙事视角谈及一个观点：“叙事视角是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看待世界的眼光和角度”[98]葛亮作为隐藏在故事文本之下操纵全局的舵手，他对叙事视角的选择足显他的创作风格。在葛亮的小说中，最典型的叙事视角有动物视角、儿童视角、“他者”等旁观者亦或是外来者视角等几种类型。这几种叙事视角大体有一个相似的特征即回归到对这个世界陌生化的认知状态，作者用别出心裁的叙事视角感知生活，抒发情感，反思历史。葛亮通过采用灵活转换叙事视角的方式将不同时空搁置在一起，在笔下随意切换，使故事文本巧妙地融合现在与过去，把历史与现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纵观葛亮所有的作品，他的成长经历对他的小说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他成长经历中的人有的直接转化为书写的对象，有的则转化为作者创作的主要灵感。在作者现有的小说构成中，人间烟火系列《七声》《戏年》大多以毛果的视角进行写作，这里的毛果是作者的化身，通过这两部作品，我们可以观摩到作者成长中的人和事。比如《洪才》这部小说就是以毛果童年时的视角展开的，作者在小说中以毛果的视角讲述了洪才及其家人的生活故事，并塑造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人物形象洪才的阿婆。成长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毛果对洪才一家人而言是一个外来者，也是一个旁观者。作者将其放置在一个充满童真与童趣的年龄，所以用陌生、好奇与纯真的眼光来看待发生的一切是葛亮视角安排的独特之处。故事围绕毛果和洪才两个小孩子的友谊变化展开，一步步将洪才阿婆形象借毛果的视角呈现在读者面前。关于阿婆的形象在毛果眼中前后经历了几次转变，这几次转变在文中以儿童化的视角以白描的手法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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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