跛者不忘履--论沈从文1949年后的文学创作

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沈从文在当代文学史上有意无意“被缺席”的情况，随着“潜在写作”这个概念的提出而有所改变。因此，我们不仅要认识作为现代文学作家的沈从文，也要认识在当代文学史上默默进行“潜在写作”的作家沈从文。

第一章沈从文1949年后的诗歌创作

第一节由疯癫到恢复：沈从文1949年的新诗创作
在讨论沈从文1949年创作的三首新诗之前，论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三首新诗的创作背景作一个简单的介绍。1949年３3，沈从文曾经两次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第一次是大儿子沈龙亲眼看见父亲沈从文用手反复去触摸插销，他觉得不对头，感到父亲似乎有意想触电身亡，于是他走过去立马把插销拔了。第二次是3月28日，沈从文从房子里面顶着门，用剌刀把自己的颈划破，割伤自己的两腕脉管，又喝了一些煤油，打算进行彻底的自我了断。抢救成功后，家人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疗养。沈从文为什么会突然想要自杀呢？这源于一直以来的精神紧张和精神压力。对于新中国的成立，沈从文没有像郭沫若那些左翼作家那样激动而兴奋，也没有像国统区的一些作家那样立刻转变态度，向新政权表露忠诚。沈从文的内心颇不平静，甚至可以这样说：他的心里充满忧惧。一方面，他为自己不能再进行文学创作而担忧，另一方面则是害怕新政权将会对自己进行政治清算。
1948年底，沈从文写了四封信，信中提到他对中国社会和自己的文学未来所作的预测。他在11月28日致大哥沈云麓的信中，首先表达出自己内心复杂的心情，“北平天晴，犹天日明明朗朗，惟十天半月可能即有地覆天翻大战发生！在此熟人统用一种沉重的心情接受此历史变局。”，“二百万人都不声不响的等待要来的事件。真是历史最离奇而深刻的一章。”沈从文还向大哥表示：如果可能的话，他“既不想做官，也不拟教书”，想一个人离开北京回湘西住住，不受外界打扰地住乡下二三年，以此从容地进行文学创作，“写十本八本书”。同日，他在给姚明清的复信中提到了“今后的文学创作”的问题，他认为：“时代如己大变，要求一个作家的，不仅仅如过去方式严肃制作作品，还必需活活泼泼来把握政治上常在变动不居的新办法，新政策，新方向。一切得配合，由于配合，有时还必需改变一个旧式‘思想家’的工作态度，用一个‘工作员’情绪去服务去领导，这种领导既得具活动应变之才，又得有强烈领导欲和技术，方能办到。”但是，对于耿直的乡下人沈从文而言，这不是他的“能力性情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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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白头学作诗”：“南游诗草”和育岛诗存
1961年12月12日，沈从文写下了一首旧体诗《庐山含鄱口望鄱亭》。这是他生前留存下来的第一首旧体诗。从那天起，沈从文发现了一片有别于传统“新文学”的天地——旧体诗创作。让他感到高兴的是，他又可以把自己未曾枯竭的文学才情倾泻在旧体诗创作上了。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虽然旧体诗的地位逐渐被新诗代替，但是旧体诗依然没有在文坛上绝迹，文坛上依然有为数不少的作家在进行小说、散文、新诗等“新文学”创作的同时涉足旧体诗领域，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等。不过，事实上这首旧体诗并不是沈从文创作的第一首旧体诗。在《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这篇散文里，沈从文就提到早在1919年，也就是他在怀化的军队中作上士司书（专门负责抄录军中文件）时，他就已经开始学习五七言旧体诗的创作，学习杜甫和白居易的押韵填字。他刚开始写诗是想“用诗来表现个人思想情感”，以此来“处理个人一种青年朦胧期待发展的混乱感情”。后来因为记起“诗言志”的古义，就想写诗表达内心“对旧社会，对身边一切不妥协的朦胧反抗意识”，他用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写了两百首表达内心抱负和感慨世事的五七言旧体诗。他就凭借这两百首旧体诗获得了上司和其他人的赞赏，“有点文才”、“有老杜味道”。可以说，沈从文文学创作道路的真正起点是诗歌，而不是小说或散文。遗憾的是，这些写于1920年代的旧体诗并没有留存下来。论者统计了一下，从1961年一直到1981年，在这20年里沈从文一共写下了84首古诗。在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阶段”（1961-1963年），短短三年间沈从文即写下了34首旧体诗。从“第一个阶段”（1949年）结束、沈从文的身体逐渐恢复正常，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共17年。这17年可以说是沈从文1949年后文学创作的一个巔峰期。论者把沈从文1949年后第二个阶段的诗歌创作称为“南游诗草”和青岛诗存。其中“南游诗草”包括了《全集》15卷（诗歌）中出现的“匡庐诗草”、“井冈山诗草”、“赣游诗草”、“郁林诗草”因为这几个“诗草”都是沈从文南下到江西、广东、广西这三个南方省份参观游览后写成的诗集。沈从文1962年5月去过青岛一段时间，但明显不属于“南”游，所以在青岛所写的三首诗不能归到“南游诗草”里，故论者继续沿用《全集》15卷（诗歌）里的叫法——青岛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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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沈从文1949年后的小说创作

第一节思想改造后的向“群”靠拢之作：《老同志》
1950年3月沈从文接受组织的决定，到华北大学参加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4月时，沈从文随建制从华北大学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一直到这一年的12月才结束。中共中央在1948年7月3日做出《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中强调：“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为此应办抗大式的训练班，逐批地对己有的知识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要大规模的办，目的在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一次这样的训练。”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就是这个政策的产物。如今我们再看这段历史，会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乍眼看去，这样的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改造是为了让知识分子更好地服务于新政权，服从新的国家领导者（统治者）的意志。对于“思想改造”一词的含义，学者商昌宝认为：“今天看来，思想改造就是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取代所谓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展开来说就是，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思想、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无产介级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集体主义，以工农群众的革命实践，来改造和取代所谓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客观主义、唯心主义和超政治超阶级的纯业务主义，即‘人在头脑里自己革自己的命’，是‘今日之我不惜与昨日之我宣战，如果我们再细细揣摩“思想改造”这个词，就会发现这个词语本身存在的问题。陈寅恪曾经在王国维的纪念碑上题写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自我思想的自由和独立无比重要。肉体可以受到某些条件的限制，但是要保证思想能够独立，能够自由地翱翔。思想的自由与精神的独立，内在地包含了一种以“自我”为主体而对万事万物作出的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又是根据自我的内心而表现出质疑、批评、接受、赞美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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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川南土改的深刻感受：《中队部》与《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
1951年，沈从文满怀“思想改造”后的政治激情参加四川土改活动。在他写给张兆和的信中，他表示希望从土改中“学习靠拢人民”，并且“从工作上，得到一种新的勇气，来谨谨慎慎老老实实为国家做几年事情，再学习，再用笔，写一两本新的时代新的人民作品”，“一定要好好的来从乡村人民学习，来恢复自己用笔能力，用到应当用处去”。在土改过程中，他的文学才情又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各种各样文学创作的念头在脑子里转来转去：不仅想把小说《老同志》写出来，也想把这次川行土改之旅写出来，写成一本“川行散记”小说散文集，也想把在土改过程中看到负责任、能吃苦的知识分子作为对象，以他们的工作为主题，“用十个左右不同的对象，写十个短篇，从加里宁论教育方式中来找典型，加以具体化，用文字来作十个雕刻。”也许是暂离北京，换了一个环境后心情为之一变，而且他也暂时没有了工作的压力，他那双敏感细腻的眼睛贪婪地捕抓着各种新奇的事物，想把它们一一化为笔下的文字一一即使他不确定1949年后的新社会还有没有人像三十年代那样欣赏、赞叹他的文字。在川行土改中，除了参加日常的土改工作，他还抽空写下了小说《老同志》、《中队部》。川行土改的书信也颇有文学性，这些书信后来在沈从文去世之后，由沈从文的二儿子沈虎雏选择性地挑取一部分编选而成与湘行书简相类似的“川行书简”，收录在1997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这本书里面。几年后，沈从文以这次川行土改的经历见闻创作了小说《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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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沈从文1949年后的散文创作............98
第一节胃精神自剖与自我检讨：独白性散文和自传性散文............98
第二节“川行散记”的雏形：川行书信............98

第三章沈从文1949年后的散文创作

第一节精神自剖与自我检讨：独白性散文和自传性散文
我们不妨再次把目光拉回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回望那一段对沈从文来说精神极度痛苦的日子，即沈虎雏所谓的“沈从文人生最艰难的转折关口”。对于即将执掌中国的新政权，沈从文并没有像普通老百姓那样感到兴奋和激动。相反，他却感到恐惧，担心新政权将会对他进行政治清算。后来这种担忧发展到精神极度焦虑的程度，他日夜背负着沉重的精神重担，最后甚至采取自杀的方式以求解脱。即使被送进医院抢救成功，他的精神状况也是时好时坏，病情时有反复。在这段坎坷的日子里，他陆陆续续地写下了《一个人的独白》、《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四月六日》、《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日记四则》等散文。这些散文的行文风格跟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里的“狂人”的言语十分相像，它们属于“呓语狂言”式的散文。除此之外，沈从文在这一段时间里写给亲友的书信也同样不能轻易忽略。这些带有独白性色彩的散文，是沈从文在中国成立前夕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段时间里精神状况最为客观的“记录者”和“见证者”，它们同时具备文学性和文学史价值。自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恢复正常一直到“文革”结束，沈从文的文学道路同样十分坎坷，除了他在书信中流露的一些精神自剖式的自我表达（如上海苏州河上的賵賵船），还有他按上级要求所写带有自我检讨性质的自传，后者大多收录在《全集》27卷（集外文存）的“沉默归队”、“史无前例”这两个集子里。故本节主要讨论沈从文自1949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二十多年里所写的独白性、自传性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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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