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学教育的发展及内涵界定
第一节 文学教育的发展
我国有着悠久的诗教传统。从古到今，文学与教育都是紧密相连的，“没有教育就没有文学，没有文学就没有教育，文学与教育构成双向互动关系”[2]，文学教育是中华文明传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社会生产力在逐步提高的过程中，大众社会生活水平亦有了普遍的提高，这便为教育的开展创设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国家的产生等使得学校这一专门从事教育活动的固定场所出现，文字的创造为记录社会生活知识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并使得以文字为手段传授知识和进行教学成为可能。并且，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分离，产生了大批专门从事教育活动的知识分子。这些都为最初形式的文学教育造就了条件。在我国古代社会，教育并非完全是以培养人为目的的发展式教育，而是具备了专门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职能。学者郭英德认为，在我国古代，“文学教育不是文学的教育，而是以文学为手段的教育。……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内容，就其内涵而言，就从来不是纯粹的‘文学’，而是包容着‘非文学’的要素”[3]。因此，我们在研究古代文学教育时，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视角。与文学相关的教育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这时的“六艺”等学科课程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基本课程。其中，礼乐教育成为教育的核心，政治、伦理、道德、诗歌等成为最初的文学教育内容。发展到春秋时期，由于官学衰微，私学兴起，各种不同的学派纷纷涌现，受教育对象的范围也逐渐扩大。私学的发达发生在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这一时期的教育内容由传统的“六艺”转向传授各学派的政治观点和思想道德，其中以儒墨两家为主。到了两汉时期，教育内容则主要以儒家经典为主，教学模式逐渐单一化。此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学艺术学校——“鸿都门学”，是我国第一所具备完备规制的学校，以讲授辞赋、书画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在中央设置专门的学校，其中，文学馆与文学知识最为相关，成为文学教育的重要场所。隋唐时期，官方的教育内容实行儒道佛并重，儒家学说仍旧占据主导地位。宋朝一直到清末，因为科举制度的盛行，文学教育的内容都以《论语》《孟子》等四书五经为主。儒家文化重在宣扬礼乐诗书，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与融汇之中，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发展到中国近代，随着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我国在教育上实行了极大的改革，文学教育在发展中也不断闪现出了西方色彩。洋务运动时期创办了京师同文馆等新式学堂，提倡发展留学教育。维新运动时期倡导改科举，兴学堂，翻译西方及日本书籍，派遣留学生等。这两次运动都主张教育改革为救国培养人才。此后，为了能适应世界发展之大势，挽救统治根基，清政府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下实行“清末新政”，这一改革涉及了政治、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在教育领域实行的措施有建立学制，废科举，兴学堂，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其中规定的十二门中学课程中，修身、读经、词章这三门课程必须以讲授传统文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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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学教育的内涵界定
文学在本质上是功利性与无功利性的统一体，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尤其是经典文学，凭借其巨大的阐释空间而被赋予巨大的价值。对于接受者而言，文学能陶冶情操、净化灵魂，令浮躁的心灵变得更加纯粹。因此，培养人、塑造人是文学教育的必然取向。当今，文学教育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论题。然而对于文学教育这一术语具体内涵的界定一直都是见仁见智，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规范性概念。在论及梁实秋与文学教育的关系之前，必须首先对论文所要论及的文学教育的内涵进行廓清。
对于文学教育内涵的界定，我们主要从狭义和广义这两个维度去明晰。
狭义上的文学教育主要是指正常体制之内的学校文学教育，学校文学教育是一种系统地培养人的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按照计划、目的，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促进他们向所预期的方向发展的教育活动。学校文学教育多是围绕着正式的文学课堂而展开，中小学以语文课堂为依托，大学主要以专门化、专业化的文学课堂等为依托，这种文学教育最大的优势便是可以将文学知识系统地传授给每一位学生。而且，很多学校为了更好地提高受教育者的人文素质，在文学课程的形式上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更新，如近年来大学里流行的创意写作课程等。相较于中小学的语文课程，大学里的文学教育课程凭借更为专业的教师队伍、良好的办学条件、丰富的文学资源，更有利于文学教育的开展和专业人才的培养。无论如何，文学教育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教育，没有严格的限制，它主要给人提供精神的给养，其目的相对是无功利的，能带给人精神上的审美享受，进而激励人们去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在当今的文学教育研究领域，很多学者着力倡导学校文学教育要回归具体的文本。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北大学者陈平原，他在文学教育研究方面著述颇丰。对于文学教育的概念，陈平原也没有做出具体的厘定，而是更多地赋予了文学教育以重要的价值。他主要是从大学的文学系入手，从文学课堂、文学课程的设置、文学教员、文学教材、文学社团活动、校园文化、社会思潮等几个方面去研究现今大学文学教育的发展与不足，并以此观照我们当下的文学教育。陈平原认为“新教育”与“新文学”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倡导在进行文学教育时，除却知识与技能的教授，还应给予“文学情怀”以足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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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早期文学教育对梁实秋的培养与塑造
第一节 童年教育中的文学铺垫
童庆炳认为：“童年经验是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源。”[1]梁实秋在童年时期接受的文学教育作为其童年经验的一种，成为其一生的铺衬与底色。梁实秋出生在一个历史急剧变化的动荡时代，他早期所接受的童年教育也因为时局的变化而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一时期的文学教育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与救亡图存相连接。清朝末年，清政府面对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各方有识之士也强烈呼吁“教育救国”。蔡元培表示：“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2]清政府进行的教育改革，使得新式学堂教育代替了传统的私塾教育，为优秀人才的培养及中国近现代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欲评估晚清教育改革，毋庸进行量化分析，只需对民国初年的教育少有感性认识——今人艳羡的诸多学贯中西、文理兼修之大师，莫不得益于晚清教育改革。’”[1]梁实秋早期所接受的教育与清末教育改革紧密相关，其中，文学教育的开展也并未进入一种系统化、规范化的正途，有时会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互为对立的两极状态。
一、父权主导下的家庭文学教育
家庭教育有别于学校教育，是构成个体文化心理结构的独特一环，不同的家庭文化在个体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往往起着异质的再造功能。家庭教育中的创伤性体验或父亲角色的缺失往往会为个体成长埋下反叛的种子[2]，相比较而言，健全的家庭环境与家庭教育往往能为个人成长提供积极的精神动因。梁实秋对文学的最早接触来源于良好的家庭环境，他从小在三代同堂的大宅子内生活，梁家家教严格，对孩子们的学业要求也极为严格。自梁实秋出生，最先接受的启蒙教育便来源于家庭内部，在某种程度上说，父母便是他人生的第一任老师，是他接受文学教育的引路人。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教育曾作出这样的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3]；“育，养子使作善也。”[4]概而言之，教育源于行为方式的模仿与品格的培养。尤其对尚处于童蒙阶段的孩子而言，父母的行为方式与教导在很大程度上会对他们产生无形的影响。而对于梁实秋来说，父母的言传身教为他建构起走向文学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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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清华学校中的文学生发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学校就是一个与私人领域相分离的特殊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之内，人与人之间总是在进行着一种社会性质的交往。换句话说，学校这一公共领域内的交往是基于社会性质的、行动与思想的交流融汇。相较于家庭和社会生活，学校为受教育者提供了一个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更为活跃的空间，进而使他们潜在的思想观念转化为行动。学校也是个体接受文学教育的主要场所，因为学校拥有实行文学教育的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和丰富的文学文本。梁实秋自民国四年进入清华学校读书，民国十二年毕业，在清华学校度过了八年的学习时光。清华学校是塑造梁实秋文学素养和品格的重要之所，教学方法、管理观念都对梁实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梁实秋在清华学校实现了进一步的文学生发。
之所以强调清华学校对梁实秋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清华学校的成立背景比较特殊，它是一所预备留美学校，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学校。清华学校乃是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将庚子赔款的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所创立的，学校由教育部委派官员任校长，由各省分摊的庚子赔款数量分配各省学生的名额，挑选 15 岁以下的高小毕业生，在清华学成后直接公费送往美国留学。虽然这一学校的建设初衷在很大程度上带有鲜明的美国意志，但“无论如何，留美学生对近代中国的影响都是不能低估也需要深入了解的”[1]。留美学生毕业后将归来为祖国效力，这一留学计划为尚处于蒙昧落后状态的晚清敞开了一扇与世界接轨的大门。“1906 年，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备忘录》中说：‘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2]这就深刻彰显了美国建设清华学校的初衷。罗斯福总统想利用“庚子赔款”中多余的钱让中国学生去美国进行学习，从而“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于是在1908 年，罗斯福提准议案，用庚子赔款的半数在中国建立了清华学堂，后改名清华学校。根据福柯“知识与权力”的理论，对中实行教育计划更富战略意义，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运作，更有利于美国在文化上控制中国。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赋予了清华学校双重的文化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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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留美文学教育对梁实秋的思想重构.................................32
第一节 浪漫的疏离与古典的认同....................................32第二节 普遍人性论的推崇................................38
第四章 梁实秋对文学教育的影响与发展......................................41
第一节 文学社团与刊物编辑对文学教育的推动......................41
第二节 文学翻译对文学教育的促进................................47
第四章 梁实秋对文学教育的影响与发展
第一节 文学社团与刊物编辑对文学教育的推动
一、文学社团与文学教育
文学社团的产生往往是和新文学的发生发展相联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我们带来了新文学的变革，继而促进了各种新式文学社团的产生。“‘五四’时期，伴随着新思潮的激荡，各种社团纷纷涌现，其中多数以学生为主体，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这一新式教育机关，为新思潮的传播与扩展创造了条件。聚集在同一校园里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社会的地缘与血缘关系，而更多地通过共同的文化趣味和思想立场而相互聚合，形成社团。”[1]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诞生了众多的文学社团，他们因为一致的文学理想而凝聚在一起，共同为文学理想奋斗，产生了特定的文学文本与文学现象。现代文学史上成立的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提倡文学要“为人生”，基于共同的文学理念和思想立场而凝聚起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他们期望通过文学来改造社会人生，如周作人、沈雁冰、叶绍钧等人，为创造中国新文学、推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演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无论凭借何种形式，基于何种目的，文学社团都必然会创办新式的文学刊物，以此为阵地宣传新文学及思想，以期达到一定的社会影响。而正是在文学传播的过程中，广大受众受到了新思想的开化，在此意义上说，就形成了一股文学教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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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