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困境：朱日亮的写作主题
1.1 成长经历：困境书写的灵感源泉
朱日亮丰富的成长经历是其困境书写的灵感源泉。他的成长经历包括三个部分，饥饿贫困的童年、孤独的学生时代和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
童年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童庆炳说：“一个作家可以在他的一生的全部创作中不断地吸收他的童年经验的永不枯竭的资源。”[12]朱日亮的童年经历同样也影响着他的创作。朱日亮出生于 1957 年，他的幼年正好是“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整个中国都处于粮食和副食品短缺的危机之中。朱日亮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医生，母亲是小学老师，然而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投入监狱，母亲也被学校裁员，全家的生活只能依靠变卖物品和收房租来支撑。在朱日亮的童年时期，他就已经体会到了饥饿和贫困的滋味，他跟随母亲在郊区开荒，靠着这块土地养活全家。朱日亮因此经常目睹死亡，“那时候在结合部经常可以看到死孩子，饿死或病死的，赤裸裸的，或被野狗撕扯得残缺不全血肉模糊”[13]。他小小年纪就已经了解了死亡的残酷和生存的不易，这使得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饥饿、死亡的情节。
在朱日亮上小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从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割断了文化上的传承，形成了文化断层。来自“五四”的文化传统、理想价值都轰然倒塌，新的价值被迅速确立。朱日亮这样形容文革，“一夜之间，人们都疯狂起来，像霍乱一样，都在唾沫横飞地指责对方的路线和立场，都在排斥物质索取精神，都对完全不懂的东西一往情深，所有的人都成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14]。队伍、敌人、斗争、阶级、身份、路线、检举等词汇充斥着人们的生活，“魔鬼已经附体了，真理正在离去”[15]。在这种氛围之中，朱日亮开始了他孤独的学生时代。因为父亲的政治身份，朱日亮不得不面对周围同学的敌意和警惕。他备受排挤和孤立，不被任何团体或者帮派所接受，“敌人的儿子”的标签牢牢地贴在他的身上，他缺乏安全感，孤独脆弱，敏感不安。从小学到中学，朱日亮一直是一个“局外人”，独来独往，为了不遇见其他同学甚至自己开辟出一条上学的小路。虽然还是一个孩子，可是朱日亮却在学校生活中体会到了出卖、背叛、势力和虚伪，他提前了解到了人性的丑恶，这使他不止一次地想过自杀。 朱日亮这样形容他的学生生活，“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小学和中学从来没有过晴天，我的头上永远是铁灰色的天空，看不到太阳，也看不到蓝天，我在空气中总是能呼吸到大量的紧张和不安。”[16]这段经历影响了他之后的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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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写作理念：困境书写的原因
朱日亮是一个有自己独特写作理念的作家。独特的写作理念影响了他小说的题材选择和内容表达，也是他选择将“困境”作为写作主题的原因。
朱日亮的写作理念之一是忠于自己。他认为写作是一种“极限的自由”[23]，
这种自由使他从日常生活中逃离出来，拥有支配一切的权利，得到真正的快乐。朱日亮这样形容写作的自由，“我成了文字和语言的帝王，我残暴地统治着它们，温柔地爱护着它们，毫不怜惜地驱使着它们。在这个过程中，耶和华消失了，牧师渐渐还原成普通的牧人，只有我无形无影君临一切。”[24]为了维持写作上的自由，朱日亮坚持以一个业余的立场写作，他认为“业余是一种最好的身份”[25]。朱日亮推崇的作家卡夫卡就是一位业余作家。卡夫卡一生都因为职业和写作的矛盾而纠结痛苦。卡夫卡在给费利斯的信中这样描述职业和写作之间的关系，“但写作和办公室却相互排斥，因为写作的重心在深层，而办公室却处在生活的表面。一个人这样不停地上下奔忙是会被撕裂成碎片的。”[26]卡夫卡认为自己的生存意义就是写作，但是写作不能支撑他的生活，所以他为了生存，为了写作，选择工作。因此，卡夫卡的写作是自由的，忠于自我的。朱日亮就推崇卡夫卡的这种业余写作。朱日亮认为以业余的身份写作，可以使写作者不必为了名声和荣誉去迎合当时的文学潮流，也不必为了商业利益去考虑读者的喜好和市场的需求。这样不以金钱、荣誉为目的的写作才是真正忠于自我的、自由的写作，也只有这样的写作才能从更广阔的角度展现生活。朱日亮的写作是为了“替我或者别的人”[27]说话，但多数是为了替自己说话。因此在这种极限的自由下，朱日亮选择忠于自己的感受，讲出自己的故事。这种忠于自己的写作理念使他将目光更多地放在他的个人生命经验上，而他的个人生命经验则离不开“困境”这一主题，因此，他小说的内容都是人物如何在困境中生存，题材大都是来源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作家的忠于自己还表现为不对自己撒谎，将自己的真实生命感受展现给读者。所以朱日亮将自己对死亡、饥饿的理解，对现实、人性的认知全部诚实地展现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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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困境中的人物形象
2.1 女性形象：孤独与迷茫
“李夏”是朱日亮小说中最常见的女性名字，《走夜的女人》、《归去来兮》、《那眼井有多深》、《目击者》等小说中都出现了名叫“李夏”的女性。他在小说《目击者》中将这个名字的含义解释为“温暖和火热”[34]，“温暖和火热”概括了朱日亮对于女性的认知，他曾在《我的青春之歌》中这样写道：“不否认在矛盾和悲观之中我还体会到了女性的力量，那是复活的力量，它让我发现了世界的另一面。原来世界还有另一面，女性的存在让世界变得无比美好。”[35]所以朱日亮小说中的女性基本上都年轻美貌、充满活力。这些女性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孤独的漂泊者，另一类是迷茫的背叛者。
2.1.1 孤独的漂泊者
朱日亮擅于讲述在异乡漂泊的年轻女性的故事。这类女性大都年轻貌美，渴望在城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但因自身能力和客观环境的限制，她们的城市生活举步维艰。为了生存，她们选择依靠男性，通过卖身或被包养的方式在城市中立足。但是这种依附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使她们陷入越发孤独空虚的精神困境。
小说《归去来兮》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李夏身材高挑，皮肤雪白，是一个“漂亮得特殊”[36]的女子。她一直致力于去她父母的故乡生活。这种执念来自于她的父母。李夏的父母是来自大城市的知青，一生都在想方设法回到大城市，但最终未能如愿，抱憾而终。李夏继承了这桩心事，她认为她后面的生活一定和那个大城市有关。李夏其实是有自己的故乡的，就是眼前的小地方，可是李夏却总觉得这个小城市在拒绝她，这源于他人对她的评价“不像这个地方的人”[37]。这种被拒绝的屈辱感和父母的心事让李夏将在大城市安定作为自己的使命。可是这个过程却并不顺利，人事调动是异常困难的，李夏采取了嫁给大城市的人的方式，希望可以解决自己的工作和户口问题。可是并不是每一个大城市的人都有这样的能力的。李夏最后只收获了一段失败的婚姻。但是李夏并未放弃这种努力。在又一次失败之后，她站在繁华的街头，看着身边汹涌的人潮，只感受到了麻木和冷酷，因为这座城市的一切都和她没有关系。她在去大城市的火车上认识了成功商人柴进，从而改变了她的命运。李夏出卖了自己的肉体，换来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她最终达到了目的，可是却不是以自己理想的方式达到。李夏开始了规律平静的生活，她试着去了解这座城市，将自己伪装成一个本地人，但是这种伪装单薄如纸，一戳即破。柴进的一个无心之举就将她全部的伪装轻易地撕毁。李夏内心的孤独不安不会因为生活表面的平静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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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男性形象：软弱与坚强
朱日亮笔下的男性形象大至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软弱的屈服者，另一类是坚强的不屈者。
2.2.1 软弱的屈服者
朱日亮塑造了一些胆怯懦弱，脆弱不安的男性形象，多为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在这类男性的身上看到作家自己的影子。小说《我的蝴蝶》中的“我”可以看做是这类男性的典型。小说《我的蝴蝶》用第一人称讲述了“我”和一个名叫蝴蝶的女人的婚外恋。小说中的“我”已经结婚了。虽然“我”和妻子的婚姻生活没有了激情，已经变成了一种责任义务，但是“我”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选择继续维持这段婚姻，不会离异也不会再婚。可是这样的“我”却遇见了蝴蝶，一个年轻美丽、热情如火的女子。“我”无法放弃现在的生活，却又无法抵抗蝴蝶的魅力，只能在道德和本能中苦苦挣扎。“我”最终还是放弃了蝴蝶，因为“我不是一个有勇气的男人，我是一个既卑怯又懦弱的男人，或者说是一个犹疑拖拉的屠夫。”[51]这些男性人物普遍缺乏挣脱困境的勇气，选择通过妥协和逃避向生活屈服，他们是软弱的屈服者。
这种软弱体现为对他人的不断妥协。在小说《一个人看电影》中，主人公周小天就是一个向生活不断妥协的人，他所唯一坚守的事情就是一个人看电影，作者详细描写了周小天看电影的过程。周小天每次看电影前都会用心准备，仿佛要去赴一场约会。周小天对看电影充满期待，为看一场电影，他会准备整整一天，甚至不止一天，往往是前一场电影看毕，他就会立刻想着看下一场电影。在看电影前他还会洗澡，特意地换上干净的衣服，喷一点香水。周小天给一个人看电影这种行为赋予了一种仪式感。这种仪式感以及他对电影的选择和态度使得他看电影的行为充满了不同的意义。在周小天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如果非要找出一点与众不同之处，大概就只有一个人看电影这件事了。而周小天在面对妻子对他的质疑时也努力地想要维持自己的唯一的兴趣。但周小天的坚守却是脆弱的，他在得知妻子吕芳芳已经知道自己一个人看电影的秘密时的心情“如惊弓之鸟”[52]，在面对妻子的质问时他也无法向妻子坦白自己的真实想法，他没办法解释，无法回答妻子的质问，直到后来放弃了解释。在校长劝说后，周小天开始怀疑自己，他开始觉得自己做错了，抛下妻子，自己一个人看电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至少对她是一种忽略，细想想，他甚至有一种罪过的感觉”。[53]最后他选择妥协，买两张电影票，邀请妻子一起看电影，放弃自己唯一的快乐。就如文中所说“他一生就是退让的性格”。[54]周小天对自我的坚守是脆弱的，一旦面临外界力量的介入，由于人物软弱的性格，就会变为一种退让，一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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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含蓄节制的叙事方式........................25
3.2 细腻丰富的心理描写.................26
3.3 想象：提供另一种可能性....................29
第 3 章 书写困境的多种方式
3.1 含蓄节制的叙事方式
海明威将文学创作比作“冰山”，他认为“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60]在文学创作中，作家不必将故事面面俱到的展示出来，只要作家写作真实，适度的省略会帮助读者更好地体会作品。
朱日亮就在追求一种含蓄节制的叙事方式。他明确的提出了小说的减负。他在《叙事的诚实和小说的瘦身》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不主张叙述者把所有的东西一股脑地推给读者，我们现在的小说普遍在用加法，很多小说把一些可有可无的，读者不需要的东西塞给了读者”[61]。他认为作家应该去掉可有可无的情节和繁琐的话语，使小说变得精干含蓄。叙事上的含蓄表现在作家对外在的情节性冲突的回避，情节性冲突这一概念来自于洪治纲，这是指小说中激烈的故事情节。朱日亮对出轨、卖身等情节采取暗示方式处理。比如《走夜的女人》，小说用暗示的方式回避对主人公卖身生活直接展示，对人物生活进行细节描写，向读者暗示她们职业是走夜女。比如，在没有找到工作的情况下，节俭吝啬的吴银弟却花钱买了一个 BP 机，接到消息就急急忙忙地化妆出门，更是经常过了午夜才回家。朱日亮通过这些细节向读者展现人物的生存困境，即没有一技之长的吴银弟进入城市，为了养家，只能通过出卖肉体谋生，因为她除了肉体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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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