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反腐文学小说的叙事话语范式分析

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本论文在对周梅森反腐小说进行了细致的文本阅读的基础上，有区别地借鉴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并通过搜集有关周梅森的访谈录和对其本人的相关报道，来分析和把握周梅森反腐小说创作过程及作家的思想动态和认知范式。同时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分析，结合部分叙事学和语言学的理论观点，对周梅森反腐小说的叙事特点、形象建构以及独有的故事讲述技巧进行解读与归纳，探析周梅森反腐小说的讲述范式。此外通过对小说语言艺术的分析，从审美修辞等角度对周梅森反腐小说的语体范式＃行了总结评述。

第一章周梅森反腐小说的认知范式

第一节“人间正道”的确信与矢志张扬
一、作家对变革时代开拓精神的正面书写与赞扬
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南巡讲话，总结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并明确坚定了发展经济、深化改革的决心与信心。在这之后的日子里，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显著，社会气象日新月异。在这一时期，刚刚开始反腐小说创作的周梅森仔细品味着每一处社会变革下官场生态的化学变化。他发现，资本的积累使得官商关系日益密切而暧昧。“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之路让一些官员摸错了方向或是隔岸观火。同时，在这个硕果累累的变革时代，也有一大部分官员发扬了老一辈不惧困难的精神，选择了撸起袖子、开动脑子、全身心投入和大胆开拓。经济发展与城市基建在这批官员的努力下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曾说过：“生活中永远有崇高与卑鄙，我的作品就是要弘扬崇高与美好，鞭挞卑鄙和丑陋，真诚地为改革开放唱赞歌，同时也对生活中出现的腐败进行批判和反思。”这些优秀的开拓精神给了周梅森无穷的创作动力，并让他发自内心地为改革书写了赞歌。
他的第一部反腐小说《人间正道》正是在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的赞美中创作出来的。《人间正道》出版于改革开放初期，是一部真正反映那个时代的作品。这不能不想到同一时期出版的王跃文的《国画》。小说《国画》通过一个小人物朱怀镜的官场沉浮，对“办公室政治”进行了大胆而无保留的揭露，对资本积累下权力体系中的腐臭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不能说这种处理有何不妥，但小说中缺少对改革的正面书写这一事实是不可改变的。文字中体现的冷色调，虽然未必是作者本身认知中的愤怒，但却从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创作主体的认知。而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对于同样的历史时期，周梅森的处理却更偏向于正面的讴歌。《人间正道》以力透纸背的如椽巨笔，描绘了一幅在改革进行时，平川作为贫困市艰难跋涉，通过“、电、路”三级工程的建设，努力脱贫脱困的历史画卷。同时也用饱含激情的笔触，热情讴歌了以市委书记吴明雄、副书记陈忠阳、老省长等为代表的一群“押上身家性命”为民造福的改革领导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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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强烈的现实使命意识与敏锐的官场乱象透析
周梅森是一位极富现实使命感的作家，“不做生活的旁观者，愿为这场前无古人的伟大改革承担责任与风险；也将理所当然地分享这场伟大改革所带来的成果”。这让他的小说始终保持着一种对于社会现实的热情拥抱，散发着一种强烈的、正面的现实使命意识。他曾言：“作家应该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自己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对于我的国家，我是个忠诚的检测工，我用充满希望的心直面这个世界。”这与同时期、同类题材作家如王跃文等人的小说相比，是有所不同的。同样是对官场现象的揭露，王跃文等人的小说，多是在一种与官场对立的视角下略带机讽地进行的。在他们的作品中，“讽刺”与“荒诞”成为标志性的主题词，或者是用艺术的荒诞对抗现实中的荒诞。这些对抗“既是一种批判和否定意识，又蕴含着一种期待与渴望，它对世界和存在的否定与批判针对着当下，而期待与渴望则或者回溯过去，或者被推向虚无缥渺的未来。”而周梅森的作品，则是满怀主人翁意识，用庄严的笔触来揭露和透视官场现象，在他的作品中，“叹惋”取代了“讽刺”，“悲壮”代替了“荒诞”。这样的风格，彰显了创作主体的正面的使命意识。同时，由于周梅森集作家、商人、学者、官员等多重身份的经历，使得他在透析官场乱象之时，能够熟练操作不同的视角。
一、以“人民的名义”正视权力滥用的现实乱象
虽然周梅森曾有过一段短暂的为官生涯，但在其反腐小说作品创作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身份却是一位在官场之外的“旁观者”。无论是以一个作家的视角，还是站在商人的立场，都能让他纯粹地从人民的角度发出声音，以“人民的名义”揭露权力滥用的现实。在种种现实乱象中，周梅森对为政不作为的现象的揭露，在其小说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在那个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官员成为了为政不作为的腐朽派。这些官员中，有些是像《人间正道》中谢学东、郭怀秋这样的政治保守派，他们美其名曰“稳中求变”、“宁慢不乱”，实际上，却因为政治不作为造成了改革机会的错失。也有些是像《人民的名义》中“孙宇宙”这样的明哲保身派，他们在反腐高压和自身升迁无望的情况下，干脆选择“混”，对老百姓的事不管不问，对上级布置的工作消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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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周梅森反腐小说的讲述范式

第一节宏大的时代背景画面与精细的人物雕琢
一、多重行政层级相纠缠的叙事框架
由于反腐小说是以官场为写作背景，主要探讨权力腐败这一敏感话题的作品。因此，在故事背景的设置上，就往往有一定的局限性。县以下的官场生活个性有余而代表性不强，不利于发出宏观呼吁；省级以上的官场又是文学创作的敏感区。这就直接导致了可供作家选择的背景多集中在县市省三个行政领域中。因此，大部分的反腐小说都遵循了以省市县为主要领域的三级叙事框架。《抉择》、《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等作品，无一不是运用这类叙事模式。周梅森的反腐作品也不例外，几乎全部作品的故事背景都集中在省市县三级框架之中。但与同类型作品模糊背景概念所不同的是，周梅森在故事背景选定的过程中，格外重视故事背景的时代代表性。小说中也不惜用较大的篇幅来概述省市县的基本情况。可以说，周梅森所设计的叙事背景是与现实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的。
在周梅森的反腐小说中，市级是故事发展、矛盾激化、问题频发的主要舞台，市级官员往往充当着小说的主角。为了更好地映照现实社会的情况，在不同创作时期的小说中，周梅森选取的市级背景也是精心安排的。《人间正道》中平川市的城市定位是一座经济欠发达城市，基本的城市用水、用电都无法保证，城市公路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严重制约了全市的经济发展。这样的背景设计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的。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一部分城市脱贫转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大部分城市，却在改革的进程中掉队了，城市的经济发展缓慢，百姓的基本生活仍然无法保证。小说通过对市委书记吴明雄等人大胆开拓，解决水电路三大问题，并带领全市脱贫致富的描写，告诉了我们，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父母官应该如何率领老百姓奔上一条脱贫、致富、繁荣、昌盛的人间正道。小说《至高利益》中，西川省同样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但与平川市不同的是，小说中的峡江市已摆脱了基础设施的困扰，却受困于改革初期粗放型发展所酿成的苦果，政绩工程成为城市发展新的阻碍。这种安排也是映射现实的，将改革中的新问题及时的体现了出来。而随着时代发展，小说《中国制造》的平阳市、《绝对权力》的镜州市已由贫困市改变为经济发达市。而经济的高速发展却为这两座城市埋下了隐患。干部腐败、官商勾结等问题逐步显现。这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即政治领域的发展革新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周梅森的小说对于市级背景的设计是用心而敏锐的。这些市级背景的安排，为小说打下了良好的创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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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多样化的叙事手法
一、二元对立的叙事手法
二元对立是中西方哲学和文化的显著特征，也是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的体现。它能帮助我们在纷繁的世界中寻找差异。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认为“语言现象中充满了二元对立，他提出的二元对立的价值系统使得文学评论家们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去思考、分析文本，从而找出制约文本的潜在结构。”这种二元对立的批评方法己经广泛用于文学文本的解析，成为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指导。
新时期反腐小说的作者们大多“仍多沿用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全知全能的叙事模式，在作品中以社会人生的观察者、叙述者的角色定位，非常认真、非常执着地履行时代发言人和精神导师的职责”。这也间接使得二元对立的布局手法得到长足的进步。周梅森在反腐小说创作中同样善于运用二元对立的手法进行谋篇布局。有所发展之处在于，他摒弃了同类作品中常用的“正”与“邪”的对立、“腐败”与“反腐”的对立。而是将叙事结构二元化拓展到“人”与“法”、“破案”与“掩饰”、“改革”与“保守”、“升迁”与“降职”等多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中展开故事情节。这种故事情节中的对立关系并非按照由弱到强的发展规律展开的，而是呈现出对立的波谷和波峰，充分体现出“多种异质要素以斗争共存的方式贯穿于文本始终的对立美学”。这不但增加了故事悬念，也达到了突出主题的目的。以小说《人间正道》为例，整个故事结构可以说是由改革的谷底和改革的高峰交替出现而构成的，这种交替出现的双重主题，使作品的结构单元呈现了鲜明的对称性，表现了改革之不易。小说开篇就交代了平川市改革事业的困局，对于水和路这两个老大难问题，从谢学东到郭怀秋两届班子喊了多少年始终没人动真格，总是在一遍遍计划，却又一次次推翻计划。这反映了长期以来平川宁慢不乱的保守思想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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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周梅森反腐小说的语体范式..................45
第一节世俗生活话语与官场话语的融汇..................45
一、市井俚语与官场语言的通俗化处理..................45
二、不同情境下的官场话语表达..................45

第三章周梅森反腐小说的语体范式

第一节世俗生活话语与官场话语的融汇
一、市井俚语与官场语言的通俗化处理
每一种形式的语言都是一种文化的载体，不同类型的语言表达，折射出社会与民族多样化的历史文化面貌与文化内涵。从创作层面来说，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但二者却又联系紧密。前苏联文学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曾指出：“日常语言是文学语言的直接来源，文学语言是在日常语言基础上的一种升华。日常语言要成为文学语言，必须经过艺术家的扭曲、变形或陌生化。文学语言是陌生化之后的产物。”这里的“陌生化”显然并非“陌生”二字的本意，而是一种别出心裁的言说方式和艺术加工。每一个时期的作家都在努力找寻具有独特审美的“陌生化”的表达形式，以期达到作品的“熟悉”效果。随着地域性的寻根文学的发展，大量的市井语言出现在严肃的文学作品中。这些源于百姓日常生活的方言俚语和通俗化的表达，为小说提供了一种更接地气的言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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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