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李洱长篇小说的叙事主题
第一节 日常生活中个人意识的消亡
个人意识的彰显不光是李洱长篇小说中的叙事主题，同样也贯穿于李洱小说长期的创作历程当中，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从李洱的创作历程出发，呈线性化地了解其如何通过描写知识分子于庸常的日常生活中彰显个人意识的。李洱曾在采访中说过，“我觉得当下的知识分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搞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一类是人文知识分子，在一类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那种为统治集团出点子打下手的幕僚式的知识分子。’”众所周知，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具有时代性和代入感，将现实问题代入到某个时空之中的某个人物身上，李洱就将视角转向了如同自我一般的当代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以嘲弄和戏谑的姿态观望着。
那么，笔者归纳整理了所涉猎的李洱中短篇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从人物名称、身份、主题事件、原因、作品五个方面进行了图表绘制，如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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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权力斗争中个人意识的体现
在李洱的叙事版图中，如日常生活一样，权力斗争不再是辅佐其人物塑造的一种外在背景式的因素，而是融入小说叙事深层次的主题和结构当中。放眼李洱的两部长篇《花腔》和《石榴树上结樱桃》中，更多的是个人意识对权力斗争反抗无果的一种悲剧性叙事，无论是历史语境下宏大的远景中知识分子的悲剧一生还是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乡村场景中知识分子世俗化的演变，李洱将权利斗争贯穿于这两部小说中的主题和结构当中，而其中个人意识的体现主要是从历史知识分子和乡村知识分子处于权力斗争核心和进程中，李洱依靠着各种权力的挪移和斗法形成了自己长篇小说鲜明的叙事主题。
一、历史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
在《花腔》中，主人公葛任身处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语境下，成为三位历史亲身经历者言说的对象，他的个人意识正是在白圣韬、阿庆以及范继槐所代表的各方势力之间的争斗中被埋没和冲散，失去了自我言说和自我生命的主宰能力。包括这三位叙述者在内，虽然极力反抗，但他们所谓的“个人性”其实都在这场宏大的历史叙事中逃避不了生与死的纠葛。
历史知识分子参与到权力中心的结局往往是悲剧的，这与其个体自由与历史的集体强制相悖是息息相关的。“历史作为人类群体性活动的产物，它的演说并不是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自由和理想为前提的，相反，它常常是以削弱个人的特殊性为代价，以便在更大层面上谋求人类的共同性来维护自身的合理性，推动社会在不断协调的过程中向前发展。”19不同的历史派系势力之间的不均衡，势必导致其争权夺利中戕害、束缚代表个体的历史知识分子的生命与自由，尤其在战争年代，个人的安危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小说主人公葛任作为革命运动的一名马列教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因言得罪，也就是吃了没有耍花腔的亏，将所谓的“罪人”托洛茨基与列宁并称为朋友。这样个人化的事实言说在当时就如同定时炸弹，被定为“托派分子”，威胁到他人的利益。他的第一次“被死亡”就是自己的同乡田汗安排的，他认为最坏的结果是葛任死亡，但死在日本人手中就是民族英雄，而被自己冤死就是不值得了。从这里就可以体会到李洱叙事的高明之处，葛任个人意识被权力斗争所压迫这个事实，是从主人公身边的田汗所叙述出来的，这就给读者指明了历史法则中个人是无法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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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李洱长篇小说的叙事策略
第一节 言说的叙述者
所谓叙事，我们指的是有以下两个特征的文学作品，即存在一个故事和一个叙述者。”而故事的出现，伴随而生就是讲述和聆听，那么文本中讲述故事的人，在叙事学中被称为“执行特殊使命的人物”。而任何文本的叙述格局都是由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之间的对话关系决定的，不同于作者，他们是虚构出来讲述故事的人，而作者却是现实中正常存在的、真实的，是作品的撰写人，创作者亦或是文学世界的建构者。作者将自己的权力下放给叙述者，他们不单单可以讲述作者想要传达的故事，而且可以将叙事时间一一划分开来，情节一一铺排开来，文本话语一一陈述出来；同时，叙述者不是小说故事中的那个主人公，而是故事的言说者，是站在作者笔下的一位历史长河岸上的一位言说者；再者，将叙述者隔离于所讲述的故事之外，既增加了作者想象的时空，又给叙述者极大的能动性，对所讲述的故事拥有改动或者编造的能力，使得小说叙事结构更加完整，情节更加扑朔迷离，更具吸引力。
这样看来，叙述者在小说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是将叙述时间和叙事意象进行整体组合的组织者，如同指挥千军万马的司令，在沙盘上指点江山，运筹帷幄；而且他又可以隐藏在故事之后，如同说书人一样，讲述着故事发展的脉络，没有一丝一毫的情感，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叙述话语。
在李洱长篇小说的叙述者中，无论是《花腔》中的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以及‘我’还是《石榴树上结樱桃》中的“冷冰冰的说书人”，他们都在讲述一个作者想要讲述的故事，是连接创作现实时间和虚构故事的一个桥梁。而前后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花腔》中的叙述者更具多样化，一来有历史的参与者，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二来有主人公的亲属所搜集的史实资料。但他们所言说的对象是统一的，即葛任的生死经历；但《石榴树上结樱桃》中的叙述者更像是评书和旧小说中的“说书人”，他们并没有经历过或参与过故事的发展，有点像赵树理小说中那样，是一种“评书体的现代小说形式。”所以说，李洱的这两部小说中可以说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一方面，《花腔》中多样化的叙述者争先恐后地进入到故事文本当中进行叙述，多种视角下对葛任的出生、恋爱、留学以及双重死亡进行了言说，这样的叙述是火热的；另一方面，《石榴树上结樱桃》中叙述者并没有那么热情，而是像电影旁白一样，讲述着围绕着孔繁花所在的官庄村的选举历程，即使情节荒诞、语言幽默，叙述者并没有太多的感情入乎其内，更多的是将故事的细枝末节和反讽意味表述出来，这样的叙述是冰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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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错落化的叙事时间
罗钢的《叙事学导论》中讲道，“所谓故事时间，是指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状态。所谓叙事时间，是它们在叙事文本中具体呈现出来的时间状态。前者只能由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根据日常生活的逻辑将它重建起来，后者才是作者经过对故事的加工改造提供给我们的现实的文本秩序。由于在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之间存在着这种差异，长久以来，叙事时间就成为了作家的一种重要的叙事话语和叙事策略。”“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将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不一致称为‘时间倒错’”。
那么在李洱的这两部长篇中，李洱故意打破时间的顺序而进行艺术创造的例子比比皆是，从《花腔》的时间跨度来看，它上自满清政府时代，下至世纪之交，横跨了将近一个世纪。在这样的跨度中，小说中不同的叙述者将叙事时间打碎，进行利己化的重新整合，从而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叙事美学，即历史远景中知识分子的命运与现实处境的交错纵横。
一、“现在”对话中的历史倒叙
苏联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曾这样说过：“生活就其本质说是对话；这（对话关系）几乎是无所不在的表象，浸透了整个人类的语言，浸透了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表达形式，总之是浸透了一切蕴含意义的事物。”那么小说创作作为小说家们表达个人诉求和引领社会价值的方式，绝对可以从属于对话之中了。而李洱曾这样说过，“《花腔》中的每个人不是说给自己听的，而是说给某个人，而这个随时可以置他于死地……他们的自述都有听众。”所以说，《花腔》的叙事手段就是一种对话，是以叙述时间为节点的“现在”这个时期中叙述者与听众之间的对话中的历史回忆。
这三段对话，都是有具体的叙述时间的，即第一部分《有甚说甚》中的 1943 年 3 月、第二部分《向毛主席保证》中的 1970 年 5 月 3 号以及第三部分《OK，彼此彼此》中的2000 年 6 月 28 号——29 号。这三个时间是所谓的“开端时间”，象征着“现时叙述”，
也就是笔者所称的”现在“（相对于逆时叙事中的追溯的“过去”和预言的“未来”），即文本叙述时间开始的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线性关系，它们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来排序的，而历史也在这三段对话中不停地涌现、消解甚至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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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李洱长篇小说的叙事话语 ............................ 30
第二节 叙事话语的言语构成 ........................... 32
第三章 李洱长篇小说的叙事话语
第一节 叙事话语的口语化特征
在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样评价：“《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这两部长篇，是他（李洱）迄今最重要的作品；它们也表现了互异的取材和艺术方法。前者以粗线条的故事讲述笔法，写现代的革命历史，多少表现了某种‘翻转式’的结构意图，因而被批评家归入‘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名下。后者则以当前农村生活为对象，写权力对乡村生活的笼罩与主宰，刻画置身其中的人们所经受的诱惑和考验。在艺术方法上重视生活细节描写，和对农村口语的运用。”这里提及的农村口语，其实更多给笔者的提示是一种话语体系，是贯穿于李洱这两部小说中值得探究和思考的地方。敬文东在《历史及历史的花腔化》中提到了“普通话”和“方言”的论调，他认为在李洱小说《花腔》中存在着两种话语体系，也就是“由革命话语和小说所包纳的时空形式中不同时代、不同空间中的时尚话语”所构成的“普通话”以及“纯个人的语言、表达个人内心最真实的语言”所构成的“方言”，从而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对抗性。而在梁鸿的《“灵光”消逝后的乡村叙事》中有这样的论述：“在李洱的乡村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中，充满灵光的、神圣的、哀愁的乡村，充满人类与民族所有命运与主题的乡村被隐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完全展览式的、世俗化的乡村。”这样的官庄村的每一个成员，他们都是乡土中国的一员，同样也是这一台村选好戏的各路角色，每一个人嘴巴都操着一口熟悉又亲切的农民口语，让几乎没有更多“情感焦虑”和“道德焦虑”的叙述者能将叙事话语的真实性原原本本地为读者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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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论文从叙事主题、叙事策略以及叙事话语三个方面对李洱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进行解读，在坚持书写知识分子的创作历程中，大胆介入到了历史宏大叙事和乡土中国的场景描摹当中，不得不说，李洱始终在追求着改变。在叙事主题的表现上，从创作伊始，李洱就本着自我解剖的态度将视角投入到当代知识分子个人意识与纷杂、庸常的日常生活的消亡表现，在看似纯粹、有力的揭露之中，足以看出李洱细致敏锐的观察力；但他的笔锋不是冰冷的，他在批判的同时心中仍充满着对知识分子个人意识复归的期盼。从而在长篇小说中李洱延续这样的叙事主题，就有了《花腔》中的葛任形象，虽然对于历史权力意志的反抗失败让葛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李洱其实是在用这种麻木和牺牲来唤醒知识分子要的个人意识；而且在《石榴树上结樱桃》中的乡村知识分子形象在村民选举的最基本的权力斗争当中无一幸免，都沦为权力斗争的附属品。李洱借此突破了传统历史小说和乡土小说中对主人公光辉事迹的彰显或者归乡苦难的刻画，从而将权力斗争的过程叙述作为主人公个人意识表达的叙事背景，看似放弃了人物塑造的主体地位，其实是扩大了其小说人物的活动空间，更加贴近小说的叙事主题。在叙事者的安排上，首先，李洱将故事人物的经历交由权力斗争中各方势力的代表人物所言说，而又赋予这些人物与主人公或多或少的亲密联系，于多重声音的展示中，给读者彻彻底底地来了一次叙事“花腔”；其次李洱并不局限于单一化的叙述者形象，而是在多重声音的背后通过隐蔽叙述者的形象，为读者一一解析和讲述。为小说提供了丰富意义的同时，又使得叙事文本形式更加新颖。李洱对叙事时间的讲究可以说是完全展现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中，在历史进程的线性叙事中，或倒叙，或插叙，使得叙事时间呈现错落化的特征。在叙事意象方面，李洱将其作为叙事的线索和场景体现，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叙事特色。而李洱最得心应手的语言，在小说中呈现出口语化的特点，俗语和方言的运用使得小说叙事更加地贴近读者，同时构筑不同的话语体系，使得人物形象更加地鲜明。因为李洱出生农村而又是学者型作家的身份，他的小说游刃有余地徘徊在知识分子和乡村书写之间，形成了当代文学史上一处风格特异的难得景观。但鉴于笔者现有的资料和时间的关系，李洱长篇中还有很多更值得深入挖掘的地方，如其长篇的叙事结构分析、文体写作的创新尝试都是本论文尚未涉及到的，但笔者相信，随着对李洱这两部长篇的深入品读，
一定会在这些方面更进一步。
参考文献（略）