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90 年代的城市伦理与城市叙事
第一节 1990 年代城市转型与消费伦理的兴起
一、1990 年代的城市神话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里，由于种种原因城市化一直发展缓慢，大规模的城市化从上世纪 90 年代才真正开始。
孙立平教授认为“从 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末的近 20 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的过程实际上一直处于停滞状态。1960 年，中国市镇总人口为 13073 万人，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 19.75%。1978 年市镇总人口虽增加到 17245 万人，增加了约 4200 万人，但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却仅为 17.92%，下降了近两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 1961—1978 年间，农村人口由 53152 万人增加到19014 万人。也就是说，在中国从 20 世纪 50-80 年代初这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没有进展，甚至可以说是倒退了。”11980 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城市化发展比以前有较大进步，1980 年中国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19.39%，1990 年城镇人口比例达到 26.4%。2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中国城市人口比例上升幅度仍然要低于世界城市人口比例上升幅度。1992 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骤然加快，“1990 年我国城市只有467 个，而到 1995 年则增加到 640 个，1999 年更达到 668 个，城市以每年几十个的惊人速度在增长着，而我国城市人口从 1990 年的 1.1825 亿增加到 1999 年的 2.3 亿。”3城市化的过程是把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乡村社会转变成以工业和商业为主的城市社会。1990 年代的城市化不仅表现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朝着商业化、国际化、消费化的方向快速行进，而且也以迅猛的势态波及到了中小城市和农村。费孝通曾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4而 1990 年代确立的小城镇发展策略将中国的基层也卷入到城市化进程中，“到2007 年全国建制镇数量达到 1.93 万个，小城镇己经成为推进农村城市化的主力军”1。不过这种城镇化方式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城市，对于大多数落后地区的农村和农民来讲，参与到城市化的最直接的方式是进城打工，因此大量流动人口出现是我国急剧的城市化进程的另一表现，“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的 30 多年中持续增长，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从 1982 年的 657 万人增长到 2010 年的 2.2 亿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占全国总人口的 17%左右。上海、广州和北京等城市的当地常住居民中，约 40%是流动人口。大部分流动人口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年轻劳动力，2010 年全国流动人口中约有 1.5 亿人来自农村，省内流动人口中有 54%来自农村，跨省流动人口中则有近 82%来自农村。迄今为止流动人口规模仍继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 年全国流动人口约为 2.36 亿人，比上年末增加 669 万人。”2这股潮流改变了城乡格局，也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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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消费主义文化下的城市伦理困境
“ 伦理，一般被定义为：指一定社会的基本人际关系规范及其相应的道德原则。”2 “城市”在现当代文学话语中，一直存在道德和伦理劣势。在沈从文笔下城市是侵害美好人性的场所，在左翼作家笔下是剥削和压迫的场所，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更是和享乐、腐朽、反动等消极话语联系在一起。而在 1990 年代，城市在经济学、社会学话语中具有了巨大优越性，但在文学话语中陷入复杂纠缠的伦理困境中，“新的价值体系导致被动性与社会道德标准之间的矛盾。从总体上看，社会道德仍然是意志、行为、效率以及奉献的道德。由此便产生了与新的享乐主义行为相伴随的强烈的犯罪感，以及‘欲望战略家’认为不要把被动性视为犯罪的紧迫感。”3就目前来看，人们在理念上仍然信奉基于传统的熟人社会和生产型城市形成的道德伦理，如对爱情、亲情的渴望，以勤劳、诚实为美德等等，消费文化中的放纵欲望、追求享乐的行为仍然与非道德联系在一起，但是后者又往往是他们在生存困境中不得已或更理性的选择，这使文化转型期的人们陷入了社会伦理和个人伦理的矛盾与困境中。
一、从“社会性大我”到“原子化自我”
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上，我们的传统伦理一直是重群体而抑个人，“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生成或走向自觉，是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之一，是全部现代文化精神的基础和载体”1。因此,我国自面向现代化转向以来，个体的解放、自我的建构一直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且个体的主体性的建构总是通过对传统或现实的否定与反叛来实现。
在五四时期，觉醒的知识分子致力于把个人从封建家族和伦理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对个体价值的认识上，不仅冲破了几千年的宗法伦理观念束缚，把个人从家族中解放出来，而且超越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国家、民族等群体意志对个人意志的抑制，个人作为独立的实体存在而被肯定。“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2《伤逝》中子君的这句话喊出了五四时期个人的主体性解放的最强音，充分肯定个体价值、张扬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五四启蒙在个人的主体性建构上的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历史的复杂原因，个性解放总是被社会解放、民族解放的宏大目标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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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游荡者与景观之城
第一节 1990 年代以来城市文学中的游荡者形象
一、游荡者意象及其现代性内涵
在法语中“Flaneur”——游荡，原意是指：“生活艺术的漫不经心，有着闲散、晃荡、漫游、慵懒等意涵”1，它并不是一个有现代性内涵的概念，但“游荡者”却是一个具有现代性内涵的意象，它的首创者是波德莱尔，20 世纪德国批评家本雅明在对波德莱尔的研究中发现了“游荡者”意象，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现代性概念，“游荡者”概念也由此得到广泛传播和接受。
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塑造的画家贡斯·居伊（Constantin Guys）成为最早的游荡者的形象。居伊“生性好动、四海为家”，是“社交界人物……洞察社会及其全部习惯的神秘而合法的理由”2，而且对游荡和观察富有激情，同时又与外界保持冷静克制的姿态，随时迎接变化的到来。对现代生活的这种超脱态度，使居伊抓住了艺术的现代性品质，“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3正是游荡者的品质使居伊成为具有创造性的现代艺术家，波德莱尔赋予“游荡者”极高的精神内涵，“浪荡子一词包含着这个世界的道德机制所具有的性格精髓和微妙智力；但是另一方面，浪荡子又追求冷漠，因此，被一种不可满足的激情，即观察和感觉的激情所左右的 G 先生又激烈地摆脱浪荡。”4对观察对象保持热情又不沉浸其中，这是波德莱尔的游荡者最核心的品质。正是与城市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使游荡者摆脱了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在人群中保持独立个性，使他具有发现现代生活隐秘的能力，所以本雅明称波德莱尔的游荡者是从人群中分离出来的英雄。
本雅明对于游荡者概念的创造性研究在于，“他将游荡者从资产阶级群体中剥离出来，将他身上的性格特征予以强化、放大，以他所生活的城市空间为背景，探讨现代性的问题。”1在本雅明看来，业余侦探、收藏家、以及妓女、捡垃圾者等都具有游荡者品质，漫步与观察是其主要特征。本雅明擅长从物质性要素入手分析现代性问题，他把城市空间作为游荡者兴衰发展的物质性基础，拱门街、林荫大道、百货商店是与游荡者命运密切相关的城市意象，其中拱门街是他研究游荡者的切入点。 “拱门街是室内与街道的交接处。……街道成了游荡者的居所。他靠在房屋外的墙壁上，就像一般的市民在家中的四壁里一样安然自得” 2。拱门街把街道变成室内，给人室内的安全与舒适，琳琅满目的店铺又刺激着游荡者的观赏热情，这成为游荡者最适宜的空间。所以本雅明说，“假如没有拱门街，游荡就不可能显得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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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游荡者与城市空间
游荡者与城市是双向建构的关系，“只有在城市中，游荡者才能获得自己的意义和生存，同样，城市也只有在游荡者的眼中，才能展开自身的秘密。”1因此，关注城市里的游荡者必然要关注他活动的空间和观察对象，游荡者通过对城市空间和人群的观察发现了城市的秘密，同时在城市空间和城市人群的背景下映衬出自身的精神气质。这一节我们从城市空间、城市人群两个方面来探讨游荡者的生存样态、生命诉求以及他与转型期城市的关系。
一、游荡者文本中的城市景观
在城市文学中，城市空间不仅仅是建筑学上的物理空间，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赵园说“北京四合院是爱好和平、耽于和谐的北京人的文化创造，是他们创造的生存——文化环境；这创造物又参与创造，与北京人共同创造着北京文化。弄堂则是生存空间狭小的上海人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当然，北京还有大杂院文化，反映着生存条件的匮乏和人对于物质限制的屈从。”1对于城市游荡者，空间的价值意义更为明显，在本雅明的研究中，居室、拱廊街、林荫大道、百货商店，这些城市空间与游荡者的命运与品质密切相关。在 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中，北京四合院、上海弄堂这些传统的标志性空间不再是游荡者光顾的主要场所，而那些代表着现代城市生活的流动性、暂时性、物质性、消费性的新兴城市空间，如临时居室（公寓或宾馆）、酒吧、咖啡馆、商场、街道等才是与游荡者密切联系的空间意象。下面将选择作为私人空间的居室，作为公共消费空间的酒吧，作为世外空间的街道这三类活动空间来解读游荡者与城市的关系。
本雅明认为，私人居室是与工作场所对立的空间，超越了现实世界的工具理性，保留了大量个性化的痕迹，因此透过居室可以看到主人的精神世界。2居室作为特殊的城市空间，意味着隐私性、封闭性和安全性。在王朔的“顽主”系列小说中，作为私人居所的“家”是游荡者重要的活动空间，它不是和亲人共享的、伦理的、亲情的空间，而是游荡者共享的、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的“类”空间。例如，《顽主》中丁小鲁家就是游者们经常聚会的场所，“丁小鲁家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建期间盖的那种俄国风格的笨重结实的灰夸楼房，厚屋顶，窗户巨大，每套单元开间不多但面积宽阔。家具也都是那时公家配发的，式样陈旧，油漆剥落，皮沙发的弹簧已经塌陷。”3王朔笔下的游荡者大都有丁小鲁一样的私人居所，它的建筑形式、美学风格、空间布局、家具陈设都彰显了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主人的阶层属性，这些特征在历史的巨变中只剩下颓败的痕迹，它的政治属性已被日常性取代，成为一群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聚会、聊天、打牌，消磨时光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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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城市闯入者与他者之城 ........................... 103
第一节 1990 年代以来城市文学中的“闯入者”形象 ...................... 104一、农裔闯入者 ............................. 104
二、外省知识青年 ................ 107
第四章 欲望追逐者与物化之城 ............................... 137
第一节 1990 年代以来城市文学中的欲望追逐者形象 .................. 138
一、底层的先富者：个体商人 .............................. 138
二、中产阶层的实利主义新女性 ......................... 142
第五章 欲望突围与城市家园探寻 .......................... 171
第一节 1990 年代以来欲望突围书写的几类主题 .......................... 172
一、物质欲望的突围与精神意义的探寻 ...................... 172
二、重回“性”与“爱”的契合 ...................... 176
第五章 欲望突围与城市家园探寻
第一节 1990 年代以来欲望突围书写的几类主题
西美尔在他著名的《大都市和精神生活》一文中指出，“现代文化发展的特征是人们所说的‘客体精神’对‘主体精神’的胜利。”1西美尔认为文化发展中，主体总是追随着客体精神，而且两者的发展是不一致的，“在关于精神性、精神灵敏度和理想主义的个人文化中注意到了一种衰退现象。这种不一致本质上是由劳动分工的发展导致的。因为劳动分工需要个体更加单面的技能，而且在单面追求中最大的进步更经常地意味着个体缺乏个性。……个体被弱化成无阻轻重的人，这一点在他的意识中比在他的实践和源自这种实践的整个模糊精神状态中或许更少。”2大都市正是这样一种文化场所。1990 年代以来转型的城市也正是朝着这样的文化发展，文化断裂的无根性、工具理性对完整人格的扭曲、物质文化对人的精神的挤压，是转型期城市人面临的普遍的精神困境，也是现代城市生活必需面对的现实。对欲望城市的突围并不是要逃离现代城市，
回到前现代的文明中去。而是在经历了各种现代城市病之后——如物质匮乏的焦虑、与世界无法交流的孤独、爱与性的困惑等等，对物化城市的精神品格的探寻，对人的心灵和精神需求的正视；是在接纳了城市的物质化、商品化特征后，以更加宽容冷静的心态思考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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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