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同语的反复
第一节 动作声音的反复
阅读汪曾祺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其语言优美，画面生动。其中一个方面就表现在对动作声音的反复上。如汪曾祺写于 1947 年的《戴车匠》，其中关于戴车匠工作的画面描写：
狭狭长长，轻轻薄薄的木花吐出来……木花吐出来，车床的铁轴无声而精亮……木花吐出来，旋刀服从他的意志……狭狭长长轻轻薄薄的木花吐出来……木花吐出来，挂一点在车床架子上，大部分从那个方洞里落下去……木花吐出来，宛转的，缠绵的……
这段文字重复了六次“木花吐出来”，每一次重复都可以看见戴车匠工作的细节：先描写起始的动作，随着细柔的声音，木花吐出来了；紧接着画面转向工作的铁床和戴车匠，戴车匠的脚一上一下；再转向戴车匠手中的旋刀，由于戴车匠手法熟练，旋出了各种优美形状的物什；然后又回到木花本身，描写它们的形状是兰叶新韭般；最后描写木花的声音是谐和安定的，木花不是机械的工作而是在悦耳的吟唱。通过几次反复的描述，眼前呈现出生动的画面。读者不觉惊讶，即使是不了解车匠为何人，也会有如临其境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其实来源于汪曾祺对小城人物、生活的细致观察。戴车匠是确有其人的，汪曾祺与他的关系很好，经常到他的店里玩耍聊天。车匠屋里挂着的“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正是汪曾祺送给他的①。汪曾祺喜欢描写这些有技术的手艺人。虽然生活清寒，但是当他们施展技艺时，就在精神上摆脱了生命的粗糙和卑微，体现出本来的优雅与高贵。汪曾祺在这篇小说中说“人走到他的工作之中去，是可感动的”。是的，汪曾祺也深深的被这种匠人精神所感动了，无疑他对这种精神是赞赏的。
又如《小学同学·邱麻子》中关于打铁的画面的描写：
铁块烧红了，他父亲用钳子夹出来……丁——当，丁——当。铁块颜色发紫了，他父亲把铁块放在炉里再烧。烧红了，夹出来，丁——当，丁——当，到了一件铁活快成形时……“丁、丁、丁、丁”。“丁丁丁丁……”这是用小锤空击在铁砧上，表示这件铁活已经完成。丁——当，丁——当，丁——当。
这篇小说的篇幅很短小，打铁的描写不到 200 字，但完整地描述了打铁的全过程：先把铁块放进炉里烧红，烧红后夹出来，用大锤和小锤相互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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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物话语的反复
汪曾祺的写作对象大多是小城人物，不仅有手工业者，也有普通市民。在描写人物上，汪曾祺不过分的刻画人物，不对人物进行概括，而是让人物通过自身活动表现出来。除了动作的反复，语言的反复也是汪曾祺作品中人物表达自身的一种方式。在人物语言的反复上，主要体现为独白的反复。
如《鸡毛》中描写文嫂的哭诉：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呀，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
“你先生说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
“我的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
小说中“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的语句反复了四次。这是文嫂在文章中说得最多、最长的一段话。结合前面的描写，我们知道文嫂是一位勤劳朴实、自立自爱的中年妇女。虽然生活卑微，但她全靠自己劳动所得。她不贪小便宜，也没有人会怀疑其品行。她的话很少，在前面的叙述中只有简短的话语出现。她很尊敬知识分子，但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养的鸡，被自己服务的同学给偷吃了。在那个战乱的时期，物资极度匮乏，教授都甚至有衣不蔽体的情况。对于无职无业的文嫂来说，养几只鸡尤其可贵，可以说是她唯一的盼望和安慰。加上女儿新近守了寡，联想到自己多舛的人生，文嫂的情绪终于爆发了。“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屈、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①为了充分表现出文嫂的悲伤，汪曾祺连用了四次反复的语言，来爆发文嫂长久以来积蓄的伤心难过和压抑。每一次反复都使悲伤加重了一层。她哭的不仅是被偷吃的鸡，更多的是自己坎坷悲苦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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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同义的反复
第一节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阅读汪曾祺的作品，语言的优美是一大特色，浅淡朴实，富有韵味。而汪曾祺在文学作品中，也多次谈到他的语言观。其中反复最多、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关于语言特性的描述，具体反复情况如下：
由表格我们可以看出，汪曾祺关于语言的观点在不同的篇目中都有提到。虽然表达不尽相同，但是内涵是一致的。他多次说“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是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①是的，特别是语言的内容性观点，将语言从工具提到了本体的地位。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语言一直被当作是“工具”或者“载体”。二十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将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但语言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只是语言的形式从文变白。胡适在《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就指出：“语言文字都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凡言都以达意为主，其不能达意者，则为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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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小说的散文化
在汪曾祺的文学作品中，他提到的文体观也是不容忽视的地方。不仅反复次数多，也是其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纵观汪曾祺的文学作品，结构松散，情节淡化，人物和主题都不是十分突出，大多作品更像一个或者几个片段的描写。这些都是他刻意追求的结果，看似不经意，其实都是“苦心经营的随便”。他不止一次的谈到自己对小说和散文的文体观念，反复最多的是结构问题。
纵观汪曾祺关于小说与散文的文体论述，说得最多也最突出的观点是小说的散文化。他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因为故事性太强，显得不真实。早在 1947年他就写下了《短篇小说的本质》，而后在 80 和 90 年代又多次重申自己小说创作追求的就是松散、随便。可以看出其文学观念的一脉相承性，不仅是因为自己喜爱，也因为这样更贴近生活，更真实。他认为小说的散文化是世界小说的一种趋势，虽然不是唯一的，但他仍然非常推崇并积极实践，并且在不同文章里多次提到。他想要打破小说与散文的界限，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文体特色。
小说的散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结构松散。阅读汪曾祺的作品，读者最大的感受就是小说与散文的界限模糊。小说很像散文，散文也很像小说。汪曾祺认为小说跟散文很难区别，并且致力于打破两者的界限①。如《大淖记事》有一半的篇幅都在用精致的散文笔调描写大淖的风景民俗，完全没有情节。《幽冥钟》《茶干》简直就是随笔，找不出什么结构来。《打鱼的》《钓人的孩子》等也只是一个片段的描写。就算是长一点的小说，也是短小片段的连缀。如《鸡毛》中开始写文嫂，后又写金昌焕，然后写丢鸡，最后写文嫂在金昌焕的床下找到鸡毛，
才把前面互不相干的片段联系起来。单看每一片段都是精致地描写，但是金昌焕怎么偷鸡，怎么杀鸡吃鸡，都没有写。文章淡化了情节，减少了戏剧冲突。只是平实的记事，却又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又如《故里杂记·李三》前面描写李三的各种职业，地保、庙祝、更夫，都是日常的记事，平淡富有生气。最后打更的李三却做了盗贼，让人哑然。所有这些结局都是意想不到的，因为汪曾祺在前面没有故意地铺垫和渲染，也不刻意地设置悬念。所有我们看来小说必备的东西他都冲淡了②。就算是《大淖记事》里巧云被强暴的情节也没有被推向高潮，更没有加剧冲突，反而是平实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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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小说题材的复写...............................41
第二节 散文题材的复写...............................45
第三节 小说与散文题材的互写...............................49
第四章 反复的原因及利弊................................ 53
第一节 反复现象形成的原因...........................58
第二节 汪曾祺文学作品中反复的利弊......................58
第四章 反复的原因及利弊
第一节 反复现象形成的原因
在前面三章中，我们已经初步的探析了反复的现象和成因。一个作家的作品，不仅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直接的关系，也与作家的人生经历，在某一时期或者创作某一作品时的心态有关系。因此我们已经知道，汪曾祺的童年经历、求学工作、社会变化、创作动机、审美理想等都是其反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前文提到原因之外，还有以下几点根本原因：
一、对反复修辞的钟爱
反复的修辞手法主要是在同语反复中运用较多。纵观存在同语反复的作品，不仅 40 年代的《复仇》《待车》《谁是错的》等作品里有，60 年代的《羊舍一夕》《看水》《骑兵列传》等作品里有，80 年代及之后的作品中都有。并且数量不少，占所有小说作品的一半比例。也就是说反复的修辞手法贯穿汪曾祺文学创作的始终，这个现象值得关注。阅读这些反复的语句，我们可以知道反复的修辞手法的作用与其创作特色相联系。
如汪曾祺非常讲究文章的节奏和气势，讲究“言之长短”和“声之高下”的和谐搭配，注重语句的错落参差和音节的长短相间。反复是造成这种和谐语言的有效手段之一，在文章中形成一种旋律优美、节奏鲜明的艺术效果。如《幽冥钟》中反复出现的“东——嗡……嗡……嗡……”的钟声，《故里杂记》里李三打更的声音。通过描写人或物发出的声音的反复，使语言获得直观性和形象性，从而更生动的传情达意。又如《磨灭》《待车》等文章中开头和结尾均有相似的语句出现，形成一种重叠回环的音乐感，给人一种和谐又强烈的音乐美。其次，反复的修辞手法可以推进情节，如《谁是错的》《复仇》《鸡鸭名家》等文章中都通过反复的心理独白来推进故事，使文章结构层次清楚。内容上的层层推进，看似形散而神不散。再次，反复的语句还可以结构文章，渲染气氛。如《天鹅之死》《露水》《徙》《职业》等作品中多次出现反复的语句，先形成一种氛围，使人物与氛围融为一体。虽然反复的语句并没有直接写人，人却无所不在。并且人一旦离开了其特定的氛围便失去其存在的土壤，因此氛围的营造使人物的生命形态在反复的渲染中更加富于立体感。语言前后贯通，意蕴相互融合，文章结构紧凑，浑然一体。最后，反复的语句可以增加气势、突出感情、加强刺激，特别是连续的反复语句。如《鸡毛》《露水》《七里茶坊》等文章中人物的连续话语，爆发人物情绪，表达内心悲痛的同时又加深了读者的阅读感受，深化对人物故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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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汪曾祺是 20 世纪中国的文学大师，他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将现代性和民族性融为一体，将中国的文人精神与民间的传统文化发挥到一个高度。历来研究界对他的这些独特之处研究深广，却无意忽视了其具有普遍性的反复现象。反复是重复的一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反复在汪曾祺的作品中大量存在，并不是作者偶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意的运用。
本文以汪曾祺文学作品的反复现象为切入点，通过同语、同义、同材等不同角度和类型的反复探寻汪曾祺创作的启示——同语的反复对渲染气氛、结构文章、推进情节、表达人物感情、表现语言的节奏感和文章的复沓感有积极作用；同义的反复加强了理论说明，同时又造成了文本的重复，利弊兼具；同材的反复体现了其对生活思考的深入和创作思想的变化。语言风格的变化等等，虽然部分作品有重复的冗余之感，但总的来说利大于弊。
在探析现象的同时，笔者运用文本细读法、数理统计法、对比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努力探寻作者反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通过同语的反复在汪曾祺文学作品中大量的出现，可以看出汪曾祺对反复修辞手法的钟爱；通过同义的反复，可以看出他对“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散文化”、“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等文学创作观点的强调与说明。并且这些观点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与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密不可分；通过同材的反复，我们可以看到他创作思想的变化：由早期略带苦味的嘲谑变得温情，由重视抒情变得简练平实，这些反复的背后都与其人生经历密不可分。汪曾祺的童年在蜜罐中长大，青年在战乱中初尝生活。中年在样板团控制使用，在张家口下放劳动。老年在改革开放后获得自由与“重生”，练就了豁达与从容。这些都被他反复的写进作品中，艺术来源于生活，而汪曾祺认为小说就是写生活。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