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知识分子的镜像书写
1.1 穷困的现实存在
如果说颜回之选择“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①而不改其乐是贤者的表现，那么，阎真笔下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处境类似，则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实在是一种贫穷的写真。甚至有时连“一箪食，一瓢饮”都不能轻易获得，需要以尊严的牺牲为代价，这不是夸张，在社会以金钱为中心的时代，尊严没有力量与之匹敌，显得那么“弱不禁风”。中国素有安贫乐道的精神传统，从丰富的隐逸哲学即可窥得一二，知识分子常以此彰显自身超凡的精神境界。但这种可以品咂的“穷”绝不等同于经济发达时代的“穷”，那种“穷”之所以让人迷恋是因为苦中尚有回甘，守贫以得心灵的自由和人格的高贵，颇有些文人自诩的味道。而此刻，阎真笔下的“穷”则很难当作一种荣誉的表征，“穷”回归了“穷”的本意，真正的困窘一定是带着愁容，闷闷不乐的，正如阎真所讲述的人物。从其所处的时代到其所处的时代，创作者与表达对象之间的零度距离使阎真的描写具有了写真的性质，历史在这里留下了足迹，正如杜甫的现实主义诗作被成为“诗史”，阎真则用小说记录了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的生存史实。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社会改革，使社会的发展空前加快，人们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一头扎进市场经济的大潮，一切向“钱”看。与此同时，也抛却了许多有碍前进的累赘，比如道德原则，比如远大的人生理想，比如人格尊严等等。在阎真的小说中，我们随处可见这些可贵价值的折戟，更不用说不战的投降和迎合。当然，小说的目的并不是以此鲜明的对比来树立道德丰碑，人格典范。小说存在的意义不是或不能仅仅是道德态度的表现，而更应该是一种对世界的追问。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对文本内容表示一种态度上的肯定或者否定，或者对文本所传达的是非曲直进行二次的度量，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以一种可能的方式表现了世界的矛盾，以及人在其中的存在可能，这是追索的立场，是进行时态，而不是态度鲜明的对错判断与道德裁决。以此来看，阎真的小说则是对知识分子在世纪末社会转型时期的生存状态的可能性描写，同时，这种可能性描写并不是无根悬浮的，因为可能的发生要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而且关注的视角并不局限于一隅，在广而深的现实面前，阎真撷取了四类知识分子，海外留学生，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学院知识分子和现代女性知识分子。四部长篇小说，即是这四类知识分子群体的困境实录，文本触目之处，多是一片愁云惨淡，其中最令人失却人格尊严的当属突然变得异常艰难的生存现实，这在《曾在天涯》所描述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那里显得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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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迷失的“自由”女性
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以大刀阔斧的破除旧文化，旧道德为基本目标，其中当然包括以约束女性为目的，以“三从四德”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思想，单单是一个祥林嫂的悲剧，就足以说明这种封建思想的罪孽深重。因此，“女人的发现”也是众所呼吁的“人的发现”的题中应有之意。学人为之奔走呼号，化笔为戟，为被封建枷锁束缚了千年的女性摇旗呐喊。男女平等，婚姻恋爱自由等观念成为最能令那一时代的青年男女心潮澎湃的代名词。但是，当这些兴致勃勃的男女响应时代的召唤并决定践行的时候，其背后的封建宗族就露出了不容商量的铁面，并引发了诸多令人感伤的人生问题，鲁迅的《伤逝》可以说是这些问题的代表。子君常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②，力图对自己的人生获得主动权，逃离封建藩篱的束缚，以得自由。然而“铁屋子”的毁坏总是不易的，子君只身一人为自由的呼喊很快就会被“铁屋子”的坚壁消音，越是求自由越不得自由，子君以悲剧告终，这是一个社会匮乏自由的时代，需要用时间来等待自由的缓慢成长。
然而转眼当下，情况似乎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这是一个自由泛滥的时代。阎真通过《因为女人》告诉我们，即使获得了子君曾经求而不得的自由，悲剧依然没有停止发生。女性似乎实现了“我是我自己的”要求，但究其实质，在一个以消费，欲望为中心的时代，女性终于悲剧的发现，自己原来是不存在的，只是迎合满足世界欲望的人体工具罢了。《因为女人》这部小说的出版曾引起不小的争议，原因是认为阎真表现了太过悲观和太过残酷的新时代知识女性的生存状况，特别是在情感方面，爱情成了奢谈，肉体欲望的满足是一切行为的源动力，或与现实有了太远的距离。批评的焦点还有小说中处处流露出来的男性宰制世界，宰制女性命运的观点。其实，在笔者看来，这正是阎真之所以创作《因为女人》的用心之处和勇敢之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①树立一个供人攻击的靶子，在一片群情激愤的批评声中，让人关注女性的生存现实，以挽回女性在歧路的越行越远。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阎真创作《因为女人》并没有离开现实太远，应该说是从现实中得来。因为这部小说的创作前后历时六年，建立在两千多条笔记的基础之上期间对实际生活的细微洞察和相关问题的反复揣摩，在这样一个足够长的创作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相比一些高产的作家而言，阎真在这方面显示着一种可贵的冷静与沉稳。现实的残酷并没有被阎真夸张放大，只是被艺术的放在了书本之上。之所以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恰恰是因为创作起到了聚焦的作用，也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被阎真写进书本的女性情感悲剧在实际的生活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无疑又是一重悲剧，即人们对身边悲剧的漠然无感，习以为常。这就需要有着强烈现实意识作家的敏感和直面残酷现实的勇气，这是文学创作应该的生发之处。当然，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各方面都十分幸福的女性，两相对比之下，我们迫切地需要倾听那些被自由挟制的女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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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士”为“士”的呐喊
2.1 使命的自觉：作品背后的作家
阎真写知识分子，并能够写出知识分子的深心，除了其艺术才能以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阎真本身的知识分子身份。他不单单是一位以写作谋生的作家，这种身份的最终成立源于阎真对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自觉，成长于变革的时代，经历了变革的风雨，看到的太多，听到的也太多，于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些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小说是阎真内心情感的凝结。在被问及为什么会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时，阎真将之归结为“这是我的宿命”①似有说不明白的缘由。诚然，一个人的命运道路会有怎样的走向，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但在反观人生所作出的各种选择时，我想，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使命感会在冥冥之中起到牵引和召唤的作用。否则我们将很难解释为什么阎真恰恰关注了知识分子群体，而其笔下的知识分子又会有那样特别强烈的使命自觉，并会因为这种使命感在时代中的挫败而陷入心灵的困顿。我们当然不能把文本的主人公当作作家本身，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可以在主人公身上找到作家的影子，尤其是对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而言。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强烈的使命感来自于作家自身。接着，我们还将继续追问，又是什么促使阎真自觉到了自己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也即是这种使命感来源于哪里？应当说明的是这种使命感的内在规定包括批判的本能，对社会人生的关怀，对君子人格的推崇，对道德原则的持重等等，当我们进入阎真的精神世界时，这些应该是其基本的底色，散发着浓厚的传统意味。
阅读小说文本，也可以发现阎真笔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总是有着传统文化的色彩，并以此陷入了与发生巨变的时代的纠结之中。这是阎真小说所聚焦的问题。而这种问题之所以显得迫切，是因为作家在现实中也遭遇了如此的思想困惑，“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悲凉，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对生活的体验。”①这话说得悲切，从中能够明显地感受到持有传统信仰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现实危机感。危机来自于一贯所信奉的价值观的失落，而阎真这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独钟情结并不是空穴来风，这里有作家深刻的生命体验。阎真本身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具有莫大的影响，是人生基本价值观形成的源头，不知不觉的熏染就足以让人带有一种文化的底蕴，这种底蕴甚至都不为人所自知，是一种浑然的自觉，在必要的时刻显示出其特别的文化敏感。阎真的少年时代经历了“文革”，当时小学毕业的阎真学习没人监管，处于一种很闲的状态。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也让阎真获得了某种自由，在这种自由之中，阎真获得了自主选择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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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意义的求索：知识分子的生命追寻
早在春秋之时，孔子就开创了士的传统，“士志于道”成为历代士大夫的人生信条，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这“道”的重要性；而后孟子有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屈原践行着“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而未悔。”范仲淹沉吟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无畏英勇，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激荡了多少民族英雄的心。顾炎武高呼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古至今，这种牺牲自我，关怀天下的精神一直都在士阶层延续，并且被视为十分重要的存在，人生的意义可以通过这种情怀的践行得到体现。而传统又具有统摄的力量，一直在人们的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虽说古老的士大夫阶层已经随着社会的变革和进步而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中，但士阶层的精神品质却一直在延续着。正像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①即使是到了当前，我们仍不难找到这样热忱的士大夫情结。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情结是人生意义的寄托，而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是因为在基本的生存之上，还需要意义的追寻。那些形而上的意义追寻是支撑生命存在的力量，如果失去意义的存在，人生会显得索然无味，如同失却了灵魂，不过一副皮囊罢了。
然而，就是这样传承了千百余年的价值观，却在当今社会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市场经济让人们聚焦于物质的累积和享用，精神价值一度被抛在了脑后，这是一个解构意义的时代，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发生了颠覆般的变化。人们的精神信仰被证明是没有终极意义的，失去了精神信仰的人们显得茫然无措，陷入了意义的焦虑之中。具有强烈现实主义意识的作家阎真用作品表达了知识分子在这个急剧变革时代的思考：生命的意义在物质至上的时代到底用什么来证明？可以说阎真不仅描写了真切的现实，还表现了关于现实的思考，追问、思辨、焦灼，无不透露着明显的哲学意味。从作家回到文本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所为之苦苦追寻的意义存在究竟是怎样的样貌，而这些则是知识分子灵魂高贵的证明，也是人之为人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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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从“知识分子”到“知识人”.........................37
3.2 知识分子的可能性...............................41
第三章 从“知识分子”到“知识人”
3.1 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身份
身份是自我存在的直接证明，失去身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证明。而身份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是因为身份所代表的独特性，正如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因为独特性、唯一性才有了存在的价值与必要。与此同理，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高辨识度来源于其所存在的文化氛围，确切的来说，是由古以来不断丰富与传承的传统文化氛围，这种文化传统具有非常强韧的生命力，传递千年而愈显其魅力，虽然在传承的过程中遭遇过挫折与损毁，但作为一种已经内化为人们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存在，是很难遭到致命的割裂的。仅仅是这种文化历经劫难而不衰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就能看出她的存在对于生活在其所覆盖的文化氛围之中的人们的必要。虽然，二十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曾经以摧枯拉朽之势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态度决绝的抨击与反叛，并且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鲁迅竟然主张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①这在今天看来绝对是匪夷所思，不可理解的。但有一点必须作为前提，以当下的观念去看待或评判历史上人们的行为选择，中间隔着的巨大的时代鸿沟无疑会造成认知上的偏颇，所以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是必要的。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矛盾是民族矛盾，落后挨打的境地让人心痛不已，民族的生死存亡紧紧牵扯着每一个心怀天下千秋的知识分子的心，迟缓笨重的历史进程使知识分子瞄准了统摄中国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这是一种落后的恐惧，一种迫切进步发展的心理，催促着人们不得不作出一些当机立断的举动。所以，这种突然而又决绝的反叛并不是说传统文化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我们需得看到那些站在时代前沿呼喊的知识分子背后有不得已的苦衷。但具有强韧生命力的文化传统并不会就此一蹶不振，及至八十年代中期文学上的“寻根”热，以及九十年代社会上兴起的“国学”热，都在有力的证明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魅力和存在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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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